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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8 13: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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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 “引蛇出洞”最重要的施工者，据知内情的陈伯达说，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 “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 “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 “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重新审视陈伯达》，《开放》杂志2005年三月号第42页）
周恩来配合毛泽东，从来都是得心应手的，这可以从他对王造时的 “引蛇出洞”说起： 周恩来不杀王造时，王造时却由周恩来而死。
王造时是政治学博士，29岁的大学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为罗隆基、彭文应）之称，长有“爱国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邹韬奋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天真烂漫，笃实敦厚”。
所谓“七君子”，都是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沉钧儒、沙千里、李公仆、章乃器、史良。在周恩来操控下，以抗日为名，大事反蒋。于1936年12月 22日他们以“危害民国罪”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监牢。他们虽被利用，但确是出于爱国热忱，故获释后，得到“爱国七君子”美名。我谓“利用”：你不相信吗？试看，“爱国七君子”若真的爱起国来，中共又是何种态度？
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头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电”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天皇陛下，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拉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冈洋右及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现行条约用俄文及日文缮写两份，由上述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莫洛托夫（签署）：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岗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各界人士反应强烈。中华民国政府郑重声明，对条约涉及中国的部份宣布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
亲苏亲共但又自认是中国人的人士，不仅无法面对别人的质问，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义愤填膺。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4月7日2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也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黄炎培等，他们的救国会经过讨论，表明态度，由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内称：“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州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这一下可大大地触怒了中共，同时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卖国嘴脸。
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在她写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0页）中回忆道：“1941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藉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沉蘅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没有接受。”半年后，他们夫妻离婚。这事我们不管，我们注意到，如不离婚则会出现卖国与爱国同床异梦的黑色幽默。
共产党对王造时记仇在心，解放后先让他失业，后给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当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70大寿时作为献礼，就在民主党派中唯一地宣布解散了救国会，以谢罪于斯大林大元帅。当然，共产党一向不强加于人，都是让你 “自动”。
在《沉重的1957》中载有王造时的有关此事的遗稿：1957年写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的交代”，其中写道：
当时，“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的结果，认为救国会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地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邹韬奋同志生活书店被迫已迁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签字。签名的有沉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第106页）
这封公开信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斯大林。为缩小打击面，造谣说是王造时一人干的。
“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按照《真理报》的调子，说成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让日本的矛头向南（专门侵略中国——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苏联），免使苏联腹背受敌，便于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国。因此，那条约及宣言是正确的。”（第107页）
王造时政治上受冷遇，经济上处困境，心理上陷苦闷，采取了少说话，不写作，免是非的消极态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派万紫千红！中共中央统战部消除对他的误会。3月27日傍晚，周总理接见了他，晚宴上，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聊天，回忆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岁月。后来又谈到让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实在可以说是枯木逢春。王造时舒心之情，可以从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写给周总理的信中看出：
周总理：
二月下旬我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部两度谈话结果，得将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间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运的是您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恳谈。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无负盛意……”
关于“恢复救国会”，遗稿记载：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总理召见。在谈话中周总理曾经问我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既然恢复，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复说要问沉钧儒，史良和其他与救国会有关系的朋友（为什么单单问你？）。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装迷！那是谁叫解散的？）。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那就是说，第一，当初你是反对解散的，这一点先肯定下来：第二，你是对的，党是错误的，别人不反对也是错误的。）我答复说，我当初也不是绝对反对解散，我当初的意见是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解散，救国会也就应当解散：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历史任务，救国会也就考虑不解散……（真是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初为什么单单提出解散救国会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党派？现在又为什么单单问你是否考虑恢复的问题，而不问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现在都是比你更具份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卖了你，你还要老实巴脚地替人家数身价）”。（第109-110页）
