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不如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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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化邦

　

编者按﹕一九八九年之后成长成熟起来的一代，已经有了他们独立的思考和看法。这篇反思八九年的文章就是一例。作者的文化底蕴藏显然已在改变，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已经不同往日，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既回到了时代和事件本身，又跳脱了功利和情绪的羁绊。中国有希望，中国有光明，希望和光明就在他们的身上。
　

一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的拂晓，随著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渐渐稀疏，古都北京迎来了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八九民运败局已定。承天门下，“文明古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荡然无存。
一个多月以来，尽管广场上抗议、示威的学生和民众阻断了北京市的部分交通，但并未造成公共秩序的失控，粮油菜肉的供应和价格几乎没受什么影响，工人、干部照常上班，中小学也照常上课。即便是血腥镇压之后的６月５日星期一上午，我来到位于东皇城根的学校时，同学中也没几个迟到的，基本上全都到齐了。那么，既然这么长的时间都等过来了，为什么邓小平当局不愿意再等上几天呢？我认为，如果广场上的静坐学生已处于一种热情递减的势头，那么当局是一定会等的，直到把学生拖垮为止。但广场上时不时有新鲜的刺激冒出来，在北京乃至全国掀起一浪接一浪的抗议高潮，特别是所谓“四君子”的绝食行动，彻底打乱了当局拖下去的计划。邓小平首先是担心夜长梦多，恐生变数——再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乱子，危及自己的面子、声望和地位；其次，就是他担心持续混乱会影响到中国来年的GDP，以他匪气十足的一贯思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也不足为怪，老鼠就是经济指标，不惜一切代价搞好经济，不管别人怎么说，也要经济挂帅。他肯定也清楚“人命关天”一词的份量，但他显然认为几千绝食学生的命不值这个价。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自然清楚坦克上街，机枪扫射意味著什么，也知道武力镇压的可怕后果——战争年代到处都在滥杀无辜，他可以相对容易地掩人耳目，但１９８９年整个世界都在走向和解，中国也正处于少有的和平、发展期，所以他一直都在为何时动武，如何动武而犹豫不决。
当局的最初想法显然是：６月３日便装军人到位，包围广场，震慑民众，６月４日淩晨武力驱散广场上的学生和民众，那么戒严部队到时候只须动用催泪瓦斯和棍棒清场就足够了，最多再发射一些橡皮子弹吓唬吓唬围观群众，把剩下的几百个、上千个顽固学生两人一个地架上军车或者警车，不影响星期一北京市民照常上班。所以，我们看到学生在天安门附近缴获的武器有很多是没有枪栓——不能用的，这是因为当局开始想用空枪威慑民众，他们也害怕军人因受不了群众的攻击而失控，一旦都开了枪，就坏大事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武器都是做样子的，他们还是留了最后一手，所以６月３日下午１点左右，在六部口就发生了数百武警和公安施放催瓦斯抢回弹药车的暴力事件——这车上装的就是真家夥了。
但邓小平没有想到经过文革洗礼的北京民众都不是“省油的灯”，不仅识破了他的阴谋，而且成功地围堵了军车，并缴了戒严部队的械。这一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既恼羞成怒，又忧心如焚，他坚信市民和学生手上一旦有了武器，局面将进一步失控。他联想到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抢枪武斗的情形——全国将陷于可怕的混乱之中。在６月３日深夜那最后一刻，他或许还在为人民子弟兵能否坚决执行他的命令而忧心忡忡。但人民解放军不仅向人民开了枪，一些官兵甚至杀红了眼。六四之后的最初几天，从下面反映上来的死伤情况，明显缩小了民众的伤亡，夸大了戒严部队的死伤，邓小平党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的误导——
“……在平息（暴乱）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若罔闻，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其中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  
以至于６月９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还底气十足地表示:“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很显然，邓小平不仅低估了民众的抵抗，也高估了解放军的觉悟，殊不知时代早就不同了。这个一生生活在战乱和忧惧之中的心理变态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旧牢牢掌控著中国的军队，才是酿成这场悲剧的根源。

