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选舞：韩战释俘新闻采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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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像出舞台剧

那天（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晚上，躺在汉城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床上，辗转反侧的总是难以入睡，原因吗？肉体与精神的因素应该是都有那么一点。

首先，我是个出身中国中部的贱骨头，在此之前，一直不曾在烧得暖暖也关得紧紧的「温室」里睡过觉。那晚睡在外国俱乐部生火的洋炕上，着上毛毯热得冒汗，脱光身上又微有凉意，就这样，翻来覆去的总不能适应这人为的洋环境。

其次，好几年不曾接触过战争了，翌晨却又要赶到三十八度线上采访。在联军和共方敌意未能尽消之际，在所谓中立区上，双方武装对峙，剑拔弩张，当数万名立场迥异的战俘从印度营「各奔前程」的分向南北冲刺时，天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这样看，我们这批记者站在中间，心里上也该有番准备。

睡不着，乾脆翻身坐起，一转眼，却发现不远处躺着的刘毅夫大哥却仰卧微鼾，睡得好不香甜。心想，这条汉子也??不简单，他不是位正规出身的军人，但一辈子就好冒险，陆地、海上、天空，这三级战场，逍逍遥遥的便不知来去多少回合，终于养成了这番无惧不忧的实力。

和他比起来，我实在太嫩了。

看着、想着，我也不禁恬然入睡，事后想，这大概也是受到刘大哥的感染吧！

朝鲜半岛启战端

第二天早上天还未亮，身任台北军事记者团团长的刘大哥便率先起身，一一唤醒了他的团员，匆匆在餐厅吃了顿难以下咽的道地洋餐，我们便集体造访联军总部新闻部门，告诉当值的新闻官，我们是不远千里专门来采访释俘新闻的，一定请他给我们供应最快速而稳当的交通工具。本来新闻部门原定拨给我们四辆中型吉普，经不住我们苦苦纠缠，最后改变了主意。

「既快速又稳当，莫过于直升机，好吧！你们远道而来，我就拨给你们两架直升机吧！」

就是这样，我这个八年前还不曾见过火车的四川乡巴佬，突然进入世界尖端，大开洋荤的坐上了发明未久的直升机，这玩意原以为在空中会有些摇摆的，实际上却是十分安稳。

由于冬日雾大，能见度低，虽是短程，也觉无聊，为了填补空虚，安定心情，随手从袋中取出了一份韩战节略。在晨曦中复习一番：

韩国北部与中国相连，早有交往，西元前十一世纪，殷商遗臣箕子即率??五千人避居朝鲜，而汉文化也开始输入。此后朝鲜短期并入中国版图，然绝大部分时间或与中国为敌，或为中国藩属，即在近世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朝鲜仍对中国朝贡不绝。甲午战役，中国在一八九五年被迫承认朝鲜独立，但自此日本却已实际控制该国，一九一○年更正式予以兼并。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会中，列强同意以北纬三十八度作为边界，决定战后由美、苏分别占领朝鲜。未久，日本投降，苏、美军即先后于同年八、九月间进驻此韩和南韩，一九四八年五月，在苏、美分别扶植下，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北韩）和大韩民国（南韩）同时分在平壤及汉城成立。从此，朝鲜乃一分为二，彼此敌对，延至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韩军六万突然大举南侵，（但也有人说南韩北侵，前英国政府远东事务顾问，曾任英国情报部远东司长的Sir
John Pratf
便说：六月二十五日□晨爆发的战争解救了李承晚，使其免于毁灭，也给予杜鲁门总统要求取得台湾的藉口。没有人在研究证据之后，还会对李承晚在他美军顾问团友人协助下发动攻击北韩之事，加以怀疑。）

两天后，联合国安理会乘苏联杯葛之便，通过美国所提组织联合国军援助南韩反抗侵略决议，同年七月一日美国向北越过三十八度线，十一月二十日即进抵中、韩交界的鸭绿江边。各方原以为战争至此即可结束，但同月二十九日中共又在苏联支持下，以八十五万「抗美援朝志愿军」投入战场，大举南下。一时，为数七十万的南韩、美国及其他国家合组的联军承受压迫，渐感不支，逐步南退，共军再度进入三十八度线以南。赖联军统帅麦克亚瑟派军在仁川登陆，横击共军，始得以阻遏共军继续南下之势，从此，双方遂交错在三十八度线南北对峙。

让战俘选择自由

时，麦帅主张轰炸并进入中国大陆，并拟使用台湾国府军队，认为战争除胜利外，别无选择。这一强硬主张，不为温和派的杜鲁门总统所接受，双方冲突结果，这位肩佩五星的名闻天下的大战英雄，乃为首次大战中曾任炮兵上尉的杜氏所罢黜！

未久，另一位大战英雄艾森豪赢得共和党提名竞选总统，在举国厌战心理下，艾氏以结束战争作为竞选政纲，并亲赴东方实地视察。及竞选成功进入白宫，果然展开和谈，终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与对方签订停战协定。由于联军在作战中曾俘虏为数二万二千余名华籍战俘与数目相当的北韩战俘，联军为顾及人道，决定给予他们以选择自由，并在中立区汶山设立战俘营，由中立国印度派军管理。唯经个别询问，华籍战俘志愿遣往台湾者一万四千余名，而表示愿返中国大陆者亦达七千多名。

其后，由印度齐玛雅主持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建议将上述战俘交还联军监管，联军总部未予同意，并申明联合国立场──所有战俘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夜，无条件释放成为平民。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决定于同月二十日上午开放营区，任由战俘自由行动。

