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人士开始解放思想

庄民

　　毛泽东如果借助个人威望，效仿华盛顿推行民主体制，热情会促进民族高速吸收民主理念，中国政治历程会变得简单。可是由于毛泽东建国后的倒行逆施，反而加剧了封建意识，到处拉帮结派，是非更加错乱，种族对立，思想割裂，严重侵蚀了民主根基。综观成熟的民主样板，大多和平过渡到民主，经济大体稳定，民族包容性强，在政府推动下水到渠成。兵家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作为代表民族先进方向的民主人士，不羡才高八斗，更需政治敏锐性，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脉搏，避免好心办坏事，在维护国家安定前提下不懈斗争，才更有利于民主进程。
　　二十年来，政府还是专制体制，党内帮派持续互相牵制，民主改革派面对诸多反对势力只求把蛋糕做大；民族素质没有太大改观，特别是基层贫困民众，始终被愚昧割裂困扰；党外民主人士无视民族愚昧的魔力，无视中国缺少民主基本要素的国情，忙于“清算”恐吓，热衷于还原历史，逼迫政府断绝了与民主人士的交往；而毛派嫡系加紧网络宣传，妄图政治复辟。现如今国内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民众压力过大，人心思变，海外民主人士与毛派嫡系都在渲染暴力，民族一盘散沙。中国政治体制处于尴尬的僵局之中，无论前进倒退，还是原地踏步，都有可能导致国家动荡。
　　民主社会主张多元化，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可是必须以明确是非为前提。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现代文明标准面前，容不得民族是非模糊。推崇多元化，也不能姑息纵容封建专制思想，弄权和民主不可能存在双赢，否则即使建立民主体制，民主也会在实践中变得不伦不类。如今民族还在为民主根基问题争论不止，未来应该是“人民当家做主”还是民主？国家是否应该允许私有分化？改革开放三十年，腐败以及歪门邪道加剧了恶性两极分化，今后一旦民主，民族是以文革式运动报复这三十年，还是在法制框架内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在民主思想深入民心之前，在是非观念错乱之时，少数服从多数也会没有意义。今后如有提议“没收富豪财产”，难说不会受到多数民众的追捧。所以说任何举措的推出，都有个时机问题，也需要合适节奏，民主如此，史实解密也是如此。中国只有在思想解放以后，民族具备了科学是非观，具有了承受力和包容力，民众才有可能接受更多真相，才能在追求民主的同时自觉维护国家稳定。中共放下了包袱，轻装上阵，才能与民族共同呵护民主，给中共机会，就是给中国机会。中共专制时期空喊民主之后清算，肯定不是真民主人士，徒给民主增加障碍。
　　在是非错乱时，或者出现新生事物，难免会产生大是大非争论。民族素质越高，争论时间越短，代价越小，社会效率越高，解决了老问题，才有精力去面对诸多新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思想统一于血腥专制理论，那是民族的灾难；可是现如今思想混乱成了中国特色，在大是大非面前扯皮，民族会因为没有是非而缺乏生机，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如果民族不能在民主根基问题上统一思想，共产党内民主改革派不占绝对优势时，一旦党外民主人士强力掀起民主运动，势必诱发社会动荡。届时鹿死谁手还是未知数，民主人士不该以民族的血腥去赌博这个未知数。
　　中华民族当前最迫切的，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确立正确是非观。民主人士应该在思想解放中率先统一思想，增强自身素质，牢记清算不是目的。除非复辟到毛泽东暴力血腥统治，坚决抵制暴力夺取政权的言行。民主人士要具有刘晓波那样无畏自身利益得失的境界，积极组织行动起来，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坚持正义，扶助贫弱，依靠法律，借助舆论，打击共产党内外一切邪恶势力。中国只有如此，和平实现民主的基础才会日益坚固，所有民主人士才能同心同德推进民主，以最小代价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时局。
　　亚洲文化，普遍受到封建传统束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缺少包容，严重阻碍了与世界文明的融合；愚昧、懦弱、虚荣、自私与偏激，往往让民族没有正确是非，习惯了走两个极端，要么麻木消沉，要么偏激狂热，法制观念淡泊。亚洲文化、习俗的顽固性，是思想解放过程中最难啃的骨头，没有更好办法，只能通过发展经济带动民族素质，在文化交流和宣传中做到诲人不倦。虽然民主人士宣传效果远不如官方媒体，但是有些理念必须由党外民主人士去宣传。协助民族走出恶性循环，摒弃民族文化中与现代文明抵触的糟粕，任务繁琐可是非常重要，是党内外所有民主人士的责任。
　　根据中国现状，和平推行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思想解放，明确是非；第二阶段，科学论证民主框架，调整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法规，取消党禁和报禁，公布民主进程时间表，共产党改型，军队国家化；第三阶段，实现自下而上的选举。眼下，应该迅速改变民主试点等级，由村长直选迅速扩大到县级以上，哪怕开始时少几个试点，因为村级直选，村长和选民之间利益关系密切，根本体现不出民主选举的科学含量和意义，甚至因为拉帮结派，反而让村级选举试点给民主摸黑。
　　在民主社会，一旦真理受到大多数排斥，只有继续完善自我体系，持之以恒去影响民众，耐心等待民众素质提高，而行动上不能违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如今深层次矛盾危害着国家安定，就需要党内民主改革派积极推动放松舆论管制，除了限制暴力以及粗俗，要广开言路。而党外民主人士，要充分认识民族素质的重要性，科学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有合作也有斗争。在民族遭遇动荡潜在威胁的时刻，需要党内外所有民主人士，以民族、民主大局为重，各退一步，以宽广的胸怀，务实解决阻碍民主的根基问题，改变中国政治体制长期裹足不前的局面。

