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是“非打不可”，深圳的打黑是“不得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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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在重庆打黑的政治目的是有目共睹的，而深圳这个时候打黑，并且媒体反复强调深圳的“黑”和重庆“黑”的性质不一样，尽量避开和重庆直接对比的信息，给人感觉深圳是很被动的“不得不打”。 看了很搞笑的，“黑”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难道还分成“红黑”、“白黑”、“灰黑”的等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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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打黑不同于重庆：黑白关系盘根错节 打黑行动“高举轻放”

3月30日，深圳市召开“打黑除恶”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从即日起深圳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一个月后，深圳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深圳的打黑行动只是正常的治安行动”。 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地黑白关系盘根错节，绝非一目了然，这或许是深圳打黑高高举起而又不得不轻轻放下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日前，一位在深圳、东莞拥有多家公司的台湾老板对记者说，过春节以后，有时想从东莞的总部带客户到深圳去放松一下，但那些在深圳开KTV或桑拿的熟人却总也联系不上。

“偶尔打通电话，他们都说在东南亚或台湾出差。”这位台湾老板说。他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最近看到报纸上“打黑”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做这一行的，大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背景，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总是能够提前嗅到。”

3月30日，深圳市召开“打黑除恶”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从即日起深圳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警方当日透露，深圳已有67名黑恶势力犯罪分子被宣判，其中最高获刑者入狱20年。

一个月后，深圳警方向记者表示，目前已发现了多起关于涉黑势力的线索，警方将根据这些线索继续调查。

随着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的临近，深圳警方表示，打黑风暴还将继续。

潜规则“保护费”

在深圳做生意，不管你做什么，同时也不论大小，如果不向控制地盘的涉黑团伙缴纳“保护费”，人身财物都有可能遭遇不测。

记者在深圳罗湖区文锦北路水贝市场旁边的一条小巷里见到了正推着自制手推车卖菜的郑玉泉。

郑玉泉一般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5点到达附近的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菜，然后再拉到这里来卖。

“今天菜卖得好，但也只刚刚挣够管理费。”郑玉泉说。当天早上，他卖菜的收入近50块钱，扣除成本折耗，纯利润在20元左右。

郑玉泉提到的“管理费”，就是向涉黑组织缴纳的“保护费”。

“在深圳，尤其是在关外，不管做哪一行，缴纳‘保护费’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郑玉泉说。

今年38岁的郑玉泉，原籍河南周口，在深圳打工已经15年。其间曾经在关外宝安区的沙井、龙岗区的布吉等地开过饭馆、网吧和发廊，由于不堪“保护费”的侵扰，最后都是不得不关门走人。

郑玉泉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在深圳做生意，不管你做什么，同时也不论大小，如果不向控制地盘的涉黑团伙缴纳“保护费”，人身财物都有可能遭遇不测。

在深圳，特别是在特区之外的宝安、龙岗两区，商家被收取“保护费”的新闻屡屡被媒体曝光。有时直接以街道或村社收“管理费”、“治安费”的名义强行征收，稍有不从，轻则财物被砸，重则人身安全难保。

郑玉泉表示，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他多年打拼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产，经过反复折腾后损失殆尽。但生活还得继续，他不得不带领家人重新寻找生活来源，目前做点小本生意，靠流动摆摊卖菜为生。

尽管每天要辗转几个不同的地方，还要随时提防城管的出现，郑玉泉仍然认为：“比在关外好多了，保护费每天只有20元，而在关外，可能50元都打不住。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负责这个片区的涉黑势力是河南籍的老乡。”

在深圳，一些涉黑团伙一直以来都具有地域化的特点。根据公安部门人士的分析，呈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深圳这样一个户籍严重倒挂、流动人口数倍于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的认同感对于人们心理的影响远比其他城市重要。

在基层，黑恶势力与政府的管理总是纠缠在一起。黑恶势力的强大让基层管理者也难以招架。一些基层管理者为了工作，有时不得不跟黑恶势力搞好关系，甚至借助黑恶势力的力量。

一个靠近关口的街道办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他们管不了当地的小贩，又要向上级汇报工作成绩，就请当地的黑恶势力代为“摆平”。不消几天，小贩被整治得妥妥当当。由于小贩减少也间接减少了黑恶势力收取保护费的利益，该街道办掏出一笔钱补偿了他们。

港澳“大佬”盘踞白石洲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村内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条件差，社会治安隐患大，使白石洲村成为黑恶势力的窝藏点以及历年来深圳社会治安整治的重点社区。

在深圳，与大名远扬的娱乐区“三沙一水”一样，白石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着特殊涵义的地名符号。

广义的白石洲是沙河五村的统称，其范围包括上白石、下白石、白石洲、塘头、新塘5个自然村，总占地12.836平方公里，在册村民近2000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村内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条件差，社会治安隐患大，使白石洲村成为黑恶势力的窝藏点以及历年来深圳社会治安整治的重点社区。

