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将军自述接管奉天秘闻：逮捕溥仪镇压叛乱

newbie

　　亲历 谁来控制奉天

　　■文/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 编译/彭华

　　1945年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东北及其最大城市奉天出现了暂时的权力乱局。

　　作为苏军在奉天的警备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少将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从欧洲战场到中国奉天

　　1945年7月，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了，我所指挥的步兵师，接到了以行军队形开往罗马尼亚城市梅迪亚什的命令，那里将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在布达佩斯近郊，我们获得了几天休息时间。

　　在那里，我被叫到集团军司令部，让我飞回莫斯科去接受新的任命。

　　召我回莫斯科令我不能理解。而集团军参谋长比尔曼将军告诉我的唯一信息是：

　　“东面要有事儿。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正全体开赴赤塔，你可能也会往那儿去。根据所有情况判断，不排除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被召回的不仅有你，还有一批师级指挥员。”

　　我们乘飞机从罗马尼亚康斯坦察飞回莫斯科。在莫斯科，我们接到命令飞往赤塔，准备前往那里接受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Р·Я·马利诺夫斯基苏联元帅的指挥。

　　“我希望你能明白, 为什么突然让你到这儿来。”当我见到方面军作战部部长帕夫洛夫斯基时他说。

　　“大概知道点儿，但细节不清楚，其中不知道我将扮演什么角色。”

　　“谈论角色还早。事情是这样，那里，上边儿，在三巨头会议（指1945
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做出了决定，在西方的战争结束整整三个月后，我们要向日本开战。这就意味着，8月9日我军将发起进攻。一切还都处在最为严格的保密之中。大本营决定从西方召回部分将军，由方面军司令挑选，这其中恰好就有你。你在这里要做的，事态的发展进程会告诉你。你暂时为预备人员，利用空闲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满州的文化……”

　　8月6 日，Н·О·帕夫洛夫斯基命令我以方面军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前往处于博尔贾城的第36集团军司令部。在机密的谈话中他说：

　　“如果没有特别的命令，8月9 日夜方面军将转入进攻。命令可能会经由你下达。所以在8月8 日要呆在司令部，哪儿也别去。
进攻地带你将在司令部里了解到。”

　　命令没有发生变化。1945 年8月9 日夜,
集团军在边境小村庄旧楚鲁海图伊村强渡阿尔贡河，开始向满洲纵深挺进。最近的目标是中东铁路线上的海拉尔市，它距边境120
公里。从这里，与我们同时沿铁路开进的还有由С·С·福缅科将军指挥的汽车队。

　　有过西部战区的经历之后，我感觉中国东北似乎就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在从边境到海拉尔整个
120公里的地段，我们只遇到了一个不大的小镇。这个小镇驻守着一支满州边境守备部队，镇上有一个像是我们十月革命前的破旧的大车店。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这里几乎完全没有路。仅在接近海拉尔时，才出现了像我们那儿的村道土路。

　　在海拉尔，我接到返回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这时它已在蒙古一个叫塔木察格布拉克的小地方。这个地方因1939
年哈勒欣河事件而闻名，当时在那里驻扎了我军指挥部。我驱车沿着成吉思汗的车辙前行，前面将经过多隆诺尔和哈勒欣河。

　　在多隆诺尔我们被告知，沿途还有没来得及从蒙古边境撤走的日本散兵游勇在活动。

　　在接近哈勒欣河时，我们遇见了正在放牧的内蒙古牧民。他们的氏族首领，懂点蹩脚的俄语，决定亲自给我们带路去哈勒欣河。我们请他上车，他同意了。但当氏族首领刚刚坐进吉普车，立即又像受到针扎似地蹦了起来，下了车。他们跳上马背，在后面策马疾驰。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放慢车速。这样走了大约二十公里，我们明白了，蒙古人将会一直这样策马狂奔。最后只得把首领硬拉进车里……

