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告别日元“拐棍”:日本贷款功不可没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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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应该高姿态、全面地看待日元贷款问题，因为这是双赢的合作，不是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听说北京地铁曾利用日本对华贷款项目建设，正在一号线西单站等车的张先生一脸愕然：“不可能吧？我还真不知道。”

张先生不知道的或许还有很多：首都机场航站楼、北京地铁1号线复兴门至四惠东段的车站和车辆段，以及连接西直门和东直门的城铁13号线全部车辆和信号通信设备等等，这些项目建设都用到了来自日元贷款提供的资金。

从1979年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带来的种种便利。而随着2007年11月8日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的正式表态，最后一笔463亿日元（约合4.1亿美元）低息贷款发放后，日本从明年起将全面停止对华所有新贷款，ODA中的有偿贷款项目从此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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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1号线和13号线，都是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参与建设的项目。图为1999年9月28日，西起复兴门、东至八王坟的北京地铁“复八线”通车试运营。本报资料图

曾经雪中送炭

“明年日元贷款结束是很正常的，不仅因为这是双方讨论后达成的共识，还因为它已经完成了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日元贷款发挥了作用，像拐棍一样，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可以撇开拐棍了。”

金熙德研究员所说的“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对华ODA刚刚开始的阶段。1979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主动派人到中国来谈对华援助的事情。而从1980年到1990年的第一个10年里，既是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的最初阶段，也是对华日元贷款合作最好的时期。“当时中国什么都缺，电力、道路交通、通讯、港口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可谓百废待兴。”金熙德表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日元贷款功不可没”。

在金熙德的同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季风看来，对华日元贷款可以用“很成功”来评价。这不仅因为中国利用日元贷款要比很多国家效果更好，还在于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日元贷款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刚开始可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张季风表示，在中国外汇很少的情况下，日元贷款起的作用很大，尤其是修路架桥等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京秦铁路电气化、大同到北京的铁路电气化等工期长、规模大的项目，都是利用日元贷款完成的。张季风向《国际先驱导报》提供的一个数字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数额曾一度占中国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投资额度的20%以上。


被ODA改变的生活

看到有客人人来访，李举祥兴高采烈地打开水龙头，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股清泉汩汩流出。作为日本利民工程无偿援助的一部分，陕西省丹凤县白阳关乡的饮水工程在1999年实施后，全乡大多数家庭解决了吃水难题，用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山里人也能和城里人一样，用上自来水了。”当地村民显然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ODA项目中，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部分占的比例只有10%左右（其余的皆为日元贷款），但却是受益者感触最为直接的部分。比如贫困地区校舍修建、医疗器材整备计划等等，当地的人们都切实感受到了生活发生的变化。相比之下，日元贷款由于多半用在大的工程项目建设上，所以一般人的感受可能并不直接。但在金熙德研究员的印象中，有一件事却记忆深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使用的还是机械式的电话交换机，容量非常有限，远远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通讯需要。而当时引入国外程控电话交换机价格非常高，一个3万门的交换局，光设备投资就要大约4000万到7000万人民币之间，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中国后来利用日元贷款购买了很多程控电话交换机，这样一下子就增加了安装电话的容量。”谈起这些变化，金熙德表示，日元贷款在中国通信发展的起步阶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无可否认”。

类似的改变还包括长江上新建的很多座大桥，以及中国境内多条公路建设、地区环境治理等项目，都有日本对华贷款的影子。

双方都应高姿态

从1979年至今，日本对华贷款总数大约在3.3万亿日元左右，援助项目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之间围绕ODA的口水之争却一直不断，尤其是日本国内传出的不和谐之音，让本是良好的合作陷入尴尬状态。

“日本对中国的ODA，我一向认为主要是出于它的国家战略、经济战略需要。”张季风认为，这个战略一是解决能源问题，另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并成为它的大市场，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了。当然，中国也因此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日本对华ODA项目的三个部分中，90%以上都是需要偿还的贷款，所以并非白送那么简单。在金熙德看来，从2000年左右开始，一些日本人却过分地强调了援助的功能，而忽略了这些贷款中国人是要还的。虽然利息低、还款时间长（30到40年），但毕竟是要还的。而且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起，中国的日元贷款就已进入了偿还期。

