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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兄弟至少要活一个
从四川开赴河北之后,我们(500名西南军政大学的学员)在1951年春开始毕业分配。然而,我却作为一名“待分配学员”,混在一群留守后方的女生中间。我有些惶惑不安,常常一个人坐在易水河边发愣。
一天傍晚,通讯员跑来找我,说15军29师军务科科长张彦文同志要和我谈话。
见到彦文同志后,他向我宣布:“征得上级同意,这次毕业分配,决定不让你下连队,而是留在师部,分配到军务科当战勤工作员。”
看到我意外和困惑的神情,张科长盯着我的眼睛说:“经过调查,我们知道你娘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送上朝鲜战场!你三哥郑时聪过去是学徒,在旧社会受尽欺凌屈辱,现已编入87团3营9连当战士;你四哥郑时敏过去是印刷工人,惨遭资本家剥削,现也编入47军当了机枪兵。师首长命令,将你留在师部,并特别交待就留在我身边,要我负责确保你的生命安全。师政委王新(1919.08-1991.08.08)指示,你娘是我们志愿军的母亲,我们有责任确保你们三兄弟至少有一个活下来,胜利后回家,给娘养老送终!”
听了他的话,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号啕大哭起来。张科长抓住我的手腕,一把将我揽入怀中。从这天起,张科长就把我带在身边,像亲哥哥一样关照我、教育我,直到他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
美军战俘待遇比首长好
1951年3月,我随志愿军第15军29师入朝参战。在初夏的一个傍晚,我用随身携带的美军钢盔当锅,添上新摘的野菜,匀出一星点炒面抛进锅里,生火做饭。这时科长走过来说:“小郑,给你配一个民工担架,从警卫通信连抽5个人,由你带着,到师政治部敌工科去接5名美军战俘,押送到军部。”他说,这批战俘将由军部集中,再送回后方战俘营。
通讯员小周拎来两袋干粮,还拿了两包“大生产”牌香烟交给我。小周交待说:“这两袋干粮,有一袋是国内送来特供战俘食用的食品,是用黄豆、核桃、板栗和白面拌合炒制的精面,另一袋是师首长从供给口粮里挤出的炒面,用于应急。两包香烟,是首长从自己嘴里克扣下来的,只准给战俘用。”
科长拍着我的肩膀叮嘱道:“主要是考虑到你懂一些英语,可与战俘简单地交流。你只要随队押送,移交给军部,就可以归队交差了。”
我们到政治部后,知道俘虏是美军的一名中尉,名叫威尔士,另外还有4名美国大兵,其中一人是伤员。我很快对这支小分队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两名东北支前民工负责抬伤俘,班长负责看管威尔士中尉,两名战士负责押解3名士兵,我照应队伍。
一上路,我就发现,这次押解任务并不轻松。主要是押解小分队内部,个个都憋了一肚子气。因为配备给战俘的干粮,竟比首长待遇还好。同志们认为,能管饱,不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挨饿就不错了!
特别想不通的是,竟然还给战俘配发两包“大生产”香烟。那时,部队里许多烟鬼别说“大生产”香烟难得一见,就是最劣质的旱烟叶子也“一叶难求”。在师首长身边工作的参谋、干事,一旦遇到首长抽烟,都会嬉皮笑脸地围上去,说是想闻闻飘散开的烟味,弄得首长只好让这些烟鬼们排成一条线,一人一口地吸着传递,直到烟蒂烫手了才扔掉。如今可好,上好的两盒烟,竟要发给这些被俘的美军!
最可气的是,这几个双手沾满我军战士鲜血的美军,居然在押送途中摆谱,抖少爷兵架子。按规定,战俘随队转移途中,个人行囊和私人用品应由他们自己背,配发给他们的供给物品由我们背。但在行进途中,这些老兄怕苦,竟要将他们的私人物品死乞白赖地转移到我们战士肩上。那位受伤的战俘躺在担架上,像是呻吟又像是唱歌,显得悠闲自在。当我们一位抬担架的民工摔倒时,这帮家伙袖手旁观,连扶都不扶一把,惹得有位战士要揍他们,幸好被我拦住了。
战俘傻眼:志愿军竟吃野草
第二天黄昏,我们把那袋精制炒面打开,请他们用餐。5名战俘围坐在一起,刚要分餐就食,威尔士突然发难,将一盘喷香的炒面打翻在地,指责我们待他们不公,用这类“劣等食品”来打发他们。
我克制住心中的怒火向他解释,说让他们吃的这些炒面是我军现在最好的食品,我们的战士根本享受不到。威尔士一脸傲慢,显然不信我说的话。他用手指着同伴,又指着我那鼓鼓囊囊的干粮袋子,要求一定要吃我粮袋里的食品,揭穿我的“谎言”!
面对挑衅,从警通连派来的那位班长怒不可遏,他冲上前来,双手解开我的粮袋,怒吼道:“你个狗日的,说待你不公,给老子睁开狗眼看看,看我们吃的啥?又给你们吃的啥?!”话音未落,我的粮袋已被他扯开,一团团新摘的野草被抖落出来,那一个仅存的、拳头大小的、黑乎乎的炒面疙瘩滚落到地上。
那几个战俘瞪大双眼,无言以对。他们当然难以理解,竟然是吃着野菜的这群中国人,把他们打败了!
