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观念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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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灾害〉

一

　　今天新亚月会，约我来讲几句话，事前对於要讲什麽题目，一直没有想好，前天程兆熊先生问我可否就目前难胞涌入香港的情形讲讲，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值得令人想想的问题。如是，我就由难民逃荒的情形，想到所以形成难民的原因，简单地说，这是「观念」造成的灾害。故曰「观念的灾害」。这是什麽意思呢？观念丶理想，本来是好的。因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没有观念（Idea）进而不能没有理想(Ideal）。观念丶理想，足以提撕现实，指导现实，使人不至完全沉沦於现实中而日就枯萎。这也表示观念丶理想足以活转吾人的生命。这样说，观念丶理想是有好处的。然则何以又说「观念的灾害」呢？说「观念」，是一个简单的表示。其实是Ideo-logy的灾害。观念与理想本身不曾发生问题，但当由观念与理想转为Ideo-logy时，便有问题产生。现在的人是很不喜欢「Ideo-logy」这个字的，就因为注意到了它的灾害性。但观念或理想在何种情形下始转成Ideo-logy呢？Ideo-logy这个字很难翻译。以前左派的人喜用这个字，并音译为依特沃洛几。这大概是由日本来的。共产党喜用这个字眼骂自由世界与资产阶级，说某某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麽这个字也就是「意识形态」的意思了。现在我就它的灾害性，把它译为「意底牢结」。这是音意兼收的译法。照这个译名的意思说，自由世界不能说没有观念与理想，但是否有「意底牢结」则很有问题，即或有，靠自由的精神与力量亦可以把它冲破，决不令它造成灾害。很难打开这个死结的乃是共产主义者的「意底牢结」。共产党最足以代表这种顽固的「意底牢结」，而由此顽强的特性所造成的灾害就表现在眼前，那就是大量的逃荒的饥民挤入香港。此事实或现像之根源何在？是否是普通所说的天灾人祸呢？绝对不是。若是普通所说的天灾，则在今日的时代是容易解决的。若是普通所说的人祸，亦容易解决。普通的天灾人祸是欢迎旁人来救济的，人人也当该有去救济的人道精神。但是中共的统治，则不但不欢迎旁人去救济，他自己也不救济。他却把粮米食品大量往外运，去套取外汇，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去援助阿尔巴尼亚丶古巴丶北越，还要生事於寮国，逞雄於印度。所以这种灾难是他的意底牢结所故意造成的，是彻底的人为的结果。过去所谓人祸，不过是贪官污吏造成政治腐败，以致民不聊生，或人民起而革命。现在实已至「民不聊生」的地步；但由於他们的意底牢结，把人民牢结得一草一木都没有了，连「揭竿而起」都不可能。可见这关键乃在於意底牢结。若言是贪污或腐败，皆不中肯。大陆是否腐败，腐败到什麽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个灾害说是由意底牢结造成的，我想是很中肯的说法。不然，试试看，试取销马列主义，取销人民公社，揭开竹幕，则人民马上有饭吃，生活马上得安定。中共能吗？他们硬不看人民，却死抱着他们的意底牢结。这是二十世纪所产生的最大的人祸。

二
　　
观念与理想在何种情形下始转为意底牢结，而成为人祸呢？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其内容是唯物论丶唯物史观丶唯物辩证法丶阶级斗争等。他们由这些理论幻结成一个最大的意底牢结。我现在不去从内部讲他们这些理论，我只想跳出来去反省一下，从原则上看看在什麽情形下，观念丶理想始转为闹灾害的意底牢结。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表现观念与理想的方向。表现观念与理想的方向，可分为二方面：
　　
　　（一）向客观的特殊问题或技术问题方面表现：如经济问题丶社会问题丶生理卫生问题等。
　　（二）向人生基本态度问题方面表现；如道德丶宗教。