这正是我们这批台北记者何以在这天赶到三十八度线中立区实地从事采访的缘故。

惊闻父丧恶耗

而今，采访已经迈进了专业时代，各门各类记者同业对其负责采访部门情况，多有深入了解，临时奉命采访本行重大新闻，自能束装就道，不必多事准备。但在三、四十年之前，各报采访部门编制不大，记者职司虽粗有划分，但为了灵活运用，彼此策应，在采访行当中，依然讲究的是通才。以《中央日报》这次派人赴韩采访为例，预先指派的刘大哥固是军事专家，但临时指派协助他的在下，对军事便是外行，好在平日也曾偶尔涉猎军事新闻采访，也就硬着头皮披挂上阵了。

不过，依照我采访前的惯例，我总是小心翼翼的对韩战、获俘一类事件的前因后果，预先加以了解，以免临时匆匆拍发新闻造成错误。虽然，此举不见有临时抱佛脚之讥，但有备无患，总比届时乱开黄腔为好。

另外，私下里也还有个促使我应命前往采访释俘新闻的理由。原来就在韩战双方在「伤心山脊」打得昏天黑地，难解难分之际，我在台北突然收到远在韩国前线担任美军翻译官的老友陆以正兄（□

'7b任国府派驻南非大使）来信，说是他在日前会见一名前线送来年轻战俘之际，经耐心询问，竟发现那人不仅是四川崇庆州人氏，而且是我的嫡亲姑表兄弟张光普，来信并说，光普是在一场激战之后被俘的，所幸却不曾受到伤害。

然而，这封信也给我带来一条最坏消息，光普告诉我的那位翻译官老友，说在他参军离乡之前，便听说他的舅父逝世了。

这??是个晴天霹雳！先祖父母共有一子三女，光普是我二姑所生的表弟，家父正是他唯一舅父，如果他说他的舅父逝世，那么，我的父亲岂非仙去！家父一向身体健康，其时不过五十上下，我??不相信这条消息，但是，消息来自老家的嫡亲表弟，这话又怎会有假？于是，在悲痛至极、连夜不眠之余，我曾计划在台北善导寺做次道场，以为纪念。可是，在内心中，我仍坚信家父平生为善积德，理当不致早逝，因此，强把做佛事念头压下来，决心在消息完全证实之后，再作定夺。这样，当我一听说报社为加强报导之故，决定增派我随同刘大哥赴韩时，也正好遂了我亲自前往一探究竟的心愿。

那天，从直升机下来不久，为数两万二千多华籍战俘便各自列队，分向南北冲了出来，我在汶山以南伫候，巴巴的指望我的那位表弟南来，可是望眼欲穿，就是不见他的踪影。其后，在投奔国府的一万四千三百零九名反共战俘全数抵台之后，在被人称反共义士营地，虽然多方继续打听，我也不曾听到他的消息。

谁都知道当年在印度人管理的战俘营里，反共和亲共的战俘曾经不断流血打斗，有时打死了人，便把尸首埋在营地之下了事，印度人睁只眼闭只眼的也就不加深究。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猜想这位表弟或者志愿返回大陆，或者已遭不测。但照当时的情况推断，他回去的成分居多，因为，其时战俘之志愿投奔台湾的，多数是当初共军收编的原属国府的士兵，而志愿返回大陆的，则以中共建国后计划徵集的年轻壮丁为多，我的这位小表弟当时不过十七、八岁，正好是大陆当时参军年龄。

表弟既然杳如黄鹤，家父的生死只有存疑。其实，存疑，也正是我的希望！──希望小表弟听错了，也或者是说错了。

原来只是误传

当时，我也曾从香港托人打听家里消息，也都未得回音。这样二十年又已匆匆逝去，及一九七三年三月，仍在昆明坐牢的连襟陆铿（大声）兄突然转来家父来谕，道及我离乡三十年来家中消息。

捧着那封谕示，先是惊得发呆，继则喜极而泣，三十年了，我一直远离膝下，流亡四海，其间，还曾从小表弟处得来那条幸亏未予全然置信的消息！而今，捧在手上的，可下正是多年习见的父亲的手迹！

经过一番打听，方才了解此中曲折原委。原来，大声兄凑巧与早年曾任昆明补给司令的乡人乐开治将军关在同一牢房之内，两人在闲谈间，大声兄无意间发现乐老是我四川崇庆同乡，乃告以当时我在纽约情况。不久，乐老在家信中也顺便提到我的踪迹，很快的，这条大好消息便传到我的家里，家父为求证实，乃派我八弟选俊带着他老人家给我的亲笔谕示前往昆明陆府探询，这样，我才得悉家父依然健在喜讯。只是，大哥、三弟早逝，所幸继母暨五、八、十、十一诸弟及幼妹都已长大，且都成家立业。

人间事，就有如是之巧，巧得来??像无巧不成书的戏剧。如果这传奇曲折的巧事不发生在我自己头上，我怎样也不敢相信。

笔者稚龄失恃，赖家父教养成人，继母亦多予呵护。不意学成就业，即逢战乱，从此离家远走，初时甚至不敢通信，以免贻祸亲人，幸家父晚年无意巧得我讯，乃得以按时上禀问安，并稍尽菽水之欢。一九八○年初闻老父不虞，即摒档成行，原以为抵家之日必能承欢膝下，不意走慢一步，返乡之际，但得长跪墓前，痛悔无极！

家祭日，诸亲俱聚，独不见光普表弟。及离乡返美，匆忙间亦未及询其行止，致当日误传之由，未得而明。数日之前，突获其自辽宁来信，嘱去信代其管教子女，我与光普暌违，殆已半个世纪，想像中，他亦逾耳顺之年，今尚絮絮谈儿女事，殷殷以代训为请，岂外来和尚才会念经也欤？

