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谢立斌

首先让我给大家阐释一下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

一、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取私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大量的社会的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
也有学者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不确切。第一是“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很模糊，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二十世纪之初“资本主义”才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但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所以，我不愿意用“资本主义”这个词；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权贵”与“权力”两个概念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用“权力市场经济”比较贴切。

二、权力市场经济下的权力体系

权力市场经济的权力体系基本是改革以前的权力体系。它包括：名为共和的政治体制、党领导一切政治结构、舆论的国家控制等等。不过，改革开放使得这个权力体系有了些进步。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有：
（一）名为共和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专制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新中国借鉴苏联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制度。“金字塔”顶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最后决定权。尽管这有些帝王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是荒蛮之地。现代极权制度，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党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讨论过了的。
（二）党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车间、村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级的党委书记是要服从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邓小平语）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免要经中国共产党统战部批准，在经济上，民主党派是靠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具有社会团体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中国共产党也是利益集团。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得处理好这个集团的种种利益关系。
（三）党指挥枪：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毛泽东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对中国历代的监军制进行了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1，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
2，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3，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4，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
5，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
6，“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相互制衡。
7，司、政、后分立。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8，强干弱枝。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掌握了中国。其他人都没有军权。
（四）思想控制: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全国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
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政府官员。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党委宣传部门决定。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
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牢牢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消灭，有的沉默，有的失真。胡绳80自寿铭写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这“惑而不解”的30年，就胡绳的年龄而言，大致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这些革命老人中间失真，其原因就在这30年的历史当中。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政治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进步的。主要表现在：
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２，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
３，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４，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
５，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
６，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
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当然，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很大距离。
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使权力体系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在其基本方面还是原来的状态，民主制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某些方面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所倒退。1980年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在各种研讨会的讲坛上发表政治改革的意见，1990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险的词语，提起政治改革人们就谈虎色变；1980年代的差额选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1990年代末一律改为等额选举；1990年代初各省人大对省委提名的干部有时还能说“不”（当时有几个省省委提名的省长没有选上），1990年代中期以后，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实际是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
到新世纪，高层人士的讲话中甚至公开否定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是在“总纲”中作为实现一些目标的条件状语。从逻辑上讲，“最高权力机构”要服从一个党派的领导是一个悖论。在中国这种政治条件下，多年来对这一悖论只能采取“明智的模糊”态度。