　　由这两方面，皆可表现我们的观念与理想。可是观念与理想若在客观的特殊性技术性的问题方面，表现的态度不正确时，就转为意底牢结，由此而造成了灾害与人祸。以前王船山曾说：「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意即「只有就客观事实以穷理的，决没有凭空立一个理以限制事实的」。而若观念成理想，在客观的特殊问题或技术性问题上，成了意底牢结时，那必是由於人们的「立理以限事」。共产党正是在一切经济丶社会问题上「立理以限事」。因此在政治上造成极权专制，在社会上造成拘禁与封闭。凡是不合他们所凭空预定的「理」的，都在排禁铲除之列。他们所凭空立的理成了一个括弧丶一个圈套。不合他这个括弧的，虽是生命，也要杀掉，虽是事实，也要抹掉。他们闭着眼不看人，也不认事实。只牢固地结缚在他们的意底牢结上。他们决不「即事以穷理」，却是「立理以限事」。因此他们的观念与理想遂成了专造灾害的「意底牢结」了。客观性或技术性的问题是只能「即事以穷理」的，只能顺，不能逆。所谓「顺」，是说只能顺着客观的事而调节而完成，故顺者即「顺成」。所谓「逆」，是说逆着客观的事，而把它吊挂起来，让它服从所预定的意底牢结之理。故逆者即「逆挂」。逆挂者即以先天预断的态度立一些虚妄的理以抹杀客观的事。人的存在，人的生存，就是客观的事。人的存在与生存，在社会关系中所呈现的种种复杂关系，也是客观的事。这里要是生问题，那就是所谓客观性的问题或技术性的问题。在这里要提出观念成理想来解决问题，便只能「即事穷理」，决不能「立理限事」。这里只能是经验主义的丶实在论的。在这里若不服从经验主义的态度丶实在论的态度，其所立的理未有不虚妄者。人的存在与生存是实体，他的种种关系是个大海。这里只能顺，不能逆。若必逆着而悬挂，使人人两脚不落地，都吊挂在他的括弧上，那未有不翻江倒海，而造成灾害的。现在逃荒的情形，就是这种「逆挂」所造成的灾害。

　　人的存在是神性的。他的存在是天造地设的。他有权利要求生存下去。就是上帝，在这里也只能顺，不能逆。不能叫他倒挂起来依从我的主义。故目前逃荒的情形，不是普通所说的天灾人祸，乃是倒挂起来使人无法生活下去。共产党全部用逆的手段，不顺着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律走，他要把人民圈起来，服从他的虚妄的意底牢结。於是翻江倒海，民不聊生。以前黄梨洲说：三代以下藏天下於筐筴。今之共党丶极权专制者，是倒挂天下於意底牢结。藏於筐筴，虽是私，究竟还是藏，人民尚可活。现在是倒挂，则人民不得活矣。他们抹杀生活，抹杀生命，抹杀客观的事实，使社会成为封闭的社会（Closed Society）。不但是封闭，而且是倒挂。现在英人Popper曾着一书名曰「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便是极力揭穿这种由虚妄的意底牢结所造成的拘禁。去掉这种意底牢结所成的拘禁与封闭，便是敞开的社会。敞开的社会就是自由的社会。我们以为在人的存在与生存的实体前，在生活的大海前，一切虚妄的意底牢结，一切不顺成的观念成理想，都要被拆穿。人是生活在生活里，不是生活在虚妄的意底牢结里。中国人以前是很有这种生活的智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命是很懂得这种生活的道理的。道家懂得，所以讲无为而治。儒家也懂得，所以讲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但不知如何这五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竟中了西方的甚麽某某主义之毒，完全丧失了这种智慧，完全不懂得这种道理，而却极力向意底牢结的愚蠢的路上走。

　　中国历史上亦曾有过这种意底牢结的灾害，其骚扰丶干涉丶封闭丶拘禁人民的生活，与今日的情形极相似。那就是王莽。他以虚伪窃国，掌权十五年，以他的迂固顽梗的「周官」的知识造成他的意底牢结，来拘禁人民，封闭社会，终至人民不能忍受，土崩瓦解，天下大乱。最滑稽的一幕，便是王莽眼看不得了了，结果只有带看文武百官到南郊去哭皇天。看谁哭的好，谁就有赏。至死还是虚伪，出花样。年前听说大陆正在发动忆苦运动，要干部们回忆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延安时代的痛苦，希望以忆苦来克服当前的困难。其情形正与王莽的哭皇天同样滑稽。虽则我们有时说，共产党是近代化的秦与法家，但从意底牢结的灾害方面说，我们觉得它与王莽更为相像。故毛泽东可说是王莽与秦始皇合而为一的怪物。

