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大学门前"周末二奶"接送车(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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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周末，广外校门口名车又准时来报到了，真比亲爸妈接孩子还上紧呢。俺们学校这些个当前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生力军们，又要全心全意投入周末经济建设了。呵呵，热心国家经济建设，希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结合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有觉悟的大款们还真不少呢……

　　嗯，那咱也不辞辛苦牺牲休息时间，在此和 “周末二奶”们共同探讨一下周末经济建设的大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咱也学以致用，图示如下：

　　劳动者 “二奶”

　　劳动对象 大款

　　劳动资料 身体

　　马经云：货币是表现和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职能，在这，车的档次和品牌直接体现大款们的经济实力。

　　嗯，现在校门口的车是越来越牛B了，为了更好的体现自身的重要价值及追求收入的高层次，选择劳动对象很重要啊。二奶倒是比*女更好的揣摩考察了市场行情，对价值尺度的把握更具理论经验……定位更高，这样收入才能更好

　　都是为了生计而工作；只是方式和方法发展等方针政策不同而已。“二奶”是人模狗样的才让上，且客户固定属于重点维护型；而*女是人人可上！客户多元化属于自给自养型！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想挣男人的钱可都不容易了啊。*女小姐满天飞，政府监管得又严，当然只有努力的创新突破自我挑战更高极限！！！才能赢得更大更好的市场。而广大的的“劳动对象”也积极推动“*”业发展，把此行的未来建设人才，放在高校靓女之上，着实很有眼光！

　　大奔，又见大奔。

　　

　　那是三班的阿玲，现正准备和他“老公”叫黄啥的去他们的“爱巢”共渡周末良宵呢！听说她家境一般。她们班好多女的都出去做。可能是觉得和周围的女生的差异巨 **大了吧，是为了使自己跟上队伍，不落后于人，她也很块的经她们班的介绍认识了现在做生意的这厮，现在好了撒！不论吃的，用的，穿的都改善了，包括身边睡的……也变老啦，不过收入很是可观，就每周末陪黄某两天，然后每月从他那领零花钱，还有她的日常开销……看她那样应该是对现状非常满意，是啊，即可以吃喝玩乐花钱享受，而且可以见世面，要我，也爽歪歪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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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30 11:46 发表

　    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２日，举世闻名的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禄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后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这是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经《妙法莲花经·卷六》局部。 新华社发

　　新华网兰州７月３０日电（记者王艳明）在中国学者的努力下，曾对中日学术交流产生重要影响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学术“公案”得以澄清。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进宝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长期被认为出自日本学者藤枝晃之口的话其实是“误传”，真相是这句话是一名中国学者所说，目的是为了激励青年人改变当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

　　在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刘进宝最近公开发表了他对此事的研究文章，客观还原了这一历史真相。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１９８１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应邀在南开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时，首次谈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同年，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讲演时，再次提出了这一观点。此话一经流传，就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藤枝晃曾对此有过辩解，说原话不是他说的，他只是说，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而翻译没有将此话完全翻译说明，因此造成了误会。

　　但对此，在过去２０多年中，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没有认真探究过。通过走访此事的经历者和查阅相关记载，刘进宝发现，是南开大学教授吴廷璆１９８１年在主持并介绍藤枝晃举办敦煌学讲习班时，讲了此话。

　　刘进宝说，当时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在中国已经起步，但对一般学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为了让大家重视这门还比较陌生的学问、重视国内一般学人还比较陌生的藤枝晃，吴廷璆在藤枝晃刚来南开或来到南开前夕，就呼吁学术界重视敦煌学，年轻人要有志气参与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４月８日藤枝晃在南开演讲，吴廷璆在主持并介绍藤枝晃时，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

　　由于没去过敦煌，藤枝晃在南开做完讲座后，准备去敦煌参观。吴廷璆就写信希望当时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金宝祥教授给予接待，这就有了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藤枝晃在兰州的演讲。

　　刘进宝说，当时的兰州还比较封闭，外国学者很少能来，再加上藤枝晃是国际著名敦煌学专家，甘肃又是敦煌学的故乡，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吸引了上千人听讲。在演讲中，藤枝晃提到，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立即引起大家的激烈争论。

　　刘进宝强调，尽管这是个历史误会，但在客观上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中国敦煌学研究落后于世界是不争的事实，从官方到学界，从此都更加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及有关研究组织的建设，１９８３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虽然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但确实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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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30 00:45 发表

教育频道 > 教育新闻 > 教育动态 阅读为何变成了城市的一种气质？2007年07月27日10:53  来源：红网 　　
梁文道在文章里写，“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利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不过他说的并不是现在的香港，而是以前的某个时间里的，因为香港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变了。

7月23日《深圳商报》）

　　《城市气质》一文的记者描写了香港第一次书展的空前盛况。以为人们是参加迪士尼的免费开业庆典，人们背着登山包、拉着手提箱，排队进场的队伍曲曲折折，有几公里之长，人们耐心地等待一批批轮流进场。甚至引起了一个参加过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等世界各国书展朋友的惊呼：“天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化沙漠’吗？难道你能说这是个不爱阅读的城市吗？”

　　的确如此，香港分明已经不再是传说中的“文化沙漠”城市了。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首先是它的蓬勃发展的经济。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二，贸易量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早已跨过2万美元的全球富裕线，而香港不过是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百万的“弹丸之地”，能有如此傲人成绩，当然，首先是勤劳智慧的香港人自己的努力。香港人的吃苦耐劳是世上有名的，难怪有人把香港称为“最辛苦的城市”。因此，以前说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有依据的，那么勤苦劳累工作的人，哪里有时间看书啊？我们对香港人的印象也是来自与香港的“武打”及毫无文化含量的肥皂影视剧而来的。

　　但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香港发展到了今天，物质文明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如前所述；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应是相辅相成之事。这也就是管仲所说的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香港人早已不是过去的“文化沙漠”了，它已经变得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们不是只知做事的打工仔，他们通过阅读大大提升了他们自身的文化品位和素质。即以读书来看，他们的阅读品位也在扩展，阅读视野是国际性的。难怪台湾的资深出版人说，香港的读者是成熟的，阅读口味多元，由最通俗到最学术，都有人捧场。“香港，其实是藏龙卧虎之地。”而且，阅读已经深入香港人的人心，成为了香港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当阅读变成了一座城市的一种气质的时候，这种城市不比单纯的经济中心更有活力与希望吗？

　　阅读为何变成了城市的一种气质？我想首先是阅读能够改变每一个人。阅读能使人变得更文明、更理性。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说，通过阅读能让人心更有内涵，能使心灵释放出更多光彩，从而使人的气质与风度显现出来。这寥寥七字，完全揭示了阅读与人文气质及风度的关系。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曾说过，书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当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在书中能够得到安慰。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他的庞大的武侠小说系列，得宜于他从小酷爱读书，并从阅读中吸收了大量中华文化，所以，他才能“下笔如有神”。可以说，是阅读提升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也提升了他个人的文化气质。

