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周恩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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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是注定不会被我们遗忘的。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
   　　诚然，他不像孙中山，推翻帝制，缔造共和；也不像蒋介石，建立中央集权，领导抗战胜利；更不象毛泽东，武功文革，改造中国与世界，重塑一个庞大民族的性格和灵魂，甚至也不象邓小平，改革开放，创造了由共产党领导兴致勃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奇迹。
　　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宰相
   　　他不像他们，没有做过总统、总裁、委员长、总书记、主席，或是"凡重大问题都要向他请示"，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以"最高领袖"的身份主宰过中国的命运。这个世纪发生的所有的大事，也找不到一件是由他策划、发动、主导或完成的，──除了勉强可以凑数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暴动和"八一"南昌暴动。前者是领着一夥逼急了的工人纠察队，夺了上海以迎接眼看就要进城的北伐军，不料反被北伐军杀得稀里哗啦，血流成河。后者是领着一夥逼急了的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而那一枪简直就是臭子儿，放过之后便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四下里逃散，七零八落，不了了之，很多年以后连他自己都羞于提及。
   　　他不属于创建开天辟地宏伟功绩的人物，不属于藐睨一切恣肆纵横的枭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拔剑斩蛇的刘邦，横槊赋诗的曹操，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他不是没有机会，也绝非缺乏才智，而是不具备那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敢为天下先的霸气和魄力。他似乎天生就能，而且只能安于辅佐他人成就大业。蒋介石熟知之一点，据说对于未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把周恩来争取到国民党阵营中来，一直深以为憾。
   　　毛泽东当然更了解他："无论是我，还是刘少奇、林彪或其他人当第一把，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这个"总理"的位子他一坐二十八个年头，从五十一岁为新政权组阁，直到七十八岁死于任上。仔细算来，是二十六年零一百天。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宰相。
   　　人们的印象中他从不曾老过，当然也不会病倒。"总理"──这是"周恩来"的代名词，就像"主席"是毛泽东的代名词一样，──应该永远那样中年，那样生机勃勃，机智幽默，风度翩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习惯报纸、电台和新闻记录影片的报导："总理"又接见了来访的某国元首、议长、夫人、运动员、记者、美术家、以及打着各种旗号的民间团体、面有菜色的丛林游击队领袖、到处发表激烈言辞的流亡政治家。
   　　他给人们带来的唯一不幸他永远在接见这些川流不息的人，这些从世界上最富裕和最贫困、最安定和最动荡、最反动和最革命、最为人熟悉和最让人记不住的地方来的人，黑皮肤的，白皮肤的，黄皮肤的，晒成不知什么颜色皮肤的，穿西装的，包头巾的，套袍子的，露胳膊的，打赤脚的，来建交的，来签协定的，来瞧一瞧的，来拥抱拥抱的，来学习革命经验的，来要钱的…..都"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地迎来送往。他在国宴上环视一周，举起酒杯轻抿小口，──二十多年了，至今没见到第二个人比他抿得更好。
   　　他还要抽出空去工厂、农村、部队视察，从东北到西南，从"老区"到大都市，从工业重镇到边陲山寨，哪儿都去过。你要是从报上看到他一天出现在三个地方，早上在上海虹桥机场挥别一位外国政要，中午戴着安全帽到炼铜炉前看看火候，晚上蹲在灾区老乡家塌了一半的柴垛边稀里胡噜喝一碗玉米粥，那是一点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他老是在奔波着，跟人握手，那条受过伤的右臂很自然地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握手的姿势。他扶肘一笑，化解了人们对这折腾个无止无休的国家的前途的所有疑虑。
   　　他给人们带来的唯一不幸就是他的死。他居然也会死！这个精力和魅力无穷的人，这个不卑不亢进退自如的人，这个一摆手就会有"一股春风"拂到我们脸上的人，这个"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居然也会死！
   　　人们伤心饮涕，乃至大声痛哭，──虽说不是每一个人，却是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真诚地、由衷地哭着。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北京，男女老少冒着凛冽的寒风，排列在十里长安街两旁目送他的灵柩。"灵车队"向西，向西，一位诗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我们等着它碾过我们的心灵。"这就是中国人的感情，他们承受得起连续遭遇的厄运和灾难，可以面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毫不动容，可以受于折磨和屈辱仍冷漠到麻木的地步，可以在人格被贬损成猪狗不如时仍低吟浅唱、自得其乐，却承受不起一个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伟人的去世。这是一九七六年年初。
