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之死：踩烂日本炮制的讲稿作出最后宣言(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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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阀吴佩孚曾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尔后又阻挠北伐。然而，就是这个对人民犯过罪的人物，晚年却留下了一段颇为特殊的经历。


　　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由于吴佩孚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得。

　　

　　吴佩孚曾经是国内的风云人物，并上过时代周刊封面

　　


　　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阀的首脑，曾有过不光彩的历史

　　兵败流亡蜇居北京

　　曾授“孚威将军”衔的吴佩孚虽然精明、狠辣、战绩显赫，却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到处流亡，最后辗转流落北京。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但仍然抵挡不住革命的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大势已去，可是他并没有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1927年，吴佩孚率残部投奔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打着“孚威将军”旗号企图东山再起；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往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馀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当即撰写了多首诗作和对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令人刮目相看。舞文弄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其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1932年1月，吴佩孚到达北平，从此蛰居东城什锦花园，虔念弥陀。

　　借演讲揭日寇阴谋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日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在天津作寓公的吴佩孚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馀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1939年3月30日，百馀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



　　吴佩孚书法

　　不惧威逼惨遭刺杀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

　　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点钟，川本和日军医处长石田，以及吴的朋友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

　　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用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极力阻拦也没有结果，无奈吴夫人只好抱着吴的头，其子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锐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龈，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地一声惨叫，鲜血从口里喷射出来。顷刻间，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此时是1939年12月4日午后3时45分。（摘自《党史文苑》廖述江/文）



　　北伐军攻克武汉，使吴佩孚的势力一落千丈

　　


　　吴佩孚在书法绘画上较高造诣，留下不少传世作品

　　素有“儒将”之称

　　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但仅仅下面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属于他的管辖省份。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大帅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时，吴大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近来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早上4点30分到5点30分。他还以“说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注：引文译自1924年9月8日《时代》。本系列《时代》译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译，不再另行说明。）

　　《时代》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大帅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时也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的一派，但却非“敌人”。更多的时候，他被视为曹锟的亲信，也颇为尊重曹锟。《时代》的介绍颇为有趣。吴大帅被冠以“军事天才”，不仅
“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还具有开放意识，人到50，居然还在清晨学习英语，令人刮目相看。以这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吴佩孚的诗写的是什么，斯特朗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故意做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大帅在外人面前乐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一点使他迥然有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之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统曹锟——吴佩孚的老上司。但很奇怪，《时代》没有选择他们作为封面人物。本期《时代》也谈到了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时代》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得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在中国北方有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大帅这位军阀无人能取代。”但是尽管这位张大帅“思维敏捷，权力巨大”，“却非吴大帅的对手，曾惨败于吴”。奇怪的是，刊物没有刊登张大帅的照片，却选登了一幅年轻的张学良的照片，照片说明为：

　　“MARSHAL CHANG” （张元帅）

　　“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 （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

　　“张元帅”就是张少帅。看得出来，《时代》此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张学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出任陆军第27
师师长；而到了即将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更是一跃而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

　　不过，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即将开始之际，更多的人还是有理由相信，吴大帅获胜的历史将重演。“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时代》在封面上引用这几个字时，反映出的正是这一判断。吴大帅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最强者，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

　　然而，现实很快将证明，这只是假想。



　　曾被笑为“贿选总统”的曹锟，晚年却

　　也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

　　从声名的巅峰跌落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3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就在此时，他的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
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我的生活》，第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在北伐军逼近武汉之时，也就是在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于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中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环球人物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