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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二十岁左右鲜活生命,继而断然选择了不归之举,富士康的十一连跳,令当事劳资双方、两岸朝野官民悲情不止。数日来活着的人们纷纷本着祈求明天的平安,而痛心地思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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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劳资关系紧张所致?是资方管理刻薄吝啬、人性化缺失?是逝者心理脆弱、期望值过高?是相对高抚恤金带来的负面诱惑效应?是四十万分之十一的自杀率尚在合理范围之内?笔者此处绝无妄加评判之意。然十一位失去的生灵纵身之刻,似乎在呐喊着、乞求着、注视着我们尚且活着的人和身下这个坚硬的尘世。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特别是长者,已无权选择沉默了。故此,敲打着悲愤的思绪,试图从中梳理出某些因果,并诉述并有益与世人,以求对逝者的点滴告慰。
前些年(90年代),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过外资来大陆建厂的资方人员,如韩国的大宇,台湾的富凯等。当时基本的感觉是,资方对其招收的大陆员工的待遇还算不错的:薪酬一般是内资企事业的两倍多,尽管只是资方人员的约十分之一;员工过生日的时候资方会有礼物和庆贺活动安排;员工的劳动强度和效率要求相对内资企业是要高些;员工常常能以在外资企业上班,哪怕是体力劳动,也觉得是令人羡慕的选择。
然而好景不长,曾几何时,情况就起了明显的一边倒的退变:劳方待遇每况愈下,资方管理越发自主粗暴,厂区的保安往往也被资方赋予了相对无上的权利。经济政治地位低劣的现实与学习期就业前美好的期望间的巨大落差越发拉大了。多年来植入脑髓的“红旗下喝不完的糖水,美丽的祖国是我家的大花园”般的虚假灌输诱发了癌扩散。大学生拼爹就业发展的信息不对称性恰如天上人间。宿命的幽灵觅到了完美的温床……
虽有常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人世间巨大苦难可以摧毁生命的机体,但终难撼动其生的欲望。如曾经的黑奴窑工的生存条件虽艰苦至极,但尚能苟且偷生。原因是他们像先天性失明者,不知道天外有天而少了许多对比的烦恼和悲哀。远离家乡大学毕业投奔高科技外企的年轻的生命何不早一点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呀?
拿着微薄的工资、受着严酷的管制、望着高起的房价;满街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及;抹不掉养育自己的父老的音容,何年何月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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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方资本家的剥削本性使然?
有趣的是,外企对我方员工的待遇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起因,恰源自于我们大陆的规则、秩序、人文等环境,该算是一种被接轨、被属地化的自然现象。我们的政府对劳方的薪酬、合同期、保障、福利、生存权、话语权等几乎是零约定、零介入且零风险。什么民间的、群体自联的东东,别在西方夜谈了。
社会秩序的缺失在先,企业秩序的被同化在后。
郭台铭来了,纵然他能诚心承担企业秩序的不足之责任,社会秩序的完善之责任又该由谁来勇敢的挑起呢?
世人面前光鲜洒脱的崛起,却支撑于整个社会底层的巨大痛楚。
[ 本帖最后由 zhnf 于 2010-5-28 17:2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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