　　这也就是说，阅读不单可以提升每个个体的气质，也可以提升这个城市的所有市民的气质；当阅读改变了每一个个体的时候，这座城市也就可以称为有文化内涵的城市了。当读书成为香港人的一种集体习惯之时，这座城市也可以称得上是有气质的城市了。

　　阅读为何变成了城市的一种气质？还因为现代城市文明需要自己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东西。而文化是最能展示一个城市的独特风采的。正如国际著名设计师沙里宁所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

　　据资料介绍，全美最大的69个城市（人口在25万以上）参与了2005年度“全美最有文化城市”的评选，评选的内容是六大文化指标：报纸发行量、杂志发行量、书店总数、图书馆馆藏、市民受教育年限和互联网资源量等。美国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公布了2005年度“全美最有文化城市”排名结果：西雅图力压群雄而荣登首位，华盛顿特区、亚特兰大市和旧金山市分列3至5位。这些城市除了华盛顿特区比较有名之外，其他都不很有名，但它们因为各项文化指标靠前而被评选为“全美最有文化城市”。这说明了即使非常商业化世俗化的美国也还是非常重视文化对一座城市品位的提升的。

　　文化与财富其实并不相悖，相反，一个民族的阅读量越大，该民族的财富也越多，比如犹太人的年人均阅读量近百本书，而犹太人的整体财富在世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不用说其他民族，在华人社会只要是阅读量大的地区和社会，他们的财富也大大高于那些不阅读的地区，如香港台湾地区之于中国大陆的西部贫困地区。可怕的是大陆国人的阅读量整体都在逐年下降，一个具体数字是“40％的家庭藏书量不到20本”，这个数字说明了中国内地一些地区正在沦为“文化沙漠”。

　　“沙漠，是一粒粒松散的沙子，而有了水，就会变成丰沃的土壤，阅读，如一汪汪清流，渐渐漫于城市气质之上。”这是《城市气质》一文结语中的一句话，我深以为然。再补充一句，中国人的心田早已被物质填塞得非常干枯了，我们需要阅读这“一汪汪清流”来滋孕我们干枯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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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30 00:45 发表
教育频道 > 教育新闻 > 教育动态 阅读为何变成了城市的一种气　　
梁文道在文章里写，“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利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不过他说的并不是现在的香港，而是以前的某个时间里的，因为香港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变了。

7月23日《深圳商报》）

　　《城市气质》一文的记者描写了香港第一次书展的空前盛况。以为人们是参加迪士尼的免费开业庆典，人们背着登山包、拉着手提箱，排队进场的队伍曲曲折折，有几公里之长，人们耐心地等待一批批轮流进场。甚至引起了一个参加过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等世界各国书展朋友的惊呼：“天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化沙漠’吗？难道你能说这是个不爱阅读的城市吗？”

　　的确如此，香港分明已经不再是传说中的“文化沙漠”城市了。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首先是它的蓬勃发展的经济。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二，贸易量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早已跨过2万美元的全球富裕线，而香港不过是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百万的“弹丸之地”，能有如此傲人成绩，当然，首先是勤劳智慧的香港人自己的努力。香港人的吃苦耐劳是世上有名的，难怪有人把香港称为“最辛苦的城市”。因此，以前说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有依据的，那么勤苦劳累工作的人，哪里有时间看书啊？我们对香港人的印象也是来自与香港的“武打”及毫无文化含量的肥皂影视剧而来的。

　　但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香港发展到了今天，物质文明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如前所述；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应是相辅相成之事。这也就是管仲所说的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香港人早已不是过去的“文化沙漠”了，它已经变得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们不是只知做事的打工仔，他们通过阅读大大提升了他们自身的文化品位和素质。即以读书来看，他们的阅读品位也在扩展，阅读视野是国际性的。难怪台湾的资深出版人说，香港的读者是成熟的，阅读口味多元，由最通俗到最学术，都有人捧场。“香港，其实是藏龙卧虎之地。”而且，阅读已经深入香港人的人心，成为了香港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当阅读变成了一座城市的一种气质的时候，这种城市不比单纯的经济中心更有活力与希望吗？

　　阅读为何变成了城市的一种气质？我想首先是阅读能够改变每一个人。阅读能使人变得更文明、更理性。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说，通过阅读能让人心更有内涵，能使心灵释放出更多光彩，从而使人的气质与风度显现出来。这寥寥七字，完全揭示了阅读与人文气质及风度的关系。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曾说过，书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当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在书中能够得到安慰。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他的庞大的武侠小说系列，得宜于他从小酷爱读书，并从阅读中吸收了大量中华文化，所以，他才能“下笔如有神”。可以说，是阅读提升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也提升了他个人的文化气质。

　　这也就是说，阅读不单可以提升每个个体的气质，也可以提升这个城市的所有市民的气质；当阅读改变了每一个个体的时候，这座城市也就可以称为有文化内涵的城市了。当读书成为香港人的一种集体习惯之时，这座城市也可以称得上是有气质的城市了。

　　阅读为何变成了城市的一种气质？还因为现代城市文明需要自己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东西。而文化是最能展示一个城市的独特风采的。正如国际著名设计师沙里宁所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

　　据资料介绍，全美最大的69个城市（人口在25万以上）参与了2005年度“全美最有文化城市”的评选，评选的内容是六大文化指标：报纸发行量、杂志发行量、书店总数、图书馆馆藏、市民受教育年限和互联网资源量等。美国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公布了2005年度“全美最有文化城市”排名结果：西雅图力压群雄而荣登首位，华盛顿特区、亚特兰大市和旧金山市分列3至5位。这些城市除了华盛顿特区比较有名之外，其他都不很有名，但它们因为各项文化指标靠前而被评选为“全美最有文化城市”。这说明了即使非常商业化世俗化的美国也还是非常重视文化对一座城市品位的提升的。

　　文化与财富其实并不相悖，相反，一个民族的阅读量越大，该民族的财富也越多，比如犹太人的年人均阅读量近百本书，而犹太人的整体财富在世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不用说其他民族，在华人社会只要是阅读量大的地区和社会，他们的财富也大大高于那些不阅读的地区，如香港台湾地区之于中国大陆的西部贫困地区。可怕的是大陆国人的阅读量整体都在逐年下降，一个具体数字是“40％的家庭藏书量不到20本”，这个数字说明了中国内地一些地区正在沦为“文化沙漠”。

　　“沙漠，是一粒粒松散的沙子，而有了水，就会变成丰沃的土壤，阅读，如一汪汪清流，渐渐漫于城市气质之上。”这是《城市气质》一文结语中的一句话，我深以为然。再补充一句，中国人的心田早已被物质填塞得非常干枯了，我们需要阅读这“一汪汪清流”来滋孕我们干枯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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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29 12:05 发表

