记忆归来 寻找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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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归来，在20年后，以一个旅者的身份。

　　飞机对一个归乡者来说，太快了。归者最适合步行，适合夜晚，适合一路风雪，然后故乡的犬吠了，当你是个陌生人。次之是乘火车，有着旷野戈壁上一排排向后退去的电线杆的苍凉。我少年时就这样离去的。

　　机身震动，落地，看见“新”的空港大楼，“乌鲁木齐”四字是新描过的红。

　　这是晚上8点的乌鲁木齐，白天漫长、明亮，夕阳初下，

多彩夏季，快乐出游 把古老的长城留给子孙 走进地下铁赏独特风景 聚焦国内知名企业
光影斜出些味道来。出租车在方正的楼影中穿行，一个标准的城市面具让归乡者的记忆面目全非。这会使我恢复一个旅行者的使命——体验陌生带来的新奇快感，虽然总会忍不住地辨认什么。

　　戴安娜?希普顿夫人在回忆录《古老的土地》里对1935年乌鲁木齐的评价：“……这座城市具有一个半西方化的城镇具有的一切令人感到沮丧的特征……”

　　沮丧是因为你几乎辨认不出乌鲁木齐与其它城市的区别，虽然它承载了许多异域的想象。“半西方化”就是“半现代化”，因为它也没有大都会那种侵略性的繁华。70年后，乌鲁木齐依旧保持了这种步调。

　　乌鲁木齐和许多城市相比历史太短：1767年新城筑成，乾隆皇帝钦定城名“迪化”（“启迪教化”之意），成为一个扼天山南北路的屯垦中心，主管南疆事务；光绪十年新疆建省，首任巡抚刘锦棠是左宗棠麾下的湘军名将，他对这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大扩建，其规模和布局一直保存到建国前夕；1953年改名乌鲁木齐，因为穿过迪化城的那条河一直叫乌鲁木齐河。乌－鲁－木－齐，四个短促的音节，前三个含混，最后一个响亮，合成为一个游牧民族对故乡的想象——“优美的牧场”（蒙古族准噶尔部落语）。

　　现在林立的高楼挤满了“牧场”，而在1985年之前，乌鲁木齐最高的建筑一直是“八楼”。就是刀郎那句著名的歌词——“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里的
“八楼”，以前是乌鲁木齐唯一接待外宾的宾馆，因为高达八层，当地人直呼八楼，连公共汽车站名也随了俗。本想直接驱车去“八楼”（即昆仑宾馆）入住，出租司机说，八楼早就不行了，才是个三星，还是去四星的假日酒店吧。假日酒店临近西大桥，是整个城市的中心。

　　西大桥，我童年以为最繁华的地方，桥西是人民公园（俗称西公园），桥东是著名的红山，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去处。

　　10点夜色初上，空气里弥漫着烧烤的味道，某个拐弯处，蓝色的烟雾升上来。烟闻起来淡淡的，有一点甜蜜的辣味。这是烧来自大沙漠的特殊植物——红柳的味道。循着这股烟味，一定能找到美味的烤肉。那种烤肉的架式才叫壮观！一大排近百个几米长的大铁炉子，一头接着一个半人多高的水壶，烧着茶冒着白气，一头长槽里，炭火透红，半米多长的铁钎上串着大块的带骨羊肉，肉上的油，一滴滴掉在火里，引得火花跳跃蹿动，香气四溢。随行的摄影师兴奋起来，这符合他对乌鲁木齐的想象。



第二天，我和摄影师各自行动，寻找各自的乌鲁木齐。

　　打一辆出租车走北京路去河南路，正好是刀郎唱的二路汽车的行走路线，“八楼”缓缓退去；看到新疆科学院——彭加木的科学院，并未改变；到铁路局，就是河南路口。想必你发现了，乌鲁木齐大部分地名都是工作单位名，这是个典型的由机关、工厂、公司及其家属院组成的新兴城市。各个单位又来自不同的省市。

　　转进河南路，有一半是铁路局的地盘，能看见铁路医院已经变了样，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接下来是我父母的工作单位——自治区一建。我下车四顾，已看不见我熟悉的建筑。踱进家属院，原来的平房全部变成五层的住宅楼，路边老人坐在一起聊天下棋、晒着太阳，操着亲切的东北口音，他们都是我父母曾经的同事，并不理睬我这个陌生人。我甚至坐在他们旁边安静聆听，闭上眼，有一种时光回流的陶醉。

