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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3 1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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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情形，如果没有了母亲，那真是不堪设想的事。而她在我们家人之中，又是一贯的苦难当先，享受居后；在日常生活上，无论饮食被服，好的都是留给亲友。宾客享用，或分配给祖母与丈夫及儿女，她自己总是摆在最末一位，食用残馀。她做人的信条是“克己刻苦”。她常说：“自己吃了塞肚肠，别人吃了满口香。”因此，她的人缘极好，从不简慢人客，乐善好施，有口皆碑。她自己也就凭着这些而有恃无恐，总以为像她这样俯仰无愧于心的人，不会遭到横逆恶报；再根据以往的事实证明，乡人族邻乃至于共产党内部的人，都乐于对她对我们家裹维护照顾，所以她自信不会被匪徒捉去当“肉票”。再加我家门户重叠，关防严密，对外前后左右都有门巷可通，另外还设置有夹墙密室及与邻家暗中通往的秘密活动窗门，以备被困到危险关头，可以向外逃脱之用。因此她总不肯随我们逃离家中，她这种固执的态度，是任何人劝不动的。遗憾的是那时似乎还不曾听到遇“善霸”二字。如果当时这名词和以后“土改”时那样妇孺皆知的话：我想，我母亲是无须任何人再劝说的。现在消息传来，说她也被捉，难道她没有逃到秘室夹墙或左右邻居人家去？原来以往共党来打家劫舍，多是晚上，独有那一次却明目张胆的纠集大队人马，于白天进袭我们的村庄，我母逃走不及，所以被捉了。
据报讯的人说：他见到我母被反绑双手，捆在我们总祠的屋柱上；一共有十多个人被捉，准备当天下午，连同抢劫来的财物，一并解往他们的巢穴去，我父亲则下落不明，可能逃走了。
那晚上，我们姊弟都哭饱了，茶饭不思，围在一起“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一个个哭得哀伤疲累，挤在一张床上睡着了。
但在睡梦中被人推醒说是我母亲来了！
我当时还以为在做梦，虽然翻身起床，却神智模糊，睡眼惺忪，不相信是事实。呆头磕脑的见到人进人出，我姐姐一把拉我着我往外跑，并说：“真的！爸爸妈妈都来了，由弟弟们睡吧，我跟你去接爸爸妈妈。”
我糊里糊涂的被她拉着走出房门，走出大厅；走出大门口的大坪，又走出围墙外。才见到几担箱笼行李摆放在围墙外的大坪中；亲戚率领着挑夫手拿灯笼火把，向路上迎了去。不久，便见到有一乘便轿，由持火把的人引领着，从黑暗的田野中缓缓走近。
首先，我见到父亲步行而来；接着轿子也停放在大坪上。在一片欢呼声中，我母亲挺着大肚子步出轿门，果然母亲来了。我一扑而前，又哭起来了，这是喜极而泣。
但她是怎样逃脱共党绑架的呢?
原来我母被捉去的消息，被邻居族人得知后，她们连同大批妇女。向共党求情。请把这个“大肚婆”释放。并据理力争，指证我母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好人；是个已经被他们“绑票勒索”过五千银洋的“苦主”，是一个不能受奔走惊吓的小脚孕妇。但号称“穷人当家”的共产党，并未因为这些穷苦人家的妇女哀求声，而将我母释放，答复要等待他们的首领才能决定。
我母亲见到有这么多人在替她说情也不准，当时情急智生，将披散的长头发，偷偷的咬着发脚在口中
咀嚼；因为头发是有油汗气味的，她把这些洗头式的口水吞下肚去，顿时肠翻胃滚，呕吐大作；并且特意呕吐在自己的身上，弄得狼藉不堪，又酸又臭；更闭目呻吟，有如大病来临，也似快将临盆。这样才获得匪首“大发慈悲”，将她释放。
她被放回家来不久，来我村掳掠的共党“赤卫队”，也满载回巢穴去了。我母亲发现这次来打劫的匪首匪兵，本地人少，外省外县人多，她的“好人事”已无可恃，于是决定逃难。故于当天晚上舆我父亲会合后，即收十细软，漏夜请轿夫挑夫，逃到我们兄弟避居的亲戚家裹，那是离我家约二十里地的平某岭荣家。
以后匪势更加狂猖，我家又逃往县城西区下坪洲黎家，自起炉灶，准备长居，我母也就在那襄生产，生下我第五个小弟弟。那时家乡已被共党搜掠践踏得残破不堪，而各乡镇的自卫武力，也就在那时由进剿的国军掩护下，次第组成。经过数年“拉锯战”式的进退攻防，围剿扫荡；以“保甲制度”清乡，用“碉堡政策”防堵，双方大张杀伐。杀人愈多，仇恨愈深，共党在被国军与地方团队重重围困之中，犹作困兽之斗；一旦抓住报复机会，或要撤退出某一地时，“血洗”、“火洗”的残酷手段，一齐搬演。这种骇人听闻，把人命当成蝼蚁一般的烧杀。在我们家乡附近，已成了司空见惯，也是耳熟能详的等闲事。
此外，对待个别的俘虏，或被他们绑去的“肉票”，也是凶残无比，人性灭绝的。据从共产党手下死里逃生的人说，最难忍受的有两种残酷的处死法，及一种比死还要难受的活受罪。
一是“打地桩”：将处死的人，绑手绑脚立在一个挖好的土坑裹，用坭土一尺一寸的从下身掩埋起，等到掩埋至胸口时。将松动的坭土踏实，留着头脑在土地上面，任令其瞠目张口慢慢的窒息而死。这种死法至为惨苦，到最后因血管爆烈，七孔流血而断气，形状可怕极了。
二是“点天烛”：多在晚上举行，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捆绑在野外一根大的木桩上，用植物油淋浇全身，然后从其脚底下点燃火头往上烧，直烧至皮脱肉焦而死。
