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不如光绪皇帝

gototiananmen

[localimg=226,300]1[/localimg]

http://www.hkbookcity.com/showbook2.php?serial_no=206724

　

任化邦

　

编者按﹕一九八九年之后成长成熟起来的一代，已经有了他们独立的思考和看法。这篇反思八九年的文章就是一例。作者的文化底蕴藏显然已在改变，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已经不同往日，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既回到了时代和事件本身，又跳脱了功利和情绪的羁绊。中国有希望，中国有光明，希望和光明就在他们的身上。
　

一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的拂晓，随著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渐渐稀疏，古都北京迎来了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八九民运败局已定。承天门下，“文明古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荡然无存。
一个多月以来，尽管广场上抗议、示威的学生和民众阻断了北京市的部分交通，但并未造成公共秩序的失控，粮油菜肉的供应和价格几乎没受什么影响，工人、干部照常上班，中小学也照常上课。即便是血腥镇压之后的６月５日星期一上午，我来到位于东皇城根的学校时，同学中也没几个迟到的，基本上全都到齐了。那么，既然这么长的时间都等过来了，为什么邓小平当局不愿意再等上几天呢？我认为，如果广场上的静坐学生已处于一种热情递减的势头，那么当局是一定会等的，直到把学生拖垮为止。但广场上时不时有新鲜的刺激冒出来，在北京乃至全国掀起一浪接一浪的抗议高潮，特别是所谓“四君子”的绝食行动，彻底打乱了当局拖下去的计划。邓小平首先是担心夜长梦多，恐生变数——再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乱子，危及自己的面子、声望和地位；其次，就是他担心持续混乱会影响到中国来年的GDP，以他匪气十足的一贯思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也不足为怪，老鼠就是经济指标，不惜一切代价搞好经济，不管别人怎么说，也要经济挂帅。他肯定也清楚“人命关天”一词的份量，但他显然认为几千绝食学生的命不值这个价。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自然清楚坦克上街，机枪扫射意味著什么，也知道武力镇压的可怕后果——战争年代到处都在滥杀无辜，他可以相对容易地掩人耳目，但１９８９年整个世界都在走向和解，中国也正处于少有的和平、发展期，所以他一直都在为何时动武，如何动武而犹豫不决。
当局的最初想法显然是：６月３日便装军人到位，包围广场，震慑民众，６月４日淩晨武力驱散广场上的学生和民众，那么戒严部队到时候只须动用催泪瓦斯和棍棒清场就足够了，最多再发射一些橡皮子弹吓唬吓唬围观群众，把剩下的几百个、上千个顽固学生两人一个地架上军车或者警车，不影响星期一北京市民照常上班。所以，我们看到学生在天安门附近缴获的武器有很多是没有枪栓——不能用的，这是因为当局开始想用空枪威慑民众，他们也害怕军人因受不了群众的攻击而失控，一旦都开了枪，就坏大事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武器都是做样子的，他们还是留了最后一手，所以６月３日下午１点左右，在六部口就发生了数百武警和公安施放催瓦斯抢回弹药车的暴力事件——这车上装的就是真家夥了。
但邓小平没有想到经过文革洗礼的北京民众都不是“省油的灯”，不仅识破了他的阴谋，而且成功地围堵了军车，并缴了戒严部队的械。这一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既恼羞成怒，又忧心如焚，他坚信市民和学生手上一旦有了武器，局面将进一步失控。他联想到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抢枪武斗的情形——全国将陷于可怕的混乱之中。在６月３日深夜那最后一刻，他或许还在为人民子弟兵能否坚决执行他的命令而忧心忡忡。但人民解放军不仅向人民开了枪，一些官兵甚至杀红了眼。六四之后的最初几天，从下面反映上来的死伤情况，明显缩小了民众的伤亡，夸大了戒严部队的死伤，邓小平党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的误导——
“……在平息（暴乱）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若罔闻，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其中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  
以至于６月９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还底气十足地表示:“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很显然，邓小平不仅低估了民众的抵抗，也高估了解放军的觉悟，殊不知时代早就不同了。这个一生生活在战乱和忧惧之中的心理变态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旧牢牢掌控著中国的军队，才是酿成这场悲剧的根源。