　　当我们到达方面军司令部时，天已经很晚了。我立即去找帕夫洛夫斯基，他又当即让我去见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待了我，命令我准备飞往奉天城（现沈阳），日本投降后将把方面军司令部搬到那里。我被任命为城市警备司令。为保证警卫，为我配备了从第6坦克集团军抽调的一个摩步营，我必须使用这支部队来整顿这个超过二百万人口的城市的秩序。

　　这时，已投降的日本部队还没有离开奉天。第6坦克集团军的部队在向奉天城开进，但被倾盆大雨冲毁的道路阻碍了他们的行动。

　　8月20
日早晨，我、我的助手И·Н·克拉夫琴科中校和摩步营，从塔木察格布拉克机场起飞，飞往奉天。那里又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啊，见到机场了。从空中我们看见，在一块巨大的场地上密密匝匝摆满了飞机。领航员说，这是日本飞机。几架飞机正在滑向起飞线，准备起飞。当我们着陆时，两架日本歼击机开始升空。是谁允许他们起飞的？这是违反投降条件的。一个年长的日本军官在机场上说，谁也没有允许他们起飞。但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没有说真话。当我们正在理论的时候，这两架飞机在机场上空兜了几个圈，爬升了高度，然后进入螺旋，在离我们飞机二百米左右的地方栽向地面。传来了轰隆的爆炸声，飞机碎片在空中飞舞。从日本士兵和军官的表情看得出，他们很欣赏自己飞行员的行为。后来知道，这些飞行员不同意天皇的投降命令，决定自尽。还好，他们没有俯冲到我们的飞机上。

　　就这样，我们进了奉天，这个满洲第二大的城市。我生活中新的一页开始了。

　　逮捕溥仪

　　在来到外贝加尔方面军之前，我关于满州的信息主要来自文学作品，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作为奉天警备司令所必须面对的形势，我想简要地描述一下这座城市及其居民。

　　奉天囊括了满州所有的商业活动。城里的加工业占到全满州的三分之二，有汽车厂、设备先进的橡胶厂、兵工厂、黄金首饰厂、纺织厂、药厂和食品厂。截止1944年底，城市人口实际达到250万人。城里坐落着一些最大的银行。这里还派驻有日本“三菱”康采恩的代表。

　　“满州国”的正式“首都”为长春，而实际上奉天是主要城市。象长春一样，在奉天也有皇帝溥仪的皇宫，他几乎一半的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就是在这里被我军俘虏并送往赤塔的。

　　我们到来的消息比我们跑得快。人群堵塞了公路和街道，到处传来热烈的欢迎声。汽车艰难地向前移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跳上汽车踏板，与我们握手。在他们的眼里闪烁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四周能听到“大尉好”、“日本不好”的喊声。这种欢迎场面，我即使是在西方战争结束的那天也没有遇到过。市长和警察局长感到手足无措，他们没有料到市民们会对我们表现出如此的热情。

　　我们被临时安置在“大和”旅馆里。我们没有往皇宫方向去，在那里当时已经住进了由А·Д·普鲁季拉将军领导的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

　　普鲁季拉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在做过正式介绍后，他说：

　　“现在是我更高兴。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一支部队，尽管不大。在你们来之前，我觉得相当难受。就这个皇帝，还有一段故事，是我把他从日本人的鼻子底下送到了赤塔……”

　　“溥仪在赤塔？”我脱口问道。

　　“是的，已经到了赤塔。他还没来得及从满州逃走。” 普鲁季拉大笑起来，马上跟我讲述了俘获最后一位满州皇帝的经过。

　　“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到机场，”
普鲁季拉继续说，“我们中谁也不知道，溥仪还在奉天。根据所有迹象判断，他已经飞往日本了。不管怎样，在机场我们看见了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这使我们产生了兴趣。这时一名身材匀称相当年轻的军人朝飞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从问话中了解到，皇帝在这儿。我做出了将其逮捕的决定。幸好，我们的飞机还没熄火。我开始通过女翻译与溥仪进行交谈，悄悄地把他带上了我们的汽车。我们走近利－2飞机，礼貌地解除了他的武装，让他上了飞机，在警卫的护卫下飞往赤塔。”
这一切进行得是如此迅速，以致当我们的飞机冲上天空以后，溥仪的卫队和机场人员才知道事情的发生。溥仪的傀儡皇帝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日本人怎么样了？”

