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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周恩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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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7 19:19: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伤害了公众恋父情结
     从感情上,人们允许周恩来有一个甚至多个安然这样的情人,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爱蕾(艾蓓)这样的私生女。艾蓓引起公愤,说穿了,是她竟想独占周恩来这位"父亲",触动并且伤害了隐藏在许多人心中的艾蓓式的恋父情结。
     如果说艾蓓的故事几近童话,那么孙维世的故事更像莎士比亚的宫廷悲剧。孙维世被周恩来收为义女送到延安以后,颇是出过一阵子风头。她不仅在话剧《被蹂躏的人》中一举击败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还轻轻巧巧地夺走了她的未婚夫(当然很快便和她掰了)。失恋的蓝萍只得钻进树林,拉了一夜的二胡,尔后擦乾净身上的树叶与泪痕,义无返顾地走向那伟大窑洞的热炕头。孙维世仗着年轻、漂亮、性格活泼,很快取得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朱德等诸位中央领导住处的特权。这特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疗养臂伤,孙维世在专机起飞前吵着要同去。周恩来说:"要去,也得经过组织批准。"孙维世一听,策马飞奔赶到枣园,求毛泽东批准。毛笑着签了个字。孙维世兴高采烈,高举着毛的指示又策马赶到机场,穿一双草鞋登上了飞机。
     这位传说与四位巨头(毛、朱、周、林)有过瓜葛的奇女子,其实并未犯下"淫乱宫廷"的大过。周恩来是她的义父。朱德是他父亲孙炳文生前的好友,当年同在德国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哥哥孙泱当过朱德的秘书。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曾向她求婚,但是被她拒绝了。毛泽东是唯一一位嫌疑最大的人物,由两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宋夫子和王若望)写成小说"回忆录",活灵活现,但破绽百出,迄今为止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确有其事。曾著书揭发毛泽东私生活隐秘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就坚决否认孙是毛的女友。发表此一密闻的王若望后来也公开道歉,认为此事"以讹传讹,是不能容忍的差错"。
 私生女的妈打赢了孙维世
     江青在文革中必欲置孙维世于死地而后快,原因是延安时孙以"周副主席养女"的身份,抢了她的头彩,有不经意地夺了她的未婚夫。虽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毕竟失马之痛难以心甘。加之孙维世是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在毛、周、朱面前撒娇卖乖、软磨硬缠惯了,恃宠而骄,向来不把江青放在眼里,终于引出杀身之祸。孙维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是周恩来,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周恩来签署文件将她逮捕入狱。这是什么缘故?
     "本世纪最后一个黑匣"打开后,透露出其中的秘密。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号楼恭候总理大驾,特意请他过来处理一起"严重事件"──一批从孙维世家抄来的照片:"你几次派他出国,凭什么?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是个什么东西?是苏修特务!"
     "有证据吗?"周恩来沉着地说。
     江青拿出一揽公安部的材料。
     "你事忙,材料我带回去看。"
     这时江青的秘书近来报告:"您请来的秘书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江青:"快请她进来。"
     周恩来正要走,忽然见到来客,──竟是"安然"!
     "总理,不用介绍了吧?"