王造时误以为报国有门了，积极性也上来了，热情地投入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之中。他这条本来是冻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气给哈出了洞：正好给共产党划右派。
不仅仅斗他现行的右派言论，还挖他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帅的历史罪恶以及要“恢复救国会”的阴谋活动。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总理发出求援信：
恩来总理：
六月十二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鉴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叠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复蒙我公召见恳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失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无裨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够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也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修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也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痛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馀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郁困死，徒负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就像我们可以“预报”准确昨天的天气一样，我们充当事后诸葛亮可以判断周恩来决不会给他回信，相反，倒会去问一问他信上所说的“刘述周部长”：“王造时这棵大毒草锄得怎么样了？”
可怜的著作等身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成了被人奚落为“检讨”等身的 “检讨博士”。最终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当七君子住国民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去解救他们，神气十足地斥责庭长道：“我们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我要见，他也不敢不见。你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出来？”
王造时被释放出国民党的监狱时，带着他在狱中翻译出的他老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
当他住共产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哑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释放，死时还带着手铐一副。
倒是周恩来总理 “有情有义”，《沉重的1957》写道：“一份关于王造时病危的报告，终于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人民的好总理马上打来了长途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王造时先生。王造时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抢救……
“然而，王造时此刻已危在旦夕，气息奄奄，带着手铐躺在病床上。听说周总理打来电话，他胡须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页）三天后他死了。
他的小女儿王海容，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也划了右派，刚在医院动了乳房癌大手术，现拖着沉重病体边哭边奔，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
说了半天，还没说王造时的右派言论是什么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载有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放毒”，题目是“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还配发了他发言时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这就是他 获得“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的根据。
上层如此，至于下面是如何实施 “引蛇出洞”的？可以从中国著名学者吴宓与好友张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后的言谈遭遇中，观一斑而知全豹：吴宓谈到这次大鸣大放，问张：“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张说：“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
“伤哉！”吴叹息，“你简直利禄在心而思虑俱蔽。这也看不到？古人说过又说过：言甘而币厚，其必叵测。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恳恳，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份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
张惶恐问计，吴沉吟久之，说：“惟有三缄其口。”迟疑一会儿又说：“当然，不发言也不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
张以为，拒绝发言，只怕办不到。
吴说：“正是，有这么一个逻辑，不发言，不表态，就是抵触，就是对党离心离德。那么，反正你牢记，万一要发言，只能歌功颂德。”又说：“歌功颂德也不一定免祸。君不见，颂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者，竟被论为讥讽朱元璋做和尚，刺光头，乃是‘为世作贼’！”
张大为烦恼，说：“你向来运筹进退，步伐周扎，果断肯定。怎么今天这么上下两可之词？“
吴两掌拍膝：“情势使然也！我再高明，也只是塘中之鱼，但能察知在投饵张罟，却无法料定网究竟有多大。网小，但网趋饵之鱼：网大，则不趋食香饵者亦将难免。设或竟是拦河网，则全塘水族将无遗类。所以，问题要看网有多大，设或你刚刚处于网缘，还可望三缄其口或歌功颂德而幸存。设或你处于网内，那就在劫难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长胡光和党委书记刘佑东一再到张紫葛办公室和宿舍拜访他，动员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你是有影响的教授，务请和我们合作，带头把鸣放搞起来！”
他仍未发言。刘佑东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谈。“你太不够朋友，鸣放会上一言不发。”
张说：“我确实对你们非常满意，没有任何意见，总不能地无病呻吟嘛！”
刘痛心疾首：“什么话！毛主席说过，只有两种人没有缺点，没错误，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人。你咒我们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乱捏造，指着我们鼻子臭骂一顿，也是帮我的大忙，我也会无限感激你的。”
张无奈，在当晚的座谈会上说了十来分钟，全是歌功颂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鸣放每日刊》上所载他的发言记录却颠而倒之。他的原话是：“我认为党群之间没有鸿沟”，记录改为“大有鸿沟”。原话：“我认为院党委办大学很在行”颠倒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无一句不如此。张气得不行，去找刘书记。谁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样说。我能下台吗？叫我动员鸣放，是提批评意见，没叫我动员表扬我们！”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学院贴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报：
