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党:民主政治会促进中国大一统

白显云

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里，中华帝国形成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成了中国特色。其间虽然分分合合，但分久必合，已经成为规律。造成分裂的，是军阀割据者争权夺利的结果，但都有意无意地以各种方式视已为正统，扩大势力范围，争取全国统治，为分久必合奠定了基础。2000年来，争取大一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内涵。

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造成了一些人认为搞民主化会使国家解体，形成了一种恐惧。实际上具有这种恐惧的人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内涵而成了这样的想法。不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唐宋元明清，都有一种大统一的趋势贯穿着中国历史。有人认为中国要走苏联、南斯拉夫国家分裂的老路，这种但心是多余的。有些外国人妄想借中国民主化进程，分裂中国，他们的妄想必定要破灭。

宪政民主顾名思义，是宪法框架下的民主。不论在任何时候，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宪法必有之义，如果那一位政治家要碰这一红线，必然会遭受失败，为什么？因为中国具有与其它国家不同的对国家主权要求的独特文化和独特经历。民主政治不但不会使国家解体，而且会促进（特别是两岸）统一。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各国列强入侵，迫使割地、赔款、百姓成为二等公民；国家长期饱受战乱，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与其它国家相比，这些屈辱的历史是独特的，因而人民对国家主权的要求也是独特的、对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具有极高的敏感性。

纵观历史：西汉是大一统文化的历史转折点，经汉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学”上升为政治显学和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政治体制中，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从政入仕的机会。官方儒学的产生给予了帝国精英统一的文化和认同感，是大一统局面在两千多年中能得以维持的关键。

汉武帝为了根除匈奴的抢掠，为了彻底打败匈奴，进行了极为有效的进攻性防御。进军西域，切断匈奴后路，在很长时间里消除了匈奴危害。如不切断匈奴后路，不可能彻底战胜匈奴。战略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此处已经得到证明，这一意义非常深远（如果今后印度要进攻中国，中国打通孟加拉也可能成为选择）。西汉版图的大小和今天差不多。说明中国不是侵略性国家，是世界和平稳定的主要力量。

前不久，韩国学者指出，根据历史记载，中国强大，朝鲜半岛稳定，中国衰弱或分裂，朝鲜就会发生战乱。历史的确如此，天朝以周边小国为藩篱，自居中央，以保太平，是历代皇朝的国策。这一情形从中国与周边小国的历史关系中表现的很清楚。这一态势说明了中华帝国是世界和平安定的主要力量。有一位美国学者在讲述二战历史时认为：当时中国如果是强大的国家，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就不会发生；如果抗日战争中没有中国的强烈抵抗，世界法西斯就会横扫全球。

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是郡县制，大小官吏都是来自地主阶级和庶人，这与西周时期的宗法贵族世袭分封制度有根本的不同，与欧洲封建制也不同。郡县制是秦始皇创立的，郡为地方一级政区，县为二级政区，县属于郡。郡直隶中央的垂直管理，保证了大一统的实施。

中国历史上有着周期性的“朝代循环”。但是稍作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朝代循环背后有规律。每个朝代的倒台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都很相似，大一统重新被复制。汉朝时形成的“儒法国家” 政治形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被“复制”，虽然这一复制在每一朝代都会因为受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人事调节而显得不尽相同。

　　就这样，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性。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有了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强国传统，如果中国在错误道理走得快的活（民主政治会尽量避免错误道路），那么在正确的道路上也走得很快。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能在将全国飞快地带入“大饥荒”和“文革”后，马上又能把全民带入一场致富运动，在世界上创造了另一种奇迹？ 儒家所主张的 “大一统”理念与其“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念相一致。由儒学所传导的中国智慧的一个重要传统，而“大一统”正是这种文明传统在政治文明层面上的体现。

在主权的统一问题上，现代中国必须追求在宪政制度下的统一，绝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分裂。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大一统”。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经常表现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一个民族国家削弱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造成后者的分裂；反之，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首要的课题之一就是维护自己的统一。中国有多少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统一的、单一的中华民族，这个“国家”就是这个中华民族的国家。这就是在民族问题上的中国现代“大一统”观念。


现代中国，大一统已深入人心。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现代人物的考察，这一条成为一个重要标准。中国的民主社会不得不遵循这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