三

　　以上是从客观的特殊问题或技术问题方面说，现在再进而就人生的基本态度方面，即道德宗教方面说。在客观的特殊问题或技术问题方面，若我们的观念与理想不是即事以穷理，而是立理以限事，则即有意底牢结的灾害发生。但在道德宗教方面表现我们的观念与理想，则在本质上是不发生这种问题的。因为在这方面根本是无所谓即事以穷理的，当然也无所谓立理以限事。因为这方面的观念与理想根本不是属於客观之事的。

　　就道德说，我们的观念与理想根本是在经由道德的自觉以表现我们的道德理性丶道德的良心或良知，以清澈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这完全是属於个人自己生命的彻底清澈的事，根本不涉及客观的特殊问题或技术问题。这里的观念与理想根本不属於事，所以也不能求之於事。当然无所谓即事以穷理。这只是个人正心诚意的事，慎独明明德的事。这里的观念与理想所代表的理，也无所谓凭空地立一个理。这里的理只是我们自己经由道德自觉所呈现的人人本有的道德的理性丶良心丶或良知。这种理性丶良心丶良知，也有一种限制的作用，但是它的限制只是限制我们自己生命中「非理性」的成份，并不限制客观的事──特殊问题性的事，或技术问题性的事。这只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克己」，自己限制自己以成全自己，成全自己的道德人格。克己正所以容他，正是要对外敞开的。故无所谓立理以限事。克己的理，不在外面，不在客观的事上，故这种理的呈现不能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或实在论的态度，而只在一念自反中，在道德自觉中。它的呈现的作用也只在成全我们的道德人格，而不在解决客观的问题。

　　就宗教说，我们的观念与理想根本是寄托在对於「超越者」的信仰，藉以清澄我们自己的生命或宁静我们的灵魂。这根本是个人自己性灵生活的事，不是客观问题的事。这里的理，即所信仰的超越者，也不是就客观的事所能穷得来的。无人能就客观的事穷得出个上帝来，亦无人能就客观的事穷得出个佛性法身来。法国存在主义者马赛尔说有属於问题世界，有属於神秘世界。问题世界诉诸科学丶诉诸技术，神秘世界诉诸信仰。英人约德（Joad）说，自然只能被观察，不能被信仰。正是这个道理。所信仰的，虽是超越而客观的，然「信仰」这会事却纯是主观的丶个人的。这祇是了当个人自己生命的事，是纯属於「独」者也。个人之起信不起信，或信什麽不信什麽，绝对是自己决断，任何人不能代决。信仰方面的观念与理想，即这方面的「理」，只在自己决断中呈现，无所谓即事以穷理。当然也无所谓立理以限事。传教也只是唤起个人让他自己决断。仍是各归於自己。
但宗教信仰历来是绝对的，即信这个就是信这个了，不能既信这个又信那个，是以凡在诚信中都是绝对的，因而亦常是排他的。在人类历史中，因宗教信仰的排他性而闹的惨剧是屡见不鲜的，这在西方的宗教尤其剧烈。若只是内在地单看信仰本身，单看这单纯的诚信本身，也无所谓排他，各人信各人的就是了。但宗教信仰常不只是这单纯的信，还有一套观念，一套因制度而产生的特殊教条，这些合在一起也成了一套意底牢结。这就显出排他的姿态了。再和那诚信中的绝对性合在一起，到狂热的种度，便产生那宗教方面意底牢结的灾害。此如西方中世纪教会之所表现，不但干涉了旁人的信仰问题，也干涉到了哥伯尼等的科学知识的问题。这也可说是到了「立理以限事」的程度了。这是宗教中很不幸的事情。人权运动中争信仰自由实在是有其真切之感的。

