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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俨然成了公司的大忙人。尽管公司的产品化还没有完成,最后的中试仍然存在着非常困难的技术难题,但公司上市的步伐却依然在轰轰烈烈地推进着。我真的实现了当年立下的梦想――成为公司上市的总协调人。耳濡目染,那段时间,无论在公司法,上市法律,还是工商注册、股权架构,我都受益菲浅。但现在想来,作为财务总监,由于当时经验和判断力上的欠缺,我没有向董事会提出公允意见,现在想来,让我内心有愧。
在深圳高交会的“良好表现”,引起了深圳市科委的高度关注,深圳市科委向公司发出了邀请,希望公司能够迁址深圳科技园,并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加上公司的两个股东均处于深圳,公司董事会做出了迁址深圳的决定。我又开始了深圳-珠海的“海上旅行”。
首先要把公司的注册地改到深圳,这样才能享受深圳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在深圳科技园区批准用地,高科技公司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等。为了尽快搞掂深圳的公司注册事宜,我频繁地穿梭于深圳各有关办事机构。公关,也是免不了的事情。
记得为了尽快拿到公司注册的批文,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并通过同学联系到了审批机关的副处长。那天晚上,为了让他们处室的人高兴,我在旁边陪他们打牌一直打到凌晨4点,尽管我对打牌毫无兴趣,尽管他们“不忍地”让我先走,我还是坚持留下来――我知道,做关系要做到让对方愧疚,才能达到目的。至于陪那些重要人物打“关系麻将”,也是在深圳学会的。那段时间,陪人唱歌、桑拿、喝酒,为了达到目的,根本是身不由己,想想当年我在机关下去检查工作时候“狐假虎威”的景象,真是恍若隔世啊。 也许是上天注定要考验我一下。就在我全力以赴、身心俱疲的时候,我在珠海的后院“起火”了。
那天晚上,我赶回珠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又累又饿,家里空空如也,没有“存粮”,我出门“览食”。简单裹腹之后,我又上超市买了些生活用品。快到小院门口的时候,里面急急忙忙地跑出几个人,差点撞到我身上,这几个人(天黑,没看太清,好象是3个人),截住一辆了出租车,一溜烟地消失了。
楼道的灯黑了,我使劲揿了两下开关,没有亮,我有点纳闷,好象走的时候是好好的。我没有在意,我只想赶紧洗个澡,用最快的速度上床好好睡个美美的觉――连续的奔波,我实在太劳累了。门好象一撞就开了,外面的铁门也没锁,我暗骂自己真粗心,门都忘了锁。把东西扔在客厅,我去卧室拿换洗的衣服。打开卧室的灯,我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
足足有好几秒种,我才发应过来――我家被盗了。卧室里一片狼藉。床单给掀到了地上,放在地上的行李箱给打开了,衣服散了一地。简易衣柜的衣服也被翻得乱七八糟。最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我放在桌子上的公文包被打开――里面的钱,装在信封里的3000多元钱,我80%的资产,已经不翼而飞。
那时候,我的手头很紧张。本来工资交完税,付完房租和生活费,就剩不下多少,再加上前段时间交了新房的首款,手上只剩下这些现金。这一下的损失惨重无比。
在下意识的支配下,我打了110报了案。我基本上丧失了思维能力――后来想起来,是小偷在出门的时候就盯上了我,我回来撞到的那几个人,很可能就是作案的人。
小偷基本上还算是“盗亦有道”,我身份证和公文包里的宝贵的批文没有拿,我衣柜里只少了两件衣服,一件是“阿迪达斯”的运动服(正版的,还算识货,TNND),一件是我最好的一件衬衣。警察让我在笔录上签了字,安慰了几句,让我耐心等候,然后就消失了。我压根就没报什么指望,中国的警察的业务能力我还是心里有数的。几个小偷,犹如大海捞针,就算我给珠海人民做贡献了吧。 我没有立即告诉LP和家里人。这于事无补,还让他(她)们担心。