二

邓小平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已经盖棺论定。但人们同时会想到当年的另一个大人物——那位实权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６月３日那个血腥的夜晚，这个曾经声泪俱下地向学生们表示“我们来得太晚了”的中共总书记到底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不是说学生不是在搞动乱，是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吗？那么，６月３日当晚，他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救学生和民众于水火呢？
有人说赵紫阳此时已被软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可靠消息可以证实——我们的总书记不是由于自私、无能或者怯懦，而是因为他已被邓小平的手下软禁在家中，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故而不能向学生施以援手。
不管怎么说，学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奇迹般地浮现，更可悲的是，面对日益临近的杀戮，他们竟浑然不知——广场上的大学生自恃有百万北京民众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同情与支持，谅政府不敢把他们怎样，最终铸成大错。
现在看来，１９８９年的民主运动与１８９８年的戊戌变法是何其相似——名义上，光绪是大清帝国的一把手，赵紫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把手；而事实上，他俩都是“儿皇帝”，真正掌握国柄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戊戌变法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八九民运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戊戌变法的核心力量是帝国体制内的文化精英；八九民运的生力军也是进入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精英（编按﹕这些精英在知识水平上和民权觉悟上无法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事后他们在海内外的表现也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证明。历史是要给这些爬进了中共专制体制内的“精英”们打上引号的）。光绪想通过变法、维新向慈禧要回本该属于他的君权；赵紫阳也想借八九民运的力量向邓小平“逼宫”。大清帝国的政治改良最终因朝中守旧势力发动宫廷政变而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之路也因顽固势力的血腥镇压被阻塞，无数民众喋血街头。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菜市口刑场，以太后慈禧为首的伪清廷将戊戌六君子明正典刑；而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深夜到６月４日白天，不光是菜市口，整座北京城变成了屠宰场，成千上万名抗议者和无辜者死伤，幕后元凶正是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首的伪中央。事后，赵紫阳被邓小平软禁，直至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病逝于富强胡同寓所，享年８５岁；光绪皇帝也遭到慈禧软禁，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夭折于中南海瀛台，年仅３７岁。
但疑惑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脑海：１９８９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是全中国除了邓小平之外最有权力的人，他在失势前所掌握的实际权力要比一百年前的光绪皇帝大得多——与光绪的大胆言行相比，赵紫阳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勇气实在不敢恭维。
戊戌变法、政变的过程跟八九民运、六四镇压的过程非常接近。慈禧太后最初对于光绪变法的默许是源于各方面的压力，再说依祖制光绪也到了该亲政的年纪。但从一八九八年八月下旬开始，慈禧就已经在积极筹划镇压维新派了，她早就讲过：“……让他（光绪）去办。等办不出个模样，天下大乱之时，我再来收拾。”这一时期，掌握军权的总理衙门大臣荣禄也放出话来，大骂康有为和梁启超已到了“天下共愤，罪恶贯盈”的地步。九月初，慈禧认为废掉光绪皇帝的时机到了，便让光绪皇帝发布秋季赴天津阅兵的上谕，天津是荣禄的地盘，她摆明了就是要给维新派一点颜色看看。如果光绪没这个政治敏感度或者干脆就听天由命，他的下场也许不至于像现在历史书上所记载的那般悲惨，光绪完全可以像赵紫阳那样选择顺其自然，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鱼死网破，背水一战，为救国，也为自救。九月十五日，他令杨锐带出“密诏”，向康有为等人求救。康有为马上心领神会，决定发动中国的“倒幕”战争——“杀禄围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消灭荣禄等守旧势力，然后再派兵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让光绪成为中国的明治天皇，待大政归还之后，全力推行新政。这是光绪皇帝很明智的选择，但下面的人没把这事办漂亮，康有为首先想到的是同情变法的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肆，第１６１页）其实，康有为清楚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也知道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也应该看出袁世凯的思想始终还停留在洋务派甚至是慈禧、荣禄之流的水准——袁世凯曾经对光绪明确表示：“我国声名文物，远驾他邦，何必设己从人，轻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从之。”（《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但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在袁世凯和其他更守旧的候选人之间选择，两害取其轻。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九月十六日便招见了袁世凯，并赏以侍郎官衔，专办练兵事宜。第二天，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让袁世凯“与荣禄各办各事”。言外之意是叫袁世凯脱离荣禄的节制，直接听从皇帝的调遣。光绪还明确告诉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如果百年前的戊戌政变太久远，那么我们再来看１３年前——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军方抓捕“四人帮”（“文革派”）的宫廷政变。当年１月份周恩来去世后，“文革派”与军队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就愈演愈烈，并且日益公开化。毛泽东死后不久，政变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天，汪东兴仅出动８３４１部队的几十号人就干净利索解决了问题——密捕了“四人帮”和毛远新。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团职以上的干部，若干年后，叶剑英元帅曾回忆道:“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其实，赵紫阳也完全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为国，为民，也为自己放手一博；而相同的政变机会也同样适用于“文革派”——明知道先下手为强，“文革派”和赵紫阳为何都错失了良机呢？今天看来，“四人帮”和赵紫阳之所以失策，有一点原因是一样的，即文官确实不如军阀心狠手辣，文人最缺的就是军人的果断和勇气，他们往往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最终坏了大事。

