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学生群体染怪病事件:被GDP遗忘的角落(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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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上世外桃源般的边远山区在一场“意外”风波中感受到的贫困与发展不均之痛

　　20元能干什么？在广州，它不能让孩子们去肯德基饱餐一顿，不能去电游室痛快一场，但在1800公里外的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中学，这是孩子们一周生活费的全部。他们几乎一周不吃一次肉。

　　10月底，这里194名学生突然出现集体足掌疼痛的病症。11月初，医疗专家揭开真相，这是学生因平时饮食结构单一，营养状况不良，导致缺乏维生素B1而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除了食堂烹饪方式不当，贫穷是最根本原因，而物价上涨为之推波助澜。

　这次病症，与广州等发达城市因营养过剩出现越来越多的肥胖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

　　1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06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69.05%，在全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

　　11月25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预测，今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达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万多亿。



　　　　　　图：红薯煮熟了，大的人吃，小的喂猪。山村里的孩子长期吃不到肉，红薯白菜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为省下几元车钱，孩子们要走6小时甚至一天去上学。　


　　　　　　图：一场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怪病”恐慌曾笼罩了整个拖布卡镇，实际上这是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一瓶普通的药丸就可解决问题。　

　　昆明学生营养不良集体发病事件，让公众更有理由发问，国力增进是否惠及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东部经济狂飙突进的同时，是否需要福泽西部边远地区？　　

　　当中国经济如策马狂奔，像拖布卡这样的西部边远山区还在像老牛拉犁。2006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拖布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99元，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三分之一。

　　一场袭击194人的“怪病”

　　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

　　10月28日下午，拖布卡镇中心学校校长正率队参加东川区教育系统篮球赛，接了一个电话后脸色突变。他的下属彭尹贵看到，他挂了电话后对大家说：“糟糕，拖布卡中学一百多学生脚疼，可能是传染病。”简短会议随即召开，校长要求各所属小学统计是否也有脚疼的学生，“赶紧上报，不要对外声张。”

　　第二天一大早，镇卫生院6名医生戴着口罩进驻拖布卡中学。紧接着，东川区、昆明市、云南省先后派出大批医疗人员赶到。他们检测了食堂的水、食物，对部分学生抽血化验，同时启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预案。但大家发现，它既不像食物中毒，也不像是传染病。

　　大约从一周前开始，陆续有学生反映脚疼，最初并未引起校方警惕。初一学生孙玉琴说：“先是双脚脚趾有针扎般的疼，后扩散到脚心，似有撕裂般感觉。”同年级的徐光强则说，他最怕早上起床后穿鞋，脚尖的痛楚让他哇哇大叫。一些严重的同学，需要搀扶才能走路，甚至有人拄着棍子上学。

　　到10月29日，这个学校脚疼的学生已经增至194人。疼痛集中在足掌前三分之一处，白天缓解，晚上加重，极少数人恶心、头晕。有12人住进镇卫生院观察，症状更重的3名学生和1名老师则被送往昆明治疗。

　　恐慌在学校和镇街道上蔓延。孙玉琴和同宿舍一名脚疼的女生，被其他同学要求调换床位，住在宿舍的同一个角落，连洗脚也必须与众人分开，这让她们感到委屈与孤立。镇上开饮食店的张云兰说，紧张的气氛让她想起了4年前的非典，她告诫母亲尽可能少出门。

　　调查中医生发现，脚疼者多为女生住校生、初二、初三学生，她们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同时，医生们注意到，食堂大米疑为陈米，且淘洗过多、加工不当，在煮得半熟后把米汤拿去喂猪，蔬菜长年品种单一，主要是土豆、白菜，学生们家穷，几乎不买肉吃。

　　医生们怀疑是营养不良，在给学生补充维生素B1药丸后的3至5天，脚疼症状逐渐消失。最后，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民政部门送来7吨新米、3吨面粉、2头猪和2筐西红柿--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B1的食物。学生们美美享受了一周的免费晚餐猪肉，有嘴馋男生甚至在一次就餐中，先后偷偷领取了5份猪肉。有人欲出面制止，但老师们商量后，决定宽容相对。