盘点一下身上的财产,还有800元。离发工资还有10天,应该够用了。我强打起精神,背起我的公文包,挤上了去公司的大巴。那一天精神有点恍惚,时间显得特别长,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乘上Jack的车回家。看得出,Jack有点奇怪,但他没有开口问我――美国人一般没有打听别人隐私的习惯。这是个好习惯。
屋漏偏逢连夜雨。晚上的时候,我接到了大哥的电话――他也到了珠海,他跟另外一个伙伴来谈一个项目,电话里大哥说过来看看我。我实在很累,我知道大哥的到来会让我雪上加霜,但我没有拒绝――大哥毕竟还是我大哥。
看到我情绪低落,大哥问我怎么了。好久不见,大哥身上已经发生了一些的变化――也许是大哥变了,也许是我变了,这种变化让我感觉到陌生。我告诉大哥我被盗了。那个晚上,大哥跟我聊了很多,关于他的公司,他的项目,他的逆境――我默默地把钱夹掏出来,里面孤零零地残留了8张大票,其余的都赞助给小偷了。我拿了其中的4张,所有资产的一半,递给了大哥。我说“哥,我就这么多了,你拿去吧”。接过钱的时候,大哥脸色很不自然,他好象在说着什么,可是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大哥走后,我把所有的灯都关了。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我茫然地坐着,浑身无力,脑海里一片空白。孤独,无助,象沉沉的夜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第二天,压抑的心情终于爆发了。一夜无眠让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大街上,一股难以压抑的冲动促使我掏出了电话,打通了大哥的手机。我没有等大哥说话――这些话在我肚子里埋藏的时间太久了,我必须说出来,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我说“哥,我、我、我已经没有能力再管你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累了,你成了我心里最大的负担,我还要管爸妈,我还要集中精力工作,能不能以后我们不要再谈经济上的事,好吗?”,大哥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很显然伤害了他――我能够感受到他心口的痛,说实话,说出这些话让我耗费了全身的力量。长久以来,大哥象我心口上的伤痕,只要一碰,就鲜血淋漓,我要下决心结束这种情况,它让我无法集中精力思维,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垮掉的。我不能垮掉,我还有家,还有父母。这一场对话让我们兄弟俩都“鲜血淋漓”,大姐后来说大哥那天哭了。
那天,我没有上班,我告诉Jack我病了。实际上,我确实“病”得很严重,我在珠海拱北隧道口汽车站的座椅上,象个痴呆病人一样地,木然地看着上车下车的人们,我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停滞了。
那段时间,我发疯似的工作、打球、游泳,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力图能让自己能睡着。这种“自虐疗法”效果并不理想,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里便会出现我向大哥“咆哮”的画面――我知道我伤了大哥,但结果是,我被伤得更加深。
终于我没忍住,打电话告诉了LP和家里。LP安慰我,让我别多想了,她说作为兄弟,我已经尽到自己的义务了。爸爸妈妈则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要来珠海陪我――担心我的安全,我被盗的事让爸妈吓得够呛。我确实有点想爸妈了,加上这段时间的郁闷,我根本没有心思照顾自己,家里乱得一塌糊涂,人也憔悴得不行。爸妈第二天便坐了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了过来。我终于又可以吃上一口温暖的“妈妈饭”了。有了爸爸妈妈的悉心照顾,慢慢地我终于又恢复过来。生活复原了。