　　其实我已经回家了，但是没有人知道。

　　我有点恍惚地穿过住宅小区，我将怎样找到我的童年玩伴呢？我相信他们大多还在这里。这就是这座城市的两面，它可以变化得面目全非，却又保持着一种周而复始的凝滞——你在单位医院出生，上单位子弟小学、中学，甚至去单位系统的技能学院，毕业了回到单位工作，或许一辈子都走不出单位了。

　　家属院依然是个熟人社会，没有因为大楼淡漠了彼此。我在路上打听我原来中学校长的住处，一路有人指点。敲开门，报了名，老先生还记得我，毕竟是我父母的挚友。告别时老先生说，我帮你找到你那些同班同学，放心吧。

　　我继续寻访和辨认我住过的地方，从一处到另一处。

　　翻出我1990年写的对这里的回忆，有着稚嫩的情绪和笔法：

　　我家不远处有一条很急的河，常常都要冲走人，据说是天山流下来的。河对面是一片极好的树林，去那要绕很远处的一个木桥，并且随时受到那里的孩子用石片攻击。我很小就学会与异族的孩子共处或者打架，并且一直持续了很久。

　　那条很急的河就是乌鲁木齐河，被改名成“和平渠”。我在和平渠边行走，小时上学觉得很遥远的路，现在看来不过如此。其实穿过塑料厂可以更近，但塑料厂的人都是天津口音，听见我们的东北口音就知道是“一建”的，听见北京口音，就知道是铁路局的，孩子间就开打了。

　　再走就进了另一个住宅小区，猛然发现我住过的楼还在。那一刻觉得自己不行了，有触目惊心的感觉。楼已经陈旧不堪，我慢慢上楼，楼道的墙面在剥落中黯淡，楼梯把手是我曾摸过无数遍的，手再放上去，有点抖。上到三楼的“家”门口，想怎么都要敲门要求进去看看，却发现门挂着锁，锁蒙着灰，荒废很久了。家是很容易丢掉的，人一走，家便成一幢空房子。

　　发了会儿呆，下楼，在楼道的窗户往外望，该看到的风景全变了：一条大路整个不见了！代之层层叠叠的楼房。我写过这条路，以及路边的风景和音乐：

　　还是《二泉映月》。它像一道被打开的陈旧背景，敞露出少年夏日的空旷原野。那是每日午睡后上学的路上，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远处的高音喇叭里几乎不例外地放着这首二胡独奏。我在土路上颠簸摇摆，旋律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忽隐忽现。我的右边是大片麦田，在风里展出水样的波纹，我总是在这时哀伤并沉醉起来。

　　音乐戛然而止，总是这样。插进来是报时的嘀嘀声，然后是天气预报。我感到怅然若失，仿佛一片荫凉陡然消失，又暴露在阳光下一般。

　　这首沉郁幽远的名曲，应和着一个少年人的落寞，成为记忆的润滑剂。



回到酒店，摄影师也回来了。

　　他去了二道桥。一句名言说，如果你到了乌鲁木齐而没有去二道桥，就等于没来过乌鲁木齐。

　　我说，一说二道桥，就知道你是个外地人，本地人只称那里是“二道桥子”。看了他拍的相片，才知道二道桥子修了个“国际大巴扎”，原来的二道桥子市场敞开的店铺、支起的布棚子现在却越来越少了。它们都被赶进了新修的大巴扎当中。这座建筑远看像一个巨大的堡垒，据说为了保有新疆维吾尔建筑的特点，它的每一块砖都是特制的——特意把它们烧成塔里木沙漠的颜色，但是走进去，里面就和一般的商场差不多，一节一节的柜台，有肯德基、家乐福。

　　后来和摄影师再探二道桥子。绕到国际大巴扎背后，随便从一个巷子扎进去，两旁都是敞开的铺子。铺里传出巴基斯坦流行音乐，商贩用听不懂的语言叫卖，满街高鼻深目的人……这一切会让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产生错觉。

　　再往幽深处，不知道生存了几十年还是几百年的黄泥屋，挤挤挨挨的，把街道拿捏得弯弯曲曲，每一弯每一曲之中又藏着不同的物什。

　　一个拐弯处金光灿烂，叮叮当当声中，工匠们已经开始了劳作。这里是手工工厂，也是手工卖场，黄铜被加工成器皿，现做现卖。再一个拐弯处，各种各样的地毯挂毯满地满墙都是。懂行的人能发现它们都是植物着色，这种古老的染色法在世界其它地方已经失传很久了。

