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蚁族摆脱“穷二代”烙印

痛快人生

随着中国绝对贫穷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人们再也无法漠视贫富差距问题，并且，人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经历改革开放浪潮的那一代人，诸多“80后”、“90后”的成长与生活状态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富二代”与“穷二代”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生总会令人备感唏嘘。
    其实，贫穷与富裕的代际传承有着某种普遍性，它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Coleman James S) 1966年发表《教育机会均等》，认为家庭背景是孩子获取良好教育首要因素，良好的教育有助于孩子未来获得更多的收入，高收入可以支持后代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贫困家庭反之，如此反复。经济学家Janet Currie也认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取决于父母的健康、教育、财富和职业地位等主要因素，这些关系到后代的健康和教育水平。
    在贫富代际传递的本土研究中，2006年学者王春光发表论文《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认为，我国的贫富两方已经成型，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地位和农业劳动者的低收入地位没有因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富者更富，富者的后代承受着富者的遗产和资源，贫者的后代也只能继续忍受着贫穷煎熬。市场机制的作用、体制的缺陷、社会结构的惯性等，进一步促成了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
    代际传承是很多社会都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设法应对此问题。中国社会应对此问题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如果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非常严峻的话，贫富代际传承问题也会加剧，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对此问题的矫正是正常健康发展的社会所必须的（如罗尔斯所说的补偿机制），尽管自由主义者厌恶对弱势补偿（诺齐克），不过这依然是必须的，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贫富差距严重的国家来说。
    其次，中国还存在着某些特殊的壁垒，比如与身份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及一些权势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所以，只有切实应对贫富代际传承问题，才能令社会各个阶层保持一种较为通畅的流动状态，尤其是对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社会来说，如果贫穷家庭的后代只能继承贫穷，而缺乏流通到中产阶层的各项条件与机制，那么就无法形成橄榄形社会，金字塔形会得到强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应只是盯住那些垄断行业获利多少，或是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了多少补贴，更应该改变对公共品提供的优先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