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个什么“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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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个什么“南北”？
     某司法高官发声：律师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高官要求律师讲政治，是否有法可依，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就有必要弄清楚律师是干什么吃点的，律师究竟是个什么“南北”？
     毫无疑问，既然是中国律师，其“生存”的依据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原来，所谓律师，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其前提是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其权利来自委托或授权。说白了，律师业是服务业，律师是服务人员。律师提供服务，需要指定或委托，如果没有指定或委托，律师就无权服务。
     原来，律师就是这样一个“南北”。
     由此可见，律师不是政治人物，不具有行政权力，不具有政治功能，不具有政治色彩。律师只是一种技术职业，凭其技术为当事人服务。就像驾驶员驾车为客人服务一样。
    《律师法》还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律师的义务。是律师应尽的义务。
    《律师法》全文60条，没有规定律师要讲政治，没有规定律师有讲政治的义务。
     共和国公民，有没有讲政治的义务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宪法第33条至第56条即是。全部25条中，没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政治的义务。
     无论是宪法还是律师法，既没有规定公民有讲政治的义务，也没有规定律师（律师也是公民）有讲政治的义务。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某司法高官“讲政治”之说缺少法律依据？“讲政治”之说与“法”相去甚远？
     何谓政治？律师如何讲政治？
     由于所处时空不同，历史观不尽一致，人们在解释政治概念时所强调的内涵也就不同，于是就产生了对什么是政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众多关于政治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政治的定义：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列宁关于政治的定义：政治就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
     孙中山关于政治的定义：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这几位政治人物对政治的定义的共同点是：政治是上层建筑，是管理国事治理公共事务的活动。
     政治者，治政也。
     治政，需要权力，这个权力，宪法规定由政府行使，律师没有这个权力。
身为“服务人员”的律师，这个政治就没法去讲，律师也没有权力去讲这个政治。要求律师讲政治，无异于要求厨师讲政治，无异于要求美容师讲政治，无异于要求摄影师讲政治。
     曾记否？“史无前例”时期摄影师讲政治就产生过《如此照相》这样的荒诞剧。摄影师是讲过政治的。
     司法高官要求律师“讲政治”的实质是什么？他究竟要求律师做什么？
     高官语焉不详。没有对讲政治的含义进行阐发。是官场“泛政治”的口头语？是有心栽花？无心插柳？不敢妄自推测。联系下文的“顾大局，守纪律”来看，疑似“有心栽花”。这里面似乎包含要律师服从大局，服从纪律的意思。似乎包含要律师服从管制，服从统治的意思，似乎包含要律师“听话”的意思。如果没有“度”错君子之腹，高官要求的“讲政治”就与律师的功能不尽相容，硬生生地将身为“服务人员”的律师提升到“上层建筑”层面，还原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原《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的表述），使之听命于行政权力，服从于行政权力，成为权力的附庸，权力的点缀。
     这是不符合《律师法》的立法精神的。这是不符合律师制度设立的本义的。
     说到律师制度，著名律师张思之说，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设立律师制度，律师就是公权力的对立面，就是公诉机关的对立面，这样才能做到监督。设立这个制度之后又说律师不听话，如果（律师）没有意见那他就不是好律师，那都当公诉机关好了，检察院扩大不就完了吗？说让律师顾全大局，律师的大局是什么？律师的大局就是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律师制度和律师职业是从西方“拿来”的。律师制度源于西方商品经济的兴起，源于民主法制的进步和人权的保障，源于实现司法公正的法治思想。因此，律师制度要求律师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共和国的律师法也体现了这一精髓。
     不难看出，律师制度的设立，天生就抗衡公权力，就不应屈从于公权力。天生只服从法的威力，尊重人的权利。律师要“守”的只能是自己的天理良心，要“顾全的”只能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律师不可以屈从于政治，屈从于强权，屈从“人”权。
     律师制度，是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上世纪共和国遭浩劫，法治荡然无存。律师制度也随之灰飞烟灭，其危害触目惊心！
     二0一0年第七期《炎黄春秋》发表了于一夫《“以党治国”面面观》一文，该文以振聋发聩的大量事实披露了当年无法无天的恐怖情景：
情景一：　
     1955年刘少奇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不是为了约束自己，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刘少奇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是约束人民的手足，如果那条法律约束了革命人民的手足，我们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1955年7月间，张鼎丞（最高检检察长）和梁国斌（最高检副检察长）在北戴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彭真在座），刘少奇说：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
情景二：
     当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表态说“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政法小组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遂使从1954年开始的法制建设进程骤然中断。
情景三：　
     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 。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中央书记处决定：
     1、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
     2、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检保留二三十人，最高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个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
     1954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平行机构，统称“一府两院”。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就对“一府两院”体制作了伤筋动骨的改动。　　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为一体后，上行下效，全国各地一律取消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建制，改为“政法部”或“政法公安部”，进而提出“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于是，各级党政领导率领政法部门的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和空白判决书，下乡下厂为“打开局面”而随意捕人；对抓起来的人有的甚至不开庭审判，在空白判决书上填一个名字，加几个罪名就判处了刑罚。
     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破坏法治，何等“雷人”，何等“雷国”，何等“雷宇”！
     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始作俑者无一幸免!
          历史再一次无情而雄辩地证明：无法无天人人平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法律，法治，这座“上层建筑”是不可随意拆除的，是不可随意“拆迁”的，是不可随意蹂躏的。
     大厦倾覆，能有完卵！
     沉舟侧畔千帆过。人治渐隐，法治雏具。法治兴亡，国人有责。法治兴亡，高官有责！
     在“法”言法。司法高官在“统领”律师这群“南北”时，当用“法言”发言，当用 “法语”发声。用“规矩”规范“南北”，用“规矩”规范自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