庄民
2010年6月6日

庄民

　　压抑了二十一年的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显现，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再原地踏步。“人民当家做主”与民主，这对貌合神离的“民”兄弟，都在努力影响民族，方向却是截然背离。
　　愚昧的人民是不能在言语上有所得罪的，官员都忌讳公开指责人民愚昧，毛泽东就是以“人民当家做主”旗帜夺取了政权，之后又热衷于口号“人民万岁”，把自己推上了神坛。
　　中华民族牺牲了无数生命，“人民当家做主”始终也只能停留在口号上。自从国家政府存在，权力结构永远是宝塔型，如果把宝塔倒过来，那就是无政府状态，注定政府崩溃国家混乱！
　　高喊“人民当家做主”的人，谁能保证全国人民都能住进中南海？大锅饭时代，号称“人人平等”，其实还是基层民众在共同贫穷，仍然阻挡不了职务、家庭、城乡以及区域差异。
　　公有制，一切为公，甚至包括人的生命。而驾驭公有制的只有权力，导致民族崇尚武力，追逐权力为荣。无休止的内耗，让民族丧失了人性，充满了血腥与虚伪，只便宜了少数投机分子。
　　文革时期民众幸福指数，的确比现在高很多，之所以有人想复辟，那是因为没有体会过现代文明民主的幸福滋味。其实原始社会幸福指数也很高，可是人们不会单纯为了幸福指数而回到贫穷时代。
　　资本经济是私有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而且是经济快速发展期，精神文明虽然与物质文明没有直接联系，但是由于物质丰富会带动人类素质，刺激人类追求，必然间接推动人类走向精神文明。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如果没有建立民主与法制，会无限放大社会的不公与阴暗面，社会矛盾会频繁引发社会动荡。只要政治体制跟不上，难说什么时候就会“一夜回到改革前”。
　　民主、法制社会，官与民都受到有效监督。官员言行时刻需要取悦于民众，用智慧和政策买百姓的好，不必为了拉帮结派而没有是非。富豪可以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税收，解决更多人的就业。
　　民主社会，推崇诚信，追求和谐。富豪发财与官员升迁，同样需要讨好民众；而政府保证福利、医疗、教育等硬性投入，确保所有民众的基本衣食住行，让所有人都能放手去捕捉东山再起的机会。
　　民主肯定不是大锅饭，是和谐私有经济的科学制度。钱又不能让人长生不老，够花就行；钱多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数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富豪的胃口也不比我们的大多少。
　　人类的幸福指数来自于和谐，私有经济下的和谐才是真和谐，民众只有理性合法参与竞争，物质、精神才能双文明。无论“杀富济贫”思想，还是官僚资本，非法夺财害命，都是民主的绊脚石。
　　知道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欺骗性，知道了民主的可操作性，借鉴老牌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有效堤防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更多伤害，确保中国政治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庄民
2010年6月4日

