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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教父陈启礼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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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2 03:02: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启礼死了。10月4日晚21时许,香港法国医院,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天下第一大帮”竹联帮前总堂主结束了波诡云谲的一生,终年64岁。

8月24日,当他悄然离开栖身的柬埔寨,前往香港治疗晚期胰腺癌时,其位于柬埔寨干拉省宗波烈村的超级庄园,还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即便对在柬的许多好友,他的出行也秘而不宣。

这个被奉为竹联帮精神领袖的老人,即使在他病入膏肓时,依然属于台湾司法部门追逐的猎物。令人喟叹的是,在这奄奄一息的时刻,他还不忘操心帮务,因恐自己离世造成帮内大乱,他亲自点名数位竹联帮老大赴港医院见面。

陈启礼的死去,宣告了一个帮派
神话的结束。其当年因“江南案”所衍生的戏剧化效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将成为华人世界黑白两道嫁接的特殊样本。

老人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西北角592路62号,有一栋普通的民居。与金边众多豪华
别墅相比,它并不显眼。直到2000年,因主人私藏枪支被柬警方逮捕,这栋普通的民房才声名远播,一度成为媒体和普通观光客追逐的焦点。

人们偶尔会见到62号的主人出现。看见等在门外的人群,这个身材瘦高,面容安详的长者会友善地招呼大家,不论是否相识。他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大帮竹联帮的前总堂主陈启礼。

大门外,柬埔寨警察安静地巡逻,背着冲锋枪。这是在金边任何一个大型市场,甚至街边都常见的场景,与陈启礼无关。作为柬埔寨王室授予勋爵、柬埔寨外交护照的持有者,他有权利雇佣专职的保镖并拥有防身的武器。媒体广泛传播着这个老人住宅前后森严的戒备。对朋友们来说,这个传言仅仅是写作者制造的噱头。除了贴心的柬籍老仆人,他随身只有一个当地的保镖兼司机,低调而安静。

除了游客,62号的静谧时常被进出的豪华轿车打断。当地的导游已能根据门外汽车的多少,判断老陈是否在家。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距金边14公里的干拉省庄园内监工,那里,占地3万平米的18栋别墅正在紧张施工。根据他的计划,这里将成为全柬最奢华的娱乐休闲城。

6月中,当记者在庄园见到他时,他正看着来自越南的木匠,将从老挝运来的桧木安装在金碧辉煌的木殿之上。这座大型木殿已经基本完工,木殿共有24根已超过1500年树龄的桧木造成,每根购入价相当于35万美元,都来自老挝深山密林中。

陈启礼背着手,一言不发。直到客人走近,他温和地微笑着伸出手来,重重地握手。

慢慢回到凉亭,凉亭的主座一直空着。尽管谁也没有事先提醒,但一直到他落座,周围的人才慢慢落座。他亲自动手,用高山功夫茶款待客人。

柬埔寨华人社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聊聊天,除非老人主动说起,别谈竹联帮和江南案。老人身体不好。

江湖

1943年4月27日,祖籍江苏高淳的陈启礼生于四川广安。解放大军入川时,陈父母辗转南逃抵达台湾。先在基隆栖身,1952年进入台北。这时也就是他进入“江湖”前的实习阶段。

那时“二二八事件”结束不久,台湾人对外省人心怀仇恨,时思报复。若干年后,陈启礼回忆,在当时的东门小学,他这个“外省人”成为被本省学生欺负的对象,就此开始了用拳头说话的历程。“我读小学一年级,全班连我一共三个外省的,那另外两个就常常被打,不敢反抗。我的个性,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所以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就大打出手。然后到后面演变成每天下完课,全班来打我,再接下来就是整个年级的学生一下完课,统统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整个年级都来打,我就一直奋战。那个下课铃声根本对我来说,就是
拳击台上,擂台上的那个铃声,每一堂下完课,就是一场拳击赛。我从小这样打上来,我的实战经验太丰富了。”

