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忆

tongxi

昨天夜里突然失眠，一些不曾有过的念头萦绕在脑海。于是真切体会到，原来人生中的很多点滴，你根本不需要时时想起，就永远不会忘记。

   2007 年进展到最近，发生了很多大事，被赋予了很多意义。英国首相换人，中国跨海大桥贯通，中国恢复高考30 周年，香港回归10周年……而昨天夜里我突然想起来的是，哦，今年是我大学入学 10周年。
十年前，我从宿舍开始我的大学生活。复旦12号楼121室。四年大学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不是某个教室，某个球场，是宿舍。

   我不但曾经在这里住过，我还曾在这里生活。

12 号楼121室

    今年 5月我在上海，曾有一天去国定路上的数码商城办事。那里距离我大学宿舍的位置不到 500米。在办完事以后，我犹豫了一秒钟——要回去看看吗？最终我还是朝反方向走了。
曾经在复旦明信片上以校园一景出现的 12号楼早就灰飞烟灭，即使回去，也只能看到以衬托雄伟复旦光华楼为设计目的的一大片空地。

    我曾经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冬日，飞越一万公里，带好朋友Stanley来看我曾经生活过的宿舍。万难料到，眼前出现的是一片空地。我苍白地站在雨里左右比划：这里曾有棵樱花树，那边有个小亭子，我常在这里晒被子，那是片草地……

    Stanley完全不知所云，我则越说越兴奋，同时努力的寻找参照物，试图最大限度提高方位的精确度。
最后，我坚定地把用手指着半空某处：“这里，我以前就睡在这里！”
顺着我的手指, Stanley看到一片虚空。而我则无比确定，如果回到十年前的那天，我现在就站在我的床前。

我的床

    我相信当年我们六个住在12号楼121室的兄弟，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入住第一天的回忆。我甚至在心里暗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六个一起站在这里，把六段记忆拼接在一起，是否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出现，让一切瞬间如前。
十年前，怎么都放不下心的父母亲送我来报到。领了钥匙以后，问了几次路，终于来到12号楼。进了大门往左，在传达室隔壁找到了121室。宿舍里没人，但靠窗右边的上下两张床已经有人住了。我在窗口左边下铺床沿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在那床上坐了坐，发现这并不是我想像的样子，于是站起来，趁左右无人，把贴在床沿写着我名字的小纸条揭了下来，迅速和上铺的纸条互换。刚换好，还觉得不满意，踌躇一番后，终于把我的名字贴在了靠门的上铺床沿。
就这样，我生杀予夺地改变了接下来四年，这个房间里的一半地理格局。

    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呵呵，故事里还没见面就让我换了床位的兄弟，不好意思，原谅我吧。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每个人都很爱自己的床，闭上眼睛，我想象不出，除了这个样子，我们还能有怎样更好的床位安排呢！

第一晚 我不在的时候
   
    第一晚发生在这个宿舍里的，并不只有我们六个室友的故事。当时，复旦给每个入学的新生设置了英文测验，目的是根据不同的程度来分班。考试前，我心不在焉地翻书复习，父母则在忙碌地给我整理床铺和衣柜。

    等我考试回来的时候，父母已经去学校的招待所休息了，我在桌子上看到一封父亲留下的信。我坐下来，看完信，随意地收起，就开始和第一天认识的室友们聊起来。而很久以后当我想起这封信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它了。

     在那以后的十年里，粗心大意的我丢失过很多很多东西，可是，没有一样让我如此难以释怀。到今天，我只能记得最初的几乎话好像事这样的：

     你去考试了，妈妈在给你洗裤子，爸爸就决定给你写一封信……

        我曾很多次想起那个晚上，我没有看到却紧紧围绕着我的那段场景。不知为何，信的内容我一点都记不得了，而那个我不曾见过的场景，却总难忘记。

话题

   我们是1997级的大学生。这一年的大学生没有任何特殊的，让人关注的地方。如果硬要赋予一点意义，那么我可以说，我们是中国高校扩招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也是2001年，新世纪毕业的第一届大学生。可惜，这些特色并不成为我们受到关注的理由，没有任何有趣的媒体给我们这级学生做过专题。我们太普通，我们的话题和30年前77级的李克强薄熙来们比起来，多么微不足道。