庄民

　　目前无法确定，中共有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疏忽了对网络的管制，网络中出现了少许时事类聊天室，以及袁腾飞尖锐抨击时政类的视频讲座，“言论之自由”在中国是罕见的。宣讲者们的夸夸其谈，与聊天室人气的寥寥无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见民族对时事的麻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波逐流，水的品格；几乎成为大中华封建几千年追求的主流，把骨子里的愚昧、懦弱与自我向世界展现的淋漓尽致。民运人士中存在很多激进分子，反对“民族素质论”之说，可悲在以宣讲民主自由为主的聊天室里，“民运人士”忙于自我表现，以毒攻毒，漫骂污辱干扰不同观点聊友，滥用网络那点管理的权力，随意剥夺辩友的发言权，还出言不逊“民族素质论”是胡说八道。因为民族素质，在西方民主样板面前，被毛泽东窃取了中国最高权力；文革期间，官员和群众都被毛泽东肆意玩弄，民族忍受着饥寒疲于斗天，斗地，斗人。如今敬奉毛泽东的人还很多，其中有对史实无知的人，有仇视人际差异的人，也有羡慕玩弄权术的人。如果照搬毛泽东惯使的血腥革命手段，代价会很大，胜算却很小，革命成功与民主社会不是一回事。可以类推，民族缺乏文明是非观念之时，即使暴力推翻了共产党，会诞生形形色色诸多政客和组织，民主旗帜会一面比一面鲜艳，民族很难防止新兴的毛左左和毛右右们再次窃国。品味世界中现有的民主样板，基本都是诸多进步势力和执政党、领袖形成共振的结晶。因此民族要时刻清醒地保持共识，只要存在一丝和平之希望，民运人士就有义务在维护稳定的前提下开展民运工作，至少争取付出最小代价，稳定进步最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二十年来民主进程几乎处于停滞，概括党外民运人士，空有热情，脱离国情，本本教条，浮躁偏激。在类似于毛泽东专制统治、新闻封锁时期，民运一筹莫展，心中只有革命思想，更多鼓噪他人革命，偏激者甚至不惜造谣惑众；国家政治气氛宽松时，民运人士非但缺少肯定，却更多停留在声讨、谴责、恐吓上，甚至幻想着未来如何清算。客观评价这些表现，远不如三十年来共产党内民主改革派推行的系列举措，对推动民主进程来的实在。诸如，废除高官干部终身制，致力于稳定发展经济，积极投入国民智力开发，扭转权力斗争传统中的残酷性，等等。这些举措，都具有为腐败专制掘墓的效用，证明了三十年来共产党内高层民主思维和力量的存在，为中国稳定实现民主政治创造了可能性。而民运浮躁激进恐吓的言行，非但无利于民主进程，只能让共产党内民主改革派忧虑危害国家安定，让官僚保守派恐惧清算而坚定权术博弈。民运人士应该把精力放在具体基础民运工作中去，组建以推动稳定、进步为宗旨的独立团体组织，努力做好共产党内民主改革派不易出面张罗的民运工作，以民主意识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哪怕牺牲个人组织利益，也要确保和平追求民主的夙愿；在野组织更方便聚积资金，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在法制框架内向共产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官僚势力发起有效的攻势，从而促进宪法、法制框架的科学完善；民运组织应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向民族灌输内战内耗可耻的理念，努力和谐群众与军人警察的关系，引导民族树立符合世界文明的是非观。民运具体工作很多，哪怕多帮助一个同胞，借助类似“无界浏览”软件，去浏览海外自由民主，都是对民族民主进程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否有福气和平过渡到民主机制，共产党内民主改革派的作用尤其重要。