凡是这两种死法的人，在死前都会发生一阵阵由大而小的哀鸣叫号，也是任何具有人性的人所不忍闻，不忍睹的。可是，共产党人却以此为乐，除了把其他的俘虏押来强迫围看之外，他们自己的“同志”则围绕着拍掌欢笑。另一种残酷的活受罪，是比死还要难受的。他们将一种接近死亡，又非死亡，而终必死亡之酷刑名为“陪斩”。那时由于枪弹补充困难，共产党杀人，都是用刀砍的。被共党列为“陪斩”的人舆被斩头的人一样用五花大绑，押赴屠杀场，舆被砍头的跪成一排，但多是跪在排尾，刽子手持着锋利无比的砍头刀，像砍瓜菜一样，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一刀一个按次砍斩。砍到列为“陪斩”者身边时，照例在其颈上一拍，但是，刀却不落下去。“陪斩”的人，眼见其他的人，一个个身首异处，魂归天国，他的三魂早已冉冉上升了；等到刨子手站在其身后，用手一拍其后颈时，已经升上了天的三魂或者可以被“拍回来”，但另外的“七魄”，却也在这时一起出窍。因此，“陪斩”的人虽然未曾“魂销真个”，但经此一惊一吓，也多是“三魂去二，七魄无存”，十个就有九个变成了“白痴”，体弱神衰的，可以活活吓死；就算是身强体健的人，也会从此心胆俱裂，而神智不清，经过长时期，也难以恢复神智的正常。这种“活受罪”！是我们乡间有人尝试过，也有人因此而死。后来地方团队也有人曾仿效使用这种办法，作为审讯共产党徒口供的手段，不过，不久便被地方上那些人道主义者提出反对而制止了。可是另一方面残酷成性的共产党，他们却把这种“陪斩”法，一直沿用到窃据大陆，政权建立之时，甚至在“土改”与“镇反”阶段，还采用这种手段对付“地主”或“反革命”份子。在我记忆中“有案可查”的，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某一期“今日世界”，其中有一篇报道亲身经历的“陪斩”文章，还刊出作者的照片为证。
为了支持上述这一连串不人道的暴行报导，我颢以自身的遭遇来加以证明。
不幸作为一个乱时乱地的人，生命、财产、人格、自尊自是毫无保障的。不过共产党在未窃获政权之先，在“革命不择手段”的“名言”之下，残酷暴虐，勉强还可解释，但在窃据大陆之后，仍然以土匪流寇时期那种灭绝人性的手段，对付可以生杀予夺的俘虏舆人民，这就不可饶恕了。
我直接受他们的凌辱、刑罚、恐吓、勒索，是在大陆陷共之后。
我是在上海两路局警务处直属警察大队长任内被俘的，我接长这支“银样猎枪头”，好看不好用的警察部队，唯一的使命，是要将这支外表整齐漂亮，内部脆弱散漫的部队，组训成为一支可以打硬战，打烂战的战斗部队；也是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被“押解”到任，接管这支羣龙无首的部队。（因前任大队长周晓×，已弃职而去。）
自古以来，只有“辞官归故里”。或“漏夜赶科场”，那有“走马上任”还要被“押解”而去的？这种情形，除了我接任该大队长职权确是如此之外，可能翻遍中外古今的“官吏史”，也难找出相同的例子。尤其是上海两路局直属警察大队长这样的“肥缺”，在平时争夺贿赂之不暇，但临到战火烧及京沪，两路交通逐步断绝，而所属警察又“尾大不掉”的时候，这个可刮“粗龙”的肥缺，也就变成了“火坑”。因此，前任的弃职去了，新任的都不敢跳下这个“火坑”去。所以才把我“押解上任”。其经过与结局均颇奇异。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济南开封失守之后，于交警二总队任中队长时，（大队长郭天任，是“新四军”初期，与现任中共外交部长陈毅坐对面办公台的同事，后于抗战时弃暗投明，背离枪杆对内不对外，游而不击的“新四军”，加入陷区“忠义救国军”。但他于上海陷共后，“翻手为云复手雨”，又向陈毅投靠，其反复投机的结果如何，则不得而知了。）随同黄伯韬兵团参加“黄泛区会战”，驰援解救区寿年兵团，及七十四军馀锦源兵团。在陈岗村激战五日五夜而负伤。年底伤愈回家，徐蚌失守，因见交警总局长周伟龙，陷害忠良，将有功之将张绩武，明升暗降，从其曾获“青天白日勋章”的交二总队长职，调为“津浦路护路副司令”，任令其投闲置散于徐州。先期不拨人员经费成立司令部，等到徐蚌会战开始，才要他去宿县成立“护路司令部”，但也是一纸命令，连警卫人员都没有一个，终于被俘被害。消息传来，悲愤已极，遂与三、五知己相约，周伟龙在任一天，我等决不再回交警任职。但于农历年初，接友人信告周已去职，由马志超先生接长交警，并号召旧日袍泽归队，共赴时艰，我于新年后赶往南京报到，那时京沪已岌岌可危。
我离家北上时，沿途见到因“金圆券”崩溃所引起的滔天民怨，及经济混乱情形，原住京沪大官的眷属，纷纷向西南撤退时，那种趾高气扬的骄狂之态，以及由江北受了共党别有用心的“优待”，被这南下的散兵流勇，那种不知何去何从，甚至“为匪张目”的不满现状言谈，把我昔日的昂扬斗志，也打了一个七折八扣，不禁为之气馁心灰，深感狂澜既倒，大势已去，却不是我这种中下级干部所能为力的了。
因此，途经宜春，即与抗战时一班旧日战友相约，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京沪不保，我即回来与他们的民间武力相合；一同上山打游击。宜春县即袁州府，是江西省境民间武力最充足，械斗风气最盛行的一个县份，不但长短枪械齐全，连轻重机枪八二追击炮都有；各姓族人宁可不吃饭，也要由祠会或私人置购武器。抗战时我在五八军司令部任职，驻扎分宜县，曾居间调解，使两派首脑人士得以化干戈为玉帛，而握手言欢，故此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尤其是曾任吉安县长的谢祖安，掌握袁河船帮势力的馀定楷，指挥地方团队的谢明远等人与我情逾骨肉。为这事共商了二天一晚。他们还交了四十两金子给我，作购买械弹之用。然后我才赶往南京交警总局报到。
到京后，行装未卸，又随同总局撤退至苏州。马志超先生给我的第一道命令是去“水警总队”任大队长，将这一支由水裹面赶上陆地来的部队加以整训，但据总局朋友相告，说这是战斗力最弱，也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的一个残缺总队。因此，我决心不去到差，独自个住在旅馆裹，吃喝玩乐，对慕名已久，也心向已久的“苏州姑娘”，每日倚红偎绿，每晚“挑灯夜战”。在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候，尽情追逐声色，再作下一步生死搏杀的打算。
我的“荒唐艳闻”，可能有人向总局报告，第二次召见，问我为何不去水警总队报到？我当然说了大篇道理。结果又接奉第二道命令，要我赶去四川成都，任某总队正在整编的大队长，并限三日之内起程，要我即去领取旅费。