后来,我总结了一条人生经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即使当年痛苦如斯,时间也可以治愈,现在的我,对当年和现在的大哥,已经可以释然了。人这一辈子,得学会两种方式看问题,一种是“放大镜”,看眼前的事,认真分析,冷静判断;一种是“望远镜”,看身后的事,看远,看长,看趋势。往往让你当时过不去的事情,几年之后,也许会一笑而过。当年的因,后来的果,所以人的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他,求心安耳”。求心安理得,成了我后来一贯的做事原则。
2001年11月底,房子要交工了。钱也开始流水般的支出,入住费、装修费、家俱等等,那时的我,真正成了“月光一族”,每个月一发工资,除了把必要的生活费交给妈妈,其他的全部投到了房子上面。
终于可以入住了,我和爸妈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妈妈高兴得象个小孩似的,笑得合不拢嘴――在珠海经历一次“乔迁之喜”,生活就是这么奇妙。这是一套很小的两居室,只有50多平米。按照我自己的喜欢,我挑选了沙发和窗帘,房子虽然不大,但透着新鲜、温暖和洁净,而且还是自己的,比租房子住好多了。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享受到了“家”的感觉,我的心慢慢地安定下来。工作也走上了轨道。
公司要扩张规模,需要大批的技术人员。我和技术总监决定去广州的几所卫校,看看能否招聘到一些应届毕业生。招聘的效果出奇的好,也许我的鼓动能力比较强,学生们争先恐后地递简历,有一个班甚至想成建制地投效,看来,高科技生物公司确实“魅力无穷”啊。因为能帮学校解决如此众多学生的就业问题,我们俩还作为贵宾参加了毕业学生的汇演,那一天广州的天气突然降温,我们俩穿着单薄的衬衣,强作欢颜,抖抖索索的熬过了那个下午。想起来,有点可笑。
很快,我也要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了。学校的事都是靠LP在张罗的。跑导师,领表格、交钱,都替我安排得妥妥当当。答辩那天,我穿着那身跟LP在千禧年之夜买的西服,坐在一长溜的答辩评委之前,开始了我的论文答辩。
“感谢我的爱人,没有她的努力,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这是我的开场白。说实在的,没有LP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军功章里,有一大半是她的。LP就坐下面,后来她说没想到我会这样开始,有点意外,挺不好意思,但挺感动的。我的论文与国内投资银行的发展思路有关,由于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口才一流”,我圆满了地回答了所有评委的问题,答辩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评价。我终于如愿以偿。走出答辩考场,身在美国的Jack给我打来了第一个祝贺的电话――他心很细,时间计算得很准。在第一时间分享了我的快乐。
确实值得Happy。两年多的学习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那天我和LP手牵着手,象当年在学校一样,肩并肩,说笑着,走了好长的一段路。
大哥要在深圳做个食品店,爸妈一听高兴得要命――大哥总算有点正经的事可以做了。他们在珠海再也呆不住了,要回家帮大哥张罗。老爸老妈做得一手好家乡菜,他们想从家里组织一些调料和原料过去,大哥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我阻拦不住,在父母心里,哪个儿子都是亲生的,都同样的重要。于是,我又成了“孤家寡人”。
2001年元旦节的前一天,在深圳办完事,回珠海尚早,我漫无目的地在深南大道上“游荡”,深南大道两边的楼很高,但太密,对人产生一种压迫感。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深圳就是这样,让你不自觉地上紧发条,停不下脚步。这是我在深圳过的第一个元旦节,也是我离家外“漂”的第二个元旦节,我突然有要纪念一下的冲动。我踱进了最近的一个商场。
我手上现在仍然带着的手表,就是那次买的。那是一对“情侣表”,银白色的表盘,仿罗马风格,我一眼就看中并立刻就买下了它。这只表,跟随我已经4年有余了。