中共在十二大前夕形成过一个历史决议，总结反思了党的若干历史事件，对毛泽东进行了强有力的否定，中国从此由毛泽东的封建时代，转入半封建、半官僚资本的阶段，冠名以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挂羊头卖狗肉，那次思想解放并不彻底，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党内派系相互牵制，民主改革派顾忌民族承受力以及是非观，顾虑时局动荡、破坏经济、历史倒退，采取了无力把蛋糕分的公平只求把蛋糕做大的“摸着石头过河”等模糊发展政策。政治体制裹足不前，模糊政策让民族迷失了是非，经济发展日益畸形，基层民众的压力时常突破可承受的极限；官僚腐败的蔓延，六四风波的悬疑，民众中压抑了很多抵触情绪。积怨无从释放，两极分化持续恶性加剧，社会风气不断恶化，恶性报复案件、变态刑事案件、民族冲突案件、责任事故案件、天灾变人祸出现蔓延事态，海内外鼓动推翻共产党的言论不绝于耳，等等矛盾，揣着明白装糊涂，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局面很难继续维持。进退两难，党内民主改革派的智慧受到挑战，彻底解放思想否定邪恶毛泽东，民族的承受力能否接受浪子回头，能否承受六十多年的挂羊头卖狗肉，能否承受原来的公仆合法地率先富裕，能否接受民族长期批判的两极分化。如果是非观不能让民族审时度势，中国也很难逃脱时局动荡甚至战乱的惩罚，让更多的民运人士，让更多的同胞，不分种族，不分党派，没有国界，在大是大非面前同心同德，民运才会灿烂。中共只有在彻底解放思想以后才能轻装上阵，重树民族正确是非观，可是时机也的确重要，在社会矛盾激化之前，如果民族摆脱了愚昧束缚，是非观与世界文明接轨，中共同步解密历史并彻底否定邪恶人物，那真是民族之福，也是共产党的幸运。
　　恶性变态案件频繁连锁发生，政府难逃责任，释放民众生活精神压力的紧迫性，督促着政府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尽早重树民族是非观。同时也警示着民族要提防“民运人士”中的投机分子，其典型表现为，摆脱不了个人集体局部利益影响，缺少爱心，缺乏起码的是非观；生怕天下不乱，哪怕造谣中伤，一旦捕捉到不利对手的材料，就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兴奋；宣讲民主缺乏耐心，恐惧辩论无心交流，骨子里全是斗争哲学，反毛效毛。民运卫士就应该首先做好自律，无畏自身利益得失，坦荡做人，大是大非面前只有一个标准，扶助贫弱走民主法制之路。刘晓波第三次入狱，说明政府还是一个专制政府，但不能说明是残暴的政府，不能说明民主环境更加恶劣；国内官僚腐败势力猖獗，政府有责任，民运有责任，民族也有责任，民运热衷于争取政府赋予人民监督的权力，可是民族几乎没人自觉拿起法制这把武器。面对腐败官僚的泛滥，一些善良的同胞还在呼唤毛泽东时代，还在痴迷“大锅饭”，殊不知毛泽东弄权才是最大的腐败，为了个人权利不惜祸国殃民，如今的贪官污吏都是毛泽东的得意门生，在毛泽东毕生维护的体制下实现权钱交易；为了民族整体利益，两极分化是必须的，与我们厌恶的因为腐败加剧的恶性分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保持适度压力可以诱发民族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激发民族的创造力；但是为了稳定与和谐，首先必须遏制恶性分化和谐民族心情，另外不失时机加强福利、医疗、教育在弱势群体中的投入，至少确保民族每个人的基本衣食住行。现如今，海内外民运人士和毛派嫡系都想推翻现行体制，而且毛派嫡系活动还很猖獗；既得利益集团最满意现状，以便继续混水摸鱼，与毛派嫡系共同阻挠民主进程，值得整个民族深思，值得民运人士反思，应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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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民
2010年5月1日至3日