我当覆书，询以当年误传究竟。

幸亏，我当日不曾在善导寺做了那场佛事！

选择台湾的战俘

──韩战释俘新闻采访记

话说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清晨，当我们一群来自台湾记者自汉城出发前往中立区采访释俘新闻之际，由于争取到乘坐专用的直升机，因此，不到八点，我们便已抵达战俘营南面不远的汶山。按照预定计划，负责营地管理的印度人要到当日上午九时方才开放营门，让战俘自由选择去路。这样，我们便有一小时从事准备的余裕。

异域遇贵人

那天，三十八度线上一片阴霾，灰暗的云层低沉得似乎就要压住人们鼻头，四围一般的尽是低坡荒原，叫人分不出南北东西。我正在一条路边徘徊，试图弄清楚方向，突然间听到有人在叫我名字。

猛回头，身旁正站着一位身着联军制服的小个子，逼近看去，原来他正是我的一位老学长──《中央日报》派驻汉城联军总部的战地特派员黎世芬老哥。黎大哥原是中央政校新闻系早期的高材生，远在马师星野先生接掌南京《中央日报》不久便已出任报社的总经理。一九四八年秋他衔命前往台北筹备央报迁台出版事宜，在下亦承命赴台出任该报驻台特派员，其时，由于筹备处缺乏人手，在下遂被「拉夫」，暂摄总务交际之职。在他的指导下干了几个月的经理工作，及央报翌年初在台复刊，在他的建议下，社方还曾让我在经理部总务主任和编辑采访组副主任之间作一选择。其时，年轻新闻人员多轻视发行、广告业务，尤贱视总务，认为那只不过是替人跑腿打杂的玩意。事后证明这是一种错误观念，只是当时在下亦不能免俗，以为只有干记者才是新闻本行，结果选了采访职务，一路干了下来。倒是黎大哥文武全才，在久任总经理、主任秘书一类职务之后，却自动请缨，前来战地担任采访任务。这天，在前线相见，只觉得他个子虽然不高，身体也不够壮，但穿起军装，看来却还是挺有精神。

尽管那天天气阴沉，但情况却极平和，在三十八度线上，自联军统帅赫尔将军以次美军官兵，一个个因准备有素，处之泰然。但是，鉴于战俘数以万计，而意向有异，有着紧张而敌对的群??心理作祟，一旦释俘令下，彼此倾巢而出，如果届时稍有风吹草动，难保不有一场混乱。以是，黎大哥一见我东张西望的在观察地形，便猜出了我的心意。只见他伸出右手食指，放在嘴里沾上唾液，然后高高举起。

「四方尽是荒原，叫人看不清楚方向，可是，冬天里的北风最是诚信，像这样伸出你的食指，那边凉快，那边也定是北方。稍后一旦有变，记着绝对一定要跟准风向！」

说完话，他看时间还早，拖着我走向坡下的一排营帐。我们原想进去喝一杯咖啡，谁知一闯进去，却碰到一个颇为尴尬的场面──一位国军上校左右手各抱着一大捆绿花花的美钞，一见有人进来，不由后退一步，其意似在防护。幸而黎大哥与他相识，和他打了个招呼，他也才如释重负的把宝贝放好在面前桌上。

我和黎大哥在帐内各自饮完一杯咖啡，一走出帐门，我便问他那位在前线抱住这许多美钞的究竟是怎么一位人物，记得黎大哥只不经意回答一句：「国防部政治部的王升，此番带个服务队来，大约是在协助联军办理接待俘虏工作。」忆其时，这位王先生虽已是当道寄以心腹的亲信，却仍未发迹，想不到四年后我派去法国，一住七年返台，他已是军界、政坛上一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

让战俘自由选择去处

走出帐门，方才回到中立区，便听到扩音机里播出了一段清晰的华语：

「亲爱而勇敢的反共义士们，我们奉蒋总统之命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到台湾去。」

不用说，这一定是王上校所率服务队的杰作。据说，他们早就来了，并在中立区南扎好营帐，也作好准备。再证以国府参谋次长赖名汤将军与一群美国将领一起站在「自由之门」牌坊下迎候战俘情景，任何人都不难想像得出台北当时与华府间合作的密度。

同时，也想像得到的，在中立区之北必然也有着相似的情况，只不过那边的人却是欢迎他们的北去。

转过头来，我们再来谈谈我们的刘大哥（毅夫），他原是身着西装、外罩大氅、足踏皮鞋、头戴呢帽，……稳稳当当的一直保持他的（记者团）团长的风度。可是，一听见广播，意识着选择台湾的战俘就要冲向南来，突然撩起大衣，以他从前与刘长春竞跑百米的姿、速，沿着通往战俘营区的大路疾向北冲。在下一见他冲进禁地，只好跟进接应，谁知方一转弯，迎面便看一批挥舞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齐声合唱着激昂反共歌曲的战俘整队向南冲来，刘大哥伴在他们之旁，边谈边跑，喘气吁吁的好像已经在开始采访！

尽管他们早已知道作战双方和管理战俘营的印度人早已商量好要在这天放人，但是，谁能保证临时不会变卦，因此，这几天他们一直紧张得不敢脱衣服。二十日一早四点钟，天还没有亮，他们便整装吃早饭，然后，打扫营地，拆卸帐篷，一一的摺好；七点钟，选择南来北往的分别在营地两极集合，一到时候，便分头整队冲出了营门。

我们等在南边，接到的是为数一万四千二百零九名人称的反共义士，另外，像我表弟一样，也有七千多人冲向北边，最终回到了中国大陆。当然，在这天里也还有上万的韩国战俘关在中立区另一营地，我们也没有余暇去管他们的闲事了。