　　几乎同一时期，拖布卡3所小学的60多名学生也喊“脚疼”，但经检查，只有4人的症状与上相符。东川区卫生局局长张建华认为，这可能是一种集体臆症，心理作用造成的。播卡小学3年级女生张关娇膝盖疼，在外打工的父母打电话叫她去看医生。结果，村医给她开了一瓶复方岩白菜素片--一种“镇咳祛痰”的药。

　　医疗组直到11月中旬才撤离高山之巅的这所学校，学生们每天在老师监督下服用3次药丸，这时已经痊愈。“虚惊一场！”张建华说。最初，他们还在为是否将这场大规模的“怪病”上报至卫生部而举棋不定。实际上，2小瓶普通的药丸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它们在拖布卡就能买到，价值4元。

　　一周生活费20元

　　富含维生素B1的蔬菜追不上高涨的CPI

　　20元能干什么？在广州，它不能让孩子们去肯德基饱餐一顿，不能去电游室痛快一场，但在拖布卡中学，这是孩子们一周生活费的全部。

　　孙玉琴每天的菜单大致如此：早上1至2个包子，中午是土豆、白菜、酸菜，晚上是土豆、米线、豆腐，每个菜0.3元，加上米饭，每天的伙食费是2.9元至3.4元，一周5天在校，伙食费在16元左右。剩下的4元用来买本子、笔，和女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却从不舍得买肉吃。“肉要2元一份，只有这么一小勺，”她把拇指和食指围拢，做了个手势说，“而且里面好多是蔬菜和辣子，不划算。”

　　初三年级的张才花，一次回到家里对弟弟抱怨说：“食堂的菜分量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吃了。”

　　红岩村村民鲁文华记得，去年拖布卡中学有3家小食堂，“有竞争，哪家好就往哪家去，”但现在，3家变成了1家，由校方管理，“肯定就没有以前好了。”但东川区教育局副局长杨玉华说，这是学校管理的需要，原来3家食堂各自为政，对校园食品卫生安全不利。

　　同样是这个理由，学校也禁止学生从家里带菜进校。食堂卖的基本是本地产的蔬菜，相对便宜，而西红柿、豆芽等富含维生素B1的蔬菜需要从遥远的市区运来，价格远比本地菜高，而且涨得厉害。

　　10月中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6.5%，为10年来最高，而云南省CPI涨幅更达8.1%。广州的白领开始把家里做好的盒饭带到办公室，重庆3名市民为了抢得一桶减价11元的菜籽油而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死。在拖布卡，猪肉已从去年的每公斤10元涨到22元，连本地蔬菜也涨了一半。

　　坊间怀疑，拖布卡中学食堂在物价上涨背景下使用陈米，减少菜肴分量，但校长不愿发表任何评论。脚疼事件发生后，东川区教育局要求所有寄宿制学校在加工大米时，务必把煮后的米汤拿出来给学生喝，而不是拿去养猪。但除此之外，副局长杨玉华表示也没有更多的办法，“我们无法像北京、上海那样，由当地财政给高校食堂补贴。为了保障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已经非常紧张了。”

　　“同样，我们也无法像一些城市那样，给学生制定营养用餐标准，因为学生买不起。”

　　他特别指出，拖布卡中学食堂每餐都有肉，但往往到最后还卖不完。

　　“拖布卡其实不算穷，”杨玉华说，“在舍块、英明、红土地等乡镇，很多住校生每周的生活费仅有10元多一点。”他儿子在昆明读高三，一周伙食费是150元，他曾这样对儿子说：“你应该来拖布卡体验一下生活。”

　　被抛弃的“世外桃源”

　　杀头猪吃一年，生活用水靠雨水，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

　　拖布卡坐落在滇川两省四地接壤处，金沙江上空海拔2100米高的云雾之中。从昆明出发164公里至东川，再从东川出发64公里至拖布卡，一天2趟班车，需要在山间盘旋3个半小时，难得进城的村妇上车时还是笑容灿烂，最后往往吐得一塌糊涂。

　　如果晚上驱车前去，看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村庄在远处亮着灯，像散落的星星，有时在脚下，有时在头顶，容易让人生出这样的诗意：“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可是，当你深入乡野，这句话吟出的，更是两极世界尖锐对照下的现实。