　　自从信仰自由成立以来，宗教信仰方面的灾害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信仰自由，人权运动，这其中的宽容精神把宗教信仰方面的意底牢结之拘禁性丶封闭性丶排他性丶干涉骚扰性给拆掉，把它们堵回去了，使宗教信仰各归於诚信者之本身，使吾人各归於宗教之本身而了解宗教，使吾人更能解放宗教之本质，且更能了解宗教之本质。但我发觉西方人对於宗教信仰，实比较更具僻执性与顽固性。例如他们虽说客观地研究东方宗教，并尊重东方人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却又是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以「神信仰」为中心，来判断这些东方宗教；不是以协调的态度丶互相观摩的态度，以成全自己并成全他人，纯化自己并纯化他人，重新随时调整消融自己并随时消融调整他人的态度来研究东方宗教。即，他们并不想在研究东方宗教中得到一点什麽智慧或生命的道理，而只是想来审判丶来征服丶来改变丶来赐予。这实在是一种僻执顽固的帝国主义的态度，是很不虚心，很不谦卑的。如果像他们那种口调，不但基督教信仰者可以这样说，儒教信仰者丶佛教信仰者，皆可这样说。因为每一大教皆是一绝对的圆满，皆是充其极的。佛教徒为甚麽不可以说我以「佛信仰」为中心来审判你的「神信仰」呢？儒教徒为甚麽不可以说我以「圣教」为中心来审判你的「神信仰」呢？其实都可审判，都不可审判，还是各归自己，取「自成成他」的态度为最和善。基督徒总不了解「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真理，总不了解「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通达智慧，这就未免小气。庄子说「道隐於小成」，正此之谓也。

　　前在东海大学，曾和一位美国的同事，教生物学的先生，名叫亚里山大者谈。他是因读契尔克伽德（Kierkegaard）的书，始对於宗教信仰有点真切之感的。我们谈的很高兴。他当然是以基督教为根据。我和他谈到儒教怎麽样丶佛教怎麽样。我表示宗教真理不必一定是基督教的说法。他觉得很有兴趣，但总不能亲切了解（这当然不容易）。他总以为信仰当该是一条路。最後他说，政治丶社会生活，当该是民主的，至於宗教信仰则当该是独断的。我告诉他说：独断是独断自己，不是独断旁人。你是把信仰者的自己决断弄错了。若独断是信仰者的自己决断，任何他人不能代决，则每一宗教里，每一个宗教信仰者皆是如此。有那一个宗教信仰能独断了别的信仰呢？这就是人权运动中所争来的信仰自由。

　　我举以上两例，即在表明西方人虽在信仰自由下，却总想垄断宗教信仰，尤其面对东方的宗教信仰时，更显出他们的僻执与顽固。在现在这个时代的特殊情况下，要想叫西方人能平视一切宗教信仰，那当然不容易。但在信仰自由所产生的冲淡力量之下，由宽容而至了解，进而各归自己，复以见宗教信仰之本质，那当是容易作到的。这里恐怕不会再产生灾害了。

　　说到宽容与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是最具备这种通达的智慧与雅量的。所以我常说自由主义精神的老祖宗当该是孔子，真正能表现宽容精神的，最早的也当该是孔子，是儒家传统。我们当然不能说孔子或儒家是现在的所谓「自由主义」。但他的确能表现自由主义的宽容的精神。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态度，它本身无内容。来自西方近代的这个特定的自由主义，其提出是有它的特定背景的。它是在人权运动下产生的。它是对宗教信仰上的迫害而产生，对阶级制度而产生，对专制暴君而产生。儒家传统所表现的宽容精神不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在中国以前也无「自由主义」这一个名称。儒家所表现的宽容精神是根据克己丶慎独丶明明德而来的，是他们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通达的智慧与雅量或德量。不是从社会上对其一客观问题，如宗教丶如阶级丶如专制丶而发的一种运动。此其与西方近代所出现的自由主义不同之处。它是由克己慎独的圣教所透射出的一种宽容的精神或敞开的精神。这是由克己慎独而来的智慧与德量，但却与从社会上对客观问题而发出的自由主义相契合，而且可以说这是更根本的丶更真实的，比特定的自由主义更高一层。它可以使那从社会上而发出的自由主义更真实化丶更充实化丶更能提得住而站得住。