Jack的美国之行不太顺利。预想中的销售渠道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变数――我们的产品就是针对美国研究机构的研发需求的,销售渠道出了问题,无疑是“釜底抽薪”。春节前公司又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决定Jack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国去,公司内部的事宜,就交给我了。
招聘的事是公司的头等大事。除了操作性的技术人员,公司还需要一批素质较高的名牌大学本科生――这个任务落到了我身上。Jack决定过完春节,等学校开学后,我到几所名牌大学里去转一圈,招一批生物专业的大学生回来。
记忆中2001年的春节很早。跟家里商量,爸妈、大姐二姐两家人、还有大哥都准备到珠海来过一个团圆年。我们一家人自从我结婚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团聚过,这一次在珠海团聚,也让没有来过珠海的两个小外甥女见见世面,正是得其所哉。那一个春节真的很热闹。一家人挤满了我狭小的两居室。晚上睡觉打地铺,两个小外甥女窜来窜去,屋里弥满着我买回来的两盆菊花散出的香味。一家人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春节。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春节很快过完了,送走了亲人们。“两点一线”的生活又开始了。
在技术总监的鼓动下,我们俩决定学车。那时的珠海很空旷,路况又很好,特别适合开车兜风。情侣大道沿海而建,风景怡人,开车绝对是种享受。珠海的练车场绝对是全国一流。不但大,而且依山而建,顺着山势设置了很上山下山左拐右拐的练车道,也许是开山路练出来的吧,我开山路和弯道的技术明显比在北京学车的朋友要好一些,哈哈。
师傅是个老广。急了张口就骂,一连串的“鸟语”,悦耳动听。被骂多了,我也学会了几句广东“粗口”,开车的时候一急就想骂人。有一次一个朋友坐我车上,听见我气急败坏地骂一辆横切的车,特羡慕地说,你的广东话说的好地道啊――我晕。学车的日子充满了乐趣,珠海的车场绿树荫荫,一点都不觉得累,不象北京车场黄沙满天,学完车的GG、MM两支胳膊都成了黑白分明的“双截棍”(一笑)。
我们开的是一辆五十铃客货两用车,方向盘奇重,特练臂力。因为老师傅不太讲解(讲解也听不懂,全是广东土话),全凭自己揣摩,所以经常闹笑话。最狼狈的是学“坡起”。我那时对汽车的构造知识一无所知,在坡上练的时候,我天真地以为刹车要是一松,车就会立刻往后溜,殊不知半离合、半油门状态的时候,车是有动力的。结果每次都手忙脚乱,因为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死火”,记得有一次在一个30多度的大坡前,因为“害怕”和紧张,连续“死”了10多次火,把老师傅气得大骂,“衰仔,雷捉咩也(笨蛋,你搞什么名堂?)”,最后,因始终不得要领,我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车,让别的兄弟先练。还有一次,过一个大坡,又因为档位和车速配合不好,一给油,车一下前仰后合,玩起了“青蛙跳”,老师傅张口想骂,结果自己没忍住倒“扑哧”先笑出声来――全车人顿时乐翻。这些学车时候的情境,想起至今仍十分搞笑。
按照原计划,我开始了“春季招生之旅”,3月份,正是学生放假回来准备分配之际,各大学的供需见面活动活跃,正好是招聘的黄金时节。
当时在国内,生物系最好的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就不去了,北大的学生一流的早早就出国了,二流的不济地考了研究生,三流的都能进大外企,轮不着象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后来才知道,其他大学也基本上是这样的规律。
第一站是南京大学。我在南大举办了一个招聘专场,演讲非常成功。28岁的我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精神焕发,口若悬河地讲解公司的发展前景和“企业文化“,想象那时候我一定充满了感染力,年轻、热情而有自信。热情、自信是可以传染人的,下来以后,好几个学生到我住的宾馆畅谈感想,有一个女学生成了我的“粉丝”,我离开南大的时候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到了去上海的长途大巴站――现在想起他(她)们那张张更加年轻的脸庞,一晃4年过去了,不知道他们身在何方,是否一切如意?
