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向农民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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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著者：张 戎 & 乔·哈利戴

37: 向农民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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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6年 59～62岁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毛政权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 “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在毛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 “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还不断告诫干部们：“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覆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部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中共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况。他们笔下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应还有：“社会主义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给油吃了！” “光叫生产加油，没有油吃还加油呢。” “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当时在广东省任职的赵紫阳，在调查报告里描述基层干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民交粮。有一个村子“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至上吊自杀”。在他调查的高要县，“全县因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义感，有勇气的人上书毛和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江苏家乡，“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

毛不为所动，反而整黄炎培，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四个月”，“顶多六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 “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征粮，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合作化对毛的另一个好处是能监督农民劳动。个体农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自己的事，合作化后就身不由己了。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要今后农民干活时间加倍，妇女下田做工：“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做工两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

农村合作化是中国完备极权体制的重要一步。工商业国有化也同时进行。对城市工商业者，毛没有像对农村地主富农那样狠，原因是实际的。毛说：“资产阶级要比封建地主有用的多，有技术和管理能力”——尽管这些能力在他统治下大都被浪费掉了。中国灿烂的手工业像霜打的鲜花一样萎缩，维修保养等服务行业大批关门。用刘少奇的话来说：“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为了使城市里的人规规矩矩，毛搞了个运动叫“肃反”。一千四百三十万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审查”，方式是“坦白检举”，既有精神恐吓的公审大会，也有肉体折磨的所谓逼、供、信。办公室、住宅楼、礼堂、书斋都成了关人的地方。毛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占受审查人的大约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说超过比例须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至少有七十一万五千人被打成反革命。

和肃反运动一起来的是对文艺自由的进一步封杀。毛掌权以来已以他特有的彻底性搞了一个又一个摧残文化的运动，像“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等等。仅就电影业来说，一九五○年还有三十九部剧情片出品，一九五二年就只剩五部了。一九五四年，毛搞了一场批判胡适等流亡海外、深具影响的中国文人的运动。一九五五年，他转过头来对付留在大陆的、保持着独立精神的文化人。毛选中了胡风。五月，胡风被公开批判，投入监狱。直到二十多年后毛死了，才重见天日，但已精神失常。

给胡风定罪的重要依据是胡风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里面有书生议政，有牢骚怨言。毛把这些放在报上发表，以此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吓得人们不敢在通信中谈论国事。

一九五六年初，毛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到处骂我们，党内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



毛泽东没有提的，对他也许是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弹技术。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就曾用拖着朝鲜战争不停战的办法，想要苏联人给他核技术。但苏联人不点头，毛只好停战。一九五四年七月，毛作出一副要打台湾的样子，利用苏联担心被拖下水，来实现他的目标。台湾与朝鲜不一样，打不打由他说了算。周恩来被派赴莫斯科告诉苏共领导人，毛决心要“解放台湾”。

九月三日，中共军队向国民党占领的金门岛开炮，引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炮打金门不久，苏联头号人物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共建国五周年庆典，还带来好些苏共领导人，这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思议的。赫鲁晓夫想消除两国间的芥蒂，主动提出取消斯大林同毛签订的条约中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附件。他还答应除现有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外，再卖给中国十五个大型企业，同时给中国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新贷款。

毛就势提出要赫鲁晓夫帮他造原子弹，说是为了抵御美国人。赫鲁晓夫问他美国为什么要朝中国扔原子弹，毛说因为“台湾危机”。赫鲁晓夫没有劝毛不要因台湾问题而引发核大战，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因是；我们认为统一中国领土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赫鲁晓夫只劝毛不要造原子弹，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

毛摆出一副样子，好像赫鲁晓夫的话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赫鲁晓夫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还是答应考虑帮中国建设一个核反应堆。

赫鲁晓夫走了以后，毛加紧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轰炸，导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毛继续攻占沿海的一系列岛屿，扯开架式准备进攻金门、马祖，给人他不惜一切要打台湾的印象。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艾森豪威尔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什么不能像用子弹或者别的什么弹一样使用原子弹。

赫鲁晓夫不想卷入跟美国的核武对抗，将来也不想卷进去。他答应向毛提供核技术。毛的目的达到了，台海危机结束了。

这原子弹毛也有了原料。这时苏联专家刚在广西省发现了铀矿。毛兴奋已极，把它称作“福音”，马上召来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刘杰回忆道：“寒喧以后，主席让我汇报铀矿石的情况。我把铀矿石放在桌上，又用计数器对着铀矿石作表演，当计数器在铀矿石上面晃动便发出‘嘎、嘎、嘎……’的声音时，毛主席感到非常好奇，他天真地笑了，并自己拿起计数器，也学我的样子在铀矿石上晃了晃，于是又听到了‘嘎嘎’声。总理也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 “临走时，毛主席、周总理把我们送到门口。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说：‘刘杰啊……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啦！’ ”