日前，菲律宾独立日之际（6月12日），由中国招商局国际旅行社组织的“2007中国名模菲律宾观光游览展示活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风景胜地长滩岛展开，获得“2006年中国职业模特大赛”的女模特冠军何穗、男模特冠军凯文作为旅游形象参加是次观光游览展示活动。图为中国名模何穗在海上与菲律宾土著人展示风采。

七月二十八日电 (记者 黄瑶瑛)福建省第一沙丘遗址——福建晋江庵山新石器沙丘遗址经过福建省考古人员二个月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据人工打制的石制工具到陶片表面的纹饰初步判断，遗址年代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周时期，距今约五千五百年。专家由此断定，早在五千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就是太平洋群岛土著的一支祖先。

四月十九日，考古专家在考察福建晋江市深沪湾旧石器遗址时，意外地在深沪颜厝村发现一处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沙丘遗址。该遗址目前未被破坏的面积约近二十万平方米，这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沙丘遗址，也是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沙丘遗址，它填补了福建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为揭开遗址真相，今年六月起，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人员开始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二个多月的发掘，他们已在遗址的土层里发现了大量玉器、打制石器、陶片、海生无脊椎动物(螺和贝)、陆生哺乳动物遗骸等生产、生活、装饰、居住的遗迹，初步揭示了古晋江人当时的生活状况。

据了解，从大量出土的丽文蛤、泥蚶、青蛤、等边浅蛤、蝾螺、荔枝螺、锈凹螺、褶牡蛎等十几种贝壳类可发现，它们虽然被丢弃几千年，除了表面有微损外，与现在同类海贝、螺没有多少不同，再加上该处地理位置优越，与地面相对高差十二米，西北侧有小河流过，是早期人类理想的生存之地。根据这现象可推断出三千八百至七千年前的母系社会的后期，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部落在此定居，而且遗址的范围很大，可见他们定居延续的时间相当长。

据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范雪春介绍，该处沙丘遗址的埋藏条件很特殊，因为一般史前遗址大都存在于土质的地面上，很少存在于沙地里，因此考察这个遗址，可以考证出当时闽南地区的航海技术和闽南人以海为生的海洋文化。

据介绍，当今国际上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南太平洋众多岛屿语系和文化的来源，多数学者认为太平洋文化是六千多年前从中国东南沿海发源，经台湾岛向外扩散的，而离台湾最近的福建可能是最早的发源地，晋江庵山沙丘遗址的发掘有可能提供更多更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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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29 12:05 发表


日前，菲律宾独立日之际（6月12日），由中国招商局国际旅行社组织的“2007中国名模菲律宾观光游览展示活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风景胜地长滩岛展开，获得“2006年中国职业模特大赛”的女模特冠军何穗、男模特冠军凯文作为旅游形象参加是次观光游览展示活动。图为中国名模何穗在海上与菲律宾土著人展示风采。

七月二十八日电 (记者 黄瑶瑛)福建省第一沙丘遗址——福建晋江庵山新石器沙丘遗址经过福建省考古人员二个月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据人工打制的石制工具到陶片表面的纹饰初步判断，遗址年代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周时期，距今约五千五百年。专家由此断定，早在五千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就是太平洋群岛土著的一支祖先。

四月十九日，考古专家在考察福建晋江市深沪湾旧石器遗址时，意外地在深沪颜厝村发现一处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沙丘遗址。该遗址目前未被破坏的面积约近二十万平方米，这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沙丘遗址，也是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沙丘遗址，它填补了福建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为揭开遗址真相，今年六月起，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人员开始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二个多月的发掘，他们已在遗址的土层里发现了大量玉器、打制石器、陶片、海生无脊椎动物(螺和贝)、陆生哺乳动物遗骸等生产、生活、装饰、居住的遗迹，初步揭示了古晋江人当时的生活状况。

据了解，从大量出土的丽文蛤、泥蚶、青蛤、等边浅蛤、蝾螺、荔枝螺、锈凹螺、褶牡蛎等十几种贝壳类可发现，它们虽然被丢弃几千年，除了表面有微损外，与现在同类海贝、螺没有多少不同，再加上该处地理位置优越，与地面相对高差十二米，西北侧有小河流过，是早期人类理想的生存之地。根据这现象可推断出三千八百至七千年前的母系社会的后期，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部落在此定居，而且遗址的范围很大，可见他们定居延续的时间相当长。

据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范雪春介绍，该处沙丘遗址的埋藏条件很特殊，因为一般史前遗址大都存在于土质的地面上，很少存在于沙地里，因此考察这个遗址，可以考证出当时闽南地区的航海技术和闽南人以海为生的海洋文化。

据介绍，当今国际上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南太平洋众多岛屿语系和文化的来源，多数学者认为太平洋文化是六千多年前从中国东南沿海发源，经台湾岛向外扩散的，而离台湾最近的福建可能是最早的发源地，晋江庵山沙丘遗址的发掘有可能提供更多更重要的实物资料

wd9933

2007-7-29 11:20 发表
“从甘肃到宁夏，又到河南一路下来，更令我震撼的是我们每到一处，每到一个学校，向学生、向家长、向老师宣讲国家政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学生和家长对国家资助困难学生这样一项大的政策，几乎都不知道，或者是知之很少。看到了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在我们介绍政策之后，脸上荡漾出一种喜悦的表情，一种满足，于是我陷入了另外一层深思当中，我说对于国家资助困难学生上大学这样的大政策，如果我们宣传、贯彻、落实得到位，宣传、贯彻、落实得好的话，肯定受益人群、覆盖地区、影响效果，毫无疑问要优于任何一项公益活动。”

这是7月25日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王旭明先生的一段话。与以前多次新闻发布会他从不同角度希望媒体多宣传国家助学政策一样，这番话其实依旧在苦口婆心地劝说媒体要加强对国家政策的宣传。

我从来不反对媒体要大力宣传国家政策，以便让广大受教育者能了解国家政策——有的人理解教育部不断要求媒体报道国家助学政策是为了给自己贴金，那是不同人的不同理解——但是，眼下实施国家助学政策的问题，不是宣传不够，而是落实不到位。

也许王旭明先生会用刚才的话反驳我，说“这样一项大的政策，几乎都不知道，或者是知之很少”，不是典型的宣传不够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个中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空洞的政策宣传，吸引不了大家的关注。客观上说，这几年不管是主流报纸，还是门户网站，均在重要版面，重要页面，刊登了有关国家助学政策的消息，但是为何家长、老师和学生不知道呢？这恐怕与大家的阅读习惯以及对宣传的不信任有关。看报纸快速翻过千篇一律的头版二版，直接找到娱乐和文体版面；进网站除了聊天收发邮件，大多看看八卦消息休闲休闲。而对于高调的宣传，老百姓们其实已有“防患”，不是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么？不是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么？这些标语在农村是用白石灰刷在土墙上。我们甚至可以再把“不让一个因贫困而辍学”刷在墙壁上，可是老百姓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切身感受到这个政策。王主任亲口对他们说，他们看见你是教育部的大官，应该是说话算话的，所以终于相信可能有这样的政策在。

