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陈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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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8日，湖南青年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

　　　　在世紀最後的時刻重讀陳天華在世紀初寫下的《絕命辭》，就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史詩。我們的靈魂不能不感到震撼，我們的道德不能不受到一次凈化。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陳天華蹈海的那一幕一直浮現在中華民族的眼前，讓我們在靈魂深處總是無法平靜。他的死是在悲悼一個民族精神的衰亡。他的死是要他的同胞、要我們這個民族在人格上站起來。他死了，但他是用他的生命為民族的新生催生。他的死，因此在我的眼前定格成一個永遠的歷史畫面，揮之不去。


　　　　他說過他救國只有兩條途徑，“其一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可死之機會而死之”，只要能達到救國的目的，就願意以身相殉，反對空談救國。他用自己的生命實現了青春的誓言，他的書、他創辦的《民報》對20世紀初的中國都曾產生巨大影響，他的死也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個永久的歷史問號。　

　　　　一、

　　　　在20世紀初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上，湖南曾產生了不少傑出的人物，如譚嗣同、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等，他們的生命都非常短暫，卻都如流星般留下了耀眼的軌跡，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他們政見不同的楊度在他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兩句詩“若到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後來因為陳獨秀的引用而廣為人知。由此也可以想見近代湖南人物之盛。這幾個人中譚嗣同（33歲）1898年被慈禧太後砍頭，宋教仁（32歲）1913年被袁世凱暗殺，黃興（42歲）、蔡鍔（34歲）則於1916年相繼病死，唯有陳天華是自殺。


　　　　我最初知道陳天華還是少年時代在歷史課本上，特別是插圖中的《警世鐘》、《猛回頭》封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讀到一些思想史、哲學史資料匯編以及陳天華的選本都收有這兩篇。但我認為這只是陳天華反帝、愛國的一面，沒有反映出陳天華追求民主理想的一面。最能體現他民主思想的是他在《民報》上發表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等文，我看到的大多數有關選本都沒有收入這一篇。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只強調他反帝、愛國的一面，對他的民主思想一字未提。陳旭麓50年代寫的《論陳天華的愛國民主思想》一文倒是專門論述了他從愛國到反君主專制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似乎一直沒有引起近代史和思想史學界的註意。


　　　　陳天華只活了31歲，他的死有人說是為無可輓回地走向衰亡的農業文明殉葬，其實是沒有依據的。回顧陳天華短暫而壯烈的一生，重讀他留下的《絕命辭》，我禁不住熱淚交錯。陳天華用生命所追求的一切真的實現了嗎？我們這個民族真的在人格上站起來了嗎？


　　　　二、

　　　　陳天華，字星台，1875年生於湖南新化，1903年赴日留學。他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每讀中外歷史，“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他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鐘》這兩本激動人心的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他的反帝救國思想因而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影響。據《宋教仁日記》（1906年1月4日）他“倒卧於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凄然淚下，幾失聲”。
宋教仁後來在《烈士陳星台小傳》中也說“近年革命風潮簸蕩一時者，皆烈士提倡之也”。



　　　　1904年，俄國瓜分東三省，朝野束手無策，陳天華咬破手指寫了幾十幅血書，寄到國內各學堂，“聞者莫不悲憤”。同年，他與黃興、蔡鍔等成立了“軍國民教育會”。年底回國和黃興、宋教仁等創立“華興會”，起義失敗後，不得不返回日本，又與宋教仁等一起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


　　　　面對清末嚴峻的內憂外患，他憂憤交加，談天下事常常痛哭流涕，日益憔悴。1905年春盛傳各國要瓜分中國，他提議由留學生全體選派代表回國，向清政府請願，立即頒布立憲，以救危亡。同時決定單身赴京，不惜一死，被同學極力勸阻。