第二站是复旦大学。这是我久仰之地,P总就是该校生物系毕业的。P总还专门从杭州赶到场助威。会后还真的有4、5个学生表示考虑去我们公司。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
第三站是武汉大学。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是我本科的母校。久别的武大更加美丽了,大门口原来嘈杂的小餐馆已经被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草场所代替,建筑物和宿舍楼也都修葺一新,“无名湖”畔更是绿树环抱,运动场也换成了塑胶地面。我对母校的感情非常深。我人生中最宝贵的4年,得益于母校深厚的文化氛围的哺育,在这里,交织着我的青春、痛苦与喜悦,还有我的爱情。 走在校园的路上,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激动充溢着我的胸膛。熟悉的樱花大道,熟悉的梅园,啊,母校,我回来了。
总结我的大学生涯,就两字:无憾。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班上的团支书,我们一个系两个班,80多人。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学古典吉他,我的老师是武汉当地有一点名气的业余吉他高手――二年级的时候,我们8个同门组成了一个古典吉他乐队,在武汉的高校中演出交流,后来的电声乐队就是我们其中3个同门组织的――在后来这个乐队里,我认识了LP,当年的GF。
大学4年,在我的脑海里总是绿绿的、青青的,连记忆中的音乐也是那充满绿意的的感觉。记得那个时候,我们8个人在奥林匹克操场边的台阶上,伴着一轮圆月,用红桶盛着蜡烛,在月光和烛光的辉影下,8把吉他合奏老师改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心旋合一的感觉,流畅的旋律,错落的琴音,永久地在我心灵深处回荡着。
我觉得人的一生,多少还是要学一些音乐知识――音乐,就是另外一个人生。好的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让人在尘世中有一份清醒,在世俗的侵蚀中留住一点慧根。之所以后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入迷,也源于我喜好国画的爱好――中国画的写意山水经常用大片的空白作为衬托意境的工具,不象西方的油画,整个画面不留一点空隙,让人喘不过气来。象书法中的“飞白”和“守拙”的概念,也不是西方人所能领悟的。中国人的含蓄、内敛、兼容并蓄与西方人的直率、开放和强调个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了解这种文化差异,承认这种差异,作为一个管理人,才有根基,才能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今天游刃有余。
前后大约十天的时间,完成了这次“招聘之旅”。回到珠海,Jack也从美国回来了。美国之行不太顺利,Jack决定把目光投向国内市场。
后来我总结珠海创业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当时都不懂“营销”。Jack是技术出身,我是财务出身,对营销都是一知半解,容易“想当然”。这一课后来我补上了(后话,做梦也想不到,我后来居然跟营销战线的前端――美容用品行业也有缘分,呵呵),作为财务总监,光掌握财务知识是不够的,财务的理念贯穿于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厚积薄发,合理的知识结构,不懈的学习,深入的领悟企业运作的规律,才是迈向成功财务总监的关键之路。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针对美国的用户开发生产的,我们预测的没有错,当时美国很多研究所和科研机构都有这种试剂的需求,而且价格昂贵。但我们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深入地考虑到:第一,这些用户是非常分散的,购买也是零星的(保质期重要);第二,要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把种产品送到如此分散的用户手上,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尤其是售后的技术服务;第三,质量保证,要想节约售后成本,过硬的质量是根本,而我们的产品刚通过中试,离产业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本谈不上在产业化的基础上再保证质量,生物制品的生产是十分精密的过程,按照我们当时的技术能力和设备,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数,可惜,当时的我还没有现在的见识。这是我需要检讨的地方。现在想来,作一个好的财务总监,慎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必不可少,深入到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对做好公司的管理更是相当重要的。
Jack这个时候的心态产生了一些变化。也许是资本神话的魅力太大了吧,他开始把精力放在如何运作资金上面。一方面,督促我加快与券商合作的步伐,尽可能提早上市的时间,或是在国内二板,或是退而求其次在香港创业板。另一方面,要求我能尽量利用深圳的扶持政策,利用高科技担保公司从银行贷到款。其实,那时间公司的账上还爬着上千万的投资款,根本不缺钱,Jack的想法可能是受了他交的一些“顾问”的影响。他的“顾问”我见过几个,那种自称“上能通天、下能入地”的角色。用现在的话,都是特能“忽悠”的主儿。一方面,是公司技术难关迟迟解决不了,美国的销售通道没有起色,一方面,却是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上市步伐紧赶慢赶。那段时间,Jack的外面应酬很多,很少在公司,也很少花时间过问公司的研发和销售的事情。不知不觉,公司的运作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悖离。
在贷款的问题上,我跟Jack的“融资顾问”C女士产生了分歧――我根本不相信公司在没有任何资产抵押的前提下,可以象C女士信誓旦旦说的那样,可以从银行里“套”出2000万元。C女士的先生是国内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据说有超强的运作能力,C女士的作风也十分泼辣,相比之下,Jack对我的“不作为”有些不满。这些不满埋藏在心里,由于没有及时沟通,后来成了我们后来“分手”的导火索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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