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教育，把老师和学生隔绝在国情世情之外。我可以和教育部的官员打一个赌，即便把国家助学政策编进时事政治，在政治考试中考察大家是否知道国家助学政策，仍旧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他们不知道助学政策。我们的教育和学习，完全是为了考试用的，学完即完，考完即忘，是普遍规律。

其实，问题不在于学生和老师了不了解助学政策，而在于学生有实际困难，能不能方便地获得帮助。与其宣传国家如何考虑受教育者的权利，制订国家助学政策的重要意义，并喊出响亮的口号，还不如这样来得简单：“助学热线，24小时服务，请拨电话*****”、“申请助学，请到*****”

可是简单的事情，往往复杂化了。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得知，“8月15号到9月15号，全国资助管理中心计划开展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24小时专人值班，接受问题的投诉和问题的反映，只要你留下姓名、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最短的时间内来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会进行严肃地处理。”我本以为，这个热线，是用来接受大家的求助电话的，贫困学生只要打这个电话，很多事情就可得到解决，却没想到，是用来接受检举揭发的。

要是8月15到9月15日，全国所有高校均开通24小时助学热线，助学热线的电话在媒体全面公开，在录取通知书上全部告知，这是对国家助学政策的最好宣传，最好落实。

wd9933

2007-7-29 11:20 发表
“从甘肃到宁夏，又到河南一路下来，更令我震撼的是我们每到一处，每到一个学校，向学生、向家长、向老师宣讲国家政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学生和家长对国家资助困难学生这样一项大的政策，几乎都不知道，或者是知之很少。看到了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在我们介绍政策之后，脸上荡漾出一种喜悦的表情，一种满足，于是我陷入了另外一层深思当中，我说对于国家资助困难学生上大学这样的大政策，如果我们宣传、贯彻、落实得到位，宣传、贯彻、落实得好的话，肯定受益人群、复盖地区、影响效果，毫无疑问要优于任何一项公益活动。”

这是7月25日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王旭明先生的一段话。与以前多次新闻发布会他从不同角度希望媒体多宣传国家助学政策一样，这番话其实依旧在苦口婆心地劝说媒体要加强对国家政策的宣传。

我从来不反对媒体要大力宣传国家政策，以便让广大受教育者能了解国家政策——有的人理解教育部不断要求媒体报道国家助学政策是为了给自己贴金，那是不同人的不同理解——但是，眼下实施国家助学政策的问题，不是宣传不够，而是落实不到位。

也许王旭明先生会用刚才的话反驳我，说“这样一项大的政策，几乎都不知道，或者是知之很少”，不是典型的宣传不够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个中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空洞的政策宣传，吸引不了大家的关注。客观上说，这几年不管是主流报纸，还是门户网站，均在重要版面，重要页面，刊登了有关国家助学政策的消息，但是为何家长、老师和学生不知道呢？这恐怕与大家的阅读习惯以及对宣传的不信任有关。看报纸快速翻过千篇一律的头版二版，直接找到娱乐和文体版面；进网站除了聊天收发邮件，大多看看八卦消息休闲休闲。而对于高调的宣传，老百姓们其实已有“防患”，不是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么？不是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么？这些标语在农村是用白石灰刷在土墙上。我们甚至可以再把“不让一个因贫困而辍学”刷在墙壁上，可是老百姓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切身感受到这个政策。王主任亲口对他们说，他们看见你是教育部的大官，应该是说话算话的，所以终于相信可能有这样的政策在。

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教育，把老师和学生隔绝在国情世情之外。我可以和教育部的官员打一个赌，即便把国家助学政策编进时事政治，在政治考试中考察大家是否知道国家助学政策，仍旧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他们不知道助学政策。我们的教育和学习，完全是为了考试用的，学完即完，考完即忘，是普遍规律。

其实，问题不在于学生和老师了不了解助学政策，而在于学生有实际困难，能不能方便地获得帮助。与其宣传国家如何考虑受教育者的权利，制订国家助学政策的重要意义，并喊出响亮的口号，还不如这样来得简单：“助学热线，24小时服务，请拨电话*****”、“申请助学，请到*****”

可是简单的事情，往往复杂化了。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得知，“8月15号到9月15号，全国资助管理中心计划开展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24小时专人值班，接受问题的投诉和问题的反映，只要你留下姓名、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最短的时间内来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会进行严肃地处理。”我本以为，这个热线，是用来接受大家的求助电话的，贫困学生只要打这个电话，很多事情就可得到解决，却没想到，是用来接受检举揭发的。

要是8月15到9月15日，全国所有高校均开通24小时助学热线，助学热线的电话在媒体全面公开，在录取通知书上全部告知，这是对国家助学政策的最好宣传，最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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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29 10:52 发表
古玛雅文明遗址

古玛雅文明遗址

　　——久远辉煌的碎片解读

　　文/吴加

　　玛雅之谜，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所发生过的最不可思议的重大事件之一。他们创造的文明依然是今天人们渴望进一步了解的梦幻。

　　然而，考古学家们也发观，玛雅人虽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却是观代人所无法理解的。他们有吸毒的习惯，甚至通过肛门使用毒品。上层人物经常在耳朵、舌头、手指和生殖器上钻孔取血，用来祭祀神灵。他们的球赛就是死亡游戏。玛雅人不食肉类，在后期玛雅人的尸骨中明显地缺少蛋白质。有的学者认为，可能由于玛雅人这些自我惩罚的风习，给他们的文明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切皆是迷

　　在地球上所有的神秘的民族中，中美的玛雅是最独特的。他们被发现过，后来又“失踪了”几个世纪。在1566年西班牙派往尤卡坦的第一任大主教迭戈·德·兰达蒂及并做了一些研究之后，玛雅人失踪了达3个世纪之久。从17至18世纪，玛雅人被遗忘了——他们宏伟的城市也被丛林吞没了。直到1841年，一位年青的美国外交宫约翰.L.史蒂文斯发表了一篇轰动当时的报道，题目是《中美——恰帕斯和尤卡坦——旅行纪实》后，玛雅文明又再次重新辉煌于人们的视野。

　　毫无疑问，绚丽多彩的玛雅文化，曾与中国、埃及、印度和希腊的古代文明相辉映。玛雅人的数学体系，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智慧成就”；他们的太阳历比欧洲人稍后使用的凯撒历要正确得多；他们建造过100多座城市和不少巍峨的金字塔以及寺院。