庄民

否定毛泽东，凝聚中华魂

　　多少年来，官方对毛泽东，几乎保持沉默态度；非主流舆论，无论哪里，只要一涉及毛泽东，肯定会引起一番激烈争论。长期不能给毛泽东定位，民族是非模糊不清，前进迷失了方向，各个领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辩论本来正常，可是没有真实史料铺垫，无休止帮派论战而没有结果，只能撕裂中华民族。内耗随时引发社会动荡，国家无法确保可持续发展，还是民主进程中最大绊脚石，因此需要尽快结束毛泽东内耗民族的局面。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跳出三界外，站在当时世界文明高度，除了研究其言行功过是非，还要透过表面去分析内心动机，才能准确定位历史人物。而挖掘人物内心世界是世间最复杂的学问，需要根据已经掌握的史实，冷静耐心地逐一验证分析。
　　《矛盾论》是毛泽东毕生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封建几千年官场权术的高度总结，充分运用于中国甚至世界复杂矛盾分析。毛泽东玩弄权术，效仿了斯大林，让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在党内赢得了数次权力斗争，帮助自己走上了神坛。其手段也很简单，拉帮结派，模糊是非，言而无信，心狠手辣。最可恶的，无休止的斗争哲学，随时调整敌人范围，严重背离了共产主义的和谐理念，让民族始终摆脱不了动荡，没有精力去发展经济。笔者经历的文革晚期，祖籍只能按照计划种植玉米高粱，乡亲能吃上白面就是享受，吃上饺子就是过年。之所以否定毛泽东，因为他为了维护个人权利，不惜牺牲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了自己高高在上个人崇拜，人为扶持派性互相牵制。只有否定毛泽东的为人，才可以在共产党内外，弘扬正气，重新树立正确是非观。
　　因为国共合作精诚团结，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符合民心，北伐势如破竹。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毛泽东担心北伐结束后国家进入和平局面难于混水摸鱼，因此无视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中央的土地改良政策，迫不及待地在湖南掀起土地革命。血腥无政府方式斗杀地主，其中还包括国民党军官家属，引发了国民党各个方面的忧虑和恐慌，最终导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事后毛泽东却把国共分裂责任完全推给了蒋介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己作为政府首脑，却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改良政策，把各个阶层都团结到了政府周围，而建国初期，毛泽东又迅速跟地主翻脸。历史不能假设，可是如果没有毛泽东，也许中国会提前二十年进入和平建设，也许国共会保持合作而进入民主阶段。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以后，双方基本处于潜意识的敌对状态，甚至在八年抗战时期，因为攘外前没能安内，双方都顾忌着后院着火，而消极正面对日作战。共产党游击策略，宣传上是骚扰消灭日寇，实际是以壮大共产党队伍为主，骚扰为辅；而敌后游击战，使群众遭受的代价十分惨重，而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消耗很小。直至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国、共两党军队才开始积极抢占地盘以及枪械，为后来的内战做准备。毛泽东时代的教科书，无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更多表现，无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对摧毁法西斯势力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竟然把抗日战争的功劳据为己有，为了一己之私，全然不念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恩情，混淆视听，在民间埋下了仇视美国的种子。
　　抗日战争后的内战，民族愚昧的必然悲剧；电视剧中可以看到，为了中国建立民主体制，美国派遣的调停人，认真从中斡旋；每当看到调停人不辞辛劳往返奔波，而国共两党却把调停人当猴耍，一直私下积极备战时，笔者只有感慨。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诸面旗帜，更加迎合了民族的朴素追求，尽管建国后证明有些旗帜只是权宜之计。这些旗帜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壮大了共产党队伍，使得共产党多了很多善良和智慧，正是因为这些力量，积极影响着共产党整体素质，最终瓦解了毛泽东毕生经营的个人崇拜。无论如何，应该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对思想高度控制，最终实现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以运动战和军人坚强的意志彻底击溃了松散管理的国民党军队，把他亲手砸碎的“旧世界”重新统一起来。
　　建国后前三十年，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发展经济的无能，而毛泽东为了掩盖自己短处，频繁发挥权术特长，通过权力斗争营造个人崇拜，稍有机会就开始挑衅打击假想敌人。实践已经证明，每当毛泽东消停时，国家有了喘息，经济就有生机；这时毛泽东又会不甘于权利旁落，瞅准时机就又卷土重来，重开权力斗争，不惜让民族多灾多难。毛泽东之所以胆敢如此，就是欺负民族的愚昧，洗脑造成是非错乱，甚至拿荒唐口号“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招摇了一个时代，敌人天天吃饭你毛泽东还是天天吃饭。群众愚昧，官员也迷糊，可是经过文革洗礼，很多高官开始反思，有人随波逐流助纣为虐，有人虽然觉醒可是迫于毛泽东淫威而委曲求全。直至毛泽东去世，叶剑英力挽狂澜，救共产党出邪恶，与邓小平一道推动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尽管很不彻底，可是意义重大。
　　共产主义旗帜，人人平等，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如果谁不向往按需分配，那他肯定是傻子；可是如果谁相信世界会有物质极大丰富那一天，那他肯定跟傻子也差不多，现实与完美的理想总是差距很大，骗子往往是以无法实现的目标诱惑别人。人类只要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老天爷就没打算让人类平等，把人分配到不同国度，不同家庭，施与不同身体和相貌，不同智商和情商。任何制度政策，都不可能平衡所有阶层所有人的心理需求，即使追求大锅饭的共同贫穷，也阻挡不了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国度差异。愚昧只能让民族在世界抬不起头，老百姓尊严与是否有原子弹也没有必然关系。尽管共产主义旗帜虚无缥缈，可是这个旗帜下终归会聚集很多正义力量，之所以有过邪恶阶段，那是因为体制上存在重大缺陷，可共产主义旗帜下不会长期邪恶下去。
　　毛泽东推崇秦始皇，为效仿袁世凯封建复辟寻找依据；现今政府烘托孔孟之道，幻想着社会携带着尖锐社会矛盾，还能稳定发展。在封建的中国，民族习惯了在古人设计的思想中墨守成规，可无数挫折已经反复证明，只有尽快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中华民族才会有灿烂的未来。现代文明大致轮廓如下，保护私有财产，充分发挥人之所长，大多数民众可以与国家发展同步享受经济成果，确保每个人的基本衣食住行，人人有尊严，人人有机会，人际关系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良性竞争，抵制血腥、仇视与割裂。否定毛泽东，并不意味着清算，更不是否定党中众多善良党员的努力，而是为了明确是非，警示民族未来时刻提防投机分子祸国殃民，督促共产党尽快彻底转型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民主政党，与毛泽东的封建专制彻底决裂。
　　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所有民主进步力量，以多种形式，尽自己所能，推动中华民族思想的彻底解放，促进民族素质，明辨是非，尽快与世界文明接轨，为民主体制搭建框架，坚定不移地推动和平民主进程。