靠美军战俘的秘诀得救
威尔士理解到我们对战俘的优待政策后,原来敌对的态度立即转变了,开始主动和我聊天。谈到如何对付空袭时,他告诉我战斗机对人射击,犹如机枪打蚊子,是很难击中的。这时被袭击方要注意两个要点,一是选择有利地形,避免附近有爆炸物或硬物,以免间接受伤;二是一定要正对飞机飞来的方向迎面卧倒,决不能与飞机攻击方向成垂直角度,否则会大大提高中弹概率。
后来我有一次执行任务途中,受到敌机的攻击。我就用了威尔士这招。
当时,4架F-80战斗机首尾相连地向我俯冲过来,我立即匍匐到一片稻田里,并调转身子,把头正对着敌机的攻击方向。
F-80两翼配置4挺12.7毫米口径的自控重机枪,加起来每秒能发射100多发子弹,密集的火网罩住了我的周围,子弹像炒豆子似的,“突、突、突”地钻进我四周的水田里,泥水溅了我一脸。4轮扫射后,敌机才飞走。我爬起来一看,吓得直打冷颤——我刚才横卧的位置上布满一排排密密的弹洞,如果我没及时调整方向,如果不是在这块软泥的水田里,我这条小命早就交出去了!
这时,我从内心感激威尔士中尉。
有默契,和美军共饮一潭水
在板门店停战谈判期间,有一件匪夷所思的事,让我难以忘却。
我们驻守在大青山上,靠天老爷下雨才有水喝,如果几天不下雨,部队就要断水,这时即便有再好的干粮,也难以下咽。而在附近山脚,就有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它流经一块巨大的岩石时,形成了一个清澈见底的深潭。有一天,86团的李班长喝令集合,让我们每人身上挂满军用水壶,还让汪二喜领着几个大个子抬了一个空汽油桶。他看了看挂在坑道土墙上的马蹄钟,又抬头望望日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下达命令:“时间差不多了,跟我下山取水!”
他说罢,将手一挥,指向山下的密林。我们于是悄然走近与敌人近在咫尺的谷底深潭。
光天化日之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取水,难道不要命啦?我满脸狐疑,随即又一想,现在大青山上久旱无雨,部队缺水严重,为了战友,为了胜利,冒死夺水也责无旁贷。我往身上挂满水壶,临出发前,多了个心眼,把师部配发的那支折叠式冲锋枪也背上,以防不测。
当我们慢慢接近水潭时,突然听到小溪对岸的树林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紧接着,在通往敌人阵地的林荫道上闪出了4个美国大兵的身影!他们也背着沉重的水箱,相扶相携,步履艰难地向山上走去。
敌人离我们如此之近,只消举枪一个点射,至少可以撂倒他3个!我轻捷地从背后取下冲锋枪,就地瞄准敌人,正准备扣动扳机时,李班长飞扑过来,用他有力的右手一把抓住我,以不容分说的霸道和威严喝令道:
“不许胡来,不许射击!咱不能不讲信用,不讲仁义!”
什么信用?什么仁义?我困惑地放下枪,愤愤不平地服从了这个奇怪的命令,眼睁睁看着这几名下山取水的美国大兵从枪口下走过去。
中美取水人员互赠纪念品
从深潭取水归来,一回到坑道我就跑去质问李班长。
他长叹一口气,和我说了个中缘由。原来敌我双方都极为缺水,获取充足的饮用水比得到粮食还重要。但是,那潭水正好处在对峙的两军中间。
起初,敌我双方为争夺水源,频频交火。每次较量后,敌我双方都会在水潭边上损失几名士兵,他们淌出的血污染了水源。虽然我军占的便宜稍大一些,但同志们议论纷纷,都认为靠卡敌人脖子来下套,有损我志愿军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于是连排干部和战士们瞒着上级,商量给敌人网开一面,给美国佬水喝,也给自己取水开出一条活路。打仗归打仗,喝水归喝水,正可谓“车走车路,马走马道”。
可是,双方言语不通,如何网开一面呢?连里惟一一个读过高小的战士想出一招,他把过了火的炭灰磨细,和水做成墨汁,然后在一张牛皮纸上画上个钟表,在标着7点至9点的弧线上注上“U.S.(美国)”字样,同时在此处画上我军特有的转盘式冲锋枪,再在冲锋枪上画了一个大叉,意思是每天上午7至9点允许美国兵取水,我方不射击汲水人员。
当天早晨,我们的战士就将这张停火告示牌送到潭边,并且履行了承诺。没过多久,美军就明白了我方的意思,他们不仅按时派人大大方方地前来取水,有时还在规定时间内洗澡,赤着身子跳舞。几天后,潭边岩石上出现了一个用刀子刻画的大拇指,旁边写着“Good,Good(好,好)”。事情发展到后来,双方取水人员不期而遇时,也相视而笑,善意地挥手致意,甚至出现了互赠纪念品的情况!
我做梦也没想到,在大青山下的溪水潭边,在敌我双方惨烈的战争状态下,5连竟然和敌人达成了暂时的停火默契!离开大青山时,李班长他们送我走了好远。我决定不将他们的事报告科长。
后来,李班长取水遇敌时喝令我不准射击的情景,老是在我的脑子里回放。联想起押运美军战俘时和他们愉快交谈的往事,我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似乎更深刻、更复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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