    虽然如此，但我们却相当有自得其乐的精神。从第一夜开始到最后一夜，我们唯一不缺的，就是话题。

    第一晚，充满“新生气”，多少有些小骄傲的我们决定做一件“很有文化”的事情。我们打算写副嵌字对联，把宿舍里每个人的名字中一个字放在里面。这种低调而精巧的炫耀方式显然很令我们无比兴奋。第一个六人参与的话题由此展开。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为这件事讨论了多久。也许只有一晚，也许是数晚。总之，大学生活不足20天，人生经验不足20年的我们居然这样写道：
   
日暮乡关 人寥杯浅 问故人几许
月皓林白 风流别院 赏奇文无羁

（朴日天，王浅，许莽，郑皓亮，刘大林，周文奇）

    必须承认，这副对联（如果可以被称作对联的话）从对仗的角度毫无可取之处——我甚至可以听到对面楼的流氓们从鼻子里哼出冷气的声音（12号楼对面是9号楼，当时住着复旦中文系的男生）。

    但十年后的今天，每次我独自发呆，聊发去国怀乡、思念旧人之小情绪的时候，总是毫无例外地落入它所描绘的情境之中——望着夕阳逐渐黯淡，感怀乡关何处。举杯欲饮，只能邀明月。最终杯浅人寂寥。想起当年，即使在月皓林白的安静的夜，也不知寂寞为何物，只是一味纵情地嬉笑怒骂，天高地厚……不知当年的故人们，是否偶尔也会像我这样地回忆起当年？

    我一直想不通，十年前，刚入大学的第一夜，在我们青春勃发，恣肆横斜的笔下，怎么竟会流露出这样的意境？

人均两平米

    2001年我们毕业以前的复旦，所有本科生都住在老式宿舍楼。如果没记错的话，它们建于50年代。撇开怀旧因素，我至今都非常欣赏当时宿舍设计风格。仿歇山式的顶，青砖碧瓦，红柱，中式大门……。虽然内部的格局和设计也还是乏善可陈。但整体上，和2001年以后排列在复旦北区，毫无设计美感的“公寓楼”相比，我们住过的地方有着后者难以望其项背的浓郁人文气息。

    当然，这十来平米的小空间挤六条汉子的设计，给每个宿舍里增加的远远不止“人文”这一种气息。这让我们超前地意识到开窗通风，净化空气的重要性。无论如何，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均两平米（还要算上桌、凳、柜、橱、床）的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无尽的乐趣。

    狭小的空间和粗陋的设施成全了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泡脚。每晚十点半熄灯前后，六条汉子不约而同地错落排开，脚下各有一盆，盆旁置一壶。一番除鞋褪袜后，我们便卷着裤脚管，一边呲牙咧嘴地享受热水的泡烫熨贴，一边指东打西，大逞口舌之快。什么金榜题名，什么功名利禄，人生快事，莫过于此。曾有一次，一哥们在我们熄灯后的泡脚时间到访，推门见此壮观场面，一面叹为观止，一面迅速交代完事情匆匆离去。不多一会，相信对面楼某个黑乎乎的窗子里，又会有人长舒一口气，开始享受这一无上的人生快事。

    狭小的空间不但不能限制思想和口舌，甚至也没能阻挡我们在此舒展的筋骨。两年级开始，我们在门后挂了个飞镖盘，按照镖手，镖客，镖神的座次争夺高下。先比谁的积分高（离靶心越近分越高），玩腻了有比谁的积分低。结果是，一个学期下来，把飞镖盘拿下一看，门后密密麻麻的针眼竟自发地围成一个完美的圆形，依依不舍地留下了飞镖盘的轮廓。