我既没有去人事室拿“日日命令”，也没有去会计室拿入川旅费，当晚与总局数位友好，在苏州欢场中来一次“临去秋波”，狂欢终宵，第二天搭上火车到上海，住在一间与我老弟有生意关系的爆仗庄裹，然后找到与我有多年血汗关系的交警二总队；他们部队驻扎在上海郊区的闵行，军属军眷则驻在沪西。一班昔日战友，都忙于防务，只有我“无官一身轻”，与太太们混在一起，赌赌“沙蟹”，看看电影；战友们口讯笔信纷至，留着我不要走，准备呈请总局，要我回二总队任职。总局经上海退往福州，另设前进指挥部于上海，由郭履洲指挥几个交警总队，参加保卫大上海的防守战。二总队也由闵行调回沪西布防。
有一天，我正在二总队部一个同事家裹赌“沙蟹”，总队长罗其陶派人把我找去，说是总局长在他那裹，要我去晋见。我知道二次抗不到差，这一次一定没有好话听的，但丑媳妇总得见家姑，硬起头皮去准备挨骂。
可能罗其陶早已替我说了不少“求情话”，所以马先生见我，并未吹胡子瞪眼睛，只是似笑非笑的望着我很久才问：“你的钱还没有花光吗? ”
我当时“表错情”，连忙分辩：“我没有领公家的钱呀！”我又说：“我用的钱都是：……”
他手一挥，还是似笑非笑：“我知道你是用自己的钱。我问，你钱花光了没有，玩够了？敌人已经打到面前来啦，等到保住了上海再玩吧，现在我不准你再玩了！”
罗其陶在向我扮鬼脸，我也几乎笑出声。但还是强行忍住，笔挺的立正站着，半天才说：
“不玩就不玩好啦，水警总队与四川我是不去的。”
“这裹不去，那裹不去，你要做皇帝吗?”语气虽然难听，幸而面色并不难看。
这时罗其南在帮腔：“报告马先生，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请你给他个名义，就留在我这裹帮忙吧?”
我的心意是留在二总队帮忙可以，名义却不想要。因此我说：“我因为腿伤时发，不能激烈运动，所以……”
马先生根本不听我的，即叫随从管人事的刘先生下手令：“我把一个忙的事情给你做，也不要你激烈运动，还有私家车代步，你去北站两路局警务处见黄德熙处长，他那个直属警察大队，由你去负责整训。这部队的装备素质都是一流的，就是缺乏作战经验。你负责把这个部队搞好来。”我还没有回答，手令已经写好了。我望着罗其陶，他向我耸耸肩，抿着嘴发笑。我接过手令一看，限即日到差——那一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卅日。我只好说：“等一下我就去。”
马先生逭一次连我想“等一下”也不准，当时便要随从人员开了车子，同我一路去见黄处长；他也即拨电话，通知两路总务处，准备我接管该大队的事宜。
罗其陶知道已留我不住，也知道我并不想去，但他还是加油打气：“去吧!我支持你，要人要钱问我好了。”
马先生也说：“这次好好干一下，把你们在陇海路上的神威拿起来，我相信你干得比别人好。现在就去！”
我就是这样“身不由己”的被“押解”上汽车，被“押解”到上海北站大厦去见警务处长黄德熙。（黄是毛泽东同乡，湖南湘潭人，短小精干，风流萧洒的“小白脸”，后来与我一同被俘，先被共干枪伤脚趾，后来被杀，其遗孤与一子一女现在港。）
与黄德熙稍事交谈，了解这是一个没有遗交的悬缺位置，由两路各站撤回的警察甚多，总人数与一个步兵团相近，装备全部美式汤姆森与卡宾枪，可由我大刀阔斧的整理。这下才下定决心：“要干就干！”于是，约定第二天，五月一日正式到差。
翌日正式接长两路局直属警察大队长职，才发现这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部队，论外表，比今日香港警察还要整齐漂亮；可是，除了得个“好看”两字之外，便一无是处了。
我为着整训这一个“老爷”部队兼“少爷”警员。从到任之日起，真是夙夜匪懈，不眠不休，不但与声色犬马绝缘，连交二总队驻在沪西，我也没有去过一次，仅仅是通通电话，或派人送信交换一点消息。我的计划是第一个月“淘汰旧的，补充新的”，月底重新编组，从六月一日起开始训练，只要能假我两三个月时间，我有信心把这一个“老爷部队”，变成“老虎部队”。无奈时不我予，我在五月廿四日晚上，独自在房子裹拟定编队计划，至廿五日凌晨三时才上床休息。但到五时左右，忽闻苏州河发出密集枪声，情知不妙，即起床拨电话至二总队，及前进指挥部，均不通，后又拨电话警务处，值夜官的回答：“关闭大门，听候命令！”
请示不得要领，陷于情况不明中，绕室彷徨，耳听枪声，眼望天际；枪声愈来愈密，天际也渐渐发白了。有人向我报告，虬江路上已有“解放军”出现。凭高下望，果然共军已临屋下，围攻撤退至北站大厦的青年军的交警。至凌晨八时许，奉处长黄德熙命令，往“红房子”晋见；他当时已成阶下囚，在总务处向我下达“官兵不准外出，静候接管”的命令，我也被解除武装。因为我一直穿的是陆军服装，一共干讥笑我：“这是美帝制服”，我也曾以牙还牙问他：“你穿的也是来自俄国的列宁装。”我自己的手枪被缴，同来的两名卫士武装，也被解除，由一穿“列宁装”的“指导员”，同我一路回大部队。于是，我也成了俘虏！
以后被集中管训，清查历史，追根究底，“割尾巴”，要我写了一篇自传式的“自我检讨”。我用文言文写的他们看不懂，后来派一名书记记录，由他们的“政委”盘问，我口头回答，这样一问一答，啰嗦了三个半天，才称“交代清楚”。那种发问的尖酸刻薄，挑剔刁难，曾发生数次不欢。以后，因警察处是没有抵抗之下“解放”的，故不以战俘处置；经过三个月的“管训”后，大伙儿被遣送“返乡”。只留下“五巨头”，正处长黄德熙、副处长詹超、警政科长黄兆良、拘留所长何德辉，及我共五个人，当时留下我等五人是“以备谘询”为名，其实是“搜集罪证”。初期拘禁在“红房子”的小楼一角，楼下则是他们的“连部”。我每日睡大觉，看指定的书籍听“钦定”的语言；答提出的询问。好在我到差未久，所知有限，更无仇人，也无血债，所以较他们为清闲。但这只是表面的闲，内心则一刻也闲不来。
因为我深知共党这样把我们五个人强留在那襄，决不是似他们共干所说的“要借重我们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他们接管未周，档案清查未毕之前，尚未确定我们的“罪名”；等到罪重罪轻确定了，那时，或开刀，或囚禁，或劳改，或放逐的命令，也就随之而至了。