三

赵紫阳没有做出过任何应对邓小平的措施和努力，至少从现有的、较为可信的史料上还看不出这一点来。是赵紫阳耻于为之？我不敢肯定。但以他曾与邓小平等人沆瀣一气合夥对付胡耀邦的不良记录来看，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清白人。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以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辞职；赵紫阳于１９８７年１月接替他出任代理总书记，并在同年１０月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当然，后来赵紫阳在戒严的问题上良心发现也是实事，但那是另外一码事。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个人关系和政治分歧很像光绪和慈禧太后，赵紫阳是邓小平提拔的，光绪是慈禧扶植的，但赵紫阳和光绪最终都因为政见不和与他们各自的“恩人”分道扬镳了。
邓小平确实是个职业政客，他不仅有铁石般的心肠，也有狐狸般的嗅觉，早在１９８９年的新年伊始，他就已经闻到暴风雨来临前的雨腥味。于是，他再次重申了他务实求稳的改革理念，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并且著重强调了他对于民主的中国式解读：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
独裁意识浓厚的邓小平是绝对不允许中国有第二套改革方案存在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岂容你平头百姓染指？不过，他的所有改革内容说白了就是“经济挂帅”。为了遮羞，他也提过政治体制改革，但还是没脱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顽固“俗套”。早在八九民主运动发生前的１９８６年，就已经为中国的“政改”定下了自己的框架，他表示：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９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
但赵紫阳并不买邓小平的账，他的民主意识已经不再是经济建设的附属物了，显示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新思维和勃勃“野心”。十三大召开后，在赵紫阳的授意下，国家体改委、中组部、中央党校、体改所组织成立了调研组，从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３日至４月７日，调研组为建立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新架构，在深圳特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一系列改革设想和方案。最后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交了《深圳发展的前景与制度变革》的总报告，以及《关于全面深化深圳经济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关于深圳经济特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两个分报告。《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建议：
１、国务院对特区行使直接的行政管理权并给予立法指导，任命特区最高行政负责人； ２、成立中共特区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特工委”书记由行政首长兼任，党的工作机构精干化，只设一个党务部，党所包揽的政府部门的业务向政府部门转移；３、特区人民政府为深圳最高权利机关，具有行政与地方立法双重职能； ４、特区司法独立； ５、建立和发展特区的咨议民主制度，开放民意。
这次，赵紫阳之所以试图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前哨深圳进行民主改良（编按﹕似乎称其为“改良专制”更为合适，因为它比百年前康、梁的变法内容，不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条文上都还差得太远）试点，显然有点要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意思，这是刚愎自用的邓小平所决不能容忍的，但当时他还要利用赵紫阳这颗棋子平衡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势力，只要赵紫阳不主动找茬、挑衅，他还可以再等等看。
但赵紫阳开始“得寸进尺”，他试图赢得更多的民心。自从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学潮爆发以来，他一直在静观其变，不置可否。５月４日，赵紫阳在会见亚行高官时，突然发出了完全不同于“四·二六”社论的声音，他为正在天安门广场上宣读“五四宣言”的游行学生辩护，认为“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并认为“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赵紫阳当时站在示威学生的立场上是聪明的，如果利用得好，不仅有利于他独揽大权，也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改良进程。
两周后，５月１６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公开了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内部消息”，这段讲话在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如实播出。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当时还年幼无知的我竟然没有从中听出玄机。