“由于白石洲的土地被侵占，管理缺位，村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才造成了白石洲今天的局面。”白石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深圳靠近港澳，港澳的黑社会势力容易渗透进来，白石洲是他们在深圳关内最佳的落脚点。”上述负责人介绍说。

他认为，深圳关外黑社会无法无天，但一般是小团伙单兵作战。白石洲不一样，想从事非法活动，必然要投靠一个黑社会“大佬”，因为这里帮派复杂，又位于关内，经济利益比关外更集中，所以各种帮派在此浸淫很深。“新来的盗贼之类的，如果不加入其中的一派，根本不可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两年前，由于白石洲一家歌舞厅发生重大火灾，沙河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随后跟随消防部门、公安部门的人进入白石洲进行地毯式搜查。“我们由当地村民带领进入村内检查那些小店的相关登记。白石洲里面像迷宫一样，如果没有当地村民带着，进去了就出不来。”

工作人员能看出带他们进去的村民已经提前跟那些小店店主打了招呼。有一家店，初看之下没做任何生意，只有几个人在打麻将。看到执法队伍靠近，打麻将的人警惕起来，有一个长得人高马大的人站出来堵住门。这时，带路的村民赶紧跟对方说：“别紧张，别紧张，这次是来查消防的，不关你们的事。”

事实上，真要跟当地这些涉黑组织发生冲突，当时这拨执法人员心里也是害怕的——对方真的很凶。

“现在这里居住人口有十多万人，原住村民只有1800多人。治安、消防隐患非常严重，管理非常困难。”白石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去年底今年初政府将8.16万平方米土地上的附着物交给我们管理，借助这笔钱投入环境、交通的整治，特别是治安的整治，情况才稍有好转。也算是开始有人管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石洲都称得上是没人管的地区，黑帮火并经常上演。 “这些场面你可能没见过：面包车开进来，门一打开，每个人揣着半米长的西瓜刀，在几个村之间追逐砍杀。”这位负责人说。

“人口太多，出租屋里大量的流动人口没法查。城中村里龙蛇混杂，放再多警力都无济于事。”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自从股份公司介入管理后，乱摆卖的现象已经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白石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即使是现在，投资公司管理白石洲的难度依然非常大。白石洲投资股份公司只有20多人，下面的物业公司和围合式管理部总共200人左右。他们经常被小贩围攻，有时候一次就能遭到七八十人围堵追打。投资公司不得不给参与管理的原住村民多买保险，多做思想工作。

“现在各方涉黑势力已开始慢慢离开白石洲，但是涉黑性质的组织还存在，收保护费、要挟小贩、嫖赌毒等行为都有。”白石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现在深圳市警方对毒品抓得比较严，尤其是原来盘踞在白石洲的“白粉东”被抓之后，涉毒的情况减少了，但软性毒品例如摇头丸、K仔等，在迪斯科等娱乐场所肯定有。

深圳打黑不同于重庆

重庆的黑恶势力已经影响到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而深圳则还不是那种性质，或者说没有到那个程度。

与之前深圳有关领导高调宣布深圳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相比，记者采访过程中接触到的公安政法方面的人士都显得十分低调。

深圳市公安局宣传处负责人李铁拴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深圳此次打黑与重庆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深圳的打黑行动只是正常的治安行动”。

他认为，重庆的黑恶势力已经影响到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而深圳则还不是那种性质，或者说没有到那个程度。

李铁拴说，深圳警方此次打黑行动更大的意义是为接下来将要在深圳举行的“大运会”做准备。“目前警方已经掌握一些重要线索，正在对一些案件进行侦查”。

李铁拴的上述说法得到了深圳市政法委有关人士的认同。“根据我们国家的惯例，任何一项国际性大型活动之前，都会对治安环境进行清理。”从广东省政法委到深圳市政法委办公室挂职的一位姓尹的负责人表示。

他也认为，深圳此次打黑，更多的着眼点还是在为将于今明两年举行的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做准备。

政法委有关人士认为，深圳毗邻港澳，外商投资高度集中，所处的环境复杂，开展“打黑”行动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都与重庆不同。

“按照有关部门的统计，深圳一年的人民币净投放量在1400亿到1500亿元之间，约占全国的40%-50%，全国近一半的现金投放在深圳。”上述人士表示，大量财富的集聚，自然引来怀着各种目的追逐财富的人群，自然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所以在对涉黑分子的打击方面，“稳准狠”是一个基本要求。

深圳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认为，港澳及海外一些著名黑帮组织早在特区建立之初就向其渗透，并以此作为进入珠三角及中国大陆的桥头堡。其中黑白关系盘根错节，绝非一目了然，这或许是深圳打黑高高举起而又不得不轻轻放下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本版据《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