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蒲县县委书记索贿5000万

杨云峰

6月9日，网上出现了一篇名为《山西蒲县县委书记索贿5000万风波调查》稿子，随即，中央电视台“新闻1+1”也播发了类似内容，还把采写那篇报道的记者请到演播室做了回嘉宾。 呵呵，新闻采访的当事人，有朝一日也有可能成为新闻事件本身的当事人。这倒不赖，有机会上上镜头，到全国人民面前露露脸，依偎在著名的白岩松身边，一脸幸福地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状，呵呵，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轮不到我的头上？ 不是咱想出那份名。说实话，这点倒真有几分自知之明：长得不怎么样，尤其不能上镜，一上镜就显得非常对不起观众，说话声音又太快，鼻音又很重，闹不好可能砸锅。
     可是，好歹，我也是最早从大量庭审录音中筛选出那句著名的“我落到今天事出有因，县委书记狮子大张口，问我要5000万”的记者，全国各个媒体转载的这篇稿子，我可是原创作者！围绕着这5000万的纠结悬疑，我又连续做了好几篇稿子，自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别的同行比我更了解围绕这个5000万展开的种种。
     只不过，与那篇报道有点认为县委书记是被冤枉的不同，我对于这个5000万的说法，至今仍是心存疑虑，也就是说，我的看法可能不大和谐。那篇报道不是提到了吗，在郝鹏俊当庭检举风波公开之后，临汾市委还专门召开了常委会，研究调查和应对工作。注意，调查后面的应对两字！ 而正如那篇报道所说，在乔建军调查结论出来之际，临汾市委书记谢海还专门为此批示，“要组织一批有力度、有分量、有反腐力量的报道，防止任其（郝鹏俊当庭检举言论）泛滥。”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推测，新华社在此前后刊发的没有任何新闻由头、新闻事实也未见得增加了多少的报道，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这篇文章，乃至中央电视台的这篇报道，都是被组织出来的？既然是组织出来的报道，那么，我这个异端自然不会被邀请，那也是情理当中的事。而且，不是说当地政府对此事的初步判断是，认为郝鹏俊在法庭上举报“县委书记索贿5000万”早有策划，其用意是掀起一个舆论的高潮，希望能够为二审施加压力，减轻对其处罚吗？ 呵呵，既然是策划，那么总得有个策划者。
       关在牢狱里，郝鹏俊大概也看不到什么新闻，而以他入狱前对新闻的了解，大概也不会比当地许多官员高明到哪里去。而他即便在法庭说一番那样的话，究竟会不会引起媒体关注，那也难说的紧。所以嘛，就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理解新闻规律的记者策划好了这个东西，再由他的律师借会面之际教给他，然后记者顺势将他报道出去。哈哈，是哪个记者策划了这个足以引起公众眼球的东西？那还用说，自然是我这个最早报道的记者了！于是，就有消息从纪检委透露出来，说是有关方面正在对此展开调查，要我小心点。也就是说，既然也成为被调查的嫌疑人，那么我自然没有资格到央视的舞台上去显摆了！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也好，中央电视台白岩松也好，尽管可能是被组织出来的报道，但他们还是坚持了自己职业的操守，这从他们的报道中能够看得出来。
     譬如21世纪那篇报道，从职业的角度看，第一段的主观成分还是很强的，譬如说，舆论的压力让那位县委书记有口难辩、深陷泥沼啦，什么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坐在记者面前表情沉稳冷静啦，那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讲，几乎全是废话，只是想透露些主观的暗示信息，意思是说这位县委书记还是清白的。只是，这位记者还是有所保留，这样的倾向到该篇报道的第二段有些转向，竟然把市委书记的那个其实很不想让人知道的批示给披露出来了，也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写稿子写得不小心滴漏了出来。总之，这个描述让当地许多官员觉得非常的不爽。而这种说不准是不小心滴漏的东西，到文章第三部分又被证明，其实不小心的成分应该很小，有意如此的嫌疑可能更大——就在文章结尾部分，在前面为那位县委书记进行了许多辩护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又开始写什么县委书记也有指控在身，譬如大批提拔干部里面涉及大量官二代，可能存在收受贿赂、买官卖官等问题啦。还有，报道还提及了一名叫邵三成的神秘人士，也可能与这5000万有关。呵呵，如同许多没被组织的报道一样，同样留给世人无尽猜想空间。于是，这篇稿子在网上挂了不到一天，终于又神秘消失了，大概是因为某些人觉得非常不爽。