　　周恩来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时人们私下聚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传播、议论、分析和猜测各式各样的政治性的小道消息。尤其对于那些过早地受尽了生活磨难、心比天高却身为下贱、失去升学机会却仍然读了不少书并且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渐渐学会"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来说，这样既危险又兴奋，既刺激又过瘾。中国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往往与"大道"暗通，而非空穴来风。我的一位表亲，看到官方出版的《参考消息》突然有一天将转载的整版各国政要和媒体悼念、称颂周恩来的文章压到了不起眼的第四版，立刻忧心忡忡，预感"中央"一定政争激烈，周派开始失势。我的这位表亲是他那个地区的知识青年中，以识见卓越受同伴们推崇的人物。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刑满释放的前五天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自己也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但仍以"我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而骄傲，为周的去世而伤感和忧怕。
   　　一条伪造的"周恩来遗嘱"半明半暗地广为传播。作者是杭州汽轮厂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他把周恩来的口气模仿得让人深信不疑。"周恩来"表扬了小平同志面对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毛泽东已经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地位岌岌可危。死去的周恩来能支撑他对付过活着的毛泽东吗？显然不可能。不过大夥儿打算试一试，结果帮了倒忙。天安门事件哄然而起，加速了邓的倒台。
   严格的说，"天安门事件"应该叫做──"纪念碑事件"。天安门是一个"门"，也就是毛泽东率"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临主持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而悼周活动及其引发的事件，主要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发生，那个"城楼"则关系不大。城楼是皇城的一部份，属于古建筑；纪念碑则是"新中国"成立时第一个破土动工的现代建筑。二者含义有别却又遥相呼应。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与会代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由毛泽东宣读碑文。碑文也是毛泽东草拟，由周恩来书写的，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多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成了反抗暴君的旗帜
   　　纪念碑的奠基者们大概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它会成为人们"聚众闹事"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堆放花圈下张贴诗词、漫画、朗诵、演说，挥拳哭泣、宣誓、呼喊口号，以中国人惯用的暗喻和影射手法，批判时政，发泄胸中的悲伤、愤恨和不满。矛盾主要对着"四人帮"，更激烈的还会搭上一个"秦始皇"。当局，──绝不只是"四人帮"和"秦始皇"，而是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实行镇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派系和路线的斗争再激烈也是自个儿家里的事，来自外面的挑战才是最大的敌人，必得联手对付予以围歼。在这种情况下，"民意"不会给某一个政治人物带来任何好处，只会更加坏事。
   　　只有一个人站在"人民"这一边，那就是死去的周恩来。说穿了，是人民需要他，需要拥周自重，借题发挥。没有谁比周恩来更适合这个角色了。因为他再也无从选择，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察言观色、回避忍让、唯唯诺诺以自保，再也不是他自己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第一次真正属于人民，成了号召和领导人民反抗暴君的一面旗帜。
   　　同样的故事，在十三年后，也就是是一九八九年春天胡耀邦去世那时，还会要重演一次。此是后话，让我们还回到一九七六年，那个死人像陨石雨一样轰轰烈烈的年代。
   毛泽东比周恩来多活了整整八个月。他的死显然比周恩来的死更值得我们纪念：这是他一生中为人民谋得的最大的幸福。
   　　毛泽东丧礼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远远胜于周恩来。但却带着更多的官方色彩，不免给人一种空洞和冷场的感觉。有没有具体例证可以说明？没有，完全是一种感觉。
   　　尽管为毛泽东而失声痛哭的人，绝不比为周恩来而失声痛哭的人要少，除了那些装出忠诚或迫于情势而淌下的虚假的眼泪，除了那些表面悲痛而内心却充满庆幸的哀号，除了这一切，不是不比他少。有没有统计数字可以说明？没有，完全是一种感觉。
"总理"把"主席"给比下去了
   　　四人帮的垮台，把毛泽东的声望拉到了最低点。这几个人都属于毛的"宫廷派"：他的妻子，他继林彪之后挑选的接班人，他跟得最紧的追随者和御用文人，还有那个专门替他传达旨意的侄子。他身边的人不是垮台进了监狱，就是打入冷宫横遭贬斥和歧视（如张玉凤、王海蓉、唐开生）。华国锋向四人帮下手时最担忧的是怕影响毛的威望，一方面说明他的儒弱与憨厚，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与四人帮关系之深厚，已为世人所公认。民间不是有"五人帮"之说吗？无论发多少中央文件议论四人帮反毛，议论毛泽东早就要"解决"四人帮，仍然无法洗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连华国锋自己，亲手一举粉碎四人帮，也依然逃不过受四人帮的株连。把华国锋和四人帮连载一起的纽带，就是毛泽东。