　　　　1905年7月下旬孫中山來到日本，7月28日就約陳天華、宋教仁等在《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社會面商談革命力量的聯合問題，可見當時陳天華在華興會里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29日，宋教仁、陳天華一同到黃興那里商議孫中山所提的問題。陳天華首先贊成與孫中山聯合，黃興則主張形式上聯合、精神上保存華興會。陳天華還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陳天華跳起來大叫“中山先生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他的態度對推動華興會與孫中山的聯合成立同盟會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同盟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與宋教仁、馬君武等一同起草章程、文告，其中《革命方略》就是他寫的。


　　　　由黃興提議將《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為同盟會機關報，後來改名《民報》，主要由陳天華編輯。他在11月出版的第一期上一個人就發表了5篇文章，幾乎占《民報》創刊號的一半內容，影響很大。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駁斥了中國不可以言民權、不可以言民主的論調，鮮明地指出“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豫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湖南人民出版社《陳天華集》18頁）這一說法雖然顯得有些混亂，但主張民主共和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


　　　　在《中國革命史論》里他說“革命惟問當世宜不宜，不必復問歷史，自我作始可也。”認為當時的革命已經不是“湯武革命”或朱元璋、劉邦式的革命，而是要在“革命之後，宣布自由，設立共和”。


　　　　同時，他認識到只有“中等社會”主導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在他的心目中代表“中等社會”的留學界人數漸多、“風氣漸開”是一線希望所在。對舊的會黨力量他以為“可以偶用，而不可侍為本營”。


　　　　他在《絕命辭》中也說自己“重政治而輕民族”。說革命“不可有絲毫取巧之心”，革命有出於責任心，也有出於功利心，出於功利心的“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他顯然是出於責任心才主張革命。所以他贊成“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的革命。“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若多數猶未明此義，而即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此鄙人對於革命問題之意見也。”（《陳天華集》156頁）因此主張“凡作一事，須遠囑百年”，不能鼠目寸光。

　　　　從後來辛亥革命的結局我們驚訝地發現陳天華的先見之明。他之所以強調從中等社會開始、然後向下等社會普及，就是強調啟蒙的重要性，在民智未開、人民普遍只知道有皇帝、而不知民主共和為何物的情況下，僅僅利用人民普遍的反滿情緒實行革命，即使把滿清王朝推翻了，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個更混亂的中國。民國長期的軍閥混戰局面已經證明陳天華早年的論斷沒有錯。難怪1908年《江漢日報》上連載的《革命黨史》中就把他列為“民族民權主義的漸進派（他死後，則由宋教仁“執其牛耳”），同孫中山、胡漢民等的“民族民權主義的急進派”有一定區別，那就是他們主張“不徒用武力，俟黨勢十分擴張，國民程度稍為發達，而後徐圖成功。”（轉引自《陳旭麓文集》第一捲423頁）這一說法未必都符合歷史事實，但從上述陳天華的觀點看，從宋教仁後來的一些主張和行動看，這一判斷也未嘗沒有見地。也難怪梁啟超在陳天華死後要引用他的一些觀點與同盟會論戰，事實上他們倒也有不少一致的看法（順便說一句，梁啟超在堅持憲政民主、反對專制獨裁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貫的，雖然也寫過《開明專制論》這樣的文章，但不是主流）。


　　　　三、

　　　　陳天華主張民主、民權救中國，他的《獅子吼》以小說的形式，通過一個夢描繪了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國：

　　　　他走到一處，看見“共和國圖書館”的牌子，里面不知有幾十萬冊的書，其中“有一巨冊金字標題《共和國年鑒》”，列舉了全國有30多萬所大小學堂、6000多萬男女學生；陸軍、海軍，軍艦、潛艇、空中戰艇等；鐵路，郵局，輪船，等。陳旭麓說他提出的這個民主共和國的藍圖大大超過了洪仁乾的《資政新篇》。


　　　　然後他虛構了當年張煌言的抗清基地舟山群島上的一個民權村，塑造了留學回來的老師文明種以及他的學生孫念祖等人物。借文明種之口，他說“國民教育”就是“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實於國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國民的權利，把那皇帝官府殺了，另建一個好好的政府，這才算盡了國民的責任。”
“照盧騷的《民約論》（今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講起來，原是先有了人民，漸漸合並起來遂成了國家。”（《猛回頭——陳天華
鄒容集》119頁）

