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中国文化心理与政治变革

魏蹈拭

探讨中国文化心理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文化心理。民族文化渗入并影响人的心灵层面，使人产生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心理，这种由某种文化特质或精髓溶入内心构建的心理特征，就是文化心理。文化心理决定和反映民族性格，是主流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要了解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最好进行跨文化心理比较分析，而中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互相对立容易比较，因此，进行中西方文化心理对比分析是揭示中国文化心理的有效途径。
西方基督教文化是神本位的，这种文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地上的神物，他有一个灵魂，因此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主体，良知主体，权利主体。灵魂只对上帝负责，而上帝却是一个超越的符号，能够将每一个人从世俗中提升上去。个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选择和践行适合自己的（通过接近上帝而）得救之道。这就导致人的分途发展和欣赏个性的局面，而西方文化是强调人的个性和完整性（包括独立人格）的。
中国文化是非宗教文化，缺乏灵魂观念。虽然《楚辞》的“招魂”与“大招”论及魂魄，但后来魂魄观念并没有发展，只残存在《聊斋》一类孤魂野鬼传说中。印度佛教传入虽带来“来世”“投胎”以及灵魂不朽观念，但经过中国文化的过滤都变成生命中肉身的轮回以及因果报应观念。所以中国文化缺乏作为绝对精神的灵魂观念。中国文化也没有上帝的观念，殷代虽有拟人化的“帝”观念，后来却转化成内在于世界的“天”。但这种“天”并非超越符号，所谓“天人合一”实际上是把“天道”拉下来符合“人道”，而“天理”实际上是“人理”（即纲纪伦常），所以都不能带来人的超越。
从希腊罗马开始，西方人就有一种天赋个人权利的文化传统，而后来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的兴起又强化了人们这样的认识：即个人有一块无论如何都属于自己的，任何国家权力和世俗关系都不能吞没的“领地”，个人在自己的“领地”可以自由反思，独立地与神，社会，自然奥秘打交道，驾驭世俗关系，不必言行从众。例如新教文化就提倡个人得救，强调个人对自己的理性组织和管理，以便去面对挑战，超越世俗，求得自我展开和完成。而基督教“原罪”心态和由此产生的灵魂忏悔和反省也强化了这一点。因此西方人的人格（包括情感行为在内的广义性格）是自我精心组织和塑造的，构成西方人格的各种成分是有序紧密地组织在一起的。这种结构组织严密无懈可击的人格不妨叫做金字塔型人格。
中国文化没有个体灵魂的设计，中国人没有灵魂作为个体精神和人格的组织原理。中国文化即没有超越又没有拯救，甚至连个性原则都没有，一切都是在世俗中实现，缺乏不断超越自我固有状态的意向。中国人特别看重面子，正是个性和独立人格不受重视以及缺乏超越性造成的。一个人有无面子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因此中国人倾向于用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共标准衡量人，并通过不断与别人比较建立自我价值。所以追逐和适应流俗成为中国人通病，往往连个人情感都被纳入公认的社会渠道，为此甚至昧着良心胡作非为！中国人的心灵似乎特别脆弱，很容易被外来意志（世俗关系或人情）所渗透和颠覆，从而做出缺德违规之举。可见中国人不能驾驭和超越世俗，反而被流俗所引领驾驭和控制。因此中国人格不是自我组织的，而是社会环境或群体塑造的，构成中国人格的各种成分是外力强加的，是随意和松散地拼凑在一起的，由此构成的内部结构松散无序的人格可以叫做板块拼凑型人格。
板块拼凑型人格是中国文化及其心理的“深层结构”和重要特色，它具有以下特点：（1）他律性：板块结构型人格是由几个人格“板块”胡乱拼接在一起组成的，因此是不完整不稳定和缺乏内在自觉性与自律性的。中国人格构成中具有“治”和“乱”两个极端，就是这种他律性的表现。中国人在外界强力约束下，或处于对其有约束力的人面前，往往呈现“治”的一面，表现得很驯服，搞得没有个人伸张。而外界约束力一旦撤除或崩溃，就会表现出毫无纪律的“乱”的一面。这次上海世博会开张以来出现的种种乱象，除了跟管理工作不到位有关，还跟中国观众普遍存在的性格中“乱”的一面有密切关系。而当今社会混乱不堪很大程度上正是需要外来意志制约的他律性人格崩溃造成的。有些台湾人在当地循规蹈矩，一来大陆从事经商等活动，就包二奶。欺压大陆劳工，甚至利用电信网络搞金融诈骗，伪造人民币等。原因就在于台湾法制比较健全，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无孔不入，这些台湾人处于外界有效约束的被“治”状态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而大陆法制不全舆论监督乏力，这些台湾人一来就感觉到外界合理约束形同虚设，所以性格中“乱”的一面立马呈现出来，于是就肆意妄为。而西方金字塔型人格是比较牢固稳定的，同时也具备内在的自觉性自律性，所以西方人在华胡作非为比较少见。