   　　反之，"总理"的形像却日见高大和辉煌，活活地把毛泽东给比下去了。周恩来，他的才智和能力不输于毛，风度和机敏甚至还在毛之上；他谦虚忍让，不像毛泽东那样骄横与霸道，当仁不让；他平易近人，尤其善待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不像毛泽东惟我独尊，瞧不起专家学者；他广结善缘，争取到许多同情者，保护了一大批受迫害的人士，不像毛泽东与人争斗其乐无穷，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他性格温和，处世稳重得体，不像毛泽东反复无常，总是有理，阴谋阳谋都要，帽子棍子齐飞；他不图名利，埋头工作，坚决反对宣传他自己，不像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红太阳普照中国还不够，还要到外国去，把一切功劳都归于他自己，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别人；他艰苦朴素、穿破衣烂杉出国访问，不像毛泽东全国各地都有行宫，版税收入百万千万，纵容自己的老婆骄奢淫逸；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个人生活严谨，与久病缠身、相貌平平的发妻厮守终身，不像毛泽东，性趣广泛，到处游龙戏凤，过过手的女人数不胜数，还玩什么大被同眠的性游戏（早在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前十余年，民间就流传过这样的小道消息）。
邓小平与华国锋争"双继承"
   　　很自然地，掀起了第二波悼念周恩来的高潮。这一次是官方和民间相结合，它很大程度地化解了过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官与民结下的怨恨，他们共同怀念着一个人，用诗歌，用戏剧，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回忆录，还有许许多多老百姓朴实的含着泪花的话语，来赞颂他，缅怀他。在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上，女歌唱家郭兰英唱了一首《绣金匾》，她"一绣毛主席"，"二绣（朱）总司令"都还没什么，等到"三绣周总理"时，这位延安时代出名的歌手忽然放慢节拍，热泪盈眶，好像感情的堤坝随时都可能被冲决，引得台下观众会心会意，掌声雷动。
   　　由诗人们创作的歌颂周恩来的诗篇，在舞台上朗诵效果更佳，更容易造成"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轰动效果。其中著名的如《一月的哀思》、《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等，这里都不引用了，我倒想引一段不怎么出名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不怎么出名的诗，与今天的读者一同欣赏。他写的是周恩来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件事──
   山的严峻，你的面容；
   　　地的质朴，你的风采；
   　　湖的清澈，你的思想；
   　　海的深沉，你的情怀！
   　　华国锋以"主席"兼"总理"的身份，努力地完成着他的双继承：继承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路线，同时也继承周恩来的务实养民政策。结果徒劳。这倒不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矛盾，在他们双继承的死后比生前更为激烈和不可调和；而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事实上，完成双继承的是复出后的邓小平，他的身份既不是"主席"也不是"总理"。他只要毛泽东的旗号，把它作为压箱的辟邪物，不到危急时刻不祭出来使用：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包括他的组织体系、"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几乎全盘接受。他终于成功地取华国锋而代之。
   　　许多学者，尤其是外国观察家、评论家们认为，邓小平实际上是周恩来路线的执行者，邓的胜利标志着周恩来最终彻底地赢了他的对手毛泽东。
　才下神坛，又上圣坛
   　　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人眼里，仅仅在政治上赢的政治家还不叫真正的赢，只有政治上和人格上同时都赢才够得上真赢；甚至人格比政治本身更为重要。例如人们对三国人物的评价，身为大汉宰相的曹操，就远不及身为蜀汉宰相的诸葛亮。虽然曹操的功业还非诸葛亮可比，但诸葛亮除了其非凡的、也多少被夸大了的军事天才外，更以他谦虚谨慎、风度儒雅、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个人品格赢得了后世的仰崇。
   　　曹操则渐渐被民间涂抹成了戏台上的粉白脸，成了奸臣和乱世枭雄。
   不少论者喜欢拿周恩来与诸葛亮相比，他俩也确实有相似之处。刚才列出的那些品格之外，他们都属于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积劳成疾、拼其一死的人物。诸葛亮出茅庐前是一布衣山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周恩来更是身居高位之后仍粗茶淡饭，每天坐到办公桌前还要戴两只套袖，以免磨破了他那舍不得再添置的"出客装"。诸葛亮俊逸潇洒，他的丑妻是有名的；周恩来英姿勃勃，他的妻子也实在难说漂亮。郎才却不需要女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文革的结束，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又将周恩来送上了圣坛。没有了神，有个圣也是好的，甚至更好。神人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挥洒多余的智力、想象力和暴力来，令众生癫狂，过不好安稳日子。圣人则不然，他的高超的道德水准足以制约他不会乱来（要不就不叫圣人了），大夥儿保证都会有好日子过。何况这圣人早已死了，无论你怎样塑造他，他都不会从另一个世界返回来颠覆自己的形像。