    为保护公物，我们还开发了一种叫踢羽毛球的运动。门后一小块空地上，中间摆上一排凳子做网，两个各站一个人，对踢一枚羽毛球，可用手以外的任意身体部分击球，落地一方算输。这个精致的运动开始玩起来有点难，可时间久了竟也你来我往，法度井然，颇有趣味。

    还有一项更为精巧的运动。我和许莽用两个凳子前后拼在一起做台，中间夹个搓衣板做网。我们就在这上面玩乒乓球。球台不但小，台面还凹凸不平，可即使在这样自然灾害频发的球台上，我们也玩出了控球、扣杀，旋转等精致的技术动作。
……

窗前樱花

    回头看我在前文的叙述，突然觉得怎么把一个宿舍生活写得像牢房日记一样。实际上，在这人均两平米以外的室外，同样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乐趣。比如，我们窗前的这棵樱花树。

    刚入学那阵子是秋天，孤陋寡闻的我根本不知道这棵郁郁葱葱的树竟然能开出芳名鼎鼎的樱花。显然宿舍里其他几个糙汉也和我一样麻木不仁。第二年春天，直到樱花一夜之间涌上枝头，我们才恍然大悟，叫嚷着要拍照。青春盎然的一年级新生似乎还不懂得好花不常开的道理。三天后，当飘满窗前的花瓣让我们意识到有点晚了的时候，樱花树上的满枝云霞很快就随风消散了。直到四年级，我们终于抓住了青春的尾巴，在鲜花灿烂的樱花树下成功留影。
也是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偶然听到了一个前辈留下来，关于樱花树的故事。

    细节都记不清了。说以前在复旦，曾有个年轻的园丁，他园艺技术高超，尤其喜欢樱花。偶然一次，在他工作的时候，发现对面的草坪上坐着一个看书的女生。那个女生如此美丽，仿佛三月樱花，让他脑子一片空白。他于是每天都不由自主地在那里停留，默默地等，远远地看，可他始终不敢穿过草坪，走过去，向心目中的女神问好。终于有一天，女生再也没来看书。也许毕业了，也许只是天冷不喜欢在室外看书了，但总之，园丁走遍校园，再也看不到那个让他想起樱花的美丽女生。比樱花更美丽的微笑只留在了园丁的记忆里。他在自己总是默默伫立的地方种了一颗樱花树，然后，就离开了复旦。

    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总是很期待窗前的这棵就是故事里的樱花树——随风飘落的花瓣是那个园丁传授给我们“有花堪折直需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道理。

    然而遗憾的是，每次站在樱花树下，我看到的只是在草坪上踢球的那帮数学系糙汉，他们总是满头大汗，大呼小叫地追逐一颗肮脏可笑的足球，竟丝毫不怜惜脚下零落成泥碾作尘的，美丽的樱花瓣。

左道旁门

    我们刚入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流行给自己的宿舍起名。搞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帮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好事之徒怎会错过。某斋，某室，某阁，某俱乐部、某世界……这样俗不可耐的东西是不会有的。我记得在此起彼伏的叫嚣声中出现过的有，“动物园”，“天安门”，“寝室”，“厕所”……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做“左道旁门”的提案。我们的宿舍在12号楼1楼进门左边的楼道，传达室旁边的一个门——是为左道旁门。

    ……

    一直以来，我始终不记得我们曾对宿舍名有过什么定论。因为任何一个名字，都会带来一种风格上，趣味上的定义，而我们讨厌定义。

相见时难

    2001年6月底，我们陆续离开了宿舍。因为当时大家都在上海，所以并没有在火场站相拥痛哭的悲情场面。大家同处一城，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即使是散伙饭也吃得嘻嘻哈哈。
不过后来，大林告诉我，他在当年的暑假有次回到学校，从宿舍的窗外看进去，看到桌面上有一行毛笔大字，是最后离开的文奇留下的：

    相见时难别亦难

    多年以后，那五个还在上海的室友也只有在我回上海的时候才会难得地聚一次；而这个房间曾见证过的爱情如今也都已烟消云散。

    相见时难自然不错，而别，却再也不如当年想像中的那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