　　现在，那个地区生活着一族人数大约200万的土著，据认为他们便是玛雅的后裔，人们仍然称他们为“玛雅人”。辉煌的玛雅古代文明为什么忽然消失？创造了这个伟大文明的玛雅人的子孙为什么却陷入落后的状态？这是许多科学家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试图揭开的奥秘。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沿着古昔玛雅人的踪迹，穿过莽莽山林，深入到蒂卡尔、科潘等这些当年的古城址进行考察，试图揭开这些无尽的谜底。

　　花柳病搞垮了玛雅人？

　　玛雅的文明史，简直就是一部迷写的历史。在关于玛雅帝国消失之迷的答案探寻中，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严重旱灾，疫病此伏彼起，造成了玛雅社会的没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由于玛雅内部部落之间的战争以及外族的入侵，造成了玛雅王国的崩溃。还有较多的学者认为，随着海上运输的发展，内河水上贸易被海上贸易所取代，于是处于密林深处同河流相连、靠内河贸易为生的玛雅城市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引起玛雅社会的瓦解。

　　还有学者甚至认为，玛雅人来自宇宙中另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星球，玛雅文明的崩溃，是由于做为他们中转站的太阳系X行星的爆炸毁灭而引起的。这一假设无疑是十分大胆的。

　　在近年来对玛雅木乃伊所做的医学方面的检查，说明很多玛雅城市莫名其妙地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可能和疾病——特别是花柳病——的蔓延有关。我们知道，把梅毒带进旧大陆，是阿芝克人和印加人对西班牙人的报复。这种新型的疾病和几世纪前横行一时的黑死病一样，使死亡席卷了欧洲和亚洲。

　　的确，在公元700-1000年间托尔忒克和阿芝克与玛雅人的接触时，也正是大部分玛雅城市莫名其妙地被废弃的时期。一些美国的科学家推论说，玛雅文明遭受毁灭的原因，就是由于花柳病，因为玛雅人对地球的细菌没有免疫力。

　　放血：追求梦幻的精神境界

　　就像玛雅在数学和天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一样，在库埃罗发现的有关玛雅人嗜血的证据也无可置疑。玛雅人不仅嗜好给自己放血，并且还拿俘虏作人祭。在此遗址上除了发现有上述和人牲有关的物件外，还发现了一根魟鱼的脊骨，根据象形文字推测，这可能是在祭祀仪式上男人用它刺破耳垂或阴茎、女人则用它刺破舌头的放血用具。

　　的确，对玛雅人来说，任何重大事件，从生老病死，到播种玉米、国王即位都需要放血。它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是人类在向诸神奉献他们最贵重的礼物。玛雅国王做为连接生者和诸神以及先祖之间的神圣纽带要举办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打通尘世和精神世界之间的通道。在仪式上，主持祭司试图进入半真半幻的状态，以期和超自然世界作直接接触。权贵们借助迷幻药甚至麻醉制剂和药草进入虚幻世界，也为随后进行的最重要的仪式项目——放血做前期准备。

　　在一些玛雅人的壁画上，我们可以看到正在给自己放血的尊塑像：他的头饰、耳饰和缠腰布都显示他身份高贵，但缠绕在他身上、捆绑俘虏用的绳子则表明他是在赎罪。他正在划破生殖器(在这样的仪式上还划破舌头和耳垂)，让流出的血滴在树皮纸上。浸透鲜血的纸随后将被焚烧，变成烟雾后由诸神将之当成给养吸收。

　　球赛：生死攸关的游戏

　　古代玛雅盛行一种叫做“波塔波”(Pok-Ta-Pok)的运动，类似于今天的篮球，所以几乎每一个玛雅城市都有一个球场。在玛雅，球赛是一项具有浓重宗教意味的赛事。玛雅人认为，球赛象征着第三次重生中攸关生死的搏斗。球场的地面代表着人类的地球平台，在第三次重生之中它从地下世界中分离出来。是神主宰着球赛的胜负，正如他们主宰着战争的胜负一样。而最与现代人的思维相悖的是，最终胜方将被砍头献祭神灵。按现代人的想法，没有人希望赢得胜利。但在玛雅人的信仰里，为伟大的太阳神献身是最幸福光荣的事。所以说，玛雅时期有特权阶层参加的球赛并非是为了消磨酷暑时节后半天的时光。

　　通常，在建造细致、由城市重要仪式建筑环抱建的球场上，参赛者重新上演着英雄两兄弟和地府的阎王之间因积怨而引起的赛事。像神话中描述一样，这是生死攸关的比赛，有时以失败者成为仪式上的人牲而告终。

　　尽管考古学家多年以来不愿相信球赛中含有人祭的成份，但玛雅的绘画和铭文都显示球赛有时以死亡结束。有时俘虏之间相互比赛，象形文字记载了参赛者的名字和头衔，有时囚犯则和权贵组成的球队对阵。带有血腥的球赛以多种形式告终：失败者可能被重球击毙、斩首或者在后来的球赛中当作球使，他们被捆得紧紧的，在神庙的台阶上被扔来扔去，或在球场内被球棒击来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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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28 14:11 发表


　　笔者曾发表《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和《还历史公正——俄罗斯对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反思》等文，反映当前俄罗斯学术和社会思潮动态，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目前在俄罗斯根本不存在对斯大林的“重评”思潮，当然也不存在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　

    俄罗斯对苏联历史和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思潮的出现，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完全不必奇怪。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段，都要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就是不断对事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以期不断获得正确的认识。所以对历史研究中一些所谓的“定论”，随着新材料的披露、研究方法的改进，会产生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正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否则科学就不会有发展和创新。

    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思潮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引发全民族对国家沦丧的悔恨，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谓“改革”的鞭笞，对苏联时期较为稳定生活的怀念等一系列思潮逻辑发展的现象。离开这个背景就不可能理解俄罗斯为什么会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人物；而否定“重新评价斯大林”这个事实，就和当前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后果评价的整个社会思潮相矛盾。

     一、俄罗斯是否存在对斯大林、对苏联历史的根本否定

    １．赫鲁晓夫时期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否定俄罗斯存在“重评”思潮的观点认为，“对斯大林的一些功绩，包括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工业化的成就、科学和教育方面的长足进步、社会福利保障等，向来就为学术界和多数人所肯定，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就此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的错误，“如反右派斗争、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败、战后清洗等作翻案文章的至今没有发现”。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的评价能“向来”保持如此公允、客观的态度？这个结论恐怕需要商榷。实际上，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过几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当数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２２大时期对斯大林所作的批判，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非斯大林化”运动。戈尔巴乔夫曾把苏共２０大称为是“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这里他对斯大林就用了“重新评价”这个词。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尤•茹可夫在其《另一个斯大林》专著中则批评了赫鲁晓夫在２０大的报告，认为“简直是颠倒黑白，把‘白的’说成‘黑的’”。这就说明，无论赞扬或批评斯大林的人都承认赫鲁晓夫时期就有了对斯大林或者“重新评价”、或者颠覆性评价这个事实。