   　　某个工程完工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关照过的"工程；某大桥落成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指示要建造"的大桥；某一套书出版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叮嘱过要出"的书；某一个受迫害的名人平反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保护过"的名人…..人们不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话早不灵了，也不怎么光彩了；人们只说"敬爱的周总理"请他来代替毛泽东的崇高地位，代替他说这说那，想这想那，做这做那。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君臣关系
   　　在回顾中共历史的时候，周恩来也成了正确路线的一员代表，毛泽东则一会儿正确，一会儿错误。据说毛泽东的亲属看完电影《周恩来》以后忿忿不平："好事儿都是他们家干的，坏事儿都是我们家干的！""他们家"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主要指的是周恩来；"我们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谁叫你毛泽东娶了江青，你们毛家的事，不说也罢。倒是"他们家"的邓颖超，即使发现了贬毛的问题，郑重提出，毛泽东是不能随意贬损的，否则后患无穷。
   　　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和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美国记者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比喻，"如果说毛泽东是头脑，那么周恩来就是执行的双手。"
   　　她丈夫的看法则稍微平等一些："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两人关系的最适当的词了，…..他们像是套在一辆车上的前后纵立的两匹马一样，相辅相成。──（斯诺《漫长的革命》）。另一位美国人索尔兹伯里也认为，"从遵义会议以来，不论他（周恩来）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的这种夥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怎样的分歧和明争暗斗，也不论他们到底是同志、战友、夥伴还是君臣关系，两人之间长期形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贡生状态是无可否认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更严重的是，如果从根子上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共产党。不单是周恩来最终也得被彻底否定，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都得否定，就连共产党政权存在的道义基础也将顿失，江山就要易色了。这当然不是政权的掌握者所希望看到的景象。邓小平尽管从心底里恨透了曾把他玩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却仍要四个坚持，保留毛泽东的旗号不变。
   人都是渐渐地才学得聪明起来。改革开放。自由化思潮迭起，眼界和思路的开阔，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更，人们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去反思历史，去重新大量那些似乎早有定评的各类历史人物。其中也包括周恩来。
画鬼容易画人难
   这种的反思和重新打量，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大量的史实都还深藏在银幕背后，我们所知甚少。只能根据浮在海面上的一角去推断整个冰山的全貌，又会有多少准确性呢？以撰写中共政治人物传记驰名的作家叶永烈，曾被要求为周恩来作传。叶提出几项条件，其中之一是可以查阅中共中央档案馆最核心、最秘密的历史文件，之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发现来描写评价周恩来。不用说这两条都无法满足，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叶永烈写过不少"鬼"的传记，如陈伯达、四人帮之类，似乎都未遇到太多的阻挠和障碍。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鬼已经是被扭曲的，不成人形，你把他画得再扭曲一点，再面目狡猾一点，是没人指你不对的。画人则不然，画得不像，画得失神，马上就会招致物议。何况这个还是个具有如此崇高和广泛的知名度的"圣人"呢？
   　　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讲，画圣人也不是那么难的。大量关于周恩来的回忆录、传记的出版就是证明，而且你很难说它们所回忆、所记述和描写的周恩来"不是真的"。
   这些画中，有相当数量是海外出版，或者乾脆就是外国人写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跟写毛泽东的贬多于褒不同，它们对周是褒多于贬，而贬周还往往建立在贬毛之上。
   　　可见对"圣人"的认同，并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限。
   　　韩素音的《周恩来与现代中国》，可以说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韩素音出生于中国，有一半中国血统，受西方式教育，定居瑞士，是一位学者式的用英文写作的多产作家。
   　　从一九五六年起，她获准进入中国大陆，曾多次见到周恩来，对周极崇敬。为了完成这部传记，她争得了邓颖超的同意和支持，并对她进行访谈，访问数百位相关的民众，还参考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中共档案文件，费时多年。她的特殊身份、资力和关系，使她不至于像一般"外国人执笔的传记，或因文化隔阂，或因资料缺乏，不是失之过浅，就是错误百出"（见该书前言）。但即便如此，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的，仍是一位被描写为崇高、敬业和无私的领袖，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英雄。
圣人也有形迹要向世人掩藏