从小学一路打到了初中。这期间,台湾太保猖獗,尽管奋起反抗,他依然成为太保抢劫和欺负的对象。陈启礼在强恕中学上学时,遇到了一件使他改变人生态度的事。有一次,他的手表、钢笔被一名大他几岁的人抢去了。陈启礼找到父亲和校长,却没有解决问题,他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学校、家庭并不能替他解决什么问题,朋友、拳头才能显示真正的力量。陈启礼的父亲后来回忆此事,曾感慨地说:“当时,我看到他失望的眼光就明白了,这个孩子以后在外面遇到什么事,都不会来告诉我了。”

1956年,为了自保,13岁的陈启礼加入了孙德培的中和帮(竹联帮的前身)。

1956年的台湾江湖并非中和帮的天下。前有轰动一时的台北“十三太保”,近有永和帮、三环帮、文山帮、万国帮……其中,以大一、大二学生为主的44名青年在台大校园成立的“四海帮”横行台大、公馆周边,一枝独大。

1956年6月的一天,中和帮老大孙德培因杀死一其它帮派成员锒铛入狱,以赵宁为首的几名中和、永和一带的帮头召集同好在永和镇召开“中和第三次大会”,不少好惹事的青少年学生摩拳擦掌,涌向了竹林路的竹林地。领头老大拿出三把早已准备好的匕首,一边插入地中,一边念念有词:

“第一刀插中央,叛帮出卖兄弟者,千刀万剐无人埋!”

“第二、第三刀,刀口向外,齐心协力对外帮!”

三把刀插毕,有人又把预先准备好的酒倒在碗里,众人依次沥血入酒,分头饮下。与会者根据结盟地取名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为了表示尊重孙德培,规定不设帮主,仿效洪门,而分设“狮、虎、豹、凤、鸭”五个堂口,各立堂主。由200多学生组成的“竹林联盟”就此出笼。

竹林联盟初期的江湖,与陈启礼依然关系不大。他加入竹联帮后不久,转入南强中学,和“青蛇”邓国沣组织了“南强联盟”(是竹联帮扩张发展时期的支派)。1962年,在“竹联”与江湖霸主“四海帮”火并时,陈启礼应林国栋之邀率领大批兄弟返回“竹联”,开始持续5年的两帮火拼。50年代中期的台北江湖火拼还处于低级阶段。棍棒和拳头是最常用的武器。武士刀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几年以后,当武士刀成为常规武器之后,竹林帮制造的竹枪成为黑帮火拼中的绝杀,这是陈启礼和他手下干将在几次重要的火拼中的临机发明。

江湖就是刀光剑影,17岁时,陈启礼左臂被三环帮老大砍中两刀。这是他浪迹帮派离家3个月后的事。亲人寻迹而来,但他依然没有回头。

陈启礼日后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从小打出来的实战经验,不怕死。但无可回避的是,台北警方在1962年对当时的江湖霸主“四海帮”的取缔,让陈启礼和“竹林帮”成功突围。四海帮的重回江湖还要在9年以后,但已是风光不再。

此时的江湖,竹林独大。作为重要的头领,陈启礼和他的同伙用收保护费的方式,建立了日后黑帮盛行的“商业保护”模式。其中,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个工地开工,竹联帮上门收取保护费,对方不给,竹联帮绑架了工地负责人,事后经调停,以交30万保护费收场。竹联帮承诺,哪怕工地丢了一块砖,他们都要负责。之后,其他帮派也前往该工地敲诈。竹联帮闻讯,火速派人前往,将对方当场重伤。从此,该工地无人上门滋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例子成为竹联帮坚守“商业道德”的案例被广为宣扬。

至此,竹联帮接掌了台北市帮派龙头地位,还南下台中、桃园、嘉义、台南、高雄,串联各帮派,颇有“一统江湖”之势。

老大

即使是1996年后在柬埔寨,台湾商人还是习惯叫陈启礼老大。尽管他非常低调,避免公开露面。除非台湾商人求上门来,他才会用自己与柬高层的特殊关系,提供帮助。而民间的纠纷,他出面,大家基本都要买账。