四

但邓小平将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学生是闹不成事的，这些人对于民主的认识也相当肤浅，他们不是反政府，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相信多数中国人还没这个胆识，他最担心的是学生领袖和“幕后黑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削弱共产党以及他们这帮老党员对中国的绝对控制，这势必就会严重损害他们以及他们亲友的既得利益，正如慈禧之流所担心的——“改革者汉人之利，满人之害也。吾有产业，吾甯赠之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清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语）。
早在１９８６年年底，全国各地陆续爆发的小规模学潮就开始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惕，他的态度非常明确——
……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但就在两天后，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下午１点锺左右，数百名北大学生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此前的这番讲话表示抗议。这是中共建国四十年来在首都北京爆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学潮。事发之前，我所在中学的高年级师生奉命悉数出动（当时我们并不知情），到天安门广场站好位，阻拦示威学生进入纪念碑附近。我在广场上亲眼目睹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现在看来，六四镇压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最后会如此血腥（编按﹕太多了解共产党的人知道中共肯定会如此血腥。诚如一位作家在1989年5月29日写给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信所说的那样﹕“不开枪杀人，就不是共产党。”另外，中共“六四”屠杀，是杀在象征著他那最高专制权力的天安门广场上；但此前十七年，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规模屠杀真不知已有凡几！中共只是不让人知道，或知道了也绝不容许传播罢了……）。从４月２６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中，我们就可以读出浓烈的火药味——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６日头版头条）。
“四·二六”社论基本上体现了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是经过他首肯的。这一点，在六四镇压之后得以证实，他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９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再次肯定了“四·二六”社论——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份，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五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邓小平迟早都是要对学生动武的。既然如此，那么赵紫阳为何不选择背水一战呢？就算是５月１９日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向静坐学生大倒苦水之时就已经失势，他也完全可以利用当天看望学生的机会，留在广场上做最一博。据一位学生领袖回忆说，赵紫阳自５月１９日广场讲话之后便赋闲在家，并未失去行动自由，也可以会见各方来宾。那他当时为什么不利用总书记的身份积极活动呢？特别是５月２０日之后的数日，戒严部队被民众成功地堵截在城外，如果赵紫阳此时能够行动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５月底，随著广场学生的激情流失，留给赵紫阳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他也并非完全不能有所作为，即便最后的胜算不大，也能给邓小平当局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在这里还要指出一点，６月３日晚军队开枪后，虽然个别的戒严部队官兵表现得凶残、无耻，但多数军人还没到完全丧失理智的程度。６月４日淩晨，台湾一位歌星曾找戒严部队谈判——他尚且可以让全副武装的士兵有所收敛，试想一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书记亲自坐镇广场时，他们还敢机枪、坦克相向吗？退一步说，即使赵紫阳被戒严部队当场抓捕，天安门广场“失守”，但其他省份和军区中“亲赵”或是同情学生的当权者还会坐视不理吗？赵紫阳的叛逆和胆量显然仍旧停留在广场上多数学生的水平，他不可能走得太远，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大局观和政治远见——如果换成是光绪皇帝，他会错失良机吗（编按﹕他毕竟还是一个共产党，并且直到死都在要求平反，直到死都在申诉自己没有反党……）？