三、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
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造成这种不公平交易制度的原因，乃是权力场的存在。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财富、声望都是社会能量。而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权力中心能量最强，从中心向外延伸，能量呈梯度递减。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权力场类似同心园，同心园是平面图，如果将平面图画成三维图，就是一个权力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能量梯级上。
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进入“权力场”的高端。
（一）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残余
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铁路、电信、电力、能源、金融、保险和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还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形成呆、坏账，私营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市场化数据：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估计可达到45％，“十五”预计达到65％；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为45％，十五预计为60％；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达60％，“十五”末达75％；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可达65％，“十五”末可达75％；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大致在45％－50％。由此可以估计，“九五”末达到 55％，“十五”末可达到65％－70％。
（二）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审批和寻租
有人说，与其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审批经济。很多经济活动需要官员审批。而审批又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寻租（Rent Seeking）理论。什么是“租金”？早期是专指地租。到了近代，租金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租金是指某种生产要素需求提高，而供给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增加所产生的差价。现代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但是，这种供给弹性不是某种生产要素自然性质或产权关系所产生的而，而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从业人员的人数限制等）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了差价收入。简单说来，寻租就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接近权力的人很够得到或占有租金的特权。
由于行政权力可以创造寻租条件，于是就有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用权力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可能性。为了寻求租金，寻租者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到利益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样由寻租到设租，就产生了一个贪污腐败蔓延、因果相关的恶性循环。
（三）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垄断
在政企分开以前，垄断主体是政府，在政企分开以后，垄断主体是国有大型企业，他们代替原有的政府工业部门进行垄断。它们获得优质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烟草、煤炭．航空、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民营企业不能进入这些行业，进入了也要退出。它们利用廉价的资源、资金和政府优惠政策，取得垄断利润，可以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员工工资。他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高利润领域。而对非国有经济却是排斥、控制和吞并。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是政府的局长，明天可能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而这些可以互换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以，今日的国有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贵阶层的俱乐部。
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　
（四）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大型私有企业的权力脐带
目前成功的大型私有企业，其中的确有一部分不是靠权力起家的。他们凭奋斗和机遇取得了成功。但这样成功的企业也不能远离权力，他们也千方百计地靠近权力。或者和高官交朋友，或者自己进入人大、政协。中国的私有企业如果没有权力脐带，小的做不大，大的做不长。还有一批成功的大型私有企业主，他们是靠权力发财的。因为他们本身处在或接近权力中心。他们有的原来就是国家官员和国企的高层管理摇身一变而成的。有的是高干子弟。高干子弟过去大多都被跨国金融企业罗致，以高职厚薪换取他们在中国的人脉关系，从而绕过中国复杂而繁琐的官僚体制，寻求到巨额的租金。最近几年情况已出现变化，不少任职外资公司的高干子弟，纷纷自立门户，凭著家庭背景而自创私募基金，过去的雇主今天反而成为基金的投资者，让自己赚取更大的利益。他们的家产以数十亿计。
（五）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杀鸡取卵”的增长方式
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力价格低、资源价格低和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没有真正的工会，强有力的行政控制才能实现这三个条件。正是靠这三个方面造出了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廉的商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这三方面都不可持续。
低劳动力价格不可持续。政治上低人权；经济上制约内需；社会上影响就业（ＧＤＰ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
环境和资源低价格不可持续。 两年前，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空气最污浊的二十个城市，中国占十六个；中国河流的污染已到了可怕的程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江河湖泊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中国九大湖泊有七个严重污染。
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不可持续。 2009年，虽然国际环境不好，但中国的出口总额还是实现了12016.7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大量出口商品减少进口国的就业机会，所以美国反对中国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是劳工组织。大量地吸收世界资源：矿石、原油，抬高了市场价格，使国外一些人感到不安。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四、权力市场经济是怎样形成的？

1993年初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一版头条）。
我在这篇评论中写道：
不久前召开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然而，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去踢球，球场会乱成一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可惜我的忧虑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不少公共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
（一）“苏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是“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现代版。中国的“西化”之争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西方政治制度思想分裂为英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斯拉夫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苏联的社会制度。中国的“西化”问题也随之分为“美式西化”和“苏式西化”。中国选择了“苏式西化”，而且真正是 “全盘西化” 。在改革过程中反对“西化”实际是坚持“苏式西化”。这时的“中学为用，西学为体”实质是“苏学为体，西学为用”。
邓小平南巡使左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企图破产，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更加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自由化，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使得“苏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制度化。这个制度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法律化。
权力市场经济的结构模式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二）维护党的领导高于一切
“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出现，与两个重大政治事件有关。一是北京政治风波，二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两个重大事件使中国共产党高层担心丧失领导权。他们把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放到了高于一切的重要地位。
“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 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实际是“两个原则，一个道理”：一个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另一个原则是“稳定高于一切”，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稳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一个道理是“发展是硬道理”，即通过市场经济手段促进经济发展，从而获得执政合法性。
从这个角度看，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就是维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制度。
（三）权力商品化、资本化
公权虽是公共的，但不是每个人去支配，而是由代表人们利益的公仆代行职权。一旦人民无法控制这些代表，一旦管理监督系统对公仆失察，就存在着用公权谋私的可能性。权力商品化的三个条件：其一，握有某种公权的公仆，事实上可以支配自己手上那部分权力；其二，权力会招致利益；其三，权力的供方与需方都有交换的意愿，也有交换的条件、场所。这三条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三个充足条件。由于对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具备；由于有租金存在，寻租对双方都有利，第二个条件具备。这样，权力就很自然地实现了商品化。
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发生第二个转化：权力商品转化为权力资本。Ｇ－Ｗ－Ｇ′ （货币－商品－货币1 ），这里的商品就是权力。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总公式：一定量的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带回了大于原来量的货币，货币增值的原因是是劳动力的买和卖。正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具有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使其由Ｇ变为Ｇ′。权力商品向权力资本的转化中，也必然要有一种价值源泉，以保证钱源源不断地流出。这种价值源泉就是权力本身。权力使货币增值。权力商品化官员卖权是为了取得货币，是为了买消费品，是一次性腐败；权力资本化，下级官员买权是为了卖权，从而进行更大的利益扩张，是腐败链条的延伸和扩大。这种延伸和扩大是无限的。
（四）权力市场经济的骄子：“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就是依靠公共权力发财的商人。如胡雪岩。当代红顶商人的经营规模和聚敛的财富远远超了胡雪岩。 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 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
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１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格时得到的财富。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最近两年，处于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掌握种种私募基金。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也是 “红顶商人”一次聚敛财富的良机。“管理层收购”实际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卖自买，是明目张胆地瓜分国有资产。
“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更高明。

