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盼着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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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国电影人一直想拿却从未得的奥斯卡金像奖，中国文人也有很深的诺贝尔情结。然而百年来，具有五千年历史、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竟险些剃秃挂零，1988年5月，沈从文溘然长逝，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直到2000年高行健摘取了桂冠。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里唯一懂中文的院士马悦然感慨：“在那么多中国作家中，其实沈从文是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1987年和1988年曾两次被提名，从当年同事们的评论来说，他是很有希望得奖的。……如果他能再晚点去世，一定会成为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对这位被迫封笔改行，文革中又被批臭下放的优秀作家，马悦然遗憾了很久。而国内对高行健的反应，更是啼笑皆非。屡遭中共禁书的流亡作家获此殊荣，让官方甚为尴尬，隐瞒不住了，就妄加贬损。很多大陆同行不以为然，或者也不怎么服气，民间百姓更是无人识君。

诚然，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世界性的文学荣誉，但并不绝对代表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有它的局限性，被很好地翻译成外文的中文作品较少。但诺贝尔文学奖的基本精神，瑞典学院的院士和评委的水准，慧眼识英才，众人仰之。要不然怎会举世瞩目，年年如此？！

边缘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柯思仁博士见解透彻：“高行健长达半世纪的流亡生活，选择在大中国以外的边缘地带，对政治与文化進行冷静超脱地反思。这对处于中国以外的（边缘位置的新加坡）华人社群来说，或许是一种相当恰当的参考。不少大陆作家虽有成就，但他们掺杂政治元素的民族情意结太强，对中国问题有很深的沉溺。……高行健有意把自己安放在边缘，却站在了舞台最正中的位置。”

在我看来，高行健作为一个怀疑者和洞察者，自觉不自觉地抵御着中共的压制扼杀和党文化的浸染。83年，邓小平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高行健的剧作遭查禁。当他得知将被送入劳改营时，便逃离北京，在长江流域漫游了十个月。1989年“六四”后，高行健在海外宣布退党，并写了以天安门屠杀为题材的戏剧《逃亡》。大陆当局公开点名批判，开除公职，查封他的住房，所有作品被禁。

高行健对任何足以对左右个人心理，引诱作家背叛文学及自我的力量（意识形态、理论或市场因素等等），皆保持十分警惕。流亡写作使高行健摆脱了滥施淫威的体制重压，冷锐超然地反思，脱颖而出。

同样，我所热爱的沈从文，也和高行健有一个共通性，那就是边缘化与独特性。

独立坚守

沈从文游离于滔滔的革命洪流之外，魂系凤凰古城、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用看似轻淡的笔墨，写出令人心颤的故事，刻画的农人、士兵、妇女异常生动逼真，又对他们充满悲悯和爱，表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清新俊逸的风格，具有超越时空的独特价值和永恒之美。



沈从文既没有留洋背景，也没有家学渊源，却以其独特的生活体验为人们构筑了一幅幅古朴自然的湘西生活画卷。小说《边城》优美得如一首抒情的田园诗，《长河》是与父老兄弟秉烛夜谈的知心书，《萧萧》写得好，他让那种典型的五四批判话语及衍生的文学叙述模式落了空。他的《从文自传》，单纯而又厚实，朴素而又传神，蕴涵着天地运行、生生不息的活力。

他完全来自于生活这本天地间无言的大书，故乡山水的氤氲，生活阅历的滋养，对生活的忠实和爱，对文学的忠实和爱，是沈从文的众多作品能够超越时空而长久地葆有充沛生命力的秘密。他从大自然那里可以体会到生命的丰富和伟大，找到爱与美相交融的情感。用他的话来说，这就像寻找到一种伟大的宗教一样。

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沈从文越与众不同，就越招来非议。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

文学不能沦为商业和政治的雇佣，必须有根本的担当。他不投身于某一个集团之中，保持一种独立选择和独立人格，维护自己用笔的自由。与貌似進步、实则堕落的流行绝缘，不相粘附。这种边缘的、民间文化立场的坚守，让沈从文自成一格，没有五四以来文学常有的弊病，没有移植牵强的现代观念及虚妄的革命斗志。