     周恩来赶紧与"安然"打过招呼,寒暄几句,然后告退。
     江青手上的材料,有孙维世整"安然"的揭发信,内容无非是对(朝鲜)战争的害怕,在战场上见到"血与兽性"等等。更有公安部搜集的孙维世在国外的一些言谈举止,包括与苏联各色特嫌人物的交往。
    周恩来权衡利害,亲笔批示将孙逮捕。
(第三章 艾蓓情结:叫父亲太沉重 全文完

第四章 江青:从暗恋到暗斗
  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    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后,这一矛盾还在继续升级。江青在周的遗体前衣领露出红毛衣、拒不脱帽,指使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对周进行攻击,大有鞭尸之势,从而激起民愤,逐渐演化成天安门事件。在毛泽东的干预下,邓小平作为周恩来推荐的接班人第三次打倒,文革派暂时取胜。毛死后,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再次复出,文革派遭到全面清算,周恩来的务实路线大获全胜,掌控毛泽东后的中国政局,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周恩来属于哪一派系
     文革结束不久,剧作家陈白尘写过一个历史电影剧本,刘邦以后吕后专权,滥杀功臣,大将周勃起兵讨吕,恢复汉室,旌旗上大书一个"周"字…..该剧本始终未能拍成电影,可能是物换星移,人们对这种影射文学和影射史学已经失去了兴趣。不过对于文革后期中共党内斗争的理解,至今仍大致不脱这一思路。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简单。
     中共党内派系复杂,每时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经历、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决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断分化和组合。康生原属王明的留苏派,或称王明(共产)国际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王明同样回国,一口一个"我们的领袖"以称王明,后来看看风向不对,反戈一击,投到毛泽东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坚定的忠毛派。张闻天早先也是国际派,王明统治时期进入中央高层,派到中央苏区政府任职,以擎肘毛泽东,不料反为毛说动联合王稼祥在长征途中策划"担架政变",对遵义会议一举夺得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成为毛的骨干,对抗王明;不料大跃进时代附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又被打成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少年共产党,可称作"旅欧派"。同属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王若飞等,还可以算上在德国由他发展入党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产党的重量级人物。归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积极培植军校的中共势力,形成日后足以与国军黄埔出身的将领抗衡的另一支黄埔系。国共分裂,他领导发动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参加暴动的朱德、贺龙等一大批将领日后成了事实上的"暴动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组成建立了严密的城市地下党体系,所谓"白区派",包括执行暗杀任务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整套特工、情报系统。进入中央苏区,他又成了"苏区派",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成为毛派的一员主角。
  最后都成了"毛派"
     毛泽东取得党内最高权利,先后遇到张国涛、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战,每一次周恩来都无条件地站在毛一边,可以说是最坚定的毛派。这也是他屹立党内数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党政军特诸系统内广有人脉,别人都不能轻易动他,连毛泽东都不敢对他下手。当然前提还是周为坚定的毛派,如果稍有异心,以毛的一惯好强的性格和勇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无论付出多多大的代价也会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中共党内,除了早期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涛等少数人物外,其他高级领导人,后来都成了"毛派",统归于毛的领导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几位代表人物,也都迫于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称臣,只是终于不被接纳和重用罢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博古如果不死,张国涛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员总归是有的做的。不过他们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留下来的,永远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的拥护毛泽东: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战略、他的领导权,反对他的敌人,就可以称为"毛派"。在毛泽东党内权利稳固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非毛派公开存在和活动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齐声高呼万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谁敢跳出来反毛,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是拥护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开拥护,私下反对,如彭真;有人是这一阵子拥护,过一阵子反对,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对,拥护也不踊跃,如陈云;有人拥护是拥护,反对敌人却不积极,如朱德;有人是拥护你的领导,反对你的某些错误,如彭德怀;有人是拥护你本人,反对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岗;有人是一心想拥护,另外却还经营一块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刘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拥护,具体地反对,如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只有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自觉自愿地坚决拥护毛泽东,反对、声讨和迫害他的敌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最当之无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对和迫害被当作敌人的自己。
  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
     刘少奇、林彪是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进入中央最高层,仅次于毛。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后都从毛派沦为毛的敌人。他们是不同时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却是同一个错误──在"毛派"这一大的体系之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不以忠毛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权威和地位。
     并不是说毛派内部决不允许再割分为派。毛泽东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整个共产党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既然党内中允许公开存在一个拥毛的大派,那么在毛派的内部,不断地组合、割分、形成各种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这样,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必须打着拥毛的旗号,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一天也活不下去。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运动,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后来经毛出面反对,人们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反毛泽东的。林彪指使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要求反国家主席,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故而许多人受骗上当,跟着大表衷心,毛泽东又一次出面反对,人们又才知道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篡党夺权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部署的。由于刘少奇一派发展壮大,自成体系,盘根错节,其势足以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毛在党内已是相当孤立。大夥儿虽然都尊敬他,维系着一片"拥毛"的虚假氛围,却多半是敬而远之,他的话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脚下,竟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讨论是否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的提议险些没有通过。当时是三票对三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赞成。毛泽东事后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劝说,朱德一句"我听润之的",遂使文革的发动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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