美国对军人特别重视

记得头天晚上住在汉城外国记者俱乐部，当时中央社派驻联军总部的特派员林静（徵祁）兄便告诉我，美军在国外打仗，最注意的是补给，包括军方??办的俱乐部在内，前线美军的给养或来自国内或购自日本，连饮水也都由日本装船运来，深恐就地补给，不乾不净的容易引致疾病。他又说，通常一个美军在前线打仗，在后方为他补给支援的往往便有两人，尽管有人因此把美国军人戏称作少爷兵，但是，他们这种一般尊重人、特别尊重军人的作法，却不是旁的不管当兵死活的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的。

其实，讲究补给的美国人不仅对自己人如此细心，即令对由他们代管代办的外国人也是一般照顾。这天，在下跟着回台战俘，从大夥儿冲出中立区，一直到车送仁川上船，这一路所见，但觉其体贴入微，设想周到处，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战俘陆续冲向南来，便依先后次序，每五十人编为一队，然后一队一队的分别导引至左右两排并立的二十个大型帐篷里，而每一帐篷也正好容纳五十人的一队。这五十人一进去，先把一身脱得光光，继由卫生人员喷以消毒溶液，再由补给人员各发一套包括内衣内裤在内的崭新冬季军装，一等到穿好新衣，依次跨出帐篷的另一道门，正好便有一辆大型军车等在那里升火待发！这样，二十个营帐同时作业。不到十分钟便有一千人洁身换衣，登车就道，而一万四千人也就在两小时内全部运走，驰向仁川。

在下当时，跟着首批战俘入帐，如果不是身穿便装，胸悬联军总部发给的记者证牌，准会被人照例脱光衣服消毒，当然也会混来全套崭新军装。

反共义士备受礼遇

为了及早采访到有关战俘们的第一手讯息，我们台湾去的记者各自攀上了军车。杂在战俘之中，方才报出自己是台湾来的记者，马上便受到热烈欢迎。战俘们争着叙说他们怎样脱离战场，怎样在战俘营里涂上反共刺青以示决心，又怎样和管理营地的印度佬斗智用计……。然而一路上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孩子，当车过汶山里，两旁渐次出现欢迎的南韩民??时，一群战俘几乎同声惊叫：「看，多可爱的孩子！」说来，他们已经是三年不见这些儿童了，不论是人家的，还是自己的！

大夥儿在车上说着、唱着、叫着，突然间，二十辆军车分别在路上两侧停了下来，不用解说，大家一看便知为了什么？原来路的两旁分别排列着十张长桌，每张桌上放好了五十来杯汽水；而在公路旁的田间，也各自掘好了用布幔遮好的成百的大小方便之所！

接着，在喝罢拉撒之后，大夥儿一身轻松，重又登车赶路。大约是几天没曾睡好，这天又起得太早，加之预期的紧张场面未曾出现，心情刚一松弛下来便有人在车上打盹。在下一生就爱睡个懒觉，不由得也有些儿倦意……，就在此时，突然有人大喝：「下车，就要开饭！」

睁开眼，面前展现的可又是个平生未曾得见伟大场面，一百来个营帐整整齐齐的搭成个大圆圈，百来辆军车依次停放在营帐外沿，而每一营帐里也正好预备了五十来份军用午餐！而在圆圈中心的草地上，著名的美军第八军军乐队正不停的演奏悦耳的乐曲。从前，只有电影上看过陆战队乐队在白宫国宴上奏乐助兴的写意镜头，而今，这一百二十几人组成的大军乐队在北国寒风中卯足全力的吹打，确也令人精神振奋，食欲陪增。

餐毕休息片刻，首批车队继续东行，一路上，重复的喝了次下午茶，清理了一次肠胃道，再大模大样地同进一次丰盛的晚餐，大夥儿乃在夜色苍茫中抵达南韩西岸的仁川港。接着，在美军后勤人员的接引下，每五百人（正好十车）配给一艘登陆艇，每五艘登陆艇再驶向一艘停靠海外的运输舰。一等到一万四千人都上了大船，第二天便在一队护航军舰四面八方的拥簇下，驶向台湾。五天后，安安稳稳的分批驶达基隆。

在下为了争发新闻，当晚赶回汉城，隔日即南下釜山搭乘飞机先行返台。不过，听与战俘们同舱返台的刘大哥他们说，那是一次秩序井然、平安愉快的海上之旅，美国军方慎守军人第一的传统，把客人们款待得有如上宾，也保护得周周密密。

四年后，我派去法国，据自阿尔及利亚前线观战回到巴黎的驻法武官尹国祥将军告诉我，他平生吃遍法国，但所曾吃到的最好的法国大餐却是在阿境前线！西方人尊重军人，早成传统，绝不像咱们上下一路克扣军饷，让前线大兵喝辣椒汤吃八宝饭，穿得来像叫化子！

韩战释俘观察报告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那天，我们一群来自台北记者随同新释战俘登车抵达仁川港口之后，我与《新生报》的李蔚荣兄原都已上了登陆艇，准备转乘运输舰与战俘们一道返台。其时，《中央日报》与《新生报》是全台数一数二的大报，彼此竞争得最为激烈，我与蔚荣兄自亦难以例外。

蔚荣兄当时是《新生报》的头牌要闻记者，脑筋转得最快，文章写得最好，被我们央报同仁视为「深仇大敌」。一向，尽管我们谊属同窗好友，天天私里都在一齐吃喝，但在采访之际，却彼此敌视，不讲交情。平常大夥在一起，相互监视，只要一刻不见他的踪影，他准定又独自去搞他的专有新闻去了。