    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不公正的批判、谩骂态度，把斯大林称为“凶手”、“刑事犯”、“强盗”、“伊凡雷帝式的暴君”、“浑蛋”、“白痴”……而引起国际共运一场大争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一方面支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认为“揭了盖子”；另一方面批评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认为“捅了漏子”，甚至“丢了刀子”。邓小平同志曾经在谈到斯大林问题时说，“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说明国际社会也认为赫鲁晓夫有对斯大林“重新评价”的行为。

    １９９０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２８大的讲话中肯定了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发动的批判，同时否定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曾经“试图为斯大林模式恢复名誉”的行动。就是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包括官方机构又存在与赫鲁晓夫不同的、对斯大林评价尖锐对立的观点。这就说明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苏联社会根本就没有对斯大林“向来”一致的评价。

    ２．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又掀起对斯大林的新一轮批判。我国学者林利、姜长斌曾译书《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介绍了这方面的动态。这是戈氏针对此前“试图为斯大林模式恢复名誉”的举措再度对斯大林“重新评价”。如果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但没有提出否定当时的苏维埃制度的话，戈尔巴乔夫则是把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以及整个苏联７０年历史彻底加以否定。自１９８７年戈尔巴乔夫提出在历史领域不留空白点的号召后，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狂潮。

    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０日的苏联《消息报》发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课程，认为它对许多历史事实绝口不谈，最严重的缺陷是没有对斯大林的道德品质做出评价，要求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１９８８年６月，苏联教育部决定取消中小学历史课考试，说过去的教科书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等等。

    戈尔巴乔夫１９９０年７月在苏共２８大上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中，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并几次声明要抛弃“斯大林极权体制”。甚至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也清楚写道：“极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取消。”苏共决议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苏联７０年历史定下基调。

    关于卫国战争。赫鲁晓夫时期还主要是指责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失利，现在则对斯大林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提出批判。１９９３年，一个叫苏沃洛夫的前苏军情报部官员写道：苏联在并无外来威胁下挑起了军备竞赛和组织军事行动，德国被迫在１９４１年夏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是为了破坏苏联进攻德国的计划。所以他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竟然提出是“斯大林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外，还有人认为１９４２年夏季战役的重大挫折是由于斯大林的错误，导致顿河、顿巴斯、罗斯托夫等地陷落；指责斯大林发布的２２７号命令，即“一步也不准后退”的命令是“把责任归咎于那些常常是无罪的人”的斯大林一贯做法；有人贬低卫国战争胜利的意义，把战争胜利看成不过是强化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促进了“领袖专断”……

    ２００２年，两个亲身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版了自己写的书《斯大林统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原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库库什金亲自为之作序。他写道：“以往关于卫国战争的大量著作较少涉及苏联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活动，这样关于战争的总体情况就是不完整的。更为遗憾的是还出现大批歪曲历史真相、特别是歪曲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反科学的所谓学术著作，集中在对苏联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进行残酷无情的攻击。如他们提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遵循斯大林的领导、恰恰是违背他的领导取得的。这两个老战士写的书，以雄辩事实证明了斯大林作为统帅在俄罗斯特殊历史条件下带领苏联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伟大功绩。”库库什金院士是在俄罗斯和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连他都承认以往“出现了大批歪曲历史真相、对斯大林进行残酷无情的攻击”的所谓学术著作，怎么能认为“向来”“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否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呢？这两位老战士的著作难道不是针对“否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的论著所作的翻案文章？

    关于否定工业化成就的观点。列•戈尔东认为“加速工业化的选择并不带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的性质”，这是否定工业化的必然性；姆•卡普斯京认为“加速工业化问题是人为的，是靠人为压制推行的”，这是否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观点在我国一些学术论著中也有所反映。一位学者关于工业化是这样评价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最突出的问题是——首先，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次，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再次，斯大林不顾当时存在严重的农业与农民问题，为了高速工业化、片面发展重工业，实行榨取农民、靠农民“贡税”积累资金。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与列宁的思想是违背的。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是：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农业长期落后。通篇文章没有一句正面评价工业化成就的话。因此，那种“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否定斯大林在工业化方面的成就”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而事实是，目前绝大多数俄罗斯的论著都不再否认工业化成就。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的两本教科书指出，在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７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分别提高２．２倍和２．０倍劳动生产率提高２．７倍和２．４倍。另一本书写道“３０年代末期，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工业增长速度为１１％，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三四个能制造当时所有工业产品的国家。”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坚决否认“俄罗斯在２０世纪初脱离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说法，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俄罗斯著名学者弗•丹尼洛夫在其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认苏联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可以说，这就是现在俄罗斯史学界代表性的论断。

    ３．苏联解体原因与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关系。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它与当前俄罗斯社会呼唤或者重评斯大林有什么联系？如果不涉及这个问题，可能说不清楚为什么今天俄罗斯人会出现“怀旧情绪”。

    清人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亚科夫具体描述了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过程。他写道：“在中欧和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开始了猛烈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整个苏联的批判。” “从１９８７年起，最初还是小心翼翼的，但在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后，开始了对斯大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报纸和杂志充塞了劳改营之类的文章。从１９８９年底到１９９０年初，反共产主义的、主张复辟的思潮急剧增长，不断扩大了对列宁、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的批判，鼓吹革命前俄罗斯的意识系统。在１９９１年８月事件后，这种批判的趋势成为了社会舆论主流，并且具有官方的性质，对苏联历史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炽热程度，甚至关闭博物馆、改换城市名称、推倒苏联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纪念碑。”尤里•波利亚科夫最后总结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进程是，“从比较含蓄的对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发展成对它们的完全否定。到１９９２年，在思想上与苏联历史划清界限的过程基本上完成了”。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斯大林是导致国家解体一个重要原因。而俄罗斯人出于对国家解体后生活状况的不满，必然会思索导致国家解体的主要责任人（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俄罗斯著名民调机构“罗米尔”就“什么因素在苏联解体中起主要作用”进行调查，高达４４％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怀念具有稳定生活的前苏联以及领导国家走向富强的斯大林等人，并对曾被戈尔巴乔夫猛烈攻击的斯大林又一次予以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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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表于 2007-7-28 14:17  作者个人文集 作者资料 访问我的空间 给我发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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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

    １．俄罗斯官方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情况。有人断言“俄罗斯官方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实际情况是，２０００年５月９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建立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碑，斯大林列英雄榜第一。２００２年１月，普京指出“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２００４年２月，普京说“苏联时期，苏联的存在以及它的核力量曾是世界强有力的稳定因素”，因此他宣布保留苏联时期的国歌曲调作为俄罗斯国歌、苏联红旗作为军旗。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４日普京签署命令要求将莫斯科红场边无名烈士墓旁一个纪念碑上镌刻的碑铭中的“伏尔加格勒”字样恢复为“斯大林格勒”，该命令说这是为了让大家关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意义、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参与者的英雄主义表示敬意，并保持俄罗斯国家历史的原来面貌。２００５年，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针对西方媒体将斯大林与希特勒作为同样的历史罪人类比的论调，普京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斯大林不是纳粹分子，是德国侵略了苏联，而不是相反。２００５年５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则明确提出“对斯大林要给以历史的重新评价”。

