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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3 01:53 发表
常常有下乡知青写的文章,多描述其经历的艰辛和不幸,却很少描述他们的生活比当地农民优越多少倍,也不谈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也有很多下放右派,他们被打入了人民的对立面,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督和改造’。他们苦难深重,但是他们仿佛彻底被打垮了,很少对他们的经历有所提及。
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见到过这样的知青、右派还有五七战士。我在这里仅仅谈谈他们在我儿童时代留给我的记忆。
知青,在我们那儿,一年可以分到600斤粮食,农民400斤,而知青干的活最轻(本来就是多余的劳动力)。他们基本上就是干点什么秋天护山的工作,懂点电工的就当个电工。每个生产队分来一些知青,成为一个青年点,房子是农民新盖的。不同的青年点之间打群架时有所闻。我怀疑这些所谓知识青年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青年,因为他们当中没有当老师的,后来高考也没有听说他们谁考上。反倒是当地毕业的农民子女考上几个。本人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极厌恶。某年七月某日中午,我和哥哥在花生地拔草喂猪,一个护山的青年说我们拔花生吃了,告到生产队长那里,罚了我父亲两天工分。我父亲可能感到没有面子,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们痛打一顿。我的心理也非常痛恨。实际上,约四月末种花生,六月份开花,七月刚开始长出小花生,到十月收获,七月的花生怎么会有吃的价值呢?横竖都是倒霉,在小孩开始容易形成逆反心理的时候让我受了一次无妄之灾。
我们那儿有一个下放右派,我妈说被农民(当然是贫下中农中的贫下中农,独眼的,智力低下的)批斗打得不能走路,还要被抬在柳条筐里游斗。这都是我出生前的事吧,因此所幸我没见到。但是人我是见到的,孤零零一人住在邻村里的一个破屋里,过年时我要到更远的一个供销社买回供应的鱼(一人一斤,一斤一元)路过那儿,心中充满了恐惧。但是也有一些好奇,想看看这个带着厚厚的眼镜,从不说一句话的沉默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长大了之后当然有些后悔,因为这样一个天外怪客,当然应该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天外之事。但是小孩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就连我的大舅舅,因为出身富农,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我们都很少来往。
右派在所有从城里来的人当中最倒霉,带眼镜,挑大粪,干重活,与农民无来往。我们那儿有两个右派老婆,都带眼镜,同她们右派丈夫相比,她们都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极活跃,说话水平比一个普通大学老师都高。很可惜这两位文质彬彬的女士都没到学校当老师,大概是因为是右派的老婆吧。她们的活跃和才华只能用在公社搞的什么革命宣传之类的了。右派本人,当然只能挑大粪了。
其中一个右派的女儿当地初中毕业,是我最好的老师,另一个的女儿与我小学同班同学,除了个子长得小一点之外,印象不深。后来当然所有的人都回了城。我的这个老师叫做郭丽莎,其妹叫郭丽娅。由此可以看出其父母是深受苏联影响的一代。郭老师很美丽,大约比我们大六、七岁,人温柔,喜欢读书好的学生。后来考大学,没有考上,因为她只是初中毕业。不久之后全家回到城里。
五七战士(我不知道这些知识人为什么叫五七战士)年龄都偏大,不干什么活。但是家属对当地的教育和文化有些许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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