犹忆其时《中央日报》社长是陈布雷（训恩）先生六弟训念先生。当日他在台北新闻界地位非常有趣。国府撤台之初，他把随其去台的上海《申报》旧属安插在《新生报》，有人甚至说他是《新生报》的幕后老板；不久，他出任中央社总编辑，对该社中级中坚之士提拔不遗余力；及改任央报社长，自己不曾带有人来，却把原已闲置的央报最得人缘的前任总编辑李荆荪先生召回重作冯妇。

把台北当日最重要的三个新闻机构，或明或暗的抓在手里，五十年代初期可说是陈六先生的黄金时代。不过，六先生对这三家新闻机构无所偏爱，一视同仁，不时还在幕后鼓励大家彼此公平竞争，一向，他把我与蔚荣兄看成旗鼓相当的两员年轻战将（其实，动脑筋，写新闻，我也许还可追随蔚荣左右，但搞交际、跑新闻我却不是他的敌手）。当时，他一听《新生报》派了蔚荣兄去韩，便立刻加派我也跟去监视。

因此，一出发我便充分了解我的任务──看着李蔚荣。相信蔚荣兄也一直在盯牢着我，彼此既有如此「默契」，路上，我们都不曾把对方置于视线之外。二十日这天晚上，我和他目送着包括刘大哥（毅夫）在内的同行记者一一上了准备开往台湾的船，却彼此耗着，谁都想甩掉对方，谁也不打算先走。

阴错阳差的假战俘

想不到彼此耗到午夜时分，却留在仁川码头碰上出大时代里的小小悲喜剧：正当着战俘们下了军车，排好队一个接一个的鱼贯上船时，凛冽朔风里，一个匐伏道旁的十一、二岁女孩突然一跃而起，抓住一名中年「战俘」就是不放，紧接着一位中年妇人和两个不足十岁的男孩也一涌上前，一齐抱着这位男子。听着孩子们齐声高叫「爸爸」的呼号，在场的中国人、美国人和韩国人都一致大感惊诧。怎么，一个中国战俘在韩国境内竟也有着妻室儿女？

其实，这位名叫邵明贵的中年男子，根本便不是战俘，他原是在韩国落户成家的华侨。只因他不识字、太老实，再加上联军与监管战俘的印度人轻忽、颟顸，才演出这场悲喜剧。

原来，四十七岁的邵明贵是山东济南人，远在十五岁时便从家乡漂流到了韩国，在汉城开了间木匠铺，平静的过了二十年。其间，他和华侨小姐李德恩共缔良缘，先后共生了金令（女，十二岁）、金生（男，九岁）和联生（男，六岁）三个怪可爱的孩子，虽然生活不太宽裕，但一家五口日子却过得非常快乐。及韩战爆发，老实得近乎笨拙的明贵对面前复杂局面，大觉迷惘。一九五一年四月他被徵为美军做工，可是，不到两个月，他却因思家情切，不顾一切的偷跑回去。其时，军情紧急多变，前方情况尤其混乱，在回家的路上，由于他那呆头呆脑的神气，再加上不会说一句洋文，便被糊里糊涂地被人抓住，无缘无故的当了三年多的战俘！

他的太太比他能干得多，她一面做工维持家计，一面到处打听他的消息，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她终于从华人通译那里知道丈夫关在战俘营里。可是，联军当局一拖再拖，印度佬也不肯认错放人。所幸，释俘之期已近，邵太太乃决定携儿带女，守在仁川码头等候亲人。

验明正身全家团圆

邵明贵本人在战俘营一群好友的策划下，原准备跟着大家先回台湾，然后再在话说得通的地方，提出重回侨居地的申请。想不到老妻却占先一步，直接在仁川港便把他截了下来！

此时已逾午夜，寒风慑人，五个亲人瑟缩的紧抱一起，一个个失声痛哭，就是不肯放手。码头美、韩负责人员先决定把明贵留在南韩，送进医院，稍后经过中国大使馆出面证实他确是久居韩国华侨。三天后，当联军统帅部宣布，依照〈日内瓦公约〉及〈韩国停战协定〉条文，全体获释战俘立即恢复平民身分时，邵明贵也就离开美军医院，回到自己的家，成为第一个在家里重获自由的不是战俘的战俘！



邵明贵全家团圆

二十日晚，我与蔚荣兄原都已上了登陆艇，准备转乘运输舰陪同获释战俘返回台湾。后来打听出从仁川到基隆，船行至少也要五天，为了赶发新闻，我们相约先行上岸再说。谁知道就在其他同业上船之后，我们一登陆便意外捡到了这则「仁川码头大团圆」的外快。

写到此地，我不禁想到「乱世人命贱如狗」这句古谚，若邵明贵君遭遇，庶几近之。此君大字不识、世事不知，在战乱之际，两韩、中共以及联合国诸军纵横进退之间，置身其中，以致随波浮沉，一切委诸天命，终得保全，亦云幸矣。

目击邵明贵安全的被他的妻儿「截留」，已经是二十一日□晨一时有半，我与蔚荣兄商量之后，决定先回汉城，赶发了释俘新闻，再乘飞机回到台北去写访问被释战俘的长篇报导。依照我估计，我们一定能在被释战俘乘船到达基隆港之前飞抵台北。这样，我们也就能在其余各报同业随船返台之先，刊出我们的访问记。对我而言，这更是最佳的安排，因为央报为采访这一新闻一共派出了刘大哥（毅夫）、郭琴舫兄和我三人，而今，刘、郭两兄既已上船，我再改乘飞机，如此海、空并进，自然是万无一失。

漏夜从仁川赶回汉城

但是，夜已深沉，怎样赶回汉城，却是一个不小问题。这时，蔚荣兄突然想起，在采访邵明贵举家团圆新闻时，在码头旁不就曾看到过一间小小的美军新闻室，而一位少校新闻官不也曾出面协助解决邵家问题。