　　拖布卡似乎很“城市”，镇上虽只有短街一条，电信、银行、商店、酒店却种类齐全，移动发射塔冲天而立，旅馆里床单雪白，有“夜莺”出没。乡村干部和学校校长抽的多是22元一包的云烟。1年前开通的柏油公路缩短了拖布卡与外界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矿老板，带着傲慢与偏见，驾驶越野车不远万里而至，他们用震耳的钻机声搅动了这里沉睡千年的农耕文明。镇政府雄心勃勃，计划新起一栋办公楼，并征地建客运站和环镇公路，打造成东川北部的中心城镇。

　　拖布卡离城市又很远。当这里的学生因缺乏维生素而集体发病，广州等发达城市因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小胖墩却与日俱增，甚至有人不得不休学减肥。仅以2005年一项统计为例，广州城区每100个学生中，就有7个肥胖儿、10个超重儿。营养学家说，他们摄入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太多，尤其是西式餐饮。而孙玉琴和同村的2名初中生，都不知道肯德基、麦当劳为何物，也不知道周杰伦是谁，拖布卡是他们到过的最远地方。

　　当中国经济如策马狂奔，像拖布卡这样的西部边远山区还在像老牛拉犁。2006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拖布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99元，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三分之一。

　　拖布卡镇一名主要官员不愿把学生脚疼事件解读为贫困的结果，担心地方形象受损，但他也承认“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自然因素，比如干旱缺水，只能种植土豆、红薯、苞谷等经济价值不高的作物；地势高低不均，农户分散，很难实行公司加农户那样的规模化种养经营。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两边两条江，中间光梁梁”，这是当地流传的两句顺口溜。孙玉琴家就住在这道“光梁梁”的中下部，一个建在30度陡坡上、名叫酒房沟的小村，全村人望着脚下峡谷间湍急的金沙江而不得。20年前，孙的父亲在屋后的斜坡上掘了一口水窖，用一根半开的粗管吊在屋檐下，承接屋顶流下的雨水，然后牵引进水窖，简单净化后，再用一根软管引向厨房。全家人靠这个水做饭、洗脸、洗菜、喂猪，从堂前一溜摆开的水盆来看，水都经过了高效次第使用。

　　孙家有5亩地，各种一半的红薯和苞谷，不够全家5口人和1头肥猪的口粮，在短暂的雨季，能种一些白菜、青豆和小瓜。旱季来临，吃的只有早先晒干的白菜，这个时候孙父需要去村外的矿山里打3个月工，每天30元工钱，用来买些大米和供3个孩子入学。

　　在外风起云涌的一波波涨价风潮，却吹不进酒房沟这样的小农山村。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孙家自给自足，杀一头猪腌了吃一年，他们很少去镇上赶集，因为“没啥可卖的”，也“没钱去买什么”，除了盐和火柴。唯一象征他们不与外界相隔的，就是孙玉琴哥哥去年出外打工带回来的一台彩电，给全家人带来了珍贵的娱乐。

　　从这里沿着羊肠小道攀登1小时，便是崭新的柏油公路，但对孙玉琴和她的同伴来说，这条路只是让她们走得更舒服些。为了省下5元钱的车票，她们要一口气走6个小时。而家住更远处的学生，需要走整整一天。他们的书包里一般放2个地瓜，当作这一周的水果。

　　而在公路上看不见的地方，像酒房沟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它们就像世外桃源，或者说，是被高速经济列车丢弃的乘客，兀自在金沙江边徘徊。孙的父亲说：“电视里常看到中央有什么好政策和扶贫款，可是我这里几十年了，还是一天吃两餐，没什么变化，只在2年前建沼气池时，得到了政府的26包水泥。”

　　从酒房沟沿江上溯10余公里是树桔村。72年前，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北上长征，最终夺取红色政权。而在这次“怪病”风波中，树桔村小学也有4个孩子出现脚痛症状。　　

　　GDP阵痛

　　金矿开采给一个平静山村带来的死亡和惶恐

　　老瓜地村，金沙江上又一个世外桃源，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了，正午的巷道里一片死寂，老人们缓缓讲述的，也是关于死亡的消息。