当然，赵紫阳手下没有如戊戌三杰般有份量的人物，这是他不如光绪的地方，但他有一样武器是光绪皇帝朢尘莫及的，那就是被中央决策层的“第二种声音”调动起来的强大民心。而光绪皇帝发起的戊戌变法在各省巡抚中只有陈宝箴一人支持，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但即便是这样，人家尚且敢铤而走险。反观赵紫阳，他直到最后一刻还想把他和邓小平的分歧一厢情愿地定位在“人民内部矛盾”，始终不愿意走出那个中共中央的“小圈子”，全身心地站到人民的一边，而是一心充当“和事老”的角色，谁都不愿意得罪。他从来都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学生，只是“苦口婆心”地劝他们离开广场，他和邓小平之流的主要区别在于，他相信可以用不流血的办法解决问题，邓小平他们则不以为然。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他撕破脸皮和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那帮人死磕。但我很奇怪——在他心目中，难道百万学生和民众的安危还不如那几个垂暮老人的面子和交情更重要吗？赵紫阳作为当时唯一一个有可能化解危机并避免流血的中共高官，最后却在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抗争的情况下掉头不顾，实际上就是见死不救。我们现在知道，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因为怠慢戒严令被当局判刑五年。他说不上是真同情学生运动，只是对野战军进城有些顾虑，担心替别人背上镇压学生的黑锅——遗臭万年。赵紫阳倒是真的同情学生，但他骨子里还是没有脱离共产专制型体制文化的窠臼，他也很害怕担上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责，再加上邓小平曾经有恩于自己，以他一贯优柔寡断的个性，是拉不下这个脸面，也没有胆量向邓小平摊牌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他像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那样站到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抵制军管抵制戒严。况且，即便是真同情，在赵紫阳看来，也是有底线的，为了保住名声，这个总书记可以不做，但如果一定要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一赌，他就不干了——有必要冒这个险吗？值得冒这个险吗？在这一点上，赵紫阳倒是有点像戊戌政变中被夹在帝后两党之间两头卖乖的袁世凯。赵紫阳显然还不想把事情做绝，他已经设计好了退路，他还要顾及自己一大家子人——最后果然全都毫发未损（编按﹕透彻）。
我曾于６月４日当天下午来到中国美术馆大门前，亲眼看见了横在附近路面的两辆电车和满街的碎石；在北大红楼附近，有一座我常去的澡堂，二楼墻上竟然赫然现出一排巨大的弹孔；而戒严部队所经之处，到处都是人们愤怒的目光。令人不解的是，赵紫阳最后竟将如此巨大的民心白白浪费，彻底抛弃了。
想当年，身心羸弱的光绪在预感到大势已去之后，还不忘了催促康有为等人迅速南下“避风头”，比起赵紫阳的撂挑子后就对学生撒手不管的不作为态度，光绪显然是一个更有远见、更有责任感的“领导”。因为这次冒险，光绪皇帝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的下场自然要比赵紫阳更为凄惨，但他赢得了当时汉族精英发自内心的崇敬和忠诚，那个“誓杀尽天下君主”的谭嗣同最后为“酬圣主（光绪）”慷慨赴死，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最终唤醒了一场革命（编按﹕是从专制改良的反面）。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并非不知满清的罪恶，也不是不知道共和的好处，但因为这份敬畏之心和知遇之恩，他们始终坚守君主立宪的立场，再次印证了孟子的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当然，光绪和他“战友们”的历史使命和积极意义也只是在１８９８年，就像赵紫阳的微弱光辉只能短促地闪现在是在１９８９年的初夏一样。