　　　　他借孫念祖提倡自治闡述了自己對自由的看法：“‘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沒有界限，即是罪惡，如今的人醉心自由，說一有服從性質，即是奴隸了，不知勢力是不可服從的，法律是一定要服從的，法律也不服從，社會上必定受他擾害，又何能救國呢？”因此要立一個自治會，擬一個自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擔當國家的大事。”（同上124頁）又借他們的口表達了對美國民主的向往，他們中學堂畢業就紛紛選擇到歐美、日本留學，只有繩祖要留下來辦報，他說民智不開，有千百個華盛頓、拿破侖也辦不出一點事，所以他要在內地辦一種新報，開通風氣。文明種也在漢口辦報、辦學堂，搞革命......


　　　　小說中宣揚民主、提倡革命，“是有血有淚之言”，尤其是強調了開民智即啟蒙的重要性。1905年開始在《民報》連載，從第2號直到第9號。這部小說還沒有寫完，而且剛開始在《民報》發表作者就已蹈海。所以我們看到的只是一部殘缺的《獅子吼》。因此，和他的《猛回頭》、《警世鐘》相比，這部小說並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

　　　　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成立，11月《民報》創刊，用孫中山的話說“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清政府為了扼殺海外革命活動，請求日本政府驅逐中國留日學生中的革命黨人，日本政府11月頒布了有關取締中國留學生的規則，8000多中國留學生奮起抗議，罷課、罷學，準備回國。陳天華本來不主張全體罷學歸國，但大家一經決定，他就認為必須堅決實行，否則將為日本所恥笑。當時中國留學生總會的負責人卻不想負起責任。他因此憤而蹈海自殺。希望以他的死使同胞“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卧薪嘗膽，刻苦求學”。希望留日學生總會的乾事負起責任來。他在自殺前給他們的信中說：“聞諸君有欲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為維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學界耶？”（《陳天華集》158頁）


　　　　他在《絕命辭》里指出日本報紙污蔑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如果留學生真的都是“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他為此提出作為這四個字反面的“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如果有人念及他，則勿忘他今日的話。他說自己不是為取締規則問題而死的，要求他死後“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來，不要被日本報紙言中了。則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五、

　　　　對於生死陳天華一直看得很輕，所以他多次說過不惜一死，“吾實不願久逗此人間世也。”（宋教仁《陳星台絕命書》跋，《宋教仁集》20頁）《猛回頭》最後說：“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孫，永遠不忘；這目的，總有時，自然達到。”梁啟超評論“君既已一死欲易天下，則後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義所宜然。”他終身未娶，有人曾勸他，他回答：“匈奴未滅，何以為家！”


　　　　陳天華蹈海後，留日學生在公祭時，黃興宣讀他的絕命書，“聽者數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同上25頁）隨後，不少人憤而回國（秋瑾等就是那一次回來組織武裝起義的）。他的死在國內也引起巨大震動。香港舉行追悼會，有千餘人參加。1906年5月23日，他的靈柩從日本歸葬於故鄉湖南長沙的岳麓山。送葬隊伍萬餘人，綿延十里，“全城學生制服行喪禮，萬人整隊送之山陵”，岳麓山上縞素一片，清政府雖然派出大批軍警，面對民眾悲壯的氣勢也無可奈何。但禹之謨、寧調元因為經營葬事觸怒了當道。禹之謨又為了反對鹽稅、向當局力爭而被捕下獄，竟死於獄中，臨終欲求流血都不得，被活活絞死。寧調元逃到上海才得以幸免。


　　　　20世紀終於走到了盡頭，陳天華的墓和黃興、蔡鍔的墓一起，歷盡一個世紀的風雲滄桑之後，依然在岳麓山上靜靜地註視著湘江水，註視著中華大地和這片大地上的人民。魂兮歸來，陳天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