　　二道桥子在民间被赋予了更复杂、暧昧的意味。这里的每条小巷都深藏着些什么，连空气都是浓稠的。从小里说，这里就是乌鲁木齐解放南路上的二道桥子市场；如果往大了说，把和二道桥子同一精神气质的地方都算在内，就是南门以南、南梁以北的大块地区。这块地区就是旧时的回城。

　　当年的乌鲁木齐有三城，一是较大的汉城，主要是新疆的官府和汉人居住地；汉城之南是回城，居住着维吾尔族和回民；另外一个满城，是当时清朝王公和八旗兵的居所——里面可能就诞生过《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

　　现在的汉城没有保留下更多历史，天津杨柳青人缔造了乌鲁木齐近代的商业，永裕德、同盛和、复泉涌、德恒泰……津门八大家，乌鲁木齐的老字号没有一家能像其它城市那样保留下来。城墙早已不在，只遗留下南门、北门、大西门、小西门、大十字、小十字等地名。

　　当年的南门是汉城和回城的分界，现在还是分割两个世界的沟，南门之南二道桥子里有中亚、西亚所有时髦的东西。南门之北的现代大商场里是昂贵的、国际任何都市都有的名牌店。这个城市的审美观就这样分裂对立起来：二道桥子里最时尚的东西，过了南门可能就是最俗艳的；二道桥子里最抢手的货，过了南门就无人问津。

　　我和摄影师的使命是寻找乌鲁木齐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除了二道桥子，我开始打听最好的酒店。当地人说，当然是银都酒店了，政要和成龙来，都住那里。于是我们开始换酒店。

　　酒店的总经理助理刘先生是接待过成龙的，他给我们打开了成龙入住并夸奖的总统套房。怎么说呢，我觉得成龙对酒店的恭维是一种礼貌，作为新疆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却不可能与大都市的同级酒店媲美——它豪华得规规矩矩，缺少特点。酒店觉得骄傲的餐厅“谭府官宴”的确金碧辉煌，就像故宫里的某个房间被移植过来，但我觉得酒店里的“清餐厅”有节制的西亚装饰风格更有品味，糅合了现代风格。一打听，是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

　　我想找到最有维吾尔民族特色的酒店，却难以如愿。二道桥子旁边的阿布力孜酒店从经理到服务人员都是维吾尔族，但装饰风格与内地酒店无异。我问经理米吉提?阿布力提甫，在乌鲁木齐，除了国际大巴扎，还有什么凸现了维吾尔风格的去处呢？他有些无奈，说其实大巴扎也是政府为满足游客的想象而建造的，而我们还在学汉族的东西。最后他想了想说，也许米拉吉餐厅你可以去一下。

　　胜利路的米拉吉餐厅不大，却难得的精致，他们把粗犷的维吾尔饮食西餐化了。董事长克里木?马木提有着现代的商业理念，刚从上海归来。他说上海的一个船厂拆了，一批拆出的大块木料在拍卖，一批想盖有特色房子的建筑师去抢，他也抢了一批回来，要盖米拉吉的分店。“米拉吉就是维语‘云梯’的意思，”他说，“民族特色也是要包装才可能国际化。现在谁都知道，这里是最好的维吾尔族餐厅。”



晚上去找最好的酒吧，刚联系上的老同学告诉我，乌鲁木齐没有酒吧这玩意儿，要喝酒就去烧烤的夜市坐着。我说就没有外国人和游客去的地方吗？他想了想，说好像有个酒吧街在公园北街，我们本地人基本不去。公园北街很短，前后只有十几家夜店，店面都不大，有几家传出疯狂的舞曲，据说隐藏着这个城市的情色。我最后走进了Fubar(福吧)，因为它有类似大理、丽江酒吧的懒散气息。

　　发现老板不止一个，简直是个联合国：日本人桑江央，在昆明学得汉语，现在新疆医学院读研；新西兰人Jonathan、爱尔兰人Manus，山地车爱好者，喜欢扛车上天山，走上两天，然后骑车两小时冲下来；加拿大籍的广东人陈丽雪，兼任着酒吧西餐大厨。

　　我问他们怎么会凑在一起？桑江央说，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外国人很少，其中大多数是中亚人，都是做贸易的。像他们这样“无所事事”的就这么几个，而且他们都喜欢徒步天山。“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上山。”当然是从不同的山口，除了拍照，还会捡游人的垃圾下来。“那里很漂亮，”
桑江央给我们放他们拍的幻灯片，“我们酒吧经常组织徒步活动，你们也该去看看。”我说，我们明天就动身上天山了。

