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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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人的惨剧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人吃人的案例：

甘肃省临夏地区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他的遗产就是一个心脏，其子女可以拿出来吃。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李磊（甘肃省妇联主任）：《悠悠岁月》第149－150页）

信阳人被吃也有很多，不是个别现象。江苏宜兴是很富饶的地方，这里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了人吃人的情况。甘肃省通渭县也有很多人吃人。

河南省息县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中央、省委联合调查组）

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我到信阳调查遇到过一个吃过人的人，问他好吃吗？他说蛮好吃的，口感比较软点。

除了饿死以外，很的农民被打死。打死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小偷小摸。地里的庄稼还没有熟，就偷着吃，干部看见，就打，然后被打死亡；在街上如果是拿一个东西在前面吃，后面马上有人就抢走了，抢吃的比较多，这样发生偷抢食品被打死的有很多。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

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 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过去可以逃荒，但在那个时候不仅不可以逃荒，还不能求救。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 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非党员不能开。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干部调查时，要挺着胸膛走路，要装成没有挨饿的样子。

百姓大批饿死，干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干部吃干的，群众吃菜，干部吃肉。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干部们尅扣克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安徽凤阳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干部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这些都是从档案材料馆看到的，这些档案里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怎么贪污盗窃，没有高级干部的，后来我到四川调查，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时，同兰州饭店每天派专车送饭。这送的不是一般的饭。

1960 年7月信阳地在鸡公山召开会议，开会是为了掩盖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势”，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鸡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鸡公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风景很好，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权力极其腐败，当时干部的权力那么不受制衡，所以许多吃的时候，当然会腐败，这也正常，这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品质的问题，品质再好，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自制。

需要提到的几个重大事件：

信阳事件。中国死了100多万人。

通渭事件。饿死了三分之一。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等，这些事件非常惨烈，有人向上告状，中央处理了。

罗定事件。广东罗定县，总共死了17000多人。

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100万，占全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没有人埋尸。人吃人不是个别现象。信阳附近的粮仓就有粮食，就是不开仓放粮。

通渭事件。反瞒产私分。千人现场会，万人斗争会。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打死、逼死多人。全县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共9万人。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食堂停伙,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死亡大量发生。

山西寿阳事件。寿阳“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

广西环江事件。 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反瞒产私分,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逼死13人。人口大量死亡,1962年，全县人口比只1954年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杀人而食者16起，吃死人的事件无法统计。

罗定事件。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广东罗定县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

一旦发生饥荒农民就会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大饥荒没有发生动乱？虽没有发生过大的暴乱，但小规模的还是有的。部分地区都有，抢粮食，劫火车等。刑事案件增加，当时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饥饿造成的。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导致社会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而且，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过去说“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帝王的一种理想，很多荒蛮之地他们的权力是达不到的，而现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各省饥荒程度不一样，从1960年死亡率来看，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 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为什么各地不一样呢？哪里“三面红旗”举得高，哪里饥荒就重,。高指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红旗，也就是三个万岁是不能反对；哪个省留下粮食最少，哪个省饥荒就重；哪个省问题揭露得早，饿死人总数就少；哪个省捂盖子时间长，哪里死人就多。

也就是说，哪个省对毛泽东的向心力最强，哪个省饿死的人就多。像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安徽饿死500—6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