　　“表面上什么也没干，但在拖延投降。尽管关东军司令部有停火保证，但日军部队在一些作战区域还在继续顽抗。”

　　夜色降临了。在吩咐给“国家银行”设置警卫后，我们前往“大和”旅馆吃晚饭，然后休息。从各处传来抢劫的消息，不知从何处还传来密集的枪声。对于我们的问话，地方管理部门的官员只会惊恐地说：“红胡子，红胡子。”关于土匪（红胡子）我曾在有关满州的各种材料上读到过，土匪武装活跃在整个区域，令居民们感到恐惧。目前，我们的守备部队实际上还没有，而日本人又不愿意进行警戒，这就为土匪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警察局长答应采取措施维持秩序，但与他的一番谈话后，给我的印象是，抢劫是警察机关有组织的挑衅。我和克拉夫琴科只好把摩步营分成几组，并在侨居奉天的俄罗斯人的帮助下，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对付抢匪。快到早晨时，摩步营恢复了城里的秩序。我对警察局长进行了严厉的训斥，提醒他对维护城市安宁有责任。

　　对占领者的走狗又能指望什么呢？应该把他撤掉，但又该换谁呢？我在这儿谁也不了解，我甚至不知道该去与谁联系，去依靠谁。处境实在尴尬。

　　从8月21
日早上起，在还没有进入办公状态的警备司令部驻地就挤满了人。这里什么人都有——有中国人、朝鲜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印度人、鞑靼人、格鲁吉亚人、日本人、宗教团体“圣摩尔”的法国传教士们、瑞士“布里涅尔”公司的代表们和几个戴着白色短斗篷的修女。大家都要求着，抱怨着。副官宣布说,今天不能接见。但人们还是在等待着什么，不肯走。

　　白天，我把地方政权的代表们召集起来，有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我宣布，从今天起他们就应服从于我，城里生活应该恢复正常。与此同时，我仔细地注视着他们，想确定谁可以任用，谁又应该立即撤换。遗憾的是，我不了解可以依靠的人，也没有人可以商量。

　　克拉夫琴科中校在会议上报告说，冒出来一批国民党人，想占据领导职位。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信任他们，我们在避开他们。与市长一道，还出现了三位长者。他们提出了近乎断然的要求，要求同意他们成立“政治协商委员会”。我想知道，他们代表谁，代表着什么。他们的岁数加在一起有230岁。让人感觉，他们是真正的“城中长老”，身在暗处，实际却掌控着整个局面。

　　到晚上，抢劫又开始了。我发布命令，要采取严厉措施对付抢劫分子，直至在犯罪现场当场枪毙。命令被翻译成中文，迅速印刷成几万份传单，在街头从车上向人群抛洒。几乎所有地方的抢劫活动都停止了，但在车站、货场甚至纺织厂，匪徒们没有停止自己的勾当。我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冲锋枪手们包围了货场，逮捕了一些匪徒。人群安静下来，我的中国助手修工程师出现在我身边。我让他再次对聚拢过来已达几千之众的人群宣读命令。他大声地用中文宣读着命令，不时从人群某处传来叫好声。通过修，我当场在汽车里审问被捕分子。有力的措施起到了使人清醒的作用，抢劫事件消失了。

　　就这样，我度过了熟悉满州的最初阶段。这天，第6坦克集团军司令部带着一部分部队迁进城里，我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城市的权力混战

　　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开始是偷偷地，然后是公开地开始了破坏活动。对我们的指令要么根本不执行，要么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撤换他们的时候了，但换谁呢？