庄民
2010年5月24日

庄民

八九前后的邓小平

　　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理由，不该是传说中玩弄了多少女人，不该是杨开慧还在监狱，没办理离婚，就与贺子珍重婚的史实，而是以残暴的手段，以封建礼教统治自己的国民，全方位以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国民，以空洞的口号迷惑民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评价毛泽东的关键在于，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崇拜封建专制？数次路线斗争是为了主义还是为了个人权利？他使中国进步还是倒退？前三十年成就中，他是动力还是绊脚石？简单两点就可以否定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利不惜牺牲民族利益，逆社会潮流让中国倒退到封建专制。如今很多人是以封建皇帝的标准来崇拜毛泽东，由于是非观不同，民主人士就很难在交流中说服这些辩手。简单地概括毛泽东，那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邓小平正好相反，一生走过，为人低调，做事很多，却落了诸多不是。
　　基层百姓最瞧不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承诺“永不翻案”，结果很快就出尔反尔。中国官场权术传统影响，共产党体制缺陷以及斯大林党内残酷斗争示范，中共中层以上官员或多或少都与权术脱不了干系。邓小平也不例外，也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也向邪恶势力做过某些妥协，因此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做了什么，成为评价他的关键。邓小平复出后，初步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让共产党回归人性化，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废除干部终身制，改善了党内斗争以往的残酷气氛，以及他晚年务实的理论体系和不辞辛劳的南巡，经济发展让老百姓普遍获得了实惠，民族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为扭转毛泽东培育的封建专制，和平向民主社会过渡奠定了基础。
　　六四风波不仅加剧了基层民众的误解，还让民运人士把邓小平和毛泽东通统并列为专制魔头，连赵紫阳秘书鲍彤先生都认为邓小平和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是死对头。笔者以为胡耀邦、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左膀右臂，随着二人的落马，杨家将临阵背叛，六四标志着邓小平为首的民主改革派在党内溃败。邓小平多次讲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是因为政治改革阻力很大，邓小平在应付党内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毛派嫡系。另外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身受民族愚昧之害，深知民族素质是推进民主的基础，而强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注定引发时局动荡。李瑞环因为六四名言“所有社会动荡，倒霉的都是老百姓”而进入政治局常委，就显示出邓小平对群众运动盲目性的担忧。党内民主改革派受到多面围剿，为了保全民主改革派力量，为了维护发展经济的稳定局面，最终向党内强硬派妥协，秦基伟六四上午才代表邓小平看望戒严部队，意味着党内各派达成妥协。
　　众所周知，时任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改革开放的代表人物，在美国访问时旗帜鲜明地反对部队戒严，回国取道上海并受到市委书记江泽民的迎接，二人交换意见后万里更改了表态，也对后来邓小平仓促选择江泽民接班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邓小平内心反对民主政治，李鹏和姚依林在当时是“反自由化”先锋，顺理成章应该接班，可是邓小平在八九期间阻止了那一势头，并在党内传达的文件中反复叮嘱二人要支持江泽民工作。六四时新闻报道了军人被害的背景下，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将领时强调，“看看我们的人民军队，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见邓小平心目中理想的军人形象，以及他向部队宣扬的是非观。
　　六四的血腥始终是邓小平的软肋，无论邓小平是主谋还是妥协，对中华民族来讲，六四都是一场灾难，没有赢家。从六四的格局看，学生临时领导层出现分歧，谁也不知道那次运动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已经没人能够驾驭群众的热情，只要政府不答应学生请求就很难取得善终。换位思考，站在邓小平的位置，既然已经在党内妥协，笔者的智慧真想不到更好办法，如何确保时局稳定。如果邓小平不妥协，或者民主改革派全军覆没，或者中共出现大分裂，中国也只能以更加血腥收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淡化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为中国顺利进入民主政治铺垫气氛，六四妥协的深意也在于此。当时北京的大街上人满为患，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智慧和爱民，换任何其他人坐镇，都很难以最小代价，驱散狂热民众，重新回归国家安定局面。
