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是为了不杀人啊！

zhuantie

[SIZE="4"]历史剧的蒙昧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繁荣历史剧已经蔚为大观，这些年来拍出的历史剧可能有上千部之多，从三皇五帝，一直拍到满清的长辫子旗袍，从皇帝、国王、将军、大臣、商人、画家、诗人、作家一直拍到汉奸、叛徒、流氓、无赖、帮闲、赌棍、妓女等等，无所不包。在这些历史剧中，诸如国家至上、民族复兴、强国盛世、改革除弊、反腐倡廉、以民为本、重农兴农等关乎国运民生的主流政治观念都得到反复表现，构成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全方位隐喻。

　　历史剧最常受到诟病的就是史实方面的硬伤：《康熙王朝》里孝庄文太后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死后的谥号：“我孝庄”；《大明王朝》里严世藩事实上从来没有入过阁，裕王那时候谨小慎微，从来不敢干预国政，这里竟然成了一个政治派别的领袖。《新编花木兰》中，房间里居然挂着李白的诗《赠汪伦》，导演提前100 多年把李白的诗挂到了隋朝人的房间里。妲己穿着带拉锁的连衣裙，卓文君的房间里挂着尼龙纱──给人的感觉，似乎拉锁和尼龙纱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大名著都是娱乐历史的名著，《水浒》和《三国演义》都是把历史演绎成了小说，不能算作信史；《红楼梦》仅仅是对时代背景的影射；而《西游记》虽然是神怪小说，但也嫁接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背景，并且玄奘本人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即便如此，这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崇高地位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历史有意无意的娱乐化态度，有专业知识的人或许难以忍受，但对普罗大众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让人担忧的是，现在的历史剧似乎正在走向另一条道路──为我所用，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可以随意改变、隐瞒历史，生拉硬拽一些故事来解说、篡改的态度，胡编乱造，黑白颠倒，美丑不分，随意演绎，几乎成了中国历史剧的一道风景。如此的历史观能造成什么样的民众心态，当然大家都是很明白的了。

　　《雍正王朝》把历史上一个残暴的皇帝写成民众的大救星，一个古代的暴君对读书人采取的灭绝性行动却得到当代编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他们看来是支持那种“读书人是天下祸害根源”的说法的。《汉武大帝》一开场，就是司马迁在刘彻面前诚惶诚恐，高呼：“万岁圣明！明见万里！臣就是只小蚊子，鼠目寸光……”历史上有没有这一场见面已不可考了。碰巧的是，上世纪80年代，也拍过一部《汉武帝》的正剧，里面也用了这场见面作开场戏。可里面是刘彻对司马迁说：“你，是天下唯一一个不曾从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是一个社会的权威向一个社会的良心表达敬意，到了新世纪，却让一个社会的良心匍匐在一个社会的权威面前叩头如捣蒜呢？

　　所以，问题不在于历史剧表现了传统政治，而是对传统政治不加掩饰的好感；不是表现了帝王权力，而是强化了大众对帝王权力的信任；不是表现了专制者的人性，而是以人性为幌子将罪恶一笔勾消；不是歌颂了清官，而是用个人道德遮蔽了体制的痼疾；不是批判了贪官，而是将惩处贪官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和贤臣；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为“瞒和骗”：“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就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此一齐消失。

　　于是，在《汉武大帝》的末集，英雄一世的汉武帝已经年老昏聩，但还能喊出诸如“朕毕生所求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种主旋律式的口号。《武》剧片头插曲更是肉麻地吹捧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把封建皇帝说得像革命先烈一样先进。《康熙王朝》的主题歌词是“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企望皇帝万寿无疆，《雍正王朝》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把历史上一个残暴的皇帝写成民众的大救星。难怪有儿童看了歌颂好皇帝的某些清宫戏后就困惑不解地问爸爸：清朝皇帝那么好，干吗孙中山还要闹革命，把它推翻掉？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断言：所有“好皇帝电视剧”，都不该成为一个走向现代化之国的“主旋律”——《贞观长歌》算不算“主旋律”？ 一个好皇帝的“积极向上”与“价值取向”在哪里？

　　除了勤政爱民，那些“大帝”们的另一伟大之处就是文治武功：雍正让国库扭亏为盈，有了几千万的存银；康熙收复了台湾；汉武帝抗击了匈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有了GDP的增长，有了统一的实现，其他一切就都不重要了，暴君即便杀人如麻，那也是不得已：杀人，是为了不杀人啊！然而，史有明鉴，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2%，远远高于英帝国；1895年甲午战争时，中国GDP也要比日本多得多；20世纪以色列打赢了4次中东战争，但其GDP与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差也很悬殊。丹麦在14世纪末是一个横跨今天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的大帝国，到今天萎缩成为仅拥有日德兰半岛周边一隅之地的小国；但另一方面，丹麦人从烧杀抢掠的海盗成为世界上文化素质最高和福利最好的人群之一，几百年来，丹麦所失去的，是统治者的野心、欲望与虚荣，而得到的则是大多数国民的幸福和民主。那么，应该怎样评价丹麦的历史？从主旋律的角度，那毫无疑问是充满了屈辱和失败的历史，不堪回首。

　　与对皇帝的称颂相辅相成的，是对清官的呼唤：包公、海瑞、于成龙，不一而足。这样的忠臣贤士，为民做主，不计个人安危，对奸臣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因为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大获全胜。更奇怪的是，银幕上的这些清官从不曾有过绯闻，也好像没有什么儿女情长。几年不回家、大义灭亲成了清官的必备情操，不如此仿佛不能烘托出清官的伟大，所以包公亲手杀了自己的侄子，海瑞为了照顾母亲的起居结婚后居然一直睡在母亲房中，一妻一妾均死因可疑。这大概是清官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标准太高了，一般人可望而不及，成本太大，不但有自己的性命安危，家人往往必须放弃自己的幸福甚至一起陪葬，如此才能成就一个人的几世清名。

　　无可否认，这些人身上凝聚着传统士大夫的不少优秀品格：清廉、正直、机智、侠义，但最终也跳不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体认。这一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个人道德之长并不能弥补制度缺失之短。于是，罗宾汉会为爱人编织花环，华莱士会因为妻子的死奋起追求苏格兰的独立，但永远不要期待他们会和王权握手言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英雄对亲人总是冷酷无情，要求他们无条件地牺牲，在皇帝面前却永远磕头如捣蒜，这大概是另一种中国特色吧。[/SIZE]

在水一方

不是中国人都如此, 不是中国特色, 是党国特色,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