一走进那间设在帐篷里的新闻室，我们二话不说，只告诉那位少校我们为了赶发新闻，必须立即返回汉城。那位少校一听此言，也就毫不犹豫的奔出帐去，替我们安排交通工具。

不消片刻，一辆十轮大卡车便已开到帐前，那位少校一边请我们上车，一边向我们道歉，说是所有的吉普车都已出动，为了争取时间，只有委屈我们乘用大卡车。

「大卡车也许不太舒适，但夜里赶路，却绝对安全。」在搀扶我们坐进司机邻座之前，少校还在为他的未能提供更佳服务而殷殷解说。其实，我们能不在码头露宿待旦，已经是非常满意的了。

司机是位来自美国南方田纳西州小镇的高大年轻黑种士兵，人挺和气，一见我们便咧开大嘴、伸出巨掌表示欢迎，一点不以深夜被人拉差为忤。一路上，大约是为了驱走睡魔吧，他一直不断的低声哼着悦耳的歌曲。

「这些歌蛮好听的。」蔚荣和我一致连声赞美。

「这都是咱们家乡民歌，从小时起，我们便在棉田里学会了它……。」边说边唱，低沉中略带凄凉。

人太累，大卡颠簸有若摇篮，小曲嘤嘤催人欲眠，车过汉江大桥时，我还记得卡车曾经停下片刻接受查询，此后，蔚荣与我当已半入睡乡。朦胧中，我且入梦，睡梦中，平日从未咏诗的我，居然依稀得句：

「寒夜过汉江，人云古战场，隋唐屡争逐，东师灭旧邦，岂冀光复后，竟分南北朝，兄弟□墙斗，东西助战忙，唯余长逝水，呜咽断人肠……。」

这首打油古诗，虽是荒腔走板，不成文章，但就我而言，确是有感而作，要不是车抵汉城，那位司机大兵把我唤醒，我可能还要苦吟下去，糟的是，醒来诗兴尽去，未能凑足成篇为憾。算来，这是我平生仅有的效颦诗作，当年自韩返台后，曾应前《申报》驻台特派员吴守仁兄之约，在其主持的《纽司》周报中增补刊出，今已不能尽忆矣！

一波三折的采访之旅

回到汉城，先找到一家旅馆，草草睡了两个小时，即匆匆起身，拍了一则电报回到报社，再赶到我驻韩使馆打听从仁川出发的获释战俘消息，知道台北记者团诸同业除蔚荣与我外，都已在随船返国途中，内心为之释然。战后，南韩政府对外国人出入管制甚严，独对此次随战俘乘船返台中国记者未及查询，即任其离去，倒是蔚荣与我，在另行循正规手续办理出境之际，却遭遇了一些意外波折。

犹忆其时中韩虽已通航，但空中航线却只有台湾民航队（陈纳德将军主持）营运的台北──釜山一条。蔚荣与我为了赶在运载战俘船舰抵达基隆之先飞回台北，不得不在二十一日当晚自汉城搭乘夜车前往釜山。记得那晚临上火车之前，我因访寻陷在战俘营中表弟无着，一时不能证实家父存亡讯息，在友好饯别宴中不免多喝了两盅。及行抵车站，原已上了南韩经营的普通火车，不料车长认为蔚荣与我既系联军总部客人，理当乘坐联军及外交人员特备专车。这原是表示敬重之意，谁知这搬来搬去的折腾之间，竟为我招来许多麻烦。

也许我过分信任特备专车的安全，也许我酒后稍有一点迷糊，一上专车，便和衣倒在卧铺上沉沉入睡。第二天一大早车抵釜山，被车僮叫醒，略一检视，竟发现身上除了尚余一本护照之外，其余如黄皮书、绿钞票……都已不翼而飞！

这一惊非同小可，没有钱，还可以向民航队赊购一张返台机票，但没有黄皮书，海关检疫处可不准放人出境。这样，我赶乘当天上午九时半班机回去的计划便落空了，而赶在船队前抵达台湾的希望也要破碎了。

就在我急切无计之际，受汉城友人之托前来接车的一位老华侨却替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当时虽已是晨间七时一刻，但是如果我身上带有二寸半身照片，他准能在港口卫生所八时开门之后，不需注射证明，立即为我弄来一本新的黄皮书。

可是，我偏没有随身携带自己照片习惯。

天幸那位老华侨十分热心，当时，说一声跟我来，便拉着我奔向一家华侨开设的照相馆，劈劈拍拍的敲开了店门，先向那位依然睡眼惺忪的老板说明我的处境，然后央求他设法替我拍个火照。那位好心老板摇摇头、摊摊手，叹了口气，只说了一句：「谁叫我们都是中国人！」便开始为我拍照、冲洗，前后不过二十分钟便为我晒好了半打照片。

拿到照片，我们边谢边跑，赶到了卫生所时，办公室刚好开门，那位老侨要我等在大门外，独自儿进得门去，不消一刻钟便替我申请到一本黄皮书。

之后，一切迎刃而解，我及时赊购到一张返台机票，如愿的赶上九时半那班航机，当天下午按照原订计划飞到台北，立刻便开始伏案工作，写下了一篇五千字的释俘观察报告，当然，我也没忘把邵明贵一家团圆的消息写好。

历劫归来母子会

打从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一万四千名战俘在韩获释日起，台湾省内如火如荼的掀起了一阵欢迎反共义士的高潮。特别是自当月二十三日起一批又一批的义士陆续抵达台湾后，报纸上成篇累牍的刊出义土们可歌可泣的故事，城市里出现一波又一波亲迎志士的狂热，不论是在公署民间、不论是在闹市僻壤，人们一见面，谈论著的总是不离这一讯息。