　　10年前，这里所属的原播卡乡发现大量金矿，陆续有公司进驻开采。2005年，由加拿大资方控股的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在勘探3年后宣称，播卡金矿储金150吨，可年产黄金7吨至12吨，可持续开采10至15年，堪称中国第一金矿，也是世界级金矿。据称，如果年产黄金10吨，每年将贡献3亿元税费。

　　但在隆隆的钻探声中，老瓜地村民祖祖辈辈喝水用的2口泉眼(当地人称为“龙塘”)先后枯竭，这被认为是不祥之兆。2004年，4名村妇潜入金山公司一口300米深的废弃采坑，因缺氧窒息全部死亡。村民说，她们只是想把里面的木撑弄出来煮猪食。而为了把山上的青石运到屋顶便于雨水积存，亦有村民在开采中丧生。

　　66岁的周青朝坐在陡峭的红薯地里(峡谷的风似乎就能把他吹倒)，讲到这些故事时，想起了自己的孙子周定平。周定平刚出生不久，出外打工的父亲和伯父就在一起矿难中死亡，后来母亲带他嫁到这里，2年前母亲随继父去昆明打工。周定平现在是拖布卡中学的住校生，也是脚疼者之一。

　　顺山直下2小时是奚家坪村(这里也有2名脚疼学生)，一块长满了甘蔗的平地，一条小溪从山涧而来，却是浊黄色的。“金山公司勘探，污染了我们的水，给全村139户造成每年14万元的损失，只赔偿我们每年2万元，”这里的村支书包兴朝说，“政府不让我们跟他们争吵，也不喜欢我跟记者说，可是村子这样下去，就要毁了。”

　　金山公司已经帮每户村民架通了从镇上蜿蜒而来的自来水管，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但水要每吨1元钱(旱季2元)，村民们灌溉大多还是用水沟里的污水。包兴朝说，奚家坪的甘蔗榨红糖是沿金沙江最甜的，但现在受到了污染，远不如以前好卖了。

　　还让他担心的是，每年雨季，山上都会有大量泥沙淌下，堵塞沟渠、道路，甚至滚下巨大石块。

　　不仅是奚家坪，不仅是金山公司，因污染、征地补偿谈不拢，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当地村民与外来矿老板之间交恶不断。村民多次围攻金山公司办公楼，围堵钻探，甚至哄抢金矿，一位外方顾问就责问保安：“当时为什么不开枪？”

　　东川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与大同、鞍山一起，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发的矿业城市，号称“铜都”。但由于开采过度，地质脆弱，泥石流暴发频繁、类型齐全，也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云南省则是全国第一个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试点省，矿业一直作为支柱产业被大力扶持。

　　可是，老瓜地、奚家坪这样的村庄不欢迎这些外来者，他们觉得平静的家园遭到了破坏。而另外一些村庄被征地的农民，在一次性获得补偿后，更从此失去传统的谋生手段。他们对未来充满惶恐，甚至觉得生活不如从前。

　　这也许是社会急遽变革中底层弱者必然经受的阵痛。2007年，由于CPI高企、楼价井喷、股市大牛，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攀升至0.48，相当于此前3年的攀升幅度之和。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这个数字仅为0.29。

　　因此当11月25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预测今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达5万亿元时，民间在问：它会有多少用在普通民众身上，尤其是没有贡献出巨大GDP的西部地区？

　　“这两年我感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拖布卡镇一名主要官员表示，他一一列举：村村通电、通路，35公里外的引水工程让80%农村受益，“两免一补”教育没有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新农村建设正在深入，农村低保、新型合作医疗也惠及到每一个村组，“大部分是中央财政下来的，这在以前，我们基层干部想都不敢想。”

　　为何村民还不满意，甚至觉得被不公平对待？拖布卡镇司法所的蒲洪兵认为，随着外出打工的增多，村民们与城市文明接触频繁，权利意识正在复苏，他们不再满足于跟以前比，更愿意跟城市比，跟城里人比，他们嫌变化得太慢，渴望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又一个周日下午，孙玉琴踏上返校之路，她的脚掌不再疼痛，步履轻快。这条漂亮的公路上，走的全是她这样沉默却也不甘沉默的农村学生，不时有矿老板的汽车，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