四

　　现在再乘机说说最近几年在自由中国所表现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遗憾得很，这自由主义到中国来也变质了。它成为它自身的否定，它也成了一种「立理以限事」的意底牢结。我刚才说，自由主义在西方之产生是从社会上对宗教信仰而发，对阶级而发，对专制暴君而发，总之，是在人权运动下而产生。它是从社会上对那些拘禁，限制，不合理的既成势力而逼出的一种宽容丶开明的态度，它本身并无特定的内容，它不是一个思想系统。从正面说，它是在一切基层学问或思想系统之上的一种超然的态度或宽容丶开明的精神。从反面说，它反对并拆穿一切政治的丶思想的丶或宗教的「立理以限事」的意底牢结之拘禁与封闭。照此正反两面所表现的宽容与开明的态度说，自由主义这个超然的态度也可以有其态度上的一定内容或特性，那就是：

　　一丶尊重个性。
　　二丶尊重人格价值。
　　三丶宽容。
　　四丶理性。

　　一个具有这四点内容的健康的自由主义者，他可以相信某种宗教，但不反对旁人相信另一种宗教，却必反对以某一宗教拘禁或封闭人民的信仰。他也可以不相信任何宗教，但不反对旁人相信，也不抹杀宗教本身的价值。他可以相信某种哲学系统，但必宽容其他系统的存在与价值，但却不能宽容成为意底牢结的某种系统以封闭社会。他可以研究某种学问，但不抹杀旁人所研究的学问。他可以肯定科学，但不是独断的科学主义。他当然要肯定自由民主，但不因而抹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道德宗教。他愿使一切基层的学问，如科学丶艺术丶道德丶宗教皆各归於其自己而并存；他愿使一切思想系统，如哲学上的各种立场，皆有其存在的价值。它唯一反对的就是拘禁与封闭：政治的丶思想的丶或宗教的。

　　但在自由中国所表现的自由主义却正与此相反。它的表现是虚伪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庸俗而浅薄的虚无主义，买办而洋奴的势利主义。它的表现既不了解个性，亦不了解人格价值，既不宽容，亦不理性。它成为其自身的否定。自由主义的态度上的四点内容，并无科学，但他们却假借科学来抹杀其他。他们从自由主义转滑到「独断的科学主义」。即以「独断的科学主义」使自由主义成为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成为一种立理限事的「意底牢结」，因而遂成为自由主义的否定。他们假借科学来抹杀一切道德宗教的学问（但有一点，不敢骂基督教），尤其抹杀中国文化的价值，抹杀东方道德宗教方面的观念与理想。他们对於共产党的意底牢结所造成的灾害，人民的苦难，熟视无睹，却来拼命骂东方的道德宗教，抹杀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对於中国文化之肯定人道，尊重人格价值之足以抵御共党之魔道完全麻木无觉，成为白痴。自由主义正面的宽容精神，他们一点没有；反面的对於共党之极权专制封闭拘禁亦无一点痛切的感受，却只会回过头来假借科学挖自己的文化生命之根。他们虚伪地崇拜科学，但他们的言论行动却无一是科学的，他们也无一肯读科学。这完全是庸俗而浅薄的虚无主义，买办而洋奴的势利主义，已经到了完全不讲理的境地，自由主义中理性的成分完全丧失了，还侈谈甚麽西化丶近代化？居今日而宣传科学，自炫为进步，这根本不成为一个思想。这些人根本无思想。说他们是唯科学主义，已是客气。他们的「唯」只是势利，并不是一种思想。这算得是甚麽进步？由这些已经丧失了理性的人能闹出甚麽近代化来！