他有着清醒的自知之明：“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失，什么宜存在。”
希望他的读者是“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折翼封笔

1948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发表文章《斥反动文艺》，斥责沈从文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尤其是郭沫若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

次年接踵而来的是，沈从文任教的北大校园里，有人指使学生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重抄成大字报，并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又收到恐吓信，他感到有一张网在收紧。他忧惧的还不仅仅是激烈批判的本身，而是背后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

他陷入空前的孤独感，心力交瘁，极为痛苦，有时候一边工作一边流下泪来。“生存亦若吾丧我，我应当休息了，我不毁也会疯去。”

1949年3月，他两度自杀。先是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长子沈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入精神病院疗养。

4月出院后，沈从文被赶下北大的讲台。他下决心改行，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1949年8月，他来到了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47岁。永远的告别了安身立命、已取得非凡成就的事业，从此没能写出一篇小说，而在这以前的25年中他却出版了80多部，1000多万字。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了。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勤杂工，埋头研究文物古迹。他的昔日同行老友，丁玲、巴金、老舍，都顺势成了新政权活跃的文艺官员。他封笔以后，高层（毛、周）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面对利诱拉拢，他不为所动。夫人不解：“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你能写而不写？”他淡然道：“框框太多，写了也写不好。”

知己好友钱钟书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他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文革中，沈从文的处境更惨了，无休止的检查、批斗，扫女厕所，七十多岁的他，心脏病、高血压随时会有危险，还被弄到乡下劳动，看鸭子，看菜园。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上街，迷了路，沈从文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1985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的事，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所有人都惊呆了。

戕天役人

传统文化以儒释道精神互补，潜移默化的思想内涵，成为老百姓基本的道德信仰。五四以后，本体文化失落，革命与启蒙之声不绝于耳。中体西用论，進化论，三民主义……灾难性的是西来幽灵——马列主义趁虚而入，暴力革命，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血染神州。

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一锤定音：“要使文艺成为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肃杀之气，令人脊骨发凉。从此拉开了建立党文化，操控人民精神世界的序幕。

1949年中共执政后，一场场的政治运动，对文学的戕害酷烈惨重，贻害无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茅盾、巴金、冰心、老舍、钱钟书、夏衍、曹禺、叶圣陶等，在49年后都毫无例外的没有写出什么成功的、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有时勉强写也差强人意，与他们曾经的辉煌无法相比。

中共的破坏实际上最深刻地表现在“戕天”、“役人”这个根本点上。伤天害理，拦腰斩断传统文化，三教齐灭，洗脑欺骗，奴役民众。“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的政策，文坛早已成为中共的“囊中之物”，把文人操控得团团转。文学沦为党文学，成为中共制造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

沦为御用作家能写出什么作品呢？那真是专制下的畸形与荒诞：

郭沫若俨然红得发紫的政客，与毛泽东赋诗应和，何其肉麻阿谀，奴颜婢膝。他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受到后人诟病，甚至成为笑柄。1958年诗兴大发，曰：“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闯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同时，他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中共的爪牙帮凶，率先对文艺界人士展开声讨、批判，很多作家被打成右派，不是关進监狱，就是送去劳改农场。

曾写出《雷雨》等名剧的曹禺，1951年按照领导意图写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宣告失败。57年，剧作家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直言：“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刚刚加入中共的曹禺立即痛加批判。

1958年、1964年曹禺写了“大跃進”和河北抗洪题材的话剧，无一成功。后来写历史题材的《胆剑篇》、《王昭君》属于完全按政治意图的“凭空虚构”，也很快消亡。文革中，他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份子批判知识份子，深感痛心和被愚弄。曹禺最后病中悟出一痛：“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磨领导意图……可是，写作怎么总听领导的？”

以《骆驼祥子》和《茶馆》而大名鼎鼎的老舍，紧跟政治，写了《龙须沟》等歌功颂德的剧本，被树为文艺界的样板，什么都要他以“人民艺术家”的姿态進行宣传。1966年8月，老舍被红卫兵揪斗，惨遭折磨，跳太平湖自尽。