可是，故事总是千篇一律争取自由、心向祖国，不是说义士们怎样在战俘营里勇敢的唱国歌、制国旗，便是道义士们如何果决的在身上刺满了反共标志的刺青……。

在台北各报的编采室里，编辑记者们绞尽脑汁，用完了不同的辞汇来叙述这相类的事实，自己也开始有些卷怠，读者们面对这一页又一页的相似报导，也不再感到兴趣。

于是，新闻界一致计议着如何突破这种型式的单调！

二十六日这天晚上，《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先生也就为了这个缘故，赶到了该报的采访室，特别召集了负责义士采访小组组长江德成、采访组副主任王康、刚从韩国归来的刘毅夫、编辑张力耕诸兄和我一起商讨。当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这条新闻的采访已经到了必须推陈出新、改弦易辙的时候。

「绑架」老母会义士

「陈永华再睹亲娘的新闻一定非常感人，也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它必可把新闻导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德成兄说：「可惜的是陈家住在台南，而陈永华却必须在义士村里再住一些时日。」

看官有所不知，这里所说的陈永华并不是曾任国姓爷郑成功军师，并创立天地会的那位历史人物，而是一万四千位义士中唯一在台仍有老母在堂的一位青年。（义士中，仅陈永华与另一青年隶籍台湾，就中，唯有陈永华老母依然健在。）自从战俘获释南返以来，各报记者便一致期待着采访陈家母子会的新闻，也一致认定这将是整个新闻中最具人情味的精髓。

「但是，目前我们唯有耐心的等待！」不知那位同事发出这一感慨。

「等待，为什么我们必须等待？」一面参与会议、一面赶写新闻的我，搁下了笔，脑海里突然掠过一个意念。

「选舞，说说看，不等，你还有什么办法？」李总编辑一向深知我偶然会出一些点子，有时也还欣赏其中一二，此际，他便转过头来向我探询。

「难道我们就不会绑上一票？」我幽幽的说。

「绑票？绑谁？」大家争着询问。

「悄悄的把陈母绑来，秘密的让他们母子相见，这样新闻提前发生，我们也可弄个特号的专有。」这样，我明白道出我的想法。

李总编辑刚刚含笑点头，一向反应最快的力耕兄已经抓起了电话，拨通了台南办事处号码。由于派驻台南的记者周汝为兄刚好调返总社采访组工作，接电话的是代理他的汪有序兄。汪兄学的是政治，干的是教育，可是，却特具一只灵敏的新闻鼻子，因此，不待力耕兄细加解说，他已完全了解他的任务。当天晚上，他便找到陈家，略经询问，便知陈母念子情切，原拟北上探望历经艰危回来的儿子，只因阮囊羞涩，无力凑足川资，只好困在家里苦等。当下，有序兄一见事机成熟，遂委婉告以《中央日报》愿助陈母北上，并邀陈家大哥随行，全部旅费由报社负责，但一路行程盼能守密，见面方式也盼由报社「相机行事」。

一听可以马上会见阔别多年爱儿，陈母自然喜出望外。在千谢万谢之余，约好由有序兄陪同，翌日一同乘车北上，并自动表示一切愿受央报提调。

为防事泄故布疑阵

一俟有序兄将当晚与陈府接洽情况报告总社，李总编辑、江、王两位副主任便立即作了如此调度：──请周汝为兄会同总务组同事二十七日按时先到台北万华车站接车，以避人耳目，然后将陈家母子密送阳明山一处住所休息。

──请刚自韩国归来的刘毅夫、龚选舞率同记者、摄影记者一行六人于二十七日晨前往基隆港口，迎接第三批乘船返国战俘。一路并且虚张声势、故布疑阵，让其他各报滋生央报正将采访主力置于基隆错觉，期使各报注意力集中此一方面。

──请王康兄于晚间赴义士村远远监视陈永华行动，一俟各报派赴该村记者全部返回台北，即电告阳明山同事，请即陪同陈母陈兄赶赴义士村安排与陈永华会晤。

──为达成陈家母子猝然相见，感情进发效果，事先绝对不让陈永华获致任何可能即时团圆消息。

──母子会新闻由一向擅长以文艺笔调描述感情冲激的王理璜小姐及蔡策兄负责撰写，并由精于摄取细腻镜头的郭琴舫兄负责摄影拍照；并采访现场一切，概由王康兄就近指挥调度。

一切的策划有似军团作战前缜密的参谋作业，而采访行动也完全依照计划逐一进行，运用一句成语，这??说得上「天衣无缝」！

首先，干练的有序兄一路不露声色的相陪陈老太太和陈火先生北上，为了不致引人注目，在火车抵达台北总站之前便先在万华车站下车，并立即由汝为兄及总务同事开车接到阳明山上休息。

在基隆，我和毅夫兄率领的采访「大军」更大张旗鼓出动，对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到达的四千八百九十四位战俘进行密集访问。鉴于我与毅夫兄先后刚从韩国三十八度线采访释俘新闻归来，同业们以为我们或许知晓一些秘密线索，怀疑末批战俘可能多有关键人物，也就加强访问，其中，有家报纸还临时自台北派人增援。

打赢了一场新闻战

一到晚上，台北忠孝西路央报采访组内便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从台南请来的客人还在阳明山，王康兄已经赶到了义士村，留在组内的王小姐和蔡策兄则在阅读陈永华和陈家的有关资料，原来，出生台南的陈永华在台湾光复之后不久，即与少数台籍青年参加国军，并开赴大陆，及国军失败，他们先被编入共军，继即派往韩国协助北韩作战。一上战场，他与另一台籍战士乃乘机弃械投向美军，并在战俘营中选择了回归台湾的道路，因此，在一万四千多位投向自由的战俘中，他俩达成为仅有的两位台籍义士。特别是陈永华，由于只有他独个儿能够投回妈妈怀胞，更成为大家注目的对象，当读者们看多了义士来归的千篇一律的单调报导时，「陈永华返台见娘」的必然感人的新闻，遂成为大家等待的标的。