　　他们不知道健康的自由主义足以反共，而独断的科学主义丶科学教，并不足以反共。庸俗而浅薄的虚无主义丶买办而洋奴的势利主义更不足以反共，且足以抵销反共的力量，益增共党进攻的气谈，如甚有志气有性情有理想的青年对於自由中国自由世界的反感。
甚麽是近代化？真正能实践健康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才是近代化。科学归科学，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去掉一切意底牢结的拘禁与封闭而向敞开的路上走，才是真正的近代化。左倾的意底牢结的灾害已经全部暴露於大陆，而右倾的庸俗而浅薄的唯科学主义丶虚无主义，则只有加深社会的堕落。我敢说真正而健康的自由主义决不在这些唯科学主义丶虚无主义的人身上。中国的知识份子，在表现观念与理想上，若再不归於平正与平实，则中国不是亡国，而是真地要亡种。（中共的意底牢结所造成的灾害正是向亡种的路上走。）

　　附识：Liberalism译为「自由主义」是不甚恰当的。到中国来，译成这四个中国字，很易令人望文生义，而丧失其原来的应有之意。所以「自由主义」一词在中国生出许多误会与流弊。（以在中国无发生此词的社会背景之故。）以自由主义自居或藉口自由主义说话的人无一能表现出这词的应有的原义，亦无一能有「Liberal」的精神。西方人使用此词的主要函义是宽容。为甚麽以宽容为其主要的特徵？正是因为有宗教信仰上的不宽容，干涉人的信仰丶干涉人的学术思想。有阶级制度的不平等，有特权。有专制暴君的侵害与压迫。到处是拘禁，是封闭。所以才有人权运动，才有民主政治，才有个体主义，亦因而有「Liberalism」一词之出现。这都是相连而生的。就「Liberalism」一词说，首先当看其所反对的是甚麽。这也是遮显。由其所遮，看其所显。它所遮的是不宽容，它所显的就是要求宽容；它所遮的是封闭拘禁，它所显的就是敞开，一无禁忌。所以这词的表意首先就是宽简丶解放丶敞开丶不专断丶尊重对方丶体任自然。但是这些表意，在此词，都是自社会上对客观问题而发，不是自德性的修养上而显，如中国儒家传统之所至。所以此词的那些表意是外在形态，而德性修养之所显则是内在形态。一个人在内在德性上很可以达不到这种境界，但在Liberalism一词之下，很可以想到在以前不宽容的灾害，我既要求宽容，所以我现在也应当表现一点宽容精神。所以在此词之下，和一个人争讲宽容，你不能和他讲「明明德」那一套，你只能和他对证人权运动那一套。这就是此词的那些表意之所以为外在形态之故。譬如「宽简」一词就很好。宽者宽容，简者简易。但中国说这些字时，则不说宽容，容忍（这是西来意语），而说宽和丶宽弘丶宽平丶宽恕丶宽简有度。容则说「休休然若有容」丶「容乃公」。「简易」对苛烦支离而言。这些都是德性字眼，直承德性而发，并不是自社会上对客观问题而发。「体任自然」尤好，是对矜持拘谨而言。当年郭嘉说曹操「体任自然」。这也是德性字眼，但在西方Liberalism一词之下，敞开是对外在的封闭丶拘禁（不是拘谨）而言。若由一个人的不专断丶无禁忌，而想到体任自然，说这人是「Liberal」，则必须就人权运动那一套想其外在的意义。（在此，「体任自然」太中国式，不易用得上。）说到宽简时亦如此。（其实宽简丶宽简有度，亦太中国式，亦不易用得上。）比较还是宽容丶容忍丶忍任，能合原义。所以此词译为「宽容主义」，「宽任主义」或「宽忍主义」，也许比译为「自由主义」较妥。至於中国那些德性字眼，则根本属於另一套。西方人权运动下的「宽容主义」比较是外在的丶形式的丶社会的，而中国儒家传统中那些德性字眼丶则是内在的丶真实丶实体性的，个人德性的，是更高一层的。

（五十一年六月讲於新亚书院。蔺文彬笔记）
《时代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