二

邓小平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已经盖棺论定。但人们同时会想到当年的另一个大人物——那位实权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６月３日那个血腥的夜晚，这个曾经声泪俱下地向学生们表示“我们来得太晚了”的中共总书记到底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不是说学生不是在搞动乱，是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吗？那么，６月３日当晚，他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救学生和民众于水火呢？
有人说赵紫阳此时已被软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可靠消息可以证实——我们的总书记不是由于自私、无能或者怯懦，而是因为他已被邓小平的手下软禁在家中，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故而不能向学生施以援手。
不管怎么说，学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奇迹般地浮现，更可悲的是，面对日益临近的杀戮，他们竟浑然不知——广场上的大学生自恃有百万北京民众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同情与支持，谅政府不敢把他们怎样，最终铸成大错。
现在看来，１９８９年的民主运动与１８９８年的戊戌变法是何其相似——名义上，光绪是大清帝国的一把手，赵紫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把手；而事实上，他俩都是“儿皇帝”，真正掌握国柄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戊戌变法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八九民运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戊戌变法的核心力量是帝国体制内的文化精英；八九民运的生力军也是进入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精英（编按﹕这些精英在知识水平上和民权觉悟上无法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事后他们在海内外的表现也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证明。历史是要给这些爬进了中共专制体制内的“精英”们打上引号的）。光绪想通过变法、维新向慈禧要回本该属于他的君权；赵紫阳也想借八九民运的力量向邓小平“逼宫”。大清帝国的政治改良最终因朝中守旧势力发动宫廷政变而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之路也因顽固势力的血腥镇压被阻塞，无数民众喋血街头。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菜市口刑场，以太后慈禧为首的伪清廷将戊戌六君子明正典刑；而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深夜到６月４日白天，不光是菜市口，整座北京城变成了屠宰场，成千上万名抗议者和无辜者死伤，幕后元凶正是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首的伪中央。事后，赵紫阳被邓小平软禁，直至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病逝于富强胡同寓所，享年８５岁；光绪皇帝也遭到慈禧软禁，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夭折于中南海瀛台，年仅３７岁。
但疑惑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脑海：１９８９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是全中国除了邓小平之外最有权力的人，他在失势前所掌握的实际权力要比一百年前的光绪皇帝大得多——与光绪的大胆言行相比，赵紫阳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勇气实在不敢恭维。
戊戌变法、政变的过程跟八九民运、六四镇压的过程非常接近。慈禧太后最初对于光绪变法的默许是源于各方面的压力，再说依祖制光绪也到了该亲政的年纪。但从一八九八年八月下旬开始，慈禧就已经在积极筹划镇压维新派了，她早就讲过：“……让他（光绪）去办。等办不出个模样，天下大乱之时，我再来收拾。”这一时期，掌握军权的总理衙门大臣荣禄也放出话来，大骂康有为和梁启超已到了“天下共愤，罪恶贯盈”的地步。九月初，慈禧认为废掉光绪皇帝的时机到了，便让光绪皇帝发布秋季赴天津阅兵的上谕，天津是荣禄的地盘，她摆明了就是要给维新派一点颜色看看。如果光绪没这个政治敏感度或者干脆就听天由命，他的下场也许不至于像现在历史书上所记载的那般悲惨，光绪完全可以像赵紫阳那样选择顺其自然，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鱼死网破，背水一战，为救国，也为自救。九月十五日，他令杨锐带出“密诏”，向康有为等人求救。康有为马上心领神会，决定发动中国的“倒幕”战争——“杀禄围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消灭荣禄等守旧势力，然后再派兵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让光绪成为中国的明治天皇，待大政归还之后，全力推行新政。这是光绪皇帝很明智的选择，但下面的人没把这事办漂亮，康有为首先想到的是同情变法的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肆，第１６１页）其实，康有为清楚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也知道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也应该看出袁世凯的思想始终还停留在洋务派甚至是慈禧、荣禄之流的水准——袁世凯曾经对光绪明确表示：“我国声名文物，远驾他邦，何必设己从人，轻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从之。”（《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但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在袁世凯和其他更守旧的候选人之间选择，两害取其轻。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九月十六日便招见了袁世凯，并赏以侍郎官衔，专办练兵事宜。第二天，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让袁世凯“与荣禄各办各事”。言外之意是叫袁世凯脱离荣禄的节制，直接听从皇帝的调遣。光绪还明确告诉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如果百年前的戊戌政变太久远，那么我们再来看１３年前——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军方抓捕“四人帮”（“文革派”）的宫廷政变。当年１月份周恩来去世后，“文革派”与军队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就愈演愈烈，并且日益公开化。毛泽东死后不久，政变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天，汪东兴仅出动８３４１部队的几十号人就干净利索解决了问题——密捕了“四人帮”和毛远新。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团职以上的干部，若干年后，叶剑英元帅曾回忆道:“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其实，赵紫阳也完全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为国，为民，也为自己放手一博；而相同的政变机会也同样适用于“文革派”——明知道先下手为强，“文革派”和赵紫阳为何都错失了良机呢？今天看来，“四人帮”和赵紫阳之所以失策，有一点原因是一样的，即文官确实不如军阀心狠手辣，文人最缺的就是军人的果断和勇气，他们往往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最终坏了大事。