与此同时，金熙德认为，部分中国人则过多地强调了贷款的含义，而对长期低息的优惠性认识不足，更有人将ODA与当年放弃战争赔偿联系在了一起，认为“是应该的”。“双方都应该高姿态，全面看待这个问题，日本过度强调援助性和中国过度强调贷款性都是不合适的，这是双赢的东西，不是一方占便宜一方吃亏。最根本地说，日元贷款绝对不能补偿战争赔偿，如果能的话，仅仅300亿美元吗？远远不够！”


善始更要善终

日本政府11月8日宣布对华贷款将于2008年3月底结束后，有日本媒体表示，日本方面声称不指望中国人感谢日本贷款，但求中国民众记得中日友好。这一说法显然与当年两国决定实施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友好姿态相比也有了偏差。

“首先必须明确对华ODA的历史背景，那是特定时期两国领导人协商做出的决定。”金熙德认为，1972年中日、中美关系好转的政治背景和中日贸易发展的需要，以及当年因中国放弃索赔使日本人对中国的友好心态，是对华ODA应运而生的三大原因，当时日本首相一再表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如果我们知道后来想附加这么多条件，当初就不要了，这是很伤感情的。”

早在2005年3月，提到日本政府计划在3年后停止提供新的日元贷款项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表示，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是在一种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下所做出的互利互惠的资金合作，中日双方应本着对两国关系大局负责任的态度来加以妥善处理，使对华日元贷款能够善始善终。

尽管这几年日本方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的中国学者还是肯定了ODA的积极作用，张季风甚至用“非常成功”来形容两国在
ODA上的合作。金熙德研究员也表示，明年结束ODA不应是因为不痛快，而是它完成了使命：“对于日元对华贷款我们不应该忘记，人们应该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当然，作出客观评价的不应仅仅是中国，也包括日本。

被日媒唱衰的ODA

日本媒体的一味打压和唱衰，最终大大淡化了ODA的意义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陈言发自北京
尽管成绩有目共睹，但日本媒体却用大量的篇幅，集中报道了对华ODA的消极、负面甚至是不实的消息。这些不甚冷静的鼓噪之声，最终成了“好事变糟”的重要推手。

从2004年10月开始，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外务大臣町村信孝等人，先后提出了“对华ODA毕业论”。日本《读卖新闻》一针见血地分析说，这是“要给中国一点颜色看看”。

半年后，《读卖新闻》就将一盆脏水泼向了中国。在2005年3月8日的社论中，称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扩大了自己的军备”。该报主张把对华日元贷款的钱用到伊拉克的复兴上，那样更“符合(日本)国家利益”。

《产经新闻》记者古森义久在一次讲演时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去蒙古采访ODA项目时，发现蒙古人用日语在ODA项目上书写了感谢日本的语言。中国就没有，中国根本不感谢日本的ODA。”读了古森记者文章的日本人，大概相信蒙古人都在使用日语，用日语书写的谢词也一定是给蒙古人看的。

“中国并不是没感谢过，但如果天天说谢谢你，我觉得也实在没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季风认为，既然是援助中国，而且日元贷款又不是白给的，总是索取感谢就显得很小气。

的确，听日本一些政治家的演说，看日本部分媒体的报道，对于这次结束对华ODA项目，多少给人以“前苏联突然从中国撤走专家”的感觉。由于右翼政客和日本媒体的鼓噪，对华日元贷款数额从2001年起开始逐年减少，2003年开始降到了1000亿日元以内，其本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虽说从雪中送炭过渡到锦上添花仍是合作共赢的体现，但日本媒体的一味打压和唱衰，最终大大淡化了ODA的意义。

好在继日元低息贷款之后，中日两国政府正在将环境合作作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内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项名为“日中环保基金”的计划将在
2008年启动。“环保基金”与ODA不同，中国也要负担一部分资金。为配合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的节能环保合作计划，中日两国还成立了“日中节能环保商务推进协会。”日本企业带着大量的环保技术和设备进入中国，不仅缓解了中国的燃眉之急，也给自己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生存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