　　六四给人的感觉是恐怖， 6月20日的北京，戒严军人到处都是，天安门前禁止步行穿过，公共汽车上听不到言语，没有欢笑，上车就有座。根据社会调查分析判断，六四大致轮廓如下，部队刻意虚张声势，甚至动用坦克，营造恐怖氛围，只求驱散群众。六四只有小股部队在西长安街动武，向天开枪为主，枪声不断，但还是伤害了少许群众；东长安街的部队，高喊口号营造气势，缓慢向天安门推进；不知什么原因城南的部队被群众冲散，个别军人被愤怒的群众伤害；城北的部队被群众温和地阻止在马甸桥以北；二十七军负责清场天安门广场，并提前埋伏在人民大会堂，传言六四晚开枪打掉了广场灯光；广场的学生群众，在刘晓波等劝说下，主动撤离了广场。西长安街小股部队打过去后，群众又重新聚集，出现了烧军车现象，次日上午马甸桥也出现类似情况，一些部队在旁边对烧军车现象没有进行干预制止。
　　不少舆论批评邓小平垂帘听政，认为他跟毛泽东一样，是迷恋权利的恶魔，八九前后在中共高层可以呼风唤雨，是老年政治的根本。邓小平在六四后宣布退休时曾经说过，“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退下来，可是现在看来这个机会等不到了，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退休”，“现在看来顾问委员会积极作用不大，建议下届中央全会时取消”，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老年政治的强烈不满。先是倡导组建顾问委员会，八九又给中顾委拆台，可见邓小平在抵制中国老年政治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六四后邓小平为了保存党内民主改革派力量，维护改革开放的旗帜，积极抢占“第二代领导人”高地，而且忍辱负重，掩盖了六四期间的真相，默默承担了民族对他的误解，强烈显示出他希望中国稳定向民主社会过度的愿望。
　　六四以后，政府虽然打着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的旗帜，实际上政府基本被杨家将左右，甚至江泽民与杨尚昆一起看演出时，还要咨询他是否有必要站起来谢礼。国家一直笼罩在极左思潮之中，舆论媒体的重心放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经济政策左右摇摆。六四时，有股势力建议要开除赵紫阳党籍，遭到邓小平强烈反对，“1984年至198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赵紫阳的问题，应该交由后代去评价”。之前胡耀邦下台时，党内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势力，主张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同样遭受到邓小平的强烈反击。六四之后时间不久，邓小平曾经说过，“欢迎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甚至包括六四期间逃离出去的民运人士，可见在邓小平的骨子里，从来没有把民运分子当成自己的敌人。
　　南巡讲话，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强出头，与毛泽东文革时的强出头有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纯粹是为了路线之争，为了纠正党内极左思潮，在没有血腥的前提下，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从人民日报初期拒绝报道邓小平南巡，直至中共政治局常委迟缓的认可，可见邓小平在八九时期的官场失败。南巡精髓就是“三个有利于”，反对做事情姓资姓社的争论，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这些理论与他早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诸多努力，都是在为封建专制掘墓，由此折射出邓小平的真实内心世界，对民主现代文明无比向往，只是遗憾毕生实现不了这一理想。正反两方面的话都说过，这就需要民族冷静判断，哪个才是邓小平的本意。可是打掉杨家将后，党内民主改革派力量依旧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和毛派嫡系的束缚，所以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模糊政策，暂时只求把蛋糕做大，等待民族素质提高以推动民主进程。
　　中国历史与中共党史历来模糊，基本被政客根据需要肆意解读，民族是非评判标准的缺失，导致官员从不计较荣辱，今天的清廉难说是否会断送子孙的幸福，因此透明记载历史事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邓小平三起三落，胸怀坦荡，在历代高官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邓小平一生有过妥协，有过政治交换，但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争取民主改革派抢占重要领导岗位，确保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路线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六四的血腥需要民族全面反思，可不该因此否定邓小平为人，否定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恶性两极分化不是邓小平的本意，是模糊政策拖太久的缘故，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毛泽东精心培植的体制下变本加厉的结果。错综复杂时局下是否高举邓小平旗帜，完全可以成为民族选择高官的硬性指标。