文革时狂热的个人崇拜，到处充斥着语录，遍地是盲从的奴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到正常的文化和思想。文艺作品假、大、空。任何太有人情味的方式，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压抑或清除殆尽，都被以暴力方式强行扭曲，甚至达非人的境地。

中共的本质是反人类的，暴力、谎言、斗争，摧毁道德，扭曲变异人性，党文化与真诚自由的文学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让邪灵附体操控，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文学。

呼唤文学的回归

如果说政治挂帅时代的小说没有文学价值，那么在一切向钱看的大潮冲击下，文化的处境也是非常糟糕，令人忧虑的。好象是松绑了，但泛滥成灾的是色情、急功近利。传统文化早已摧毁殆尽，造成民众精神塌陷，道德败坏。一切以市场马首是瞻，人们利用凋零的传统文化皮毛作秀，装点门面或招徕旅游业。

而正宗传统的日本文化被保护传承得很好，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十分珍视，称之为“文化财”。以文化为归依，以文化为骄傲。民族精神不死，文化给养不断，这也是日本在二战的废墟上爬起来，富强壮大的原因之一。

文革、六四仍是中共既得利益者的禁忌，还历史本来面目，等于自掘坟墓。所谓稳定和谐，压倒一切的是维持统治。文革四十周年，反右五十周年，大陆媒体集体失语，鸦雀无声。不能正视历史，掩盖说谎，推卸责任，欠缺忏悔精神，那么过去的错误必将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战后，如果德国没有全民的集体反思、良知拷问，也就没有以后三十多年的健康、理性的发展，更没有东西德统一十七年后全方位地融入国际社会的景况。

上行下效，人们放弃探索思考，在腐败、声色中麻痹迷失，为了钱，为了利，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弱肉强食，恍若虎狼世界。一时间磨牙吮血之声，伤心惨目之象充斥华夏。无神论、实用主义，割断了人们与神佛的联系和向善的心，那真是人性和兽性接轨，人间和地狱接轨。危险之极呀，那将是拖向万劫不复的灾难。

文学领域的思想监控依然如故，敢讲真话，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多半像右派女儿章诒和的书一样遭禁。现在关在监狱里的作家有四十多人，诗人师涛就被判了十年。而被网民们怒斥为垃圾文学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下半身写作”，却畅行无阻。难怪有人悲叹：中国文学已经死了！

如果没有说真话、表达真感情的文化氛围，中国就不会出现文学艺术大师。文以载道，杰出作品首要元素是真实的内容和它所承载的思想深度,以传统文化的底蕴为厚度,
以道德信仰为精神境界的高度,独特的风格,才具有文学价值、文学质量。文人当有文骨，好的作品一定是作家真实生活的体验、真实思想、高尚人格的写照。

痛定思痛，没有信仰的知识个体，压力利诱下精神萎缩，犬儒奴化，只能成为御用文人，因为他不对“神”负责，只对供养者负责。由于没有信仰，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也很难上升到应有的高度。画家米开朗基罗，音乐之父巴赫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曹雪芹的《红楼梦》隐含着很深的佛道之理。

今天弥漫中国各地的拜金主义和纵欲享乐的背后，是严重的信仰危机和文化赤字。御用导演浮华空洞的大片《黄金甲》進军奥斯卡注定惨败而归，而推倒柏林墙后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却荣登榜首，广受好评。

说到底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个扼杀自由和创造力的体制不破除，根本无希望可言。

《九评》石破天惊，退党大潮汹涌澎湃。天灭中共，天意民心，大势所趋。神韵艺术团纯真美善的演出，震撼人心，呈现中华文化精髓，带来希望的曙光。

是该反思探讨、自我觉醒的时候了，彻底摒弃党文化，清理其思维定势和行为逻辑，恢复人的独立和尊严，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一点一点积累我们民族的元气。

这个诞生过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大文豪的国度，呼唤着文学的回归，期盼着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

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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