五、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危机

（一）社会不公正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二）贫富差距
中国的基尼系数世行的数据为0．45，实际已经在0．5左右。据王小鲁博士《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
如果把家庭收入高低分为五个组别，2005年，城镇最高10％的家庭组和最低收入10％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是31倍；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组和最低收入10％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在55倍左右。（这还不包括顶级富豪，顶级富豪是不接受调查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百万元财产，就被人称为“百万富翁”。到了新世纪，超过100万美元财产才能进入富翁的行列。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比上一年增长了12％，达23．6万人，这些人的总财富为 9690万美元，每人平均资产410万美元。2009年，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和凯捷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百万富翁人数已经超过英国位居全球第四。前三名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富豪（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人数为36.4万人，总财富1.7万亿美元，每人平均467 万美元。
2009年中国政府将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将合二为一，贫困线定为年收入1067中元，约为150美元，平均每天0．41美元。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贫困人口有5799万人。按照联合国的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1美元（这个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国，包括非洲国家）计算，2006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
（三）公权腐败
第一，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
第二，群体腐败。群体腐败有两种情况，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形成巨型犯罪集团。第二种情况是，执掌公权的不同部门，相互勾结，相互串通，一个犯罪案件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地区，成大型犯罪网络。
第三，腐败现象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人事领域卖官鬻爵几乎成了常态。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
第四，腐败已进入政策制定和改革过程之中。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改革成果这块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利用这种强势左右着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第五，腐败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信用缺失。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每个年度都要发布国际腐败洞察指数。1998年中国大陆得分3.5分，在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比 1997 年排名倒退了11位。1999年在被调查的9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得3．4分，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2005年在159个受调查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7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2009年中国大陆得分3.6，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79位。
（四）阶层固化
社会流动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上升的希望，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社会固化，使底层没有希望，社会矛盾就会尖锐。
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其中，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大于先致性因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
《南方周末》2009年３月１９日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６个字：“为什么这么难。”
《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16日报道，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2010年3月22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某在校本部主楼高坠身亡。遗书：“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 。
（五）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自上世纪90所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 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宗。 2008年超过10万起。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
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当企业发生集体劳动争议导致群体事件时，有61％的职工表示有参加的可能。”职工的主体意识在增强，采取集体行动维护权益的可能性增大。
参加群体事件的人相当多的人是与发生事件的原因无关的，他们只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意而参与的，是为了泄愤。政府公信度下降，群众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情况，从而造成对抗。民众对官方的不信任感不仅表现为近年来逐年增长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也表现为所谓“被时代”这一新词语上。民众用“被自杀”来表示对一些被官方定性为自杀但疑点重重的死亡案件的质疑，用“被就业”来表示对官方公布的就业率的质疑，用“被平均”来表示对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水平的质疑，用 “被代表”来表示对种种听证会的代表身份的质疑。“被”的广泛流行和使用，使它成为媒体眼中的“2009年度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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