“张紫葛是个口蜜腹剑的大右派！”“揪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张紫葛！”
他去问刘佑东：“凭什么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刘答：“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党的驯服工具。那会儿叫我动员鸣放，我就动员你鸣放，这会儿叫我划右派，我就划右派。你不当右派我当？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诉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儿回不来！……总而言之，你这右派当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来保你。”
刚开始划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张又来到吴宓家，吴说：“估计当如此。”转而安慰道：“勿怪勿恼，在劫难逃也。这回是拉开脸了。……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既甘且美，翻手为云倡鸣放，恳请大鸣大放，帮我整风。不过两月，把脸一拉，嘿！尔等乘我整风，猖狂进攻！发表关于内部矛盾之光辉著作，……面目全非，语言迥异，还创造了铲除毒草之六条标准云云。于是复手为雨，掀起反右之恶浪。……尤有进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亲自援桴急鼓，进攻一小小之《文汇报》，且对准其中之一女兵——女记者浦熙修，声嘶力竭，冲锋陷阵。……我举此数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难逃者多矣。汝罹此难，万非汝之德行有亏，举措失当。既无愧于心，就不用戚戚于怀。天降奇祸，复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虽有不测之祸，却是绝无性命之忧！”
说罢，叫他“赶快离去，善自保重。”握手时又叮嘱说：“处今之时，惟有达人知命，听之任之。养浩然之气，存万全之躯。切切不可忧伤愤激，自暴自弃。否则，古有贾谊，今有李源澄！老李气愤填膺，已经疯了！”（李是历史学教授，已划右派）（详见《心香泪酒祭吴宓》页326- 330。）
我等后知后觉，当时只是毛说的“有人说这是阴谋”中的“有人”之一，身经了反右的整个过程，今昔对比又看到如许“出土文物”，方始对其阴谋的认识由直感到达论证。吴、张的见证，既对毛的 “阳谋说”予以揭穿：又对 “变卦说”（指李维汉等人认为毛反右不是原定主意，而是中途变卦的一些说法）予以指迷：知识份子在劫难逃，甚至用“该缩头时便缩头”的乌龟法也不能自保了！
钱伯城在《郑振铎1957年日记纪事》一文中说：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实际就是在党内的又一次反右派。庐山会议前的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神仙会，毛允许批 “左”，批评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带来的特困局面。我来介绍一个场景：
毛泽东往日是习惯于离群索居，这次上山伊始，一反常态，频频召见众人。今晚来美庐谒见的，都是有见地的人物。周小舟在延安时期是他所赏识的秘书：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因反对长三峡大坝上马，毛泽东、周恩来赏识其真知灼见和反潮流精神，毛要他做自己的兼职秘书：田家英从1948年就跟他当秘书，从来不肯随声附和，有时还敢跟他顶撞几番，：周惠，湖南省委书记，管粮食有成绩。毛视察湖南发现他在大跃进中没有乱来，边界农民跑湖南这边来抢粮食，所以特意要他来庐山参加会议。
37岁的田家英谈他春天带领工作组去四川农村调查的情况。在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的家乡，听他讲被逼说假话、放卫星的苦景。田家英学着罗的腔调说： “水稻要亩产万斤，哪个鬼儿子哄你，只好把谷子往田里堆!”毛泽东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笑起来。毛说： “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 ‘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此语是相当诚恳的，令人感动和吃惊。
毛接着说： “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 ‘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忘记了，本末倒置。”
“主席，钢铁元帅升帐，也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李锐觉得今晚气氛很投机，不妨敞开说， “您曾经批评过斯大林单搞重工业的做法，北戴河会议一提出1070万的高指标，几千万人上山搞小高炉，用砖瓦石灰窑炼铁，报纸也是天天放卫星，结果不仅是浪费原料燃料，也打破了平衡，使真正的短线，比如电力、轻工业的生产受到影响，能源缺口、市场紧张、财政亏空……”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李锐问道： “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
“我也是受了人家影响，钱学森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他的神情忽然变得非常单纯可爱，继续说： “说58年粮食增产三成，我怀疑……”他接着谈了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 “要有对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主席既然这样坦然，大家就又作了进言，如让陈云重新来主管财经，等。
“来，我们喝点茅台酒，以助谈兴。”毛泽东今晚兴致颇高毛饮一杯，抿抿嘴，说道： “58年的毛病，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六亿五千万人的衣食住行没有安排好，出了一点乱子。我是始作俑者喽!怪不得下面工作的同志。”
“是的!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像是被茅台酒壮了胆，横档里插进这一句。
“嚓”，毛泽东擦着火柴，燃起一支 “熊猫”。继续说： “我40岁以前肝火旺，总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现在也还有肝火。呐，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有一次对胞弟毛泽覃发脾气，或许是要伸手打人吧，毛泽覃说： ‘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
众人哄堂大笑，毛泽东更是笑声震耳，继而又海阔天空，谈了一起。
他们乘着酒兴，只管直通通地冲着今夜极温和的毛泽东放炮： “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 ‘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这些口号不科学!”
“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嘛!”毛泽东说。众人又说，这次会议有压力，恐怕都是说半句、吞半句。
“哎——”毛把大巴掌在空中一摆： “不要有压力。我在上海会议说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职，怕没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嘛。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言者无罪嘛。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去年是几件事压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在肯定成绩伟大的前提下，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参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182页）
其气氛、其话语，跟反右派前夕简直是一模一样：其后果，仍然是一模一样：这些人都成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成员，把 “六怕”不同程度地 落实在每个人身上。
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讲道： “180度转变，我是蝙蝠，开头属你们俱乐部，23日怎么转变了？三番四复要求民主，很同情。每个支部都不要压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让大家讲话，…… 对俱乐部同志也（!）讲硬着头皮顶住，还有什么屁要放？听说还有十大纲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32页）
所谓 “也（!）讲硬着头皮顶住”的 “也”，是指他在两年前 “也”曾经这样对付过右派，这是年长的知识份子耳熟能详的。当时毛说： “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痛吗？要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0页）什么 “加以批评”？是叫你 “家破人亡”!