    再看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２００３年，伏尔加格勒州政府作出恢复城市原来的名称“斯大林格勒”的决议，并设立“改名委员会”，同时给俄罗斯杜马打报告请求批准。伏尔加格勒州议会议长说：“斯大林格勒是俄罗斯历史中最光荣的名字。斯大林是强大俄罗斯的象征。重新使用这个名字，有助于使俄罗斯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十几个州政府签名支持伏尔加格勒市政府改名要求。俄罗斯贝尔戈罗茨基州也决定在本州修建斯大林的雕像，１９４３年苏德军队在这里曾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场坦克大战。俄罗斯秋明州伊希姆市政府决定在该城市中心十月革命广场，在原来被推倒的斯大林塑像位置上重新竖立斯大林纪念碑，该市副市长伊•法杰伊娃说，“政府这个决定得到普遍的支持。这样做是还历史的公正”。奥廖尔市议会致信普京总统，要求在历史教科书中恢复斯大林的“荣誉”、重新为斯大林树立纪念碑、以斯大林的名字为街道和广场命名。雅库特共和国米尔内市官员在斯大林纪念像揭牌仪式上说，斯大林是“俄罗斯伟大的儿子，他把一切献给了人民，从未要求任何回报”，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等等。

    用上述我们收集的部分关于普京总统和一些地方政府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对比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态度，已经能够看到俄罗斯官方对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２．当前俄罗斯学界和俄罗斯社会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情况。那种认为“俄罗斯学界和俄罗斯社会没有对斯大林以重新评价”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情况是，２００４年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登载的阿•阿尼克耶夫、穆•夏金、阿•乌什玛耶娃论文《关于历史教科书：方法论与观念》，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在俄罗斯社会、广大历史学家意识中发生显著的重大变化。社会上多数群众也对肆意贬低自己的历史不满。人们要求尊重自己的历史。因此，增长了对过去值得肯定的东西、对祖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兴趣。在这个过程影响下，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重大变化。”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日，俄罗斯教育部和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教育科学院联合召开会议，主题是“祖国现代史教学中的问题”。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所所长萨哈诺夫、世界史所长丘巴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卡尔波夫等在发言中一致要求克服教学中不尊重自己历史的那种消极现象。

    ２００４年７月，普京总统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达了对目前大中学校历史教学情况的不满，他正式提出“应当认真地对待提高大中学校历史教学的水平问题”，针对以前全盘丑化本国历史的状况，提出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尤里•波利雅科夫院士指出：“从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０年的１３年来，俄罗斯历史科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上发生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很多方面被破坏了，被抛弃了，被颠倒了。”他说，现在“俄罗斯历史学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在利用几代学者积累的学术资料基础上，吸收新的资料，重新思考历史”。

    甚至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的一些人也承认有重新评价斯大林现象。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兹加林、科尔甘诺夫合写的《斯大林与苏联解体》一书指出，他们写此书“是针对国内为推崇斯大林而掀起的暴风雨般的运动所作的回答”。

    既然是“重评”，当然出现了大批或者重新肯定斯大林功绩、或者为其翻案的文章。２００５年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第５期登载了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我的时代》。作者以一个亲身参加卫国战争老兵身份，对“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败”的传统观点提出自己看法。他说，很多人过去、现在仍然认为（斯大林）对战争的突然爆发估计不足，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不仅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战争将不可避免，而且作了大量物资、技术和军事上的准备。他承认，在１９４１年６月，国家备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但责任不全在斯大林。他对战争初期失利的看法是：第一，这个失利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承认具有夺取苏联领土的强烈愿望的德国军队对战争的准备、和拥有作战经验这个情况。而在那些年苏联因客观情况做不到这些，所以要想不付出较大牺牲制止那样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第二，但当时苏军仍然进行了激烈的、对敌人致命打击的战斗。第三，初期的失利教会了苏联领导、指挥部和大多数苏联人民许多东西，自此国内生活的各个环节和军队组织等情况发生根本转折，其结果是德军进攻被制止住了，在此期间最大的成就在于希特勒的闪击战思想遭到彻底打击，使人们确信德国必败。第四，正是战前和战争初期那些事件使苏联得到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同情，并极大帮助了苏联。

    对农业集体化，目前也有不同观点。在２００２年版的俄罗斯高校教科书《苏维埃国家史》中，重新论证了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增加使得小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不能满足商品粮的需要；只有全盘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解决与大工业不相适应的状况。２００５年尤里•茹可夫连续推出《斯大林：政权之谜》和《另一个斯大林》两本专著，系统地对否定斯大林体制提出不同看法。在《斯大林：政权之谜》一书的封底写道：“斯大林的管理体制不是一般的具有活力和效率，而且是在那个时代国家唯一可行的体制，它不仅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还使苏联在短期内变成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还可以举出大量为斯大林翻案的文章，如尤里•叶梅利亚诺夫在《对斯大林制造的谎言》一文中，对“掩盖列宁的遗嘱”、“刺杀基洛夫”、“大恐怖的组织者”、“红军的歼灭者”、“战争初期失败的罪人”等五个方面加在斯大林身上的罪名进行了辩护；茹赫拉伊著《斯大林：真理与谎言》中肯定了斯大林与布哈林等的斗争。至于从另一角度研究“大清洗”，试图对长期以来在大清洗原因、人数等问题上提出不同看法的论著可以说相当多，有米哈伊尔•波兹诺夫的《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苏联的死刑》、帕维尔•克拉斯诺夫的《对大清洗理智的讨论》、伊•佩哈洛夫的《斯大林大清洗究竟有多大范围》等。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对大清洗的评价，他曾经在３０年代参加暗杀斯大林的恐怖团体，后遭到处罚，是大清洗的当事人。他说：“我多年研究战前形势，包括军队里实行的镇压，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假如不是在战前军队实行了清洗，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这类文章不胜枚举。

    上述列举的如此众多的翻案文章表明，对历史研究中一些所谓的“定论”，随着新材料的披露、研究方法的改进，往往会产生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正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否则科学就没有发展和创新。同时也证明，有人所说的那种对斯大林的错误“如反右派斗争、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败、战后清洗等作翻案文章的至今没有发现”这一结论，实在是不准确。

    俄罗斯一项民意调查反映了１９８８年俄罗斯民众对国家领导人的评价，也反映出俄社会对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态度。即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人对苏联历史上领袖人物评价的调查情况表明，当时对斯大林“执政时期肯定的评价”只占被调查者的８％，否定的占６４％，这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是一致的。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肯定的评价”占５１％，否定的只占１４％。而近年来俄罗斯各种民调机构进行过若干次调查，大都显示了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最近的一次，是２００５年５月初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以“斯大林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题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５８％的受访者对斯大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相反，１９９６年戈尔巴乔夫参加总统竞选，经过全民投票，他的得票率只有０．５８％。

