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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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是周恩来作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事（军委书记）。1920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周依旧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权力。但这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挥权，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日东征。在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诸公”。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恩来在20多年之后谈起时，还“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1936年4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第二战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驻武汉、重庆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时还佩剑。”不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