金边人认为陈启礼在民间调停时,很有大哥风范。比如当事一方是台湾商人理亏,他也不会袒护,该怎么赔怎么赔,一言九鼎,两边都心服口服。

2000年,柬埔寨台湾商会会长李志鑫被另一个台湾商人雇凶枪杀,华社一片震惊。在处理善后问题时,“赋闲”在家的陈启礼参加了台商协会关于李志鑫的善后会议,非常时期,人人自危,台商一致推选陈启礼作为治丧委员会主任,一直到亚洲台商总会的负责人到金边,他才退到幕后。

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说话口无遮拦的陈启礼给自己带来了一年的牢狱之灾。

李志鑫遇难后,陈启礼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展示了长短枪20余支。这成为他被逮捕的官方理由。但有柬当地流传着另一个说法。陈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明确表示,在金边,雇佣一个杀手只需要300美元。具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帮派老大,接受采访时严厉批评了柬埔寨的治安状况,被柬当局认为直接影响柬的对外形象……

陈启礼的朋友评价他们的老大,从出道一直到死,没有什么不能和人平分。在刚进帮时,陈启礼靠从家里要钱和兄弟一起吃喝。没钱了大家一起挨饿。即使在担任竹联帮老大时,他曾经与人合伙做生意,最后双方发生矛盾。陈启礼将所有的钱放在桌上,一分两半,各奔东西。

陈启礼的父亲对他的评价是“父母、妻儿都不如朋友重要。”

1970年,陈启礼因陈仁被害案入狱。出狱后,成为纵横商场的企业家。在从商的过程中,有多少暴力的影响,不得而知。

一直到1980年,竹联帮名义上的老大是竹联元老周榕,但1980年,在当局情治系统暗中扶持下,“旱鸭子”陈启礼复出,从周手中接过了帮会的实际指挥权。他扩充实力,并将势力向军、警、政体系渗透。竹联帮在他手里迅速扩张成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至、尊、万、古、长、青、东”共17个堂口,附加女性专用的“花”字堂。其中,“天”、“尊”堂成为核心堂口,聚集了众多的骨干和竹联帮的元老。这两个堂口还从各分堂挑选精干的人,组成专门的战斗队,在需要武力的时候,集中使用。至此,陈启礼作为名副其实的总堂主,已是号令三军,手下门徒数万,并向海外扩张到美国、东南亚等地。

在生前,陈启礼很少提起作为老大曾经的风光和排场。但陈长风先生在他的《竹联帮和台湾黑社会》一书中曾经有过记述:随着竹联帮的扩张,1982年,一个前军官出身的竹联元老“灰鸭”柳茂川充分运用了军队的知识和技巧,再次训练出精锐的死士,作为堂主的保镖。他甚至规定,堂主身边至少要跟随三名死士。当遇到危险时,其中一人保护堂主安全离开,另外两人要死战挡住追击的敌人。这些人经他训练完成以后,在市区集中居住,随时待命出击……

台湾黑帮对混道上的人有一个无厘头般的等级划分。混黑道的证明是什么?进监狱。但进监狱也分等级。进看守所——犯罪的小学级;监狱——犯罪的中学级;管训队——犯罪的大学级;台湾蓝屿监狱——犯罪的硕士阶段;绿岛监狱——博士级罪犯,只有大哥才配享受。大多数在道上混的人,都要经过一级一级混上去,而陈启礼因陈仁案第一次进监狱,就直奔绿岛而去。



陈启礼绝对不愿做“无名英雄”。一方面他自幼受到反共教育,秉持有“忠党爱国”的观念;另一方面,他抱着出人头地的个人野心,混迹“江湖”,因此他的哲学就是“雄心未竟即是野心,野心已达便为雄心”。他曾多次对人说:“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杜月笙。能像杜月笙那样‘青史留名’,又‘报效党国’是我人生的目标。”