庄民
2010年5月18日

庄民

秦基伟六月三日上午才代表邓小平看望戒严部队，意味着党内各派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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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二十年过去,有些细节真的模糊了,不过本人清楚地记得,动武的当天上午秦基伟看望的戒严部分,当天下午发生了六部口事件,当天晚上就采取了军事行动!

庄民

　　挨了两棵原子弹，按理说应该日本人最恨美国；可是滑稽的很，中国很多人比日本还恨美国。挖掘根源，美国的民主意识形态，阻碍着毛泽东推行个人崇拜以及建立党国；二是美国充当的世界警察角色，让中共历届政府都感觉不舒服；三是因为朝鲜战争，中国被毛泽东强拉上战车，与美国发生局部战争，让中国损失惨重；四是由于传统文化的排他性，导致美国遏制共产旗帜下专制的诸多努力，被共产党偷换概念，渲染成美国与世界基层劳苦大众为敌。
　　二战时期，中国由于攘外前没能安内，国共两党都顾忌后院着火，从而对日抗战表现十分消极。后来由于美国的参战，改变了二战格局，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中华半壁江山提前逃离日本殖民。而毛泽东非但没有感恩，为了增添将来神话自己的筹码，不惜民族付出惨重代价，推动抗美援朝，只是为了保全一个专制政府，至今还在不停给世界和中国制造麻烦。也幸亏美国理性，没给狂热的中国扔原子弹，否则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至于美国打压大陆扶持台湾，表面上看，好似美国在分裂中国，其实是在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如果有朝一日大陆与台湾统一，那将是中国走上民主的良好契机。回顾国共内战前，美国特使为中国实现民主认真从中斡旋，值得现代中国为之感动。今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国承诺完善收入分配格局，隐约透露出中共有意改变民族对美国的认识；美国作为私有经济的代表，时常批评中国恶性两极分化，说明民主以后的私有经济不是基层民众的敌人。
　　中美之间毕竟是国与国关系，不能以大公无私的标准去苛求美国，否则就会让世界把中国也当成朝鲜似的无赖。中美关系往近里相处，可以是兄弟，往远里相处，那也是体育比赛竞技关系，在国际规则下公平竞争，在世界文明面前，彼此是朋友。既然有竞争，自然就需要正视利益摩擦，亲兄弟还要明算帐，何况国与国。面对美国的理性与文明，中华民族没有道理再把美国视为敌人，认可了美国民主制度相对完美，民族就有了是非和方向。
　　当然美国也不是完美无暇，现代文明也是逐步发展成熟，中华民族不能因为美国历史上的曾经丑陋而排斥他。美国在打压中国专制体制时，对中国国情与形势也时常估计不足，一些美国官员就缺少足够耐心，使得华裔留美民主人士中，也很少有人从美国学习到民主真谛。中国改革开放后，稳定过渡的潜能日益显现，海外民主力量的恐吓和打压，与亚洲愚昧文化产生共振，反倒束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让中共无法给西方正名以及正常交往。
　　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跟中共改革开放后延续的专制，彼此互相指责，又有点滑稽的相似。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以外力强行解决了邪恶政权，但是治标不治本，依旧乱象环生，说明强权也不是万能的，伊拉克前途最终还是取决于传统文化的改善。对中共民主改革派来说，除了抵制腐朽势力，强力维护改革开放局面外，还要强力打压海内外激进的声音，顾忌的也是传统愚昧会引发乱象。强权可以解决邪恶统治，可是解决不了邪恶统治的土壤。
　　二战后，日本之所以经济发展迅速，就是因为得益于著名的“拿来主义”。而中国却被传统文化束缚，虚荣让民族在西方新兴文化面前傲慢无理，结果只能制约自身发展。如今网络里论战激烈，“洋奴”“卖国贼”“汉奸”帽子满天飞，殊不知攻击别人的同时，正在散发着自己的无知。自己的“人民当家做主”走不通，西方的共产主义也过于虚无缥缈，只有私有经济下走民主法制之路，才是中华民族应该选择的，最务实的光明正道。

庄民
2010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