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卫士长李文普:林彪事件真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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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绣枫姊妹
　抗战时，我在重庆认识一位社交名人胡绣枫女士，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分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一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为难，于是胡绣枫建议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胡楣又名关露，是三?年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情报，胡绣枫给李士群一封信，请李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李士群一见，觉得关露和妹妹一样漂亮，就留在身边，关露从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分
做了汉奸，实际上为中共秘密工作。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同志们称她为“公共汽车”。中央大多数同志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五?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
孙维世,黄慕兰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 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1951 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和金山同居过的另一个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周恩来守口如瓶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
　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那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1982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我们做研究工作的，故事祗能讲到这里。
毛主席语录是怎样风行于世的
】《毛主席语录》仅8个月，就发行到117个国家和地区，几年之内，总印数达50多亿册，中国成了红色的海洋毛主席语录是怎样风行于世的如今，“红语录”成为收藏家搜寻的“文物”，一本语录竟能以高出原价百倍的价格出售。
　　1.林彪提出背毛主席的话
　　在芸芸众生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士，她对《毛主席语录》有极特殊的感情，是她最早提议并亲手编辑出版后来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记载着她的辉煌，她的艰辛与苦涩。她就是解放军报社已经离休了的一位编辑－－田晓光。
　　她讲述了自己参与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全过程。
　　“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我当时在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卡片资料工作，为报纸选编毛主席语录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头上。
　　一次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同志，带领人马到几家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语录》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对我们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用得着了！唐平铸指示我们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由我负责重新整理，按我们设的专题重新排列，并把我们以前积累的充实进去。最后又作了校订。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部队里反应热烈。当时军队文化程度不高，战士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让他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着有困难。而我们当时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地讲出道理的语言，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这样，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这不失为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好方法。
　　“林彪对他提出的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 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又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语言摘出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军报资料室在为报纸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当时全党全军中心任务，汇编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大篇幅地在报纸上集中发表。如1961年的《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和《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等的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
　　“鉴于当时这种情况，我向报社领导提出了要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领导上十分赞成，但说要请示一下。”
　　2.初版问世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我们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一天，唐平铸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我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我一放下电话，立即拟定了编选计划。送报社领导批准后，马上投入了工作。
　　“为了保证如期完成任务，领导上又调了一位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同志帮助我一块儿干。我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我们索兴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的除夕之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我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振奋。”
　　3.正式定稿
　　“1964年7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为使《语录》中有这部分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再版意见。正值这时，康生和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也分别打来电话，提出《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
　　“我们的意见得到批准。再版《语录》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30个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了三个专题。
　　“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表，我们认为《毛选》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我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语录》没有反映出来。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所以决定增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
　　“当时我们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学不好的，因此，又增设了一个'学习'专题。
　　“我们又采纳邓颖超同志提出设'妇女'专题的意见，增设了'妇女'专题。
　　“这样，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355条增到433条。
　　“1965年5月，决定《语录》再版本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集体讨论审定再版本《语录》。
　　“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到会。当我赶到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落座等待了。没等我喘过气来，已在会场的唐平铸就说：'你快点介绍一下选编《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听了他的话，开始我真有点蒙头了，我原是准备来听会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又意识到，这次会将决定再版本《语录》的命运，我想：这么多领导意见不会少。再说，《语录》内容多少本来意见不一致，真担心通不过。已经到这份上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把理由说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把这些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提交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立一致通过，内容仅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427条，共8800字。”
　　4.林彪的题词
　　“早在1964年5月，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语录》改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语录》。”
　　“在这本语录出版前，因为林彪当时主持军委工作，我们建议请他为《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我们将这四句话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我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我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我拿着题词感到为难，总觉得不够完满，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我这才发送工厂制版。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听'字还多了一点儿，写成了'口斥'.《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
　　“1964年下半年，《语录》决定再版后，为了进一步改进《语录》选编内容，切合部队的需要，报社领导指示我们下部队征求意见。
　　“我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说，《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去。
　　“回来后，我综合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意见，并专门将孔祥秀同志对前言的意见写了一条。报社领导同意，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署名仍是'总政治部'.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我们据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并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我们根据总政和军报领导的指示，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及提法，写进前言。交稿审定时，由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集体修改定稿以后，却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语录》出口，署'人臞霭嫔?#039为好。这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又由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 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说，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张春桥写的。这也是不实之词，那时张春桥对这事还插不上手。”
　　5.林彪指示发给每个战士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示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小红书“也就由此得名。
　　“那是1966年，《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希望能看到这本灼手的书。他们通过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一些工人和学生对此纷纷提出要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
　　“10月，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来报社联系《语录》出口事宜。他们通知我们说，中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我们这本《语录》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修改'前言'.
　　“11月8日，他们再次来电话，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同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付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三万册。希望我们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又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打报告，希望尽快赶印《语录》出口本，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语录》已有国际书店向我所订货10万册，香港订货8万册，我所已于一个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制出口本20万册的计划……语录出口问题长此拖延下去，势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当时不能落实出口的主要问题是前言和'内部读物'问题，当时，'内部读物'已不是问题，再印时去掉字样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发表后，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尼希里、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