　　蒋介石的特使秘密来到奉天，与原日本占领者的走狗勾勾搭搭。那些想在将来的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的人，都很愿意执行蒋介石政府的命令——坚守本职，直到把奉天移交给国民党部队。当下，市政当局就企图反对我们这一派，经常发起挑衅。其中一个企图就是，组建一些地下土匪武装团伙，即所谓的“朝鲜军”、“自卫队”。

　　这时，奉天出现了共产党员和中共军队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在他们的举荐下，大名鼎鼎的中国将军张作霖的小儿子（指张作霖的四子张学思）被任命为省长。这一任命令城市各界都感到满意。

　　市长一职也有了相应的人选，一位得到共产党人信任的前小官吏被任命为警察局长。随着城市管理层的更替，我们的工作轻松了许多。

　　但蒋介石的追随者并没有睡大觉。他们打着“共产主义”、“民族”和“国民党”部队的幌子开始组建队伍。在东郊，各种“共产主义”队伍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

　　在解除了五花八门的反动武装之后，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威望得到大大提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开始来找我们，甚至是纯家庭问题。我们成为法律秩序冲突中的仲裁者，解决各种争端的调解人。

　　有人从重庆给我打来电话，警告说，蒋介石政府的东北宣慰使莫德惠将来奉天，这是苏联最凶险的敌人之一。很快我与他见了面，他岁数已过中年，个子中等偏上，一双狡猾的小眼睛，傲慢无礼，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他此行的目的是，打探实业界和金融界对蒋介石制度的态度，企图组建敌视我们的团体，并搜集经济情报。莫德惠试图讨好我们，他安排了宴会邀请我们。但我没有出席宴会，我不喜欢与一个写过一系列攻击苏联的文章的人坐在一张桌上。

　　四大家族的代表、蒋介石实际上的经济掌门人、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光顾了奉天。这是一个矮矮的，胖胖的，五十岁左右的人。他与当地金融实业界的银行、煤矿和工厂的老板大亨们会见时，言谈举止就像是真正的主人。我的翻译没能来得及把他的话全部翻过来，但听得出他的命令中带着不容辩驳的口气，是听他讲话的人必须执行的。

　　关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的满州经济，这里需要适当地说上几句。随着我们的到来和日本人从经济生活中退出，大的实业家、批发商和银行所有人，停止了企业生产，关闭了银行，放弃了批发贸易。他们的代理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将会没收工厂、银行和矿山。总之，就是开展我们所熟悉的诽谤中伤活动。经济生活停顿了。使其恢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奉天的企业每月煤炭需求量为19万吨。冬天逼近了，必须保障居民的过冬燃料。由于及时给抚顺的煤矿贷款，煤矿很快就开始了几乎正常的生产。交通工具短缺，我们就动员苏军来从事运输。

　　银行不营业，是无论如何都不好办的。煤矿、食品厂和纺织厂的老板，理直气壮地向我提出贷款问题。我们不得不与一帮金融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首先说服他们开立信贷银行。金融业务开展起来了，经济生活开始走上正轨。蒋介石代表们的到来，对费尽周折恢复起来的企业、交通和贸易运行构成了威胁，但危机终于被成功地避免了。

　　很快，新市长董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带着蒋介石的手令来到奉天。对于蒋介石手下的到来，大部分市民都报有敌意。

　　随着蒋介石的“当局代表”们的到来，亲国民党势力开始抬头。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出版机构，相当公开地进行反苏宣传。国民党分子还在奉天大学的学生中大肆开展活动。与我们一道工作的修工程师，在大白天被杀害了。在此之前，还发生了针对警备司令的第一次暗杀事件，结果被我住房外面的哨兵发觉，恐怖分子被逮捕。

　　国民党分子迅速与还未来得及返回本国的日本反动分子，找到了共同语言。国民党分子决定借助日本人的帮助，在奉天发动“起义”。叛乱组织者们认为，奉天市民会支持他们，反对我们。首批攻击目标被拟定为城市警备司令部所在地区。