六

两千多年前，儒家教父孔子就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第肆》)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它鼓励人们“当仁不让”。但后来的御用文人和无赖文人都把这些光辉、理性的儒家真谛隐去，单单把许多阴暗、僵化的儒家教条放大来自欺欺人。所以，近一百年来每一次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更像是道家和法家联手对儒家的屠杀。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就变成了一堆不伦不类、浑浑噩噩的烂泥了，而“和稀泥”是国人的强项。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但以赵紫阳的思路，这个排序完全是倒过来的，他作为中共总书记，却连光绪的自信都没有。人家光绪至少知道自己是皇帝，名正言顺的“一把手”，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不合祖制、不合法。况且，就算赵紫阳你潜意识里觉得邓小平才是“父皇”，那你也有义务制止他的不义言行。在孟子看来，如果军事攻伐和宫廷政变合乎民利，合乎真正的道义，就应该当仁不让，完全可以不顾什么礼制、名份，甚至可以把君主杀了——“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就意味著，当非暴力的改良不能为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所容的时候，和它对话的就只能是刀枪，这也是孔子一贯的“汤武革命”论。但赵紫阳没有做到这点，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他骨子里始终没有摆脱中国道家“无为”文化、法家“三纲”文化、特别是中共马列文化的桎梏。而即便是在六四之后，我也从来没听赵紫阳说过什么太“出格”的话，做过任何太“出格”的事，毕竟，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生活在共产党体制内并深受中国官僚文化熏陶的中共党员。光绪则不同，他深受帝师翁同龢的影响。翁同龢是典型的儒家出身，甲午海战时，他是主战派，跟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针锋相对；甲午战争后，他又积极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将康有为推荐给光绪皇帝，最终促成了戊戌变法。因其力主变法，一八九八年六月，慈禧下令“革翁同龢职，驱出北京”，但他的儒家理念深深地影响了这位年轻的皇帝，这才有了光绪最后的惊人之举。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最终唤醒了一场辛亥革命，而“六四”镇压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凄惨、恐怖的记忆，对于国民的集体意识，或许它什么也不能唤醒（编按﹕还是醒了，只是醒悟的已经不可能是同一批人。何况，中国早就醒了的人很多……我们再作别论）。
马列文化的毒害和儒家文化的缺失，不仅体现在赵紫阳一个人身上。在６月３日夜里，当许多学生和民众冒著受伤危险保护“子弟兵”免受“暴徒”袭击时，一些戒严部队的士兵已经开始殴打被俘的学生和市民，甚至向装载伤员的红十字救护车开枪。由此可见，我们这些“好好先生”的心态是有问题的，他们不明白，对于敌人的宽容实际上就是自作孽——他们显然还没把戒严部队当作敌人，以至于有些人在明知对方已经开枪后，还自欺欺人地为人家辩解，认定他们一定在之前服用过什么可以引起精神错乱的药物，所以才会对人群开枪。事实上，我们这种几千年来为国人所褒扬的“以德报怨”精神，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为马列文化长期侵染和强行迫害所造成的愚昧心态，不过是深埋于我们心底的奴性潜意识而已。就连强调忠恕之道的孔子都要求弟子“以直报怨”——否则，我们拿什么去报答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呢？
专制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灭绝人性”，这也是全世界专制文化的共性，更是马列文化要用“阶级性消灭人性”的拿手好戏。儒家的“灭人欲”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激励人们为真理而斗争，同样可以被皇帝集团用来愚民；共产主义也是把“双刃剑”，既可以鼓动人们起来反抗强权，也可以为一些落后国家的独裁者所利用——以阶级性取代人性。人们就被这种异化的文化弄变态的，不光是中国，不光是现在，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有，但都莫此为大。当权者把完整一套“假” 、“大”、“空”的东西软硬兼施地塞进人们的大脑，试图泯灭人们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因为他们有一套似乎严谨的理论体系和思路说辞，所以往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有时候人们凭直觉就能判断的对与错，可一旦联想到政治课本和新闻联播就困惑、泄气了。明儒王阳明当初之所以提出“致良知”，反对“考据”，清儒颜元甚至说知识就是毒药，其真实用意就是希望人们不要让知识成为良心的束缚，在个人道德的培养上尤其如此，儒家文化和道义不是用来背诵、研究的，而是用来身体力行的，科举制度的毛病和共产党政治说教的罪恶恰恰就在这里，我不能说它们所有初衷的全都是险恶的，但事实上它们确实培养出了无数的胆小君子和虚伪小人。