因此，我想逃跑。当我把这心意向黄德熙与黄兆良透露，他两人一致反对。由于他们都有家眷在上海．他们不能逃；由于他们不能逃，所以反对我逃；恐怕因为我逃走，而影响他们的安全，加重他们的困难。并且他们的看法很天真，劝我不可以过去共党做流寇时的成见，来看今日已取得政权的共党，他们的看法是“中共干部缺乏，有才能的干部尤其缺乏，天下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起用我们这样的人，并不是不可能的。”他们又认为“纵不被共党所用，或不为共党所用，我们也可以在上海另谋生计，无论如何要比回到农村去好。”我否定了他们的第一个看法，承认了他们第二个看法。论过去身份，如果我们回到家乡去，就好似脸盆裹一条鱼，如果留在上海，便是江河之中一只虾。所以我也抱着“静观待变”之心，每天与他们在一起吃闲饭，睡大觉。后来中共给予我们有限度的自由，白天可以在市区走走，有家眷的也可回家看看。黄德熙风流成性，苦中作乐，舆一个姓邓的小姐打得火热，与一位杨太太也走得亲密，还介绍一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白小姐与三小姐跟我相识，据说他是想效法蔡松坡迷恋小凤仙的故事，转移共干的注意力。那时，我却没有他那种闲情逸致，不但对小姐引不起兴 趣，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连话都不想多说了；暗中与留在上海一位姓唐的好友连络，请他随时准备我的便衣路费，以备不时之需。
很多陷身在上海的人，都每日对中共心存幻想，以为他们不会再用以往残暴手段对付“敌对阶级的人”，这也是有所据的。第一，上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当，以为这个所谓“过渡时期”，虽然不是三、四十年，也必定有十年、八年；这段时间来使“旧社会”的人，逐渐适应于新的秩序，循序渐进到“社会主义”，是可以办得到，适应得来的。
因此，那时有很多在政府为官为吏，或在国外有财有产的人，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好啦，只要共党能把国家搞好，就照这一套办法搞吧，个人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私有的财产交给他们都无所谓，只要从此国强民富．不以暴虐对待我们，在工、农、商、学界安顿一份工作，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就是了。”
这是看了他们的宣传文件，读了毛著的“新民主主义”，听了共干说话后，一种很普通的想法。也即是说。只要不再喊打喊杀了，都甘愿做一个红朝的“顺民”。
第二，大陆陷共初期，共党一切施为，虽然暴虐的故态不改，但在比较上，陈毅的华东区，是要比其他地区来得和缓的；尤其是上海，共干的言态，多能表现几分谦虚和善。因此，也最能引起陷绝望中人的一种希望，也可说是错觉，总以为中共今后不会再以残酷手段来对付人民了，不会以暴虐手段作为统治的办法了。他们对待俘虏都是那么“客客气气”的，数月来市面上就没发生过杀人打人的事，想必今后上了轨道会更好些。
可是，存有这种希望的人，终于在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看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庆文告”，及“对内不施仁政，对外一面倒向苏联”的“大块文章”之后，希望幻灭了！我深深感到，今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生活，而是生存！
于是，我就在他们第一个“十·一”的狂欢日子裹，跳上南下火车，计划到宜春与一班昔日老友，共商今后大计。但在从南昌至萍乡的火车上，遇到一位同乡朋友，据他他告诉我，共党在华中区现正如火如荼的进行“支援前线”，要钱要粮的军队南下工作，及雷厉风行，在清查民间武器。地方上很多知名人士，都被捉禁了，欠有他们血债，在民国十九年前后担任过剿匪工作的人，多已被“公审”或杀害。
我问及宜春方面的情形？据他所知，是全省逼缴民枪最厉害的一个县份，与我有约的几个朋友，除了谢明远已带着地方部队上山打游击之外，谢祖安与馀定楷等人，均已被囚禁。
情形如此，我只有打消原有计划，在中途又折返南昌，到中正大学会晤一个与我有颇深私交的同乡听听他的意见；我只知道他的思想左倾，没想到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他在读书时受过我的帮助，他却在我面前违背了“党性”，表现了“人性”与“温情”，他主张我不要回家；纵要回去，也只能逗留到“土改”尚未实行以前。据他所了解的“党的政策”，未来的“新社会”，是决没有我这样数重的“敌对身份”的人生存馀地的。他说：“我们的革命对象，就是地主、恶覇、国特、反动派。这四种目标之中，你一个人便占了三种。据我所知将来除了恶覇这个罪名加不到你身上之外，其馀三种罪名，你都有资格承受；重则要命，轻则入十八层地狱，进劳动改造营：水远都不可以翻身。”他又说：“你没有在地方上做过事，也少有仇人，现在回去部署一下逃亡的事，不会有大问题，但小麻烦则在所不免。我对你非常抱歉，除了冒犯纪律的危险，预先告诉你这种党的政策秘密之外，对你及府上未来的遭遇不幸，都是爱莫能助的。我已受命要去某县任工作队长，即是执行上述的任务，希望你目前能逆来顺受，未来能逃出厄运。
那次，我也曾与他讨论到既然获得政权后，为什么还要施暴政的问题。据他告诉我：这是“党的既定政策”，要使新的实现，便只有把旧的彻底铲除。他也承认一般共干的无知低能，都犯有偏激的“左倾幼稚病”，他也承认共产党这种翻天复地的搞法，不一定能把国家搞好；他更承认未来十年、八年的中国，必陷于恐怖的混乱状态中。