   韩素音笔下流露出一股她根本就不想掩藏的温情，一种时时急于表达的赞颂之意。这在现代西方的人物传记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描写政治领袖的传记。她认为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不仅是共产党主义阵营，而是全世界都罕见的伟大的政治家。当然，她没有轻率地剥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她花在研究毛泽东上的工夫不会比花在研究周恩来上的工夫要少。她至少写过两本关于毛泽东的书：《早晨的激流》和《高塔的风》。她以一位医生的宽容和理解谈到毛泽东晚年对女色的沉迷，把它解释为脑血管病变使他改变了性格。"毛泽东是个好人，"她说。但这个"好人"只能给周恩来做做陪衬。
   《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中文版译者张连康，记下了韩素音与他见面后寒暄之外的第一句话："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否则就对不起周总理。"这句话不仅使译者非常感动，也使我们非常感动，让我们再次想起他那补丁摞补丁的衬衫，墙角泛黄的西花厅办公室，豪华国宴前匆忙吃下的一碗"垫底"的面条。
   　　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崇尚简朴，把它当作一种美德了。简朴是有身份的人的奢侈品，就像古铜色的皮肤，一度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特徵一样。韩素音是知名教授、作家，可以到全世界旅行，"多次"出入平民百姓望墙止足的中南海禁苑和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在富裕恬静的瑞士和繁华喧嚣的纽约拥有住所，自然会把"简朴"当作生活中最有品味的一种点缀。而一般的中国人，实在是被贫困的梦魔纠缠得太久，穷怕了。他们是真没钱，而不是怕"对不起"谁才去选择过一种质朴的生活。如果说有谁对不起别人的话，那首先应该是使人民长期无法摆脱穷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　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在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在青年学子中泛滥。反思文革，进而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反思中国共产党，它和它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动摇了多年来形成的信念。人们发现，真理原来是谎言，理想原来是童话，神原来和鬼同道，圣人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形迹需要向世人掩藏！
对毛泽东的大胆怀疑、批判和否定，终于不可避免到波及到他的忠臣、战友、最久的合作者和对手周恩来。
跟毛泽东比私生活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贤相还是奸臣？是光明磊落还是玩弄权术？是鞠躬尽瘁还是助纣为虐？是出于公心拼死保护部属和同僚度过危难，还是明哲保身甚至不惜落井下石？是才智过人的全才，还是庸庸碌碌的官僚？是坚持原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英雄，还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的懦夫？…
   　　仍不断地有各种各样回忆周恩来的文字面世，不断地正面描述他，评价他，和颂扬他。
   　　但它们已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令人激动，令人鼻酸、哽咽、泪花闪闪。人们平静下来，用近乎冷漠的目光扫过那些历史陈迹，从那里看出了许多戏剧的意味。我们曾经历过漫长的荒谬岁月，在其中谁都不可能不蒙上荒诞的色彩。民间流传一则明知是编排出来的"轶事"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忽然从裤管里滚出一陀屎球，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镇定地唤来工作人员："来，把这块榨菜捡走！"
   　　更刻毒的版本是，周恩来用一个轻快的动作拾起那陀"榨菜"，从容地放到嘴里吃了下去。
   　　而周恩来的私生活，似乎也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小道消息报导，在旅欧期间，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他跟法国房东老太太的女儿生下过一个混血私生子。驻重庆期间，邓颖超曾因吃醋，当着手下的面打过他一记耳光。在总理任上，他关心文艺界的发展事业，跟许多文艺战士交往非同一般，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演员，关系暧昧。
   　有一种说法在女人方面，周恩来比毛泽东的品味要高得多。毛泽东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周恩来却是有所选择，讲究质量。毛泽东的女人是年轻化，工农化；周恩来却要求成熟化知识化。毛泽东对喜欢的女人不讲资历大胆提拔，唯我是用；周恩来却把工作和感情份得清清楚楚，绝不任人唯"亲"。
   　　具体地说，毛泽东喜欢年轻单纯、容易驾驭的女性。喜欢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发展对象。如护士、舞伴、机要员、秘书、服务员…..等等。他最后宠幸并付以重托、权倾一时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就从专列服务员一步步越级提拔起来的。文化程度低下，只念过小学，性格和修养也都不怎么样，动不动就耍"张飞后代"的脾气，一触即跳。
   　　周恩来则喜欢成熟文静、富于内涵的知识女性。一般他是不会打身边工作人员的主意的。这和他温文的言谈举止也比较一致。他不是毛泽东那样索性而为的作风。人们认为，只有电影明星才能与他相配。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那些在银幕上扮演工农形像而浑身"文艺味儿"的女演员们，后来也果真写出许多回忆《敬爱的总理》的文章，感情充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