　　12月的一个夜晚，一些武装组织围攻了第一警备司令部。我们下班回家的几名临时雇员，被一个接一个地开枪打死。在其他警备司令部附近，密集的枪声响作一团。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在中心警备司令部。我此时此刻正在“大和”旅馆，在到来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助手В·Д·伊万诺夫上将那里。旅馆与警备司令部坐落在同一区域。我们的旅馆警备指挥官报告，城里听到了枪声。我住的房子遭到围攻，警卫也遭到扫射。几枚手榴弹被扔进院子里，但没有人受伤。

　　摩步营按照警报行动起来，赶往战斗地点。我们的几辆装甲车很快使秩序得到恢复，凌晨叛乱被剿灭了。被抓获的恐怖分子在审问中拒不交待，我们便把他们移交给了我们的审讯机关。

　　起初我们以为，叛乱是日本反动分子组织的，并对他们的肆无忌惮感到惊讶。后来才清楚，这一卑鄙阴谋的真正策划者是蒋介石第5军司令部。

　　根据苏联与中国政府特别协定，国民党兵团将开往奉天。我要负责正式迎接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而且不允许有任何纰漏。

　　但是，从这些部队进城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因“故意阻碍”而发生了冲突。因为苏军警备司令的要求没有得到执行，国民党先头部队拒绝停下来接受检查，最后不得不运用武力。应当指出，蒋介石向奉天派来的这支军队是经过挑选的，他们在缅甸接受过美军教官的训练，配备了精良的美式装备。蒋介石分子认为，派遣这些兵团到满州，就可以牢固地控制住这一地区，这样就不会让朱德的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立足。国民党军司令部开展了猖獗的活动，进行了侦察与反侦察，建立了情报网。在省内各个城镇，到处收罗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对抗的志愿者。在营口附近进行了一场地道的战斗，战斗中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一些这些被捧上天的部队。

　　我们尽量避免我们的战士与国民党兵之间发生冲突，苏联军人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纪律性，蒋介石一伙也不得不承认。

　　移交权力

　　国民党分子迅速与日本人找到了共同语言，其实，这根本不奇怪。苏联军队阻止了国民党军指挥部的挑衅活动。显然，他们认为，我是他们所有失败的起因，他们组织的针对我本人的又一次暗杀可以说明这一点。由此可见，暗杀的触角延伸到了国民党军司令部。但到此时，我们已蒙生去意，正在撤出奉天，已经没有时间进行详细调查了。

　　1946 年3月9
日，我们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权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给中国人。这个命令使我们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达奉天的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我的谈话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为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而3月9日，我们就突然接到紧急撤离奉天的命令，警备司令部全体人员撤往哈尔滨。如此意外变故的真实原因是稍后才知道的，这就是：蒋介石一伙想让他们的军队进入我军驻扎的所有地点，盘算着把我们当作一种盾牌，来对付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与外交部举行着谈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蒋介石集团的阴险企图。但第5军司令部却沉浸在毫不掩饰的喜悦气氛中。国民党部队指挥部认为，蒋介石政府将永远在奉天掌权。但是，历史表明，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我们的部队在街道上行进。我们一腾出办公大楼，蒋介石分子就占据了它们。当最后一辆载着苏军战士开往车站、准备上军列的汽车一离开，针对国民党制度的反对者的搜捕行动就开始了。整个城市沉寂了。蒸汽机车的汽笛响起，我们把最后一瞥投向城市，这座与我们有过如此密切联系的城市。昨日还灯火辉煌的奉天，此时已笼罩在黑暗之中。

　　А· 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

　　生于1900年，1919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19
年自愿加入红军。先在邵尔斯师服役，然后在В·М·普里马科夫指挥的黑哥萨克骑兵团服役。1927-1939年，从事经济党务工作。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作为师长，参加了解放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役，参与了对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进攻战。1945年，参加了消灭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东北的作战。1945-1946年，担任奉天警备司令。战后，他从事对青年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