那次，我跟他深谈了一个通宵。到第二天分手，他热泪盈睫，颇有死别生离的感受；他到忘年轻而情感脆弱，对这种场面我反而能淡然处之，只有握着他的手说：“希望我们能够再见。”他却说：“我不希望能与你再见。”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了，并说：“在形格势禁之下；你我的情谊，从今一别已宣判死刑；我离开此间房子后，你我便是敌人了。假如不幸再见到的话。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的场合，一是战场，二是监牢或劳改营。如果真是如此，情形何以堪? ”
我苦笑笑，拍拍他的手背说：“不管如何，我还是希望能有与你再见的机会。在战场上再见，我决不打你；在监牢中再见，我也好将遗言告诉你。朋友！好自为之吧，国家的命运今后就看你们的了。”他抹干眼泪，咬紧着下嘴唇，对我说了一声“珍重”，便低头疾走。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心情茫然！以后我真个未与他再见过面了。可是，我却获得他的消息，这个人性未能泯灭，不能抹煞自己的个性，去盲从“党性”的朋友，他在共产党内做行政干部，一直是在矛盾的情绪中工作，所以也一直不得志。从一九五六年起，行踪杳然。我想：他不是被害了，便是进了监牢或劳改营去了。我对他至今怀念不忘，真希望能够再见到他的面。
与他作了一夕深谈之后，已知道毛泽东“对内不施仁政”的具体步骤，我决定先回家乡去探看一下家人，再作第二步逃亡的打算。于是，我避免经过宜春与萍乡县城，改从湘赣公路，乘汽车回栗江镇，转返家乡。栗江镇那时已在“支援解放军南下”的索钱索粮下，把一般欢乐的人羣，变成了愁眉苦脸，各行业都陷于停顿瘫痪状态。因为这是受共党荼毒最早最深的地区，他们在民国十九年前后，已领教过共产党的残酷暴虐，但他们也还存着万一的希望；希望共党“穿起龙袍”之后，不再搬弄做土匪时的那一套手段来对付人民。
可是，看来看去，那批东北籍的共干又都是“穿起龙袍也不像皇帝”，一个个不是脱不了暴戾的土匪气质，便是掩饰不了歪腔歪调的流氓咀脸。总之是“望之不似人君”，做出来的事，更是幼稚万分，笑话百出，令人又气又怕，又怕又好笑。
因此，乡人们又抱着疑惑的态度在冷眼傍观。大家在想；像这样一伙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匪的家伙。都是一窍不通的草包，国家的事，难道凭这种人，这种搞法就搞得好吗?
因为他们都是“鸡毛当令箭”，“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一顿乱搞蛮干；把那个市镇，已经搞得怨声载道，一榻糊涂，人人自危，都有朝不保夕的恐惧。
我想：混乱时期开始了，赶快利用这混乱时期的初期去部署今后的事吧。
那时，城乡的情形时时在变，也可说是一夕数惊，睡不安枕。上午听说什么人的家里，摊派了几百担谷子；下午传来消息，共干下了条子给商会，要多少现款“支援前线”，昨日东村枪毙了什么人，今日西村又有什么人被捉来了区公所，总之，一切消息都是令人烦愁恐惧的。
我既然回到雕家只有二十多里的栗江镇，对乡村中那个上有白发，下有黄口之家，无论如何不能过门不入，在情在理都得冒险回去一趟。于是，我选择了一个九冬十月的阴暗日子，在日落西山以后的傍晚，躲躲闪闪，战战兢兢的踏进了家门。当时就被一股阴森沉闷、冷火死烟的不寻常气氛包围了，家人的笑脸是苦涩的，说话的声音是低沈的；连孩子们也自知抑制，少有跳蹦吵闹声。
乡间组织了农会与民兵队，地痞流氓，及十九年前后做土匪丧生的遗族被列为“烈属”，是那时最“吃香”的人物。最可笑的是同样由产分家的兄弟，做哥哥的克勤克险保有了遣产，添置了土地，被列为“地主”，弟弟好吃懒做又好赌，把祖产败光了，被列为“无产阶级”，要弟弟清算斗争哥哥。乡村中由几个北方共干发号施令，主持一切。
那晚上家人跟我谈的就是这些。但到第二天清早，我就被共干“请”到“农会”上去，以阴阳怪气的态度，尖酸刻薄的言词，向我审问一番，揶揄一顿；最后向我“要枪”，说我以前回家，自己佩有手枪，卫士佩有卡宾与汤姆森枪，这些都得交出来给“人民政府”。
我说这些枪是公家的，我离开职务便交还了公家，私人根本没有枪。如果不相信，可以到我家里去搜查。
共干的脸，有如魔术变戏法，说变就变。我见他那张原来还有几分像人的脸，一下子便变成了马脸；手在台子上一拍，问我：“你到底交不交出枪来?”
我说：“有枪才有交，没有枪你要我拿什么交?”
在战场上挨过枪弹负遇伤，与人打架的时候也挨过拳头；小时候顽皮捣乱，也可能被父母亲打过屁股，但是生平没有吃过耳光，不知道是我的言态强硬，有损共干“君临天下”的威严，也还是他存心要给点下马威我看看？就在我的答话刚刚一完，一个耳括子重重地掴上了我的左边脸，打得我好似喷射机飞过头顶上，耳鼓内嗡嗡轰轰，响个没停；半边脸上麻辣火烧；我本想开口说话，发觉下颚不听指挥，舌头也麻木僵硬。怒火中烧，整个人快要开炸了!正想有所动作，左右手臂同时被人捉住。打我耳光的共干又耀武扬威地嚷道：“把他绑起来，送到县政府去！”继而又自言自语地骂起来。
一根手指粗的棕绳索把我的双手反绑着；绑得很紧很紧，手腕手臂都胀痛。我咬紧牙齿两只眼睛看不清人舆物；那是由于怒火上升，被一股火气冲激得视而不见。我被他们推进了临时监牢。我用那半边被打得发烫的脸孔，贴在冰凉的砖墙上，头脑才较为冷静一点，想起在南昌那朋友所说“逆来顺受”的话。可是，我受得了吗？我宁可死!
这时，监牢门打开，有人进来了。
推开监牢门进来的，是“农会”几个负责人，也是与我相识的乡人；他们是“奉命”来向我要枪的，问我能不能想法子“弄一支两支交出来，了清这一案。”因为他们也相信我是没有私枪，可是共干不相信。据说有人向共干告密，说我长短枪都有。
我说：“我家里只有一把作纪念品的日本军刀。说到枪，把我的头砍下来。也没有。”
结果他们退出去了。但不久又有开锁声，这次进来的是两名荷桧的共兵，听口音也是乡人，可是我从未见过；这两个家伙“狗仗人势”，神气十足，对我“喂喂”声，把我推了出来说：“解你到县人民政府去！”
于是，我又扮演“男起解”。用绑赴刑场的“五花大绑”把我捆得紧紧的，那两个连“枪上肩”的军人起码动作都不会的共兵，故显威风，做出一个子弹上膛的响声，还把刺刀上在枪口上，用膝盖在我屁股上顶了一下，两支枪上的刺刀，指在我的后背，说了一声“走”！
我当时又不禁怒火上冲，但还是强忍着没有发作，只说了一句：“走就走，凶什么?”
