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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06周年。美国一家出版社六月出版一本《李鹏六四日记》,指责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89民运期间出卖了邓小平。而赵紫阳生前留下录音讲话说,是李鹏出卖了邓小平。在89年春夏之交,到底是谁出卖了邓小平这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根据美国西点出版社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在1989年世界关注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李鹏说,正是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一番话,“出卖”了邓小平。
邓小平是跟着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造反起家夺权执政的老军人,属于中共元老。他在中共执政后被毛泽东打倒三次,又都东山再起。他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去世前没有担任中共重要职务,但一直发挥重要影响力。
《李鹏六四日记》说,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日记说,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
然后,李鹏六四日记说,“对于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料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中共)13届一中全会做出的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P 78)
李鹏六四日记接着说:“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P78)
李鹏六四日记的意思是,赵紫阳在关键时候,把邓小平推到了前台,暴露了邓小平垂帘听政拍板定案的中共决策真相和实质,因此是出卖了邓小平。有很多报导和记录都表明,邓小平对赵紫阳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和生气。
不过,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64后遭软禁10多年。他利用这个机会,把当年的情况,通过录音方式记录下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根据这个录音出版了一本书《改革历程》。在这个录音回忆中,赵紫阳在第一部分,专门用了一个章节(第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详细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赵紫阳说:“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愤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很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P65)。
赵紫阳说,他在中共13大之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给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赵紫阳说,他当年4月到北韩访问,也跟金日成通报了这个情况。
赵紫阳说,就在他会见戈尔巴乔夫的前两天(5月13日),他在邓小平家里谈到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赵紫阳说:“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到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13届1中全会的决定。”(P67)
赵紫阳接着说,“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P67)
赵紫阳就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引起邓小平极大不满后,做出了这样一番解释。在这个章节前,赵紫阳曾批评当时的总理李鹏在六四事件之前,也曾“出卖”过邓小平。
这一次是在引起学生极大不满和大游行示威的4.26社论问题上。
赵紫阳在4月23日到平壤访问。他离开北京后,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在24日召开常委会。赵紫阳说,“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赵紫阳说,24日的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P28)
4月25日,李鹏、杨尚昆(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这是一次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赵紫阳说:“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4.26社论,直接招致4月27号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游行。
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邓之女邓榕小名)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P30)
赵紫阳说,4.26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和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日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的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P34)
2007年6月下旬,邓小平大女儿邓林在香港电台谈到了天安门“清场”的决定到底是谁做出的问题。邓林说,应该是集体负责。她说:“我想,应该是他们领导人决定。这个不应该说哪一个人来具体负责,而是整个。但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么一场决定,那么,中国如果给比如像吾尔开希等等这样的人来掌握中国的命运,那中国哪里有改革开放?社会是乱的啊!”
邓林今年59岁,是一个画家。那次讲话三年后,邓林再度说:他们邓家子女,没有一人有海外账户。中评社2010年8月23日报导,90年代初,邓小平到深圳,有段时间社会上曾流传邓朴方在海外有存款。报导援引邓林今年8月22日的讲话说:“邓小平曾专门召开家庭会议郑重询问,‘我们都没有海外账户和存款,对朴方的事情更是造谣’。”
但是,无论是邓林,还是报导这一消息的中评社,都没有说明,90年代初期到现在,几乎已经20年过去了,邓家的子孙后代,到底有没有海外存款和账户。邓小平当时的询问和邓林的说明,充其量只能说明90年代初期以前邓家的海外存款和账户情况,而不能说明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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