在黑道生涯中,陈启礼逐渐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在黑社会站住脚,除了心黑手狠,翻脸无情外,必须有头脑。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单靠拳头不仅在社会形成不了大气候,在帮内也当不上头领。

在社交场合,他表面谦恭沉默,并不像那种张狂浮夸之辈。他很会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和稳重斯文的举止博人好感。而在帮内,他又以讲义气、出手大方而深得人心。为了竹联帮的事业,他费尽心机,经常为了分析思考帮务而彻夜不眠。他想出的点子也常常使兄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启礼领悟到要发展黑社会的帮派力量,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那种原始的黑社会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因此,他竭力把竹联邦办成一个近似美国小说《教父》描写的黑手党。一方面整顿竹联邦,一方面筹组四海、文山等四大兄弟帮,不仅仅是控制舞女,收受保护费,另外还竭力向各界伸手,开设职业赌场,为组织的发展打下牢固的经济基础。

在绿岛的五年多囚禁生活中,陈启礼苦读父亲寄来的古文、史书,把自己的黑道生涯的切身体验与历史人物的成败相印证,琢磨出一套自认为千锤百炼的人生哲理:无论是在黑社会还是台湾的现实社会,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乃为天经地义。注意舆论、掌握“先机”是一条重要教训。

监狱劳动中,陈启礼把大家组织起来,以流水线方式作业,每次都超额完成任务。

出狱后,他还抽空自修各种知识,将他早年没有完成的学业重修完毕,获得了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学历。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控制“舆论”,他开始经手办报纸、杂志。先接手《华美日报》,又创办了《华美报道》。

复出后,陈启礼立即对竹联帮进行整顿,订立严格的帮规,成立“突击队”,使竹联帮成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帮派。制定了“化解其他势力,壮大自己力量,控制底层社会”的策略,对其他帮派头领以礼相待,化干戈为玉帛,甚至不惜和有血仇的四海帮和解求共存。

陈启礼笼络了“白狼”张安乐、董树森等一批死党。在陈启礼第一次坐牢时,张安乐离开大学,为他守住了竹联帮,并创立了“母金”制,就是各堂口必须将开设赌场的收益交一部分作为“母金”,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因公伤、战伤或特殊情况需要补贴,一律由各堂负责人从子金内提付;董树森更是在亡命天涯时,时刻不忘营救陈大哥。

陈启礼深谙现代黑社会组织必须用“合法”外衣掩护非法活动的奥秘,把台湾许多退役军人、情治人员聘请安插到竹联帮控制的企事业机构中,与官方及大财团建立共存共荣、互相利用的关系,也为自己求了一纸“护身符”。



在“江南案”前,陈启礼最轰动的“杰作”是“陈仁事件”。

1967年,陈启礼与有“赌场郎中”之称的陈仁相识,并迅速成为莫逆之交。3年以后的7月,深陷黑道的陈仁萌生退意。他卷走60万帮会“母金”,并寻求警方保护。竹联帮决定惩处陈仁的“叛帮”行为。结果,陈仁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之下,仍在西门町闹市区被砍伤,事发当时,3个奉命保护陈仁的刑警正在现场,事件轰动全岛。竹联帮的作为让台湾警方大为丢脸,台北警方全力侦破此案,凶手张如虹很快被捕。他指称是陈启礼下达的命令,台北警方在7日后抓捕了陈启礼,并判其在绿岛监狱服刑5年半。

陈仁案并没有给竹联帮致命的打击。1984年的江南案直接导致了竹联帮成为众矢之的。

陈启礼的厄运缘于1983年5月。刚从美国回台湾的陈启礼接到电影厂制片帅岳峰的饭局电话,称有重要的军方人士在场。日后,人们把这个致命的约会看成是陈试图与主流社会接轨。