     这位县委书记究竟有没有事，不光这名记者，乃至山西省纪检委，或者临汾市检察院以及他的诸多上司同僚，估计没有一个人敢打包票说没有，当然，也没有人敢打包票说一定就有。不是说在5月1日左右就已得出了结论“乔建军索贿5000万为无中生有，纯属诬告”吗，请注意左右两字，也就是说，这名记者并没有拿到或者看到那份结论，也只是听人转述而已。听谁说的？大概不会是山西省纪检委和临汾市检察院，因为，直到5月中旬和6月初，我一再向他们了解此事的时候，他们仍坚持说此事尚在调查当中，仍没有调查结论。 以我对此事的了解，这份调查结论内容，大概是乔建军本人或者其下属对那名记者说的。
     这是因为，尽管没有说到5月1日前后那么精确，但在我以往对这个问题的采访过程中，蒲县县委以及临汾市纪检委的人都说过已有调查结论的话，而乔建军本人也跟我说过已有调查结论但有关方面就是不肯公布，为此，他非常着急，曾经主动找过临汾市委的主要领导多次，也找过山西省纪检委和宣传部领导多次，但不知何故，这些部门就是不肯公布这样的结论。也只有他了，终于敢于披露其中的内容。说这是一种勇气，倒未必见得，大概有被逼到死胡同里不得不如此的成分在内。 说白了，山西省纪检委和临汾市检察院迟迟不肯公布调查结果，他们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乔建军究竟有没有向郝鹏俊要过5000万，其实是个难以破解的谜题——只有两个人在场的事情，一个说有，一个说无，这桩无头公案让谁去断都不好说。而到目前为止，除了乔建军本人称从未见过郝鹏俊的宣言以及蒲县纪检委一些人士不知出于什么对此的证实，还有一份不知道是原先的还是新造出来的工作日志（如果真有勇气，不妨别只公布2008年9月18日-19日的，不妨把去年到今年的全本公布一下看能不能经得起检验），乔建军本人还无有力证据完全洗脱自己和郝鹏俊之间的关系。 以我的理解，乔建军即便真说过那话，肯定也不会蠢到给自己索贿那份上，顶多也就是个派捐或者逼捐的意思表示。而据一些举报所称，在临汾，向煤老板派捐的事情是有历史渊源的。
      本来嘛，煤老板的原罪已经深入人心，而他们获取财富的过程竟然那样轻而易举就跟捡钱似的更令公众不爽。关于这个，与蒲县相距不远的乡宁县曾经轰轰烈烈搞过，官方的说法叫“劝富济贫”，煤老板的说法叫“逼富济贫。”关于这个，还有一些佐证，那个素以抠门著称的煤老板郝鹏俊，被指控的逃税才1800多万，但却捐过2000多万的款，这2000多万的捐款有多少自愿成分在内，还真难说，修学校、修公路捐款倒也罢了，还有700多万是要捐给一个因手续不全而被政府关闭的非法煤矿。这个被当地人称之为一毛不拔铁公鸡的郝鹏俊，如果不是因为“劝捐”或者“逼捐”之类的因素，很难想象他会突然具有那么高尚的情操。
     好在，一个人做过什么，或者喜欢做什么，总会留下一些痕迹，或者养成一些习惯。不是还有举报说嘛，乔建军在担任吉县县委书记时，就曾让当地一个叫杨小雪的煤老板出5000万帮忙建设县政府宾馆，据传，煤老板因为并不看好这个项目，起始时坚决不从，后来也被以偷税漏税、非法买卖爆炸物之类的罪名查了一番，最终还是屈服了，掏了8000万。后来，他有感于财富的不安全性，索性在2008年煤矿形势最好的时候把煤矿便宜卖了，永远离开了当地，据说跑到北京去当寓公去了。而今，那个宾馆还在那里建着，3年了还没建好，记者进行过初步核实，确实是煤矿投资了8000万，县政府与煤矿3、7分成占股份。乔建军也向我承认过，说和煤矿合作建县政府宾馆的事情确实有，但那是“煤老板自愿”。这个事情总该不是没边没影的，到底有没有，有关部门一查不就清楚了吗？ 还有一些举报，也是围绕县委书记和5000万展开。譬如说那个邵三成，有举报说他送给乔建军一辆价值120多万的丰田4700，作为他的座驾，而邵三成因为与县委书记的铁杆关系，承揽了县里许多重点工程，譬如说，县政府投资给他3000万，让他搞蒲县宾馆建设及经营；县政府给他投资4000万，让他搞集中供热建设；但这个人还是资金吃紧，仅在当地银行就有10多个亿的贷款，于是，去向郝鹏俊借5000万……同样，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还是可以通过调查做出结论的。
     还有举报说，在蒲县那样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9个多亿，三级分成后可支配财力仅有1个多亿预算内收入，即便加上乔建军所说的3个多亿预算外收入，但要是光凭这些，就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兴土木，仅记者初步调查核实到的，基建规模就达20多个亿。从哪里来这些钱？乔建军的说法是，有一些上级拨款和社会力量投资。那么，这些社会力量投资有没有包含煤老板的“捐款”，同样，一查就能得出结论，就看有关方面愿不愿意去查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乔建军究竟有没有向郝鹏俊要过那5000万，先不必忙着下结论。既然有那么多的举报，有关方面不妨撇开乔建军与郝鹏俊间的那点事，把那些举报好好查一查。都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嘛，在这个事情上倒也可以借鉴一下。
      还是那句话，有什么好顾虑的呢？就算郝鹏俊真是因为被派捐或者逼捐不成而搞出来的案件，只要案子本身办的扎实，又有什么好可怕的呢？顶多，因为郝鹏俊的举报，小贪官背后扯出来一个大贪官，郝鹏俊也算立了个功，或许能勉强算个立功表现。就怕，这个案子因为一些情绪化的东西，办得不是那么扎实，那么，这个曾经被誉为山西煤焦反腐第一案的东西，最后就怕以一场闹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