走出后门的时候，那个起先打我耳括子的共干，已在坪中等候着，又凶霸霸的问我：
“你真个不把枪交出来？你可知道私藏武器，抗命不交，企图与人民为敌的罪名吗？”
我说：“交命就有一条，枪？半条都没有。”
他头一摆，眼一瞪：“好！把他解走！”走出去不到十步，他又把我叫住，再对押解的共兵说：“他如果在路上调皮，就地把他毙了！”
“是！”两个共兵想行个“立正礼”，由于靠腿太快，上身失去平衡，当场摇摇欲倒，一个踉跄才把身子站定。我心想：真是活见鬼！这种人连步兵操典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也有资格当兵吗？不禁暗暗好笑。
“走！”于是，我又起解了。乡人、族人很多人站得远远的望着我，没有一个人不是眉头紧皱的。
我后悔不该回来。但继而一想：大不了丢了这条命，心境又泰然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共党对付所有“解甲还乡”的军人，惟一“欲加之罪”的办法，就是向你要枪；交了一支，再逼你交第二支；实在没有，另想办法对付。
这样走出村口不远，忽然后面有人叫我们回来。
我不知他们又玩什么花样？于是，像玩猴把戏一样，我又被押解回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共干已通知我家里人，如果在当天能找到一百名“农会会员”担保我在三个月之内“随传随到”，便不把我解去县府。否则的话，明天由共干亲自押解。
我松了绑，再次进入监房，手表上的时针指向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我想：这是故意出难题，在这半天之内，要请来一百个“农会会员”做我的担保人，要到一百家人去说情恳请，在时间上就是办不到的事，所以，我还是等待第二天“起解”，并没有作可以被释放的希望。
中午，家人送“牢饭”来说：“正在奔走设法中。”
可是，到黄昏时，外面人声鼎沸，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正疑惑间，监牢门又推开了。
原来共干限我家人在当天请一百个“农会会员”做担保人，保证我在三个月之内“随传随到”，即可马上释放，不会押去县城坐监的消息传出之后，我家里的人根本没有去挨家挨户求情，就是由他们“农会”那些“小组长”一传，到黄昏时候，竟来了一百三十多名。所谓“无产阶级”而获批准入会的“农会会员”；除了张、黄两姓的人，附近几个小村庄户有远在数里地之外，穷乡僻壤的人，都闻风而至。无形中成了请愿式的队伍，一齐拥在“农会”，自愿签名打指模做我的担保人。
声势如此浩大，行动如此迅速，人心如此热烈，不但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也使共干们为之警愕！但他有话在先，势成骑虎，在羣众的一致请求下，只好维持诺言，把我从监牢中叫出来。站在羣众之前，但我的双手还是反绑着。
共干问：“你们都认识他？”
声震瓦面的一致回答：“认识。”
“你们都敢担保他三个月之内，随传随到，不会逃跑？”
“敢担保。”也有人还加上一两句：“他是好人”；“他不会逃跑的。”
这场面太使我感动了，也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因为有一部份人，他们虽说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们；更有许多人，我只是面善，连他们姓甚名谁，住在何村何地我都不知道。因为有的年青人是他们父母叫来的，也有的是邻居邀来的。他们会如此热情，不辞远近辛劳，连晚饭都不吃便跑来“农会”做我的担保人，一方面是我家在地方上薄有善名，从无劣迹；再方面抗战时，我在五八军工作数年，队伍曾在我县境内行军作战数次，他们有的被部队拉去做挑夫，有的拉去做向导，都是我将他们保释，并招待赠予路费回家；如果有人求我方便，也无不有求必应。
更有一次是抗战胜利前一年，长沙失守后，日军一联队经我县境南下，与五八军遭遇于赤山桥，展开一场大混战。但在战争快要触发之前，我乡乡民组合的一支“乡自卫队”，于黑夜通过五八军前线阵地，去逃避在大安里的县政府集结时，被五八军误认是为敌作前驱的“伪军”，几乎全部牺牲于乱枪下。后来一起缴械收押，请示军部究办。事情被我知道，见到尽是我乡乡民，一力承担保释，将枪械行李要回，每人还送一袋食米，派人护送出防线。遣事是全乡皆知，受惠数十人，后来有口皆碑；均说假如不遇到我这个“救星”，那次纵不丢掉性命，起码也要吃点苦头，枪械行李更难望要得回来。其实，这只不过是我义不容辞的份内事，任何人都不会眼见乡民遭此困顿而见危不救的。可是，却也由此“兰因絮果”，种下了我那次被共干捉去，能一呼百诺，在半日之间，召来一百三十多名乡民，一致担保我的“善报”。
后来人数越集越多，连老弱妇孺，也都围在农会内外，均自动表示愿意做我的担保人。据说：那次总数数百人，在“具结”上做担保人签字或印指模的一百三十多人。闹到晚上九时许，才算办好“三个月内随传随到”的担保手续，把我的捆绑解除，当众释放。
我在一片沸腾的欢呼声中，走出“农会”，走回家去；当时百感交集，没想到更严重的问题，也因此发生了。
因为那次在半天之内，自愿自动的聚齐数百名乡民，担保我“三个月内随传随到”的羣众场面，使共干在惊愕之馀，后起恐慌，尤其是那个曾经打了我一个耳光的共干，当晚上就沈不住气，找“农会”负责人去查问：我这个“地主、反动派、国特”三重身份的“罪人”，怎么会与这许多穷苦的“无产阶级”，发生如此深厚的感情？
“农会”中人将我家与自己的为人报告一遍后，共干更感到害怕，认为我在家乡有这样大的号召力，无异是一颗计时炸弹，将来一旦爆发，可不是他们少数外地共干吃得消的。于是急谋对策，非要将我置于死地不可。以下是他们在“风波亭”上拟订的办法。
第一，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就以我的事为例，作为是“善霸”行为表现的一种解释，要他们“站稳立场”，“分清敌友”；不可再与我接近，以免种了“反动”的毒素。换言之，用“反动”与“立场不稳”及“敌友不分”等大帽子，威胁乡民与我隔离，使我孤立。
第二，限我把所有的军用品，如军服、马靴、军刀、军事书籍，自动送往“农会”。
第三，派出一个共干，向“区委”及“县委”报告我的有关一切，请示根本“解决”的办法？
果然，自从乡民被召去开过这次会议后，我与我的家庭都陷于孤立了；不见有人来探访我，我就是在外面见到乡里族人打招呼，他们也要“关前顾后”一下；才敢与我招呼。我想找他们谈谈，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便是藉故走开；有的人怕招惹麻烦，老远的见到我，便转头回避。