7月30日,陈启礼与引见人、演艺界人士白景瑞相识,8月2日,白正式将陈引见给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当时,情报局高层到场,场面隆重。在饭桌上,汪介绍,《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真名刘宜良,是叛徒,污蔑领袖……在这次会面后,陈启礼成了编号6217-730063、化名“郑泰成”的情报人员,并在阳明山基地接受了密码、照相、密显、射击等课程的训练。为前往美国暗杀刘宜良做准备。

1984年,陈启礼偕太太、帅岳峰和另一助手“黄鸟”陈志赶赴美国洛杉矶,与正在美国避祸的竹联帮骨干成员“鬼见愁”吴敦跟董桂森汇合。

20多年后,逃难到柬埔寨的陈启礼叙述当年的经过时称:情报局之前进行过三次暗杀都没有成功。他们连刘宜良每天走的两条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陈启礼爬过悬崖,利用一个墙洞,天天观察江南一家的生活作息连续12天。1984年10月15日,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吴敦和董桂森潜入车库,吴敦开了一枪,刘宜良当场死亡。然后董桂森上去对其肚子又补两枪……

刘宜良是美国公民,他特殊的背景引起了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美国FBI全力调查,很快锁定了陈启礼……案件很快真相大白。

作为竹联帮的最高头领,却亲自出马,成为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陈启礼谈起那段往事并不避讳做案经过,但对自己的选择,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认为,自己并非在为蒋家尽忠,而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返顾。

作为直接的杀手,他拒绝了情报局给他的奖赏,他不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更不承认是职业凶手,而是为“国”尽“忠”。

江南案发生后,情报局与竹联帮的关系被曝光,台湾当局颜面尽失。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被逮捕,台湾政府同时展开“一清专案”行动,抓捕了三千多名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刑到6年半。竹联帮的黄金时代,也因此案而结束。

作为江南案的直接参与者,陈启礼一直到死,也不知道谁才是最后的主谋。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陈启礼这一生荣辱都跟国民党脱不了干系。

大陆仑陷,共军入川时,陈父母辗转南逃抵达台湾,父亲陈中在国民党政府法院任推事,母亲肖玮在财务法庭担任书记官。

读小学时候,台湾籍学生排挤大陆子弟,陈启礼没少吃苦头。他的绰号“旱鸭子”也跟这个有关联。据说,当时美国曾军援台湾一批两栖坦克,被人们称为“铁鸭子”。陈启礼一不会水,二属竹联“鸭堂”,打起架来又威猛非常,故而得“旱鸭子”之称。

“竹联”大佬“灰鸭”柳茂胜出身官宦之家,初期的竹联弟兄也大多为军眷子弟,80年代,陈启礼复出后,在国民党当局情报系统暗中扶持下,竹联帮迅速发展,到江南命案发生前已拥有25个堂口,15000人之众。不仅有强大的武力后盾,而且拥有现代化公司和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除了各堂口配备有先进的枪支、刀械武装外,还有武装组织“突击队”和训练各种打手和杀手的训练营。

竹联所拥有的公司,设备电脑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可以左右金融市场;他们还有自己专门的律师,可以“拿法律玩玩”;甚至演艺界、建筑业、“特殊服务”也被他们控制,连某些地方的选举也被他们操控影响。

这时的竹联帮,再也不是当年竹林地那支打架斗殴的小太保队伍,已经发展成“雄霸江湖、纵横宝岛、跨越海外”的一股势力,号称“天下第一大帮”,陈启礼——就是这个公开地下王国的“国王”。

竹联邦的兴衰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黑社会组织的一个缩影,其发展壮大离不开台湾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影响。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就带去了一批帮派流氓,加上从日本最大黑帮“山口组”归台的台籍流氓、特务,构成了台湾黑社会初期的基本势力,国民党与黑社会极为复杂的关系,又给台湾黑帮提供了温床。1000多个黑社会组织遍及全岛各个角落。

