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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又降息了,明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数是美国。
次按危机过后,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经济将进入一个疲弱期,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年初对美国经济全年增长率从2.2%下调到1.9%,甚至其他国际组织还作出了更悲观的预测。房地产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当然重要,是美国消费的最大驱动力,而美国的消费占到全世界消费的三分之一。但是更为可怕的是,房地产下滑所导致的次按危机,随着庞大的债券衍生品泡沫破灭(这些年毫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已经将这个市场的规模放大至全球GDP的7倍之高),融资成本必将大幅上升,从而触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对于中国来讲,其实美国经济是进入一个明显衰退期(连续两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还是一个低增长时期,这一点或许并不重要,关键是看美国会采取何种政策来度过这一疲弱期。
从目前看,最大的可能,依然是美联储通过连续降息来缓解融资成本的上升,但美联储政策的空间取决于通胀压力,在当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中国制成品价格便成为了一个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以国内的廉价要素资源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来贴补外国投资者以及消费者,以压制国内的通胀压力,事实上是为缓和全球的通胀压力作贡献,甚至一度还被指责为向全球输出通缩。中国在获得一个超高速增长的同时,事实上也承担了全球经济调整的高昂成本。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谁越主动,就意味着谁承担的调整成本越多,这已成为了一种国家利益的博弈。美国在发生次按危机后,尽可能把经济调整的成本往外面引,降息、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元加速贬值。很长时间内,日本也能通过低利率的套息交易将流动性拒之于国门之外,以避免国内资产泡沫重新膨胀。
应该讲,美国经济的明显调整,某种程度上是饱受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的中国所乐见的。美国消费需求的减弱,直接拉动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随着出口需求的减弱,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币升值压力也会减少,有利于改善中国流动性泛滥的局面。
现阶段倒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出口效应的减弱会导致中国经济的急剧减速,投资还可以顶上去,特别是那些要解除制约消费瓶颈的公共投资(教育、医疗、廉租房、环境保护等),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正好应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倘若美联储故伎重施,如2001年连续降息,目前简单地围绕投资和通胀而进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模式,或许是美国所愿意乐见的。当有效率的、解除消费约束所必需的配套公共投资被压制时,消费及进口的增速就受影响,而出口并不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进口也就赶不上出口,最后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随后必然是流动性泛滥和加剧本币升值的压力,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急剧膨胀。如此不仅是继续为全球经济调整单方面“埋单”,自己也很可能被动地在通胀和资产泡沫中慢慢地倒下。
而中国要从流动性过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核心在于必须改变在中国投资的超预期回报现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际资本流向,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因此,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改善经济结构失衡的重中之重,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成为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速的“自动减速器”之时,中国才能够真正摆脱投资消费失衡的困扰。
(作者刘煜辉 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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