坐镇中枢的德成兄检视他的纸上作业，一切都已仔细计划，一切也都准备齐全。阳明山、义士村与台北报社之间电话来往不绝，联络不断，只等一声号令，便可进入最后决定行动。

晚间十一时，义士村打来电话，各报耗在义士村里的记者同业全都回去，全村渐入宁静，于是总部一声令下，候在阳明山和采访组的两路人马乃同时出动，齐向义士村全速进发。他们先在营外暂停，看到了王康兄「障碍肃清」的指示，立刻朝着陈永华居住营帐分头前进。

这时营地尚未熄灯，战俘们以新获自由，兴奋不已。依然三两成群，高谈阔论，陈永华也坐在一旁，心不在焉的好似正在聆听。也许，他正在思念远在台南的亲人。

突然间，眼前一亮，帐门前一群男女簇拥着前来的，可不就是这些年日夜驰念的老娘，而扶着老娘的那个留着平头的中年男子可不也是从小扶持自己长大的大哥！

这一下，娘叫儿、儿呼母的感人场面立时显现。尽管在永华归来之日，他们母子兄弟便预期着有此一会，可是，永华做梦也不曾想到团圆就在此日。于是，这意外的惊喜，乃进发出纯挚的亲情，而王小姐、蔡策兄和琴舫兄乃分别以其生花之笔与摄影之机，及时捕捉了这人间的至情。



陈永华母子相见

当晚，央报编辑部特别加强处理这设计得来的专有头号新闻，第一版上十批新闻版面只刊下这母子历劫重聚感人新闻，而下十批的广告版面则全部临时抽掉，改刊出琴舫兄现场摄取的动人照片。

不消说，第二天报纸出来，以图文并茂、讯息独特，立刻造成轰动。对央报而言，这是次历史性的胜利，而琴舫兄的「母子会」新闻照片，也轻易的赢得了台湾新闻评议会核定的首届摄影首奖。至于同时申请的文字采访奖，则因仅获评审人员过半数的支持而未得法定三分之二的可决，而致落败！

自此而后，台北日益激烈的历次新闻采访大战中，即不断有「绑架」新闻人物以求独赢之举。而始作俑者的央报昔年同仁，则或逐或退，全部离开当年亦曾耀发光辉的新闻单位。

轻舟已过万重山

笔者、王康兄及德成兄当年同任央报采访组副主任，实际分别主持要闻，省政及外交外事新闻采访业务，在退休后分别依亲旅居纽约、洛杉矶及三藩市，日以含饴弄孙为乐，电话中每道及当年央报盛况，辄唏嘘不已。其余有序兄在美大学任敦，王小姐在美百货公司担任高职，力耕兄来回太平洋两岸担任报业顾问。蔡策兄在退休后旧疾复发不幸撒下妻女仙逝，琴舫兄卸下相机，却喜见诸儿荣承父业个个有成，汝为兄在央报久任四十年历主要务后荣退。只有报龄最高，活跃报业五十余年的刘大哥（毅夫）则仍在台北，退而不休，在新闻探讨编写过程中，犹不时发挥其历久弥新的影响力。语云，老当益壮，刘老大实足当之！

至于前述我的那位在新闻战场上亦友亦敌的李蔚荣学兄，最近在久任台湾电视公司首席副总经理近三十年后，也已退了下来。蔚荣兄是我辈中奇才，年轻时，我们分在敌对报纸担任记者，由于他跑得好，写得也妙，一直让我们承受最大威胁，所幸周至柔先生主持台湾省政，把他拉去担任机要，我们方才松了口气。周先生离开省府之前，他已转而协助周天翔先生筹备台视，及台视成立未久，即升任首席副总经理以迄退休为止。综计他在台视三十年，虽长期名为副理，实际上因得主持人信任，一半以上时间事实上综理全局，凡应兴应革之事，几乎都可以先斩后奏方式为之。

外间咸知蔚荣兄久任副职，实掌大权，累获升正之机，终因细故不成，却不知其在台视初创之际，即已身任副总经理而实掌副总经理的任命大权。犹忆一九六七年初，台视为求延揽时任新闻局国际处长的江德成兄主持新闻部门，曾修改组织章程，增加副总经理一员，俾其得以副总经理兼任新闻部主任。适在其时，德成兄先有升任副局长机会，继则奉派来美，乃婉谢台视之命。及德成兄奉命来美，台视转而有请余出任斯职之议，不料，央报亦适于此时命我来美继陈裕清兄出任驻美特派员职，稍后周天翔先生来美，亦曾提斯议，终因我家儿辈咸愿在美继续学业而未敢承命。说来，德成与我，虽与天翔先生交非泛泛，但相知并不太深，台视之所以屡次相邀，实际上全由蔚荣兄之力荐，故熟悉内情者常言，蔚荣兄不仅以副总经理而久掌总经理大权，亦且握有任命副总经理之实权。

今蔚荣兄荣退，闻有集资创办有线电视之议，远在海外，系属老友，实乐见其在台湾电视史上再度创新有成。

◆ ◆ ◆ 内容完 ◆ ◆ ◆

以上《韩战释俘新闻采访记》，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1995年初版之《国共战争见闻录──龚选舞回忆②》（台北：
时报文化）上刊同名四篇文章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