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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16日到26日,美国和韩国军队将在日本海和黄海进行联合军演。这是两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进行联合演习。为了扭转在亚洲地区的战略颓势,美国政府重新捡起了冷战时期 “隔岸平衡手”策略,只不过以前是利用中国的因素制衡苏联,现在则是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斗争”,试图让中国腹背受敌,以巩固其在亚洲的遥控能力与利益诉求。
敌人越是打压你,就说明你的重要性。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比敌人更强大。发展才是硬道理,美国越是打压中国,中国就越要千方百计来赶超美国。
前两天心血来潮,随手写了篇比较中国与韩国的文章,未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读过该文的读者累计过百万。不管是捧的、骂的、还是反思的,证明大家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我们先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古风。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只要我们心不死,中国的强盛就有希望。
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拥有大海般的胸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鲁迅先生曾经鼓吹的拿来主义其实就是大海主义,只要能让中国发达进步,能让公民得实惠的都可以借鉴运用。我们的领导人其实是很开明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你看,多么完美的一套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我有时说日本好、说韩国好,绝不是因为我爱日本和韩国,而仅仅是因为我太爱中国,太想让这个国家能更快地进步,看到曾经和我们一个起跑线甚至比我们还差的国家,现在都活的很好,作为中国公民,怎能不为自己的祖国心急?
拿韩国或日本做比较的对象,是因为他们和中国有太多可比的地方,而且从比较中展现的反差更强烈。其实,韩国和日本仍有很多瑕疵,就像有点扭捏作态的小家碧玉,不应该成为中国的最好的老师。如果放眼世界,更有作风彪悍的大家闺秀在。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是大家闺秀,而不能委屈以某个小家碧玉。中国人常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什么样的国家交朋友,以什么样的国家做参照物,也可以衬托出自己的境界。
以中国的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历史文化等等指标衡量,最合适也最有资格做我们参照物的应该在大洋彼岸。从整个地球来看,在科技、文化、体育、传媒、教育等领域,能得到历史教科书“博大精深,全面辉煌”这八个字评价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的唐朝、另一个就是当今的美国。祖先的文明我们肯定要继承和发扬,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我们更应该虚心向美国学习。
无人否认,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蛮横与文明、侵略与友好、偏执与博爱几乎就告诉你一个全面的世界。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我们很多领导干部,一边骂美国,一边争先恐后地把子女往美国送。一个让我们嘴上骂,内心爱的国家,也许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我一个朋友最近去美国出差,回国时买了几千美元的东西,回来一换算,同样的东西,美国比在中国要便宜很多。另一个在美国西部某城市生活的朋友,在郊区租住的一套别墅的一层的房租才600美元每月,每次给汽车加油,每升汽油0.7美元,给人一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是建立在用剪刀差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掠夺的基础上,我们要想不被宰割,就得向强者看齐,把自己也锻炼成强者。
我们学习美国的话,最应该学习他的什么?他超级发达的科技、超级发达的制造业、超级发达的教育业、超级发达的体育业、超级发达的电影、媒体、零售产业等等,这些我们当然都要拼命地学习。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并非他真正发达的本质所在。美国之所以如此强大,能在一张白纸上迅速崛起,并能在刀光剑影的国际变幻中雄霸世界上百年,至今宝刀不老,其本质就在于他最核心的三件隐形的法宝:一是他的精英体制。二是他的大气与宽容。三是他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刘亚洲将军语)
美国的干部制度和竞选机制,能够确保他的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单位,多数情况是,有思想的不决策,能决策的没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第一是犯错误,第二是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刘亚洲将军曾无不慨叹,“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
说美国大气与宽容,的确不过分,他正像大海,把世界上那么多绝顶聪明的大脑都吸收到他的怀抱中。记得以前看到一个介绍世界名校的纪录片,采访一个在美国一所世界名校做教授的中国老师,面对记者的镜头,这位老师瞥了一眼窗外说,你看这里的天空多么蓝,空气多自由,这正是我最想要的一种学术氛围。美国的大气与宽容还表现在,他允许你骂政府,也允许你把星条旗做成裤衩穿,他只在乎让自己的公民能发自内心的爱他自己,或者说除了他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爱的对象。
美国的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从“9.11”灾难袭来时的三件事就可看出来。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再想想我们国家,光克拉玛依那场大火,我们人为失去了多少幼小的生命?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每个人都不把他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血液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上面说的这三点,就是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美国长盛不衰,青春永驻的灵丹妙药。行笔至此,想起一个小故事,当年有人和圣雄甘地讨论毁灭世界的利器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说是枪炮、也有人说是不可估量的天灾,甘地都不赞同,他给出的答案是“人云亦云的知识,不讲原则的政治,不劳而获的财富”。
我们不妨把美国能长盛不衰的三件法宝和甘地强调的毁灭世界的三大利器比较,前者我们自己有多少?后者我们又有多少?问题与方向,堕落与自强,迷惘与希望,在这里很容易都能得以分辨,何去何从,不是很简单了吗?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深圳崛起的一些内幕。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形势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大陆和香港边界线很有点像德国柏林墙,为什么墙内的人要拼命往墙外跑,原因就在于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30∶1,宝安人均收入每年都在100元左右。偷渡出港的劳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寄个零头回家都比村里集体分配多,又有侨汇优待,两三年的汇款就能建座小洋楼。据深圳地方史记载: 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1978 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茅篱草舍,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把外逃的人抓回来严刑峻法,是改变大政策,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要管什么“主义”,不要问“姓社姓资”。 1979 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还语出惊人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邓小平给的精神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不知道32年前习仲勋站在中英街上究竟是什么心情,但是有一点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知道,习仲勋把香港看做深圳的榜样和参照物,从制度上找根源,逐步放弃自己的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人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深圳的GDP 却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19638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8201亿元(8201.23亿元),增长4100倍,深圳一下子就腾飞了。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深圳再腾飞,还是飞不过香港,说明学习的还不够彻底,或是有价值的原创还太欠缺,还得继续学习和创造。
中国正是把深圳的模式推广到全国,所以才有了引起美国重视和遏制的资本。但是何时中国能有重视美国并遏制美国的资本?深圳学了点香港制度的皮毛,在30年就实现了腾飞,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雄立世界的那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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