    从过去俄罗斯民众多数人对斯大林的否定到今天多数人的肯定，对戈尔巴乔夫从过去多数人的肯定到今天多数人的否定，除了用“重新评价”或者“重新认识”来解释这个现象，很难用别的词来解释。

    ３．西方对俄罗斯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反应。甚至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俄罗斯人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这个事实。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７日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直接以《俄罗斯人重新评价斯大林》为题写道：“俄罗斯至少已有三个城市宣布将为斯大林树立纪念碑，就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这些纪念碑在赫鲁晓夫发起的一场反斯大林的运动中被推倒了，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有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位英明的领导人。”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制作人马场朝子在《世界》月刊发表《俄罗斯复活“斯大林神话”》指出，高达５３％的俄罗斯人对斯大林表示了正面肯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报刊把这种情况的出现看成是“俄罗斯从民主体制的倒退”，认为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意味着普京政权开始走向不民主。２００５年５月６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记者戴维•塞特尔的文章：“当布什总统登上红场检阅台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不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庆典，而是被人利用前来为苏联平反。”他惊呼：“由于纪念卫国战争，在俄罗斯掀起了怀念苏联时代的浪潮”；“共产主义制度的可怕竟然对于当今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２００５年５月４日的芬兰报刊登载文章称，普京口口声声说着民主的漂亮词句，但字里行间掩盖不住对苏联的怀念。俄罗斯正走向某种“实现俄罗斯模式的民主”的“普京主义”。英国《经济学家》杂志２００５年５月６日刊文称，俄罗斯以苏联历史为“荣耀”的心理甚至到了“病态”地步，西方国家应当呼吁普京克服“专制统治”，实现与波罗的海国家边境地区形势正常化，重新开放揭露共产主义暴政真相的历史档案，放弃恢复帝国的返祖幻想。美国《洛杉矶时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５日发表《回归苏联》一文说，人们只注意到普京打击寡头、恢复行政集权等情况，却忽视普京正在重写俄罗斯历史，为苏联历史“平反”，试图重返“过去”的苏联时代。该报称普京作为过去的克格勃特工，从不隐讳自己对苏联的怀念，越来越敢于赞誉斯大林当政的苏联时代。文章说，自称能够洞察普京心扉的布什总统应当注意到普京修正历史的做法，并思考这将会给俄罗斯的未来带来何种后果。

    西方报刊把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和苏联历史说成是“历史的倒退”、是“返回专制时代”等言论的真实企图在此先不作评价，但他们也认为俄罗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这点不可否认。

    三、俄罗斯重评苏联历史和斯大林问题的实质

    争论俄罗斯有无重评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现象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对这个现象实质的理解。有人认为“目前俄罗斯人特别是青年人……呼唤‘铁腕’，是为强权招魂”；“在超级大国地位沦落的今天，俄国某些政党和人士怀念昔日的‘辉煌’，打出‘强国主义’的旗号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对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货色，中国人是不应当为之喝彩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希望强大，甚至期盼成为强国，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样。但如果说俄罗斯人重评斯大林是希望“强权”（在《邓小平年谱》里，“强权”和“霸权”是同一意义）、是“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这种提法就需要慎重。那么，“重评”思潮出现的真正实质何在？

    第一，是对具有稳定生活和大国地位的前苏联和斯大林时代的怀念。２００４年２月，普京总统指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２００５年４月，在国情咨文中他又说，“苏联解体是２０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和悲剧”；在回答美国电视台记者姆•乌奥列苏“为什么是悲剧？”的提问时，普京这样解释：有２５００万生活在前苏联境内的俄罗斯族人一夜之间沦落为外国人，其生存权利不能保证；有些人一辈子的积蓄顿时丧失、社会保障受到损害。他说：“这种情况是苏联解体的后果造成的。”可见，他是把“苏联”这个具体国家的消失和“民族悲剧”直接联系，而不是把它割裂开。

    普京总统的这个态度与大多数俄罗斯人的认识是一致的。２００３年３月，俄罗斯《导报》以《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时代》为题报道了全俄社会舆论中心的一次民意调查：高达５３％的人认为斯大林对国家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该报指出，俄罗斯民众、甚至包括反对派肯定斯大林的最主要的几个原因是：（１）把苏联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建成了一个世界工业强国奠定了苏联现代化发展的基础；（２）在他的领导下打败了法西斯保卫了国家的独立；（３）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宅，等等。

    ２００５年５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以“苏联是我们强大的时代”为题的展览。《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俄罗斯人怀念苏维埃政权时代》的文章，对这次展览作了总结，清楚表明是怀念“苏维埃政权时代”而非别的什么时期。该报同一天还登载了以《什么使您怀念苏联时代？》为题的文章，记者采访了俄罗斯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体育评论员等社会各界人士，演员维诺库尔说，“我特别怀念当时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电视节目主持人沃夫克说，“我最怀念对孩子们教育和社会条件最好的苏联时代，因为那时候一切都是由国家保障的……”；演员埃图什说，“我最怀念的是当时社会拥有的秩序，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

    从１９９９到２００１年，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以“如果可能，您选择生活在１９９１年以前或是当前的生活”为题进行调查，一半以上到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选择１９９１年以前。

    因此，说俄罗斯人对苏共的垮台、苏维埃制度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终结“较为冷漠，没有多少怀念”是不确切的，上述材料证明，他们明明白白表达了对具有稳定生活的前苏联和斯大林时代的怀念。

    第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希望正确总结历史教训、促使国家的复兴。必须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主张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旧体制弊端的认可，不是意味着要回到过去。他们对斯大林时期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对苏联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斯大林在大清洗等问题所犯的严重错误仍然持批判态度。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这股思潮的涌现，表现出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不满。正如２００２年出版的俄罗斯高等学校历史教科书写道：“历经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后，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７０年的历史……要科学地重新思考苏联历史”。其实质在于还历史的公正，以利于国家的复兴。
    普京总统也非常清楚地阐述了当前俄罗斯人正确评价自己历史问题的初衷。２００５年５月，他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客观地评价自己国家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所处的历史地位，从而更好地确定国家的发展前景、族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国际舞台上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针对一些国家把俄罗斯重评苏联历史和斯大林说成是“民主的倒退”，普京强调各国具有自己的民主标准：“所有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原则必须适合俄罗斯发展的阶段、我们的历史和传统”，他再次声称“俄罗斯当然是民主国家”。

    即便俄罗斯有少数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也不能把他们的主张当作多数人的想法。既然我们反对把中国的发展说成是“中国威胁”，同理，也不能随意把俄罗斯人希冀民族复兴的愿望说成“大俄罗斯主义”、为“强权”招魂。

作者： 镇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