三

赵紫阳没有做出过任何应对邓小平的措施和努力，至少从现有的、较为可信的史料上还看不出这一点来。是赵紫阳耻于为之？我不敢肯定。但以他曾与邓小平等人沆瀣一气合夥对付胡耀邦的不良记录来看，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清白人。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以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辞职；赵紫阳于１９８７年１月接替他出任代理总书记，并在同年１０月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当然，后来赵紫阳在戒严的问题上良心发现也是实事，但那是另外一码事。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个人关系和政治分歧很像光绪和慈禧太后，赵紫阳是邓小平提拔的，光绪是慈禧扶植的，但赵紫阳和光绪最终都因为政见不和与他们各自的“恩人”分道扬镳了。
邓小平确实是个职业政客，他不仅有铁石般的心肠，也有狐狸般的嗅觉，早在１９８９年的新年伊始，他就已经闻到暴风雨来临前的雨腥味。于是，他再次重申了他务实求稳的改革理念，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并且著重强调了他对于民主的中国式解读：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
独裁意识浓厚的邓小平是绝对不允许中国有第二套改革方案存在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岂容你平头百姓染指？不过，他的所有改革内容说白了就是“经济挂帅”。为了遮羞，他也提过政治体制改革，但还是没脱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顽固“俗套”。早在八九民主运动发生前的１９８６年，就已经为中国的“政改”定下了自己的框架，他表示：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９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
但赵紫阳并不买邓小平的账，他的民主意识已经不再是经济建设的附属物了，显示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新思维和勃勃“野心”。十三大召开后，在赵紫阳的授意下，国家体改委、中组部、中央党校、体改所组织成立了调研组，从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３日至４月７日，调研组为建立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新架构，在深圳特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一系列改革设想和方案。最后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交了《深圳发展的前景与制度变革》的总报告，以及《关于全面深化深圳经济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关于深圳经济特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两个分报告。《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建议：
１、国务院对特区行使直接的行政管理权并给予立法指导，任命特区最高行政负责人； ２、成立中共特区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特工委”书记由行政首长兼任，党的工作机构精干化，只设一个党务部，党所包揽的政府部门的业务向政府部门转移；３、特区人民政府为深圳最高权利机关，具有行政与地方立法双重职能； ４、特区司法独立； ５、建立和发展特区的咨议民主制度，开放民意。
这次，赵紫阳之所以试图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前哨深圳进行民主改良（编按﹕似乎称其为“改良专制”更为合适，因为它比百年前康、梁的变法内容，不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条文上都还差得太远）试点，显然有点要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意思，这是刚愎自用的邓小平所决不能容忍的，但当时他还要利用赵紫阳这颗棋子平衡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势力，只要赵紫阳不主动找茬、挑衅，他还可以再等等看。
但赵紫阳开始“得寸进尺”，他试图赢得更多的民心。自从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学潮爆发以来，他一直在静观其变，不置可否。５月４日，赵紫阳在会见亚行高官时，突然发出了完全不同于“四·二六”社论的声音，他为正在天安门广场上宣读“五四宣言”的游行学生辩护，认为“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并认为“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赵紫阳当时站在示威学生的立场上是聪明的，如果利用得好，不仅有利于他独揽大权，也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改良进程。
两周后，５月１６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公开了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内部消息”，这段讲话在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如实播出。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当时还年幼无知的我竟然没有从中听出玄机。

四

但邓小平将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学生是闹不成事的，这些人对于民主的认识也相当肤浅，他们不是反政府，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相信多数中国人还没这个胆识，他最担心的是学生领袖和“幕后黑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削弱共产党以及他们这帮老党员对中国的绝对控制，这势必就会严重损害他们以及他们亲友的既得利益，正如慈禧之流所担心的——“改革者汉人之利，满人之害也。吾有产业，吾甯赠之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清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语）。
早在１９８６年年底，全国各地陆续爆发的小规模学潮就开始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惕，他的态度非常明确——
……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