　　天色亮得很早，酒店的窗户对着博格达雪峰，仿佛触手可及。这是这个城市最奢侈的地方——国内的大型城市里，唯有乌鲁木齐能看见雪峰。雪峰的山腰，就是著名的天池。

　　我们包了一辆吉普，上天山前先去探访乌拉泊故城。孟凡人先生撰《唐轮台方位考》一文(收入《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认为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故城就是唐轮台遗址。岑参的诗无疑使轮台之名益彰：“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徊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故城不大，严格来说，只能算废墟，已体会不出岑参的壮美诗意了。

　　司机小武说，天池不可去，那只是给一般游客拍照的地方。最美的天山是麻沟梁的刀条岭。我问在哪？说是奇台的半截沟镇。我说乌拉泊故城的上级单位北庭故城好像在那一带，当年的岑参可能就要从轮台到北庭都护府去复命。小武说，我们可以先去上级单位，然后上麻沟梁。

　　一路上风土干燥，常有浩浩荡荡的向日葵田在视野中后退。千亩的向日葵临风而舞，面日而开，即使闭目，还是挥之不去的金黄。

　　北庭故城的一角竟然在村庄里，再开进去，发现就是废墟也有摄人的气魄，规模远非乌拉泊故城可比。故城好像无人看管，吉普就开进故城里，城垣连绵不断，荒草漫道，我们是唯一的探访者。我爬上一个巨大的“城楼”，方圆数里的残城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只觉得风凉地广，被穿越的时间震住了。

　　原来的护城河在城北聚成一面湖，芦苇摇曳，水鸟起落。转眼向内，荒芜一片，城外却是江南般的繁茂，莺飞草长，驴羊遍地。

　　从唐代至元代，就是这里统辖着乌鲁木齐地区。

　　晚饭前到达了奇台县，当年丘处机带着弟子们去见成吉思汗时到过这里，写天山“横空一字长千里，照地连城及万家”。天山举目可及。



第二日一早就进山了。空气逐渐变得湿润起来，风景随起伏而变换。真是不进山不知天山之美，想那瑞士风光也不过如此。山坡上竟然种满了麦子和菜花，黄绿变换，衬着延绵的雪峰。

　　路上遇见一个老汉，说麦子就是他们种的，还有高梁。他是汉人，而这里也只有一户哈萨克，原来在山上放牧，现在很难维持了，就分到村里，也配了田。老汉说，现在不兴放牧了。

　　新疆的风景分布像一个审美的阴谋，先让你饱偿荒凉土色，连眼睛都渴了，翻过山，一下子水土丰润，像审美轰炸，很难不感动。

　　再往上，山开始露出石壁来，温度逐渐下降，路边时有罂粟、兰铃花闪过。雪峰越来越近，显得尖锐、齐整。这就是刀条岭。上到没有路的地方就看见了哈萨克人的帐篷。他们的马羊已不多，上来几个月仿佛只是维持一个民族的古老习惯。另一个山坡上有更多的帐篷和汽车，一看，原来是刀条岭度假村，为自驾的人准备的。

　　我们不打算在山上留宿，想当天返回乌鲁木齐。车下山很快，看见一道山梁上有头牛孤零零地站着，一动不动。

　　黄昏前我们回到市区，直接开上了雅玛里克山，摄影师要拍几张乌鲁木齐的全景。雅玛里克山就是原来的妖魔山，本是不毛荒山，现在应用以色列的滴灌法，已经栽满绿树，成为红山一样的市民公园。

　　山上是乌鲁木齐的最高点，东面是旧时回城，能看见大巴扎的高塔；东北面是以红山为标志的汉城；正南面是满城，后来的八一农学院（当地人称“八农”，这个城市曾经军垦的印记）。满城遗留下的乌鲁木齐唯一一段城墙也在不久前拆毁。小武正好是“八农”子弟，我问他，“八农”里那一片红卫兵墓还在吗？他说早就平掉了，盖了房子。血脉杂糅包容并蓄的城市斩断了任何与历史曾经有过的干系。

　　黄昏开始降临，博格达峰开始泛红，山上的一对维吾尔族妇女，展开了带来的毛毯，一起脱鞋跪在上面晚祷。四周一下安静下来，有更多的人开始晚祷，让我相信一些品质总会在时间中保持光泽。而摄影师正拍摄着最后几张相片。

(来源：私家地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