第二步反应，是派我家要交五百担谷子，限年内交齐，作为“支援前线”（那时海南岛尚未失守）之用。共干三日一催，四日一比；每次到我家或把我传去，都是凶神恶煞。一股无以名之的恐怖感与威胁力量，使我寝食不安。
第三种反应，三不两时的把我叫到“农会”去，枯坐苦候，说是“干部有话要问我”，等了半天都见不到“干部”的面；见了面，又还是那几句“长气”的老话。他们就是用这“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方法，来折磨我、打击我、侮辱我；故意损害我的自尊，监视我的行动，限制我的自由。
所以我常说，在共党统治之下，可怕的不是死，也不是劳苦；而是那种恐怖气氛，与对你自尊心的折磨，以及没有自由，不能自主的胁制。如果再加上打打骂骂的刑罚，“长气得死”的疲劳讯问，那真个比一枪毕命还要难受。他们就是要把你包围在恐怖气氛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这样“活受气”的过了个多月，又发生一宗大出意外的事情；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实。
那是一个急景残年，腊鼓频催，雪花夹着细雪纷飞的晚上，凛冽的北风在怒号，大地在颤抖，路上行人绝迹；人家在围炉烤火，但气氛是萧索沉闷的。往年，这个时候正是炉红火热，吊架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火腿腊味，房炉子里也必定有乡亲族人来围炉聚谈。可是，那一年虽然快要过农历年了，不但火腿腊味没有，连炉子里的火，好似也不及以往的旺盛；空气是寒凉凝固的，心情是寂寞沉重的，我与家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但都不知从何说起？每当想开口说说什么的时候，不是把要说的话咽下肚去，便是用一声低低的叹息作为代替。每个人的眉头是锁着，眼眉是低垂的，牙龈是咬紧的，面皮是绷紧着的，脑子是发胀的。那种愁眉苦脸的形像，唉声叹气的烦愁，自我回家起，一直没有改变过。
我想着的问题是五百担“支援”粮谷快要交齐了，以后将会怎么样？三个月“随传随到”的期限，已过一半，以后怎么办？
当然，我不止一次想到逃走，可是，“通行证”呢？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家里的人怎么办呢？千百次想到的问题，千百次的结论是“行不得也”。
正在为这些问题发愁的时候，有人在敲我家的侧后门，敲门声是急促而低沈的，不似是盛气凌人的共干找上门来。但这样寒冷的深夜，村子里连犬吠声都听不到，会是什么人来找这个有如“麻疯院”似的“反动份子”之家呢?
那时，我家已分开来住，先父随同我二弟的家眷住在栗江镇，我舆母亲及一弟一妹住在乡下。我母要我暂时到后花园中去，由她亲自走去开门，很久才叫我进火炉房里。只见一个穿着短棉袄与钉子雨鞋的中年人，站起身来跟我招呼，我却不认识他；母亲虽然作了介绍，我还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经过他自我说明，原来这里面又有一段循环相报的恩情。
在我们家乡凡是聚族而居的大姓，在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人物，如医生、厨师、理发师、裁缝、坭木匠及日用品商店、药材店等，均以能由族人中培养设置，甚或由祠会津贴鼓励，尽力做到不希求于外人为主。我们张家原有一间名叫“杏林堂”的中药店，但自从做医生的“胡子公公”去世之后，即继起无人，药店亦随之关闭，引起族人诸多不便。后来我家循族人要求，在抗战前由我家垫出资金，开设一间药店，请人料理；凡是族人或附近乡人，都可欠账买药，等待一年三节还清。中秋端午多是不还，但一到农历年，所谓大比之期，就非还不可。因为这是不算利息的挂欠，任何店家，垫付了这一年的资本，都要在这年关时候，将馀欠取回归塾，以资周转，所以，每到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如果尚有未来自动清还店款的，店方便会派人去其家中催收，也叫“收账”。
这个寒夜敲门的不速之客，他就是因收店账与我结下一段恩情。
记不起是那一年的除夕前，离我家数里地一个由数家姓氏组合的村庄，其中有两户人家对一年的欠账，分文未还；派去的收账员迭次回报，说家主的面都见不到。我记得先父大发脾气，说造两家人都不是还不起债的真穷人，何况这是积欠一年了的救命钱，纵不全部还清，多多少少总要清还一点；现在年将无日了，分文不还，犹在其次，怎么会避不见面，连一句言语上的交代都没有？认为岂有此理，于是，先父要家中长工与我一路去坐催，以“太子爷亲自出马”的姿态，以示事情的严重，使欠户不敢再拖泥带水打“太极”。
第一天去了两次，徒劳往返，仍然未见到债主；最后向这两家欠户的妇女留下语言，要她们丈夫第二天亲自来我家交代这笔欠账。
可是，第二天上午连人影都不见来，先父的脾气更大了。并说：“要吃药救命的时期，好话说，请求挂欠；把病医好了不理不睬，难道真是企着放账，跪着讨钱？这两家既然是欠‘霸王账’，那就把他当烂账收吧！”于是，又要我与长工前往，叮嘱我们坐守至天黑了才回来，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过不成年？
下午我与长工又去，先到较远的一家。这家欠户是存心赖账，因为没料到快要吃团年饭了，我们也会去上门催讨，所以正在劏猪杀鸡过年。见到我们去了，自感难为情，说了许多解释的话，先说昨晚才从外地赶回来，所以没有时间来结东欠账；后来又说了一番苦，说没有现钱还债。结果分了一只猪的四分之一，及苦干斤茶油，作价抵偿一部份欠债。这种以物作价的还账办法，在我们家乡非常普遍。
我与长工在回程路上，再去较近的一家，这家欠户的确苦不堪言，虽然是除夕日的下午了，家里面冷火死烟，不但没有准备过年的食物，连火炉厨房的热柴煤炭都少得可怜；孩子们在饥寒中叫嚷，妇人在愁苦中哭泣，原来她丈夫到湖南去做生意仍未回。那妇人泣不成声向我们诉苦说：“药是我吃的，账是我欠的，请宽限到过了年，等丈夫回来一定清还，那怕是不吃……饭……。”
我那时才十多岁，也不知那来的胆量舆魄力，竟擅自作主，把从先前那一家收来的四分之一只的猪肉及茶油，扫数送了遣妇人。并说：“你欠我的债，等你丈夫回来了再还，这些都送给你过年吃。”
长工想阻止我也来不及了，在归途上埋怨我说：“我们不追她还债也就可以了，怎么还送这么多猪肉和油给她？你父亲骂起来的时候，我可不管。”