盖棺论定：毛泽东是阴谋的化身。他不仅对敌人，对路人，对一般朋友，即便是对亲密的战友，也无不耍阴谋诡计。仍仅以 “引蛇出洞”这一阴谋品种为例， 加以论列
毛对彭德怀的迫害，已为众所周知，但对彭也施行过“引蛇出洞”的毒招，却是大多数人所不知底里的。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313页：四月，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会上毛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皇帝。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藉，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 “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 “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 “嘉靖”是 “家家皆净也”，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把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
会后，彭德怀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时间里，案头总放着一本《明史：海瑞传》。
据五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梅白会回忆：会前，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便问我： “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 “我希望中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 “是不是 ‘钓鱼’？”他说： “不是。”第二天，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 “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 “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沉住气。”（转引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册第342页）
《黄克诚自述》： “毛泽东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会议上提倡海瑞精神，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本不想参加，已经请假，毛亲自打电话要彭参加。在庐山上，毛和几个秀才谈话装出一个虚怀若谷的样子，以至周小舟劝彭德怀写信，终于钓出了一条大鱼。事后毛又说： ‘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 ‘现在是右派海瑞。’他说彭德怀 ‘到处散布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第349页）
生活在他身边的李志绥就近观察到： “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斗争中夺权倾压……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谓 ‘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85页）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现代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同上，第286页）我们再来对以下的毛的反复呈现性，加以观察：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开始于神仙会，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于大鸣大放，何其相似乃尔!凭空捏造出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要他们交代，反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这与凭空捏造出章罗联盟冤案的做法又是如出一辙。巧中之巧，由神仙会到反右倾是抓住什么战机、借题发挥的呢？是抓住一封信。这和大鸣大放转入反右派抓住一封信，借题发挥，在人民日报上装腔作势发出嚎叫： “这是为什么？”（社论）又是不谋而合（实质是同（阴）谋而合）。毛说： “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与瞪眼说瞎话，编造右派进攻的形势 “黑云压城城欲摧”，从神似上讲，近乎字字相印。斗争对像彭德怀代表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向危害国家、民族、人民的错误以至罪恶作斗争，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右派也和。彭一样，代表民意、得民心。毛为扫除彭广泛的社会基础，将反右倾引向下层，又抓出数以百万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做法与反右一样，抄袭了反右用的 “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 请看书中所描写的真情实景：
“四川省负责人开完庐山会议后，带着印有彭德怀在庐山发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发到17级以上干部，要他们对彭的观点表态。（划右倾却不限于17级以上）
“我父亲已从李省长处听到了一些庐山会议的争论。在他参加的 ‘考试’会上，他对彭德怀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评论。回家后，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暗示我母亲这是一个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圈套……。
“在母亲的 ‘考试’会上，她很惊讶地发现其他许多人似乎都已听到风声。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 ‘颠倒是非’。”（第170页）
“成都市粮食局长和邮政局长曾是彭德怀部下老红军，两人都说同意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员之观点，他们还加上自己在农村的经验来支持彭的意见。我母亲担忧这些老红军知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如果知道，他们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是英雄!……支持彭的老红军被扣上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解除职务，下放体力劳动。
“由于许多共产党干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清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再次撼动全党上下。这次的教训是：不准对毛泽东提任何批评和意见——_即使明显是他的错误。干部们都看到：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也不说你过去的功劳有多大，只要触犯了毛泽东，一夜之间就沦为阶下囚……。”（第171页）这里所说的 “教训”是极端消极的，迥异于我说的 “教训”，但，这的的确确是大多数人，甚至于是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训。唯其如此，人才能昧着良心颠倒是非，如： “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 ‘颠倒是非’。”到底是谁在颠倒是非呀？同样，反右时，左派愤慨得几乎要得脑溢血，脑浆崩裂而亡，这都该归咎于右派 “颠倒是非”，才激起左派的 “义愤填膺”也唯其如此，多亏这些媚毛左派，毛泽东才能屡屡得逞，中华民族才能灾难深重——_共产党自己起的名字叫做： “浩劫”
毛本人对此等事作何反应呢？他在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书写的批语中说：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 ‘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 ‘专横独断’ 不给你们 ‘自由’和 ‘民主’，又是 ‘好大喜功’， ‘偏听偏信’，又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是 ‘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 ‘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 ‘骗’了你们，把你们 ‘当大鱼钓出来’……”（第272页）毛又在8月11日讲道： “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同上，第331页）
当他今日讲成 “你讲我阴谋就阴谋”的时候，这总算是水落石出了。人们不禁要问：”当初你为什么要耍无赖，说成 ‘我们说，这是阳谋’呢？生造一个词头就能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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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8 13: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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