从绿岛出来,陈启礼脱离了“江湖”生涯,从油漆工干起,逐渐经营起自己的事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蛰伏”时期。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启礼孤注一掷,拿出自己所有的现金300万新台币,送给国民党权贵子弟及亲信,承包到了公营事业的工程,一举大“发”,从此认识到了权势的重要,也为后来与国民党权贵勾结埋下了伏笔。

通过兴办杂志,他逐渐与国民党统治上层挂上了钩。

1979年,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给国民党带来了强烈震撼,当局考虑如何“既要执行戒严法、镇压党外地方势力反对派,又不致弄脏自己的双手”,开始与全省各大帮派接触,商量合作,策划帮派分子效忠“党国”。

国民党选中了竹联帮和陈启礼。陈启礼念过大学,服过预官役,在党、政、军、特和文化圈子都有不少同学、兄弟、朋友,而且具有“忠党爱国”的思想,在黑社会的威望能力,无人能及,所以当局决定要陈启礼“出山”,干一些国民党不适合公开干的事情。

江南案就是这样出笼的。



陈启礼的手下,根据他的话总结了83条语录般的《风雨录》,作为他对人生的总结。其中,第一条为——“陈子曰:世间的任何事,都会成为过去。当你遭逢艰难险阻,当你跌入万丈深渊,当你身陷绝望哀痛,你都不需灰心丧志。只要勇敢面对,它终将成为过去。”

而对于爱情,陈启礼的观点是:“恋爱之所以能持续,是因为有一方不怕受伤害。”他对坐而论道的专家学者深恶痛绝——“权势者放臭气的器官——学者专家”……

在招待记者喝高山功夫茶时,你听见这些带有黑色幽默的话一句连着一句冒出来,连绵不绝。陈启礼说到生与死,特别是说到江南案时,他流露出的依然是深深的无奈和失落。他认为,致人死命是天大的罪过,“人命关天”几个字从这个已经虚弱的老人嘴里轻轻吐出来,很难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刀光剑影。

他说,杀死江南后,他抱定一死的决心,把一切都承担下来。陈启礼不承认自己当年热心插手江南案有回归主流的想法。1997年,台湾当局展开扫黑行动,通缉包括陈启礼在内的十大要犯。之前,嗅到异动的陈启礼辗转三地,最后选中了与台湾没有任何官方关系的柬埔寨安身。即使在身患绝症之后,他也没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地方,回家,只是一个奢侈的想法。这是他生命最后时光最伤痛的事情。

陈启礼的家里有两个神龛。一个是关公,一个是父亲的神位。父亲去世时,正在柬埔寨监狱的陈启礼忧愤成疾,导致中风。

他不止一次地对朋友抱怨,台湾当局对他不公。他抱着为“国”出力的想法,事后发现,他和他的竹联帮,都成了政治的“夜壶”。

2000年的私藏枪支案刑满出狱后,陈启礼更低调了。他给自己制定了两大功课,泡功夫茶静心、每天游泳锻炼身体。除了打理日常的地产生意,重要的活动就是和朋友们聊天,出席华人社团举办的各种活动。

陈启礼好客。无论是谁,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帮忙。而对柬埔寨贫困人口的救助中,他坚持对华人和当地人一同救助的原则,其中,他认为给食品比给这些家庭现金更实用。作为当年闯荡江湖的人,他清醒地知道,现金并不能给很多没有自制力的穷人安全和保障。

近年来,陈加大了对当地人的慈善捐助活动。柬埔寨记者李明洋告诉记者,他们统计,来柬后,陈启礼联合其他台商捐款超过百次。金边台商协会现任会长江永兴说:“我们都尊敬这个老人。”

李举了一个例,他曾经多次跟随台商下乡去救助灾民,只要陈在,他的捐助金额一定是最高。随行的台商们,会有意无意地紧随其后。“因为他是陈启礼!”

陈启礼一生的是非恩怨、爱恨情仇、善恶多变,随着他的逝世,俱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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