我做了当然不怕挨骂，我的理由是这家人太可怜了，有道是“叫化子也有一个年”，何况她并不是叫化子？何况猪肉、茶油我家里多的是。我母亲每年杀过年猪时，都会送些猪肉给附近可怜的人，我送点给可怜的人，又有什么不可？后来据实回报，先父并未骂我，母亲则说送是可以送，不过送得多一点。
没想到这一送，就出现了那晚上这个不速之客。
这个半夜三更，冒着大风雨来我家敲门的中年陌生男子，原来就是那年受我救助，无以度岁的妇人的丈夫！
他自己把这一段恩情往事说了出来之后又说：“先生！我领了你那么大的一个人情，这十多年来我是无力为报，所以无以为报。我决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一家子人也一直为先生在外做官打仗，求神许愿，保佑先生升官发财，一直平安。”
我截住他的话说：“这些都不必谈了，今日升官发财的人，也都是罪人。我问你，你这么晚来我家有什么事吗？”因为我知道，他决不是来向我口头道谢的。果然，他把来意说出来了。原来他的儿子是“农会”的“干部”，他从儿子口中得知，共干是决不会放过我的，见到那晚上数百人来担保我的场面，共干认为我在乡间的号召力大得可怕，已经开会决定，等我五百担谷子交齐了，三个月“随传随到”的限期一满，便要拿我开刀。可是，共干也知道要在乡间整治我，清算斗争我，难以找到藉口与出头人，且可能会激起不良的后果。故此，共干的决定是将我捉解到县政府去，然后再解到别的地方去“终身劳改。”
这中年人把内幕秘闻说了出来后又道：“所以我来告诉先生，你无论如何要在过了年之后，逃到别的地方去，家乡决不能住。”
我绝对相信他的话，也绝对相信他是一番好心，我正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时候，他从内衣袋子里，摸索出一张纸来交给我说：“过了年便紧张了，这里是一张盖好印的空白通行证。先生你想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写上姓名，地点，时限便行了，这是我从儿子手中特别要来的。”
我问他：“你儿子知道这是给我的吗？”
他尴尬的说：“不知道。对他们年青人我放心不过，这是我偷偷的扯下来的一张，所以今晚上特地拿来送给你。”
以后，我就是利用这张“通行证”逃出家乡，从长沙到广州逃来香港的；也可以说，我这条命能活到今日，全是这位受我小惠，报我大恩的人，一手把我从魔掌虎口里，救出来“放生”的。谁会料到，十多年前予人一点些微的救助，竟能在十多年后，获致如此重大的善果？谁能料到十多年前，眼见无以为活的人，在十多年后，竟会成为自己的救命恩人？我今日写到这位救命恩人的往事，惟一感到遗憾的，是不便把他的真名实姓表扬出来，以免他夫妻父子受“温情主义敌我不分”及“立场不稳”之累。
我从上述两件事上面，使我深深感到“兰因絮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因此，我在锋镝馀生的中年，几次想追求一种宗教上的信仰，虽然都失败了；失败在是非善恶过份分明，失败在做不到盲从的“迷信”。但“因果律”的相信，则是坚定不移的。我好劝那些在职位权力上，可以予人方便，帮助他人，于己无损，于人有利的人，紧记“人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可能在你的惠而不费，或小惠于人之后，获得千万倍的回报。虽然说施恩不应该望报，但从我的亲身体验所得，好心总是可以获得好报的。
由这些事实的表现，我也深深感到不怕共产党如何残酷暴戾，如何颠倒善恶是非；如何挖空心思，使尽手段去破坏传统，改变他们所谓“唯物”底，“无产阶级革命”底的“道德观”，但有一点他们是永远没有办法使之消灭铲除的，那就是“人性”，将来能消灭共产党，铲除这暴虐政权的最大武器，也必定是“人性”！
我在本节所记敍的中共暴行，绝无半点夸张渲染。至于他们窃据大陆以后，在“土改”，“三反五反”、“肃反镇压”及最近“红卫兵”等等“运动”中的残酷表现，罄竹难书的血腥罪恶，更甚于我身受目击的千万倍。这些，一因非我亲身体验，再因海外侨胞也已耳熟能详，故不赘述。
不过，中共还有一项旷古少有的最大暴虐罪行，比秦始皇、张献忠更甚的血腥罪恶，则是毛泽东自认得意之作的“人海战”！那种视人命贱如蝼蚁的残暴行为，将无辜民命驱往战场，使尸如山堆的情形，我是亲自经历，亲目所覩，也曾为之痛哭失声过的，以下当另文详记。
至于中共今日穿上龙袍，与他们以前做流寇土匪时的分别，我倒认为先父于一九五○年冬逃出虎口时说的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以前他们是撞开老百姓的家门抢，现在则是不准老百姓关门，他们要什么你还得亲自送去；以前是要你死就死，现在是你想死，他们也不给你痛痛快快的死。”我相信凡是吃过共党苦头的人，都会有同感。
此外，就是变相的“诛九族”。凡是被他们列为“六类份子”的“阶级敌人”，都祸延子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榨取劳力，不准受教育，使其后代，永无翻身之望。
走笔至此，痛定思痛，居安思危，前尘往事，诚然不堪回首；但蒿目时艰，难免不再受刀兵水火之灾。东南半壁，正处于赤焰高张，兵荒马乱之中；忆及宋末王积翁诗，特录于次，以作我写本节之后的一点感怀。
王诗云：
“干戈未定欲何之，一事无成两鬓丝，踪迹大纲王粲赋，情怀小样杜陵诗。鹡鸽音断人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安得山中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时。”
以上《故乡匪祸思痛录》，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张赣萍着《弹雨馀生述》（台北：龙文）之《宁为太平犬·勿做乱世人》一章上刊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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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6-23 11: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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