事后开庆祝宴会，毛举杯祝酒：“为了我们能尽早有自己的原子弹，干杯！”

四月，苏联正式签约帮助中国搞两个发展原子弹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此起步。一组组中国科学家立即赴苏受训。十二月，在苏联科学家协助下，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十二年发展核工业的大纲订出。毛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他对秘书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要实现核工业的十二年计划，毛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十二年计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一九六七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根据十二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

这个指标完全不切实际，遭到几乎整个政治局的反对。出声最高的是负责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为他撑腰的是刘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纲要》征粮，已经在饿饭的千百万农民就得饿死。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被称为“反冒进”。

毛要的是所有项目一齐上马。毛对经济是外行。薄一波说，毛那时要听管经济的部委汇报，但听得非常吃力：“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累的原因是：“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毛紧皱眉头，抬起头来说，这是使他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周恩来某次检讨说，他给毛的报告是材料数字一大堆，没有故事性。

数字跟毛无缘。南斯拉夫第二号人物卡德尔（Edvard Kardelj）跟毛打交道后说：“数字对他是不必抠死的。比方说，他说：‘要两百年的时间，或者四十年。’ ”苏联在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Ivan Arkhipov）对我们叹着气说，毛对经济“完全不通，一窍不通”。

毛对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的同事们跟他顶撞，原因是毛的要求太过分，后果太严重。这时莫斯科发生的一件大事，也使他们的胆子格外壮。这年二月二十四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反斯大林，谴责斯大林的肃反杀人、独断专行，还有斯大林的工业化措施。中共领导人现在纷纷就这些问题批评斯大林。刘少奇说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 “肃反扩大化”，还有“农业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张闻天说：“苏联内政主要错误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些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打在毛泽东身上。毛反守为攻，规定对斯大林必须“三七开”，“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错的三分不是别的，仅是斯大林怎样虐待了毛：“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但毛不能公开跟赫鲁晓夫翻脸。赫鲁晓夫代表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毛离不开赫鲁晓夫，他的军工项目、原子弹，都得从赫鲁晓夫那里来。赫鲁晓夫出其不意地大反斯大林，也让毛对他刮目相看。毛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多次若有所思地讲：“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这确实需要点勇气。”毛拿不准赫鲁晓夫，他得小心从事。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当他的同事们赞同赫鲁晓夫而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没有一榔头打过去。他忍下了。无从发泄的怒火使他拂袖而去，离开北京到了外省。中国各省的“第一书记”，都是毛特别挑选的。

毛这次离开北京的方式不同以往。他在深夜亲自给空军司令刘亚楼打电话，要他准备飞机。毛一向认为飞机危险而不愿意坐，上次还是在一九四五年，他不得不飞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毛这次要坐飞机了，可见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北京。

毛第一次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习惯，机舱里放了张木板床。登机前一刻，机组人员才得知乘坐飞机的是毛。这是五月三日早上，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毛跟机组握手，接着站着不动，良久不作声。刘亚楼提醒他上了飞机后，他坐下再度陷入沉思，手里夹着的香烟烟灰结得老长也未弹去。突然他像醒过来似的命令起飞。

首站是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候机大厅里立了座毛的立体塑像，这大概在全中国尚属第一。当时赫鲁晓夫刚谴责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毛对塑像表示不满意，叫王任重“一定要搬掉，不然唯你是问。”王翻来覆主地想，搬好还是不搬好，最后决定不搬，塑像就留了下来。

毛从武汉飞往广州，接他的是另一个对他五体投地的省委书记陶铸。江青也在那里。毛的别墅是美丽的大庄园“小岛”，靠在珠江边上。因为毛来了，江上交通运输都停了下来，附近江面也封锁起来。毛的随从奉命不许见客，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更不必说出门走一走了。天气又闷又热，毛的房间里放了五桶冰块也无济于事。花园里的热带花草茂盛，蚊子到处乱飞，从香港买来灭蚊的DDT杀虫剂，但漏网分子众多。毛怪工作人员灭蚊不力，发了脾气。

真正使毛心情烦躁的是北京。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地不听话，还在那里砍军工项目。五月底，毛离开广州飞回武汉。他要用游长江的方式，给刘、周们发出一个严厉而又意味深长的警告：他身强力壮，有体魄、有决心斗到底。

长江宽阔流急，游泳似乎有风险。但就像毛的警卫所说，毛游泳“是有限度的，没有把握和冒风险的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他想游三峡，警卫告诉他那里的水情险恶，他就没有游。在武汉，王任重带领几十个人先试游，找暗流，探漩涡。当毛游泳时，若干训练有素的警卫按照规定的位置，把毛围起来，使他万无一失。旁边还有三条船，以便他略感不适或有任何不测时，可以随时上船。