七

我们看到，从６月３日晚上到６月４日淩晨，广场上的学生不仅毫无作为，甚至叫人泄气，令人发笑，毫无尊严可言。一些民众和学生在长安街上为他们拼尽了最后一滴血，最终他们却选择了“一哄而散”，销声匿迹，这种作派与赵紫阳并无二致。一直以来，游行、绝食、静坐的学生们只知道跟当局摔盆子、掼碗，到临了也舍不得砸点“贵重物件”，与视人命如草芥的暴君彻底决裂，这是因为学生们一开始就沈醉于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非暴力政治幻想之中（按﹕至今还是如此，甚至又已经振振有词了十八年……），他们完全不清楚他们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政权——它既不是那个有著民主传统的美国，也不是那个还端著些绅士风度的大英帝国。倒是那个似乎有点“神经质”的学生领袖看出了些许门道——她说，这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伪中央”，你不打倒它，它就打倒你。
八九民运在很多地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如在学校贴大字报，蔑视、攻击当权派。在人们的印象中，邓小平是被毛泽东批过的，为什么就不能再批一次呢？我曾在示威学生和民众中看到还有因为反对邓小平的改革而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派”，他们打著马恩列斯毛周的画像出现在游行队伍中。但就像文革中闹得天翻地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最终也不敢触碰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样，直到１９８９年，在人们潜意识里，那个抽象、神秘、永远高高在上的党中央仍旧如同一尊神，它是宇宙的边缘，是生存的底线，这就是国人骨子里的偶像崇拜——马列文化所长期制造的愚昧产物！没有这种集体的敬畏心理，满脑子老庄杨朱思想的中国人，特别是死了都要去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国人，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割据、战乱。所以，即便是到了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最后一刻，大学生们冲他们喊的还是“畜牲”、“刽子手”、“法西斯”，很少有喊“打倒邓小平”的，喊“打倒李鹏”的都不多，更没听谁喊过“打倒共产党”。学生如此，老百姓就更没有这个政治觉悟了，而这恰恰就是这次学生运动的幼稚之处——学生们仍旧没有脱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窠臼。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不首先批判马列文化，不勇敢地改造民族文化，不去唤醒最广大的民众，光靠一些精英分子带头发动的民主变革是不会成功的，即使侥幸成功，也不能长久，也必定会变质、腐烂，直至最后失败。八九年就正是如此。
６月３日夜里，真正可歌可泣的是那些勇冠袍泽的“暴徒”，在那个空前惨烈的夜晚，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有一颗忠勇、刚直的心，这些勇士中有市民也有学生，如果说六四镇压过程中还有什么振撼心灵的情节和意义，那这份荣耀只能属于他们。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那一刻，他们的心没有受到奴性意识和共产党马列文化的蛊惑和玷污，他们忠于自己的良心和流淌的鲜血，于是，他们做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惨烈的抵抗——以血肉之躯迎击正规军的冲锋枪和坦克。
赵紫阳不是英雄，广场上的学生也不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意义在枪声响起之后就已经结束了，真正的英雄是６月３日到６月４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奋起反抗暴政的“暴徒”——他们才是六四的主角。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流血、牺牲——这里，我指的不是那些不幸的无辜死伤者（这些人或许连自己是怎么受伤，怎么死的都不清楚），我指的是那些敢于奋起抗击杀人军队的民众和学生。我曾在纪录片中看到一个从燃烧的装甲车里钻出来的解放军士兵向围观群众高举双手，他知错了？忏悔了？恐怕都不是——他是怕被愤怒的民众打死。“暴徒”同样是人，但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最终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是他们点燃了６月３日到６月４日的冲天怒火，向试图强暴整个民族的流氓当局大声喊出了“不”（编按﹕深刻，准确，后生可畏！）。

八

现在，再回到赵紫阳的问题上就比较清楚了——赵紫阳终究不是“丧失理智”的“暴徒”，他是个有“党性”、讲“原则”的人。
当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赵紫阳之所以没有太大的动作是因为他压根就不相信邓小平会对学生和民众使用致命的武器。我有这个印象，在当时，除了脑子有毛病的人，事先谁都没有想到戒严部队会对抗议民众大开杀戒——我想就连邓小平自己也没有完全想到。据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所证实，他于５月２８日即被当局逮捕，如果属实，那此时的赵紫阳确实就只剩听天由命一条路了，而当６月３日深夜北京城内枪声大作之时，就算他再有杀贼之心，也为时已晚。
就这样，挡在戒严部队面前最大的“路障”——赵紫阳被轻松搬开了，邓小平遂令军人强行突破、清场。邓小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血腥镇压八九民主改良运动，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太了解中国人。换句话说：他是有绝对取胜把握的。
当广场上剩下的学生带著“怨妇”的悲愤悻悻离去时，中国的良知元气大伤。
假如时光倒流，再让赵紫阳重新抉择，他会选择“兵谏”吗?  
但历史不能假设。
诚然，比起光绪皇帝的大义凛然和主动出击，消极观望的赵紫阳确实欠缺了胆识和责任感。但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线，比起那么多卑劣的帮凶和麻木的看客来，又不知高出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