（2）可塑性：板块拼凑型人格与地球板块结构很相似，都是容易发生变化的不稳定结构。地球的不稳定表现为由于板块之间滑动碰撞而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以及由此带来沧海桑田的天翻地覆变化。而板块结构型人格的不稳定除了表现为他律性以外，还表现为能够导致整体人格特征发生根本改变的巨大可塑性。中日韩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人性格很相似。如日本人可塑性就很强，他们跟中国人一样也非常看重面子和荣誉。但面子的具体内容却变动不居，二战时日本人以侵略邻国屠杀东亚人民和充当军国主义炮灰为荣，如今日本人以立足本职奉献集体（集团或公司）以及待人温和礼貌为荣，因此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国家形象世界排名第一！跟日本人一样，中国人亦迎合世俗注重和寻求实现社会公认的变化莫测的面子观，性格弹性相当大。五十年代，投身集体，无私奉献，助人为乐，遵纪守法，不染恶习都被视为很有面子，社会上学英雄做英雄蔚然成风。如今河蟹社会，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勤“捞”致富甚至贪污受贿以及包二奶，吃喝嫖赌，荒淫无度偷情外遇等被视为很有面子，社会上拜金主义，笑贫不笑娼，贪赃枉法盛行！五十年代人们理想主义奉献精神以及整个社会风气良好，路不拾遗与当今不少人贪得无厌，损人利己，假公济私以及社会道德全面堕落，偷盗抢劫杀人越货层出不穷，实在是同一个文化或心理“深层结构”的产物！虽然中国人可塑性造成当时和现在的中国人格和社会整体特征发生根本变化，但中国文化或心理的“深层结构”，也就是板块拼凑型人格的基本框架丝毫没变。
（3）体制决定人格：中国人可塑性或伸缩性很大，但可塑性如何调动起来，它向什么方向发展，最终使人形成什么样的性格品质，这些跟很多因素有关，但在社会变革时期主要由社会的政治或经济体制所决定的。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板块拼凑型人格整体特征。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安贫乐道，大肆批判发家致富，改革初期还在批判重义轻利，然而一旦经济体制转型，人们立马嗜钱如命，为钱不择手段，可见体制改变性格的力量有多大！如今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完成。但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提上议事日程，还在坚持权力不受监督的一党专制。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常识。而中国官员跟普通中国人一样缺乏自觉性自律性，需要健全的法制和正常的社会舆论等外部制约才能遏制性格中“乱”的一面，避免其可塑性向邪恶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文化心理“深层结构”方面的常识。如今官方把以上两种常识都违背了，使本来需要承受比西方官员更多更强的监督制约的中国官员处于外部监督失控状态，他们人性中最丑陋最邪恶的一面必然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结果造成现在官场腐败四处蔓延和不断升级，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官黑勾结，警匪联手，强拆硬抢，鱼肉人民等层出不穷，并且向社会各个角落扩散。官员胡作非为的示范作用和操纵司法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偷盗抢劫谋财害命，坑蒙拐骗，互相投毒，卖淫嫖娼等不断盛行。由于非宗教背景的中国人缺乏原罪心态和灵魂忏悔，不能依靠深刻的精神反省自我纠正缺德和罪恶，因此人性邪恶官场黑暗和社会丑陋只会不可逆转和毫无底线的愈演愈烈！可见，权力不受监督的专制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前景是人人都变成魔鬼，而整个社会都将沦为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
如果把中国人比着伸缩性很强的弹簧，那西方人就是铁板一块，刚性很大。如满清晚期政府各部门高度腐败，唯独洋人管辖的海关部门不受无处不在的腐败气息影响做到廉洁不贪。移民美国的华人陈燕妮曾说美国白人诚实得令人可怕，有的嫁到美国的中国女子因为美国老公的诚信感到惊喜！然而人格独立完整，自觉性自律性比较强的西方人老早就强调监督权力，率先实施民主。人格不完整不稳定，缺乏自律性容易变坏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拒绝监督权力，实行民主？中共建政60年以来，中国人经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包括改革以后的反自由化，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道德灌输，不断地被洗脑，就象泥巴一样经常被捏来捏去，“捏造”成各种不同形状。五，六十年代被“捏成”无私奉公助人为乐的雷锋形象，文革中被“捏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好勇斗狠的造反派。如今实行的权贵资本主义又把中国人成功地“捏造”成扭曲变态的经济动物。这一切都造成当代中国人他律性可塑性越来越大。这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其坏的一面表现为：如果不实行政治改革和实现民主，中国人就会迅速魔鬼化，中国官场和社会就会迅速地狱化！好的一面表现为：如果立马实行民主政治，可塑性很强的中国人就能很快适应新型政治体制，迅速被民主政治所规范和塑造，中国官场和社会道德沦丧的状况也能较快得到根本改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就会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中国人也会变得遵纪守法和富有爱心，整个社会都会秉持公平正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稳定！通过中西方文化心理，尤其中国板块拼凑式人格的分析可以看出：不是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是现行的权贵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如今只有自由民主才能救中国，而且应该早救马上救，迟了可能就没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