毛连游了三天。风大，浪也高，但是毛怡然自得，写了首词，称自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最后那天下着小雨，长江两岸组织了几万人从远处观看毛游泳，“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在北京，六月四日，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更多的项目下马。毛在这天下午回到北京，他的“回銮”并未影响同事们的决心。

十二日，刘少奇把他安排写的“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送给毛看。社论批评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社论还说：急躁情绪“首先存在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毛后来说，社论“尖锐地针对我”。他在稿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就退给了刘少奇。尽管毛明显恼怒，社论照样在二十日登出。

这时的毛心里很不踏实，甚至比跟斯大林较劲时还不踏实。毛了解斯大林，但赫鲁晓夫是个未知数。赫鲁晓夫摒弃了斯大林主义，天晓得这个莽汉下一步会干什么。特别是赫鲁晓夫刚把匈牙利的斯大林信徒拉科西弄下了台。金日成的同事们，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所鼓舞，也差点儿把看去地位牢不可破的“伟大领袖”在八月党的全会上选下台。

毛泽东本人面临他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八大”。大会即将在九月召开，改期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新精神是按章程办事，大会宣传也已作出。毛担心他要是跟政治局闹翻了，逼急了他们也许会在党代会上对他来这么一手，比方说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职位，或者是把他的政纲的灾难性后果在大会上公开，这样一来把他选掉也未可知。共产党的党代会当然都是精心操纵的，但问题是谁来操纵，毛平时都是靠政治局，现在政治局跟他处在“交战”状态。莫斯科派来参加“八大”的代表又是米高扬，正是此人在几个星期前具体策画把拉科西拉下马。

为了使“八大”不会危及自己，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提醒同事们不要想入非非。九月十日，“八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彷佛推心置腹似的说：“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我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接着他长篇大论地讲起从前他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毛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 “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还说： “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毛的坦诚并非心血来潮作检讨，他是在强调：再犯错误，造成再大的灾难，我毛泽东也垮不了，谁也奈何不了我。

毛的主要步骤还是表现得通情达理，愿意让步。他同意在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他用别的办法来补偿。党章报告中把他称为英明领袖，“从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个人崇拜的潮流被他导向对他有利的方向。“朱总司令万岁！”这类口号一律不准喊了，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一律去掉，只留他一个人的肖像。毛对外国人说起时，好像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毛在别的方面也给人印象他在妥协。“八大”推崇法制，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说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毛泽东统治的法宝“搞运动”被批评为：“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不过，“八大”一完，法制也就完了。

毛最大的让步是同意他的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化走得慢一点。在政治报告上，毛删去他喜欢的口号：“又多、又快”；允许把他“十五年”内实现工业化的提法改成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忍耐了对他的批评，如暗示他犯了“ ‘左’倾的错误”，“冒险主义的错误”，“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 “造成浪费”。

由于毛的退让，军工项目减少，一九五六年人民吃粮水准是毛二十七年统治下最高的：四百一十斤。一九五七年，经毛点头，军工投资继续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一年工夫，他将卷土重来。


4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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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1年 64～67岁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共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

毛政权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目标跟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毫无关系。六月二十八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进，就是要称霸世界。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覆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后来官方说，这些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人民日报》何时成了人民的声音？它从来就是毛的喉舌。

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

◆ “卫星田”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泽东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 “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

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强迫命令”在中共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

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覆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毛泽东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修改”。

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进了“屎湖尿海”。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

◆ 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

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

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

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

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赫鲁晓夫挖苦地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茶炊”，成了废物。毛后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

投产的设备像人一样没日没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断，几个月内最少有三万多工人死于严重工伤。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毛号召人们唾弃他们的知识，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重金聘来的苏联专家告诫中方要照章办事，但毛鼓励干部 “破除迷信”，不要当“贾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Aleksandr Zasyadko）访华回去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糟蹋了。”就连那位非常亲华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说话也没用。他对我们说：“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拼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

大跃进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里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

饿着肚子不得休息地干活导致恶性传染病蔓延。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邯郸地区，伤寒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毛指示：“把各种疫病大大消灭”，他要的是确保“出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于管理”。第一个公社，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 “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指挥调动”。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

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

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

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于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掹，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三年后，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



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

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于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十年》里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得生了病”。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三小队支书指使亲信“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取笑的对孩子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



大跃进时，毛想把“人民公社”引进城市。但相对复杂的城市不容易变成农村那样的劳动营，这个尝试最终不了了之。毛对城市的方针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城市在他眼里应该是纯工业生产基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看着那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说：“生活的图景彷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城里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 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 “〔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 “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