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无恶不作 《人民日报》叫“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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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何破，中央没有说明。但在8月下旬，当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摧毁文物古迹，焚烧艺术品工艺品，抓、打、监禁甚至杀害所谓阶级敌人和黑帮分子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代表毛泽东讲话时是大加称赞的。《人民日报》在8月22日一天同时发两篇文章，大叫“好得很！”并要广大群众加以支持。“文革”之后，人们一提起红卫兵，就联想到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在人们心目中，红卫兵无恶不作，简直是洪水猛兽。应该承认，在“破四旧”时，情况确实如此。

　　我从1966年7月份起到10月份4个月内，由于不是“红五类”出身，完全不能卷入运动。对于“破四旧”，我只有零星观感，而不能述其详。我当时十分反感，也有些恐惧。这并不是因为我未能参加进去而不肯有溢美之词。我当时认为，破四旧，首先应检讨和纠正自己头脑中的旧东西。而且，文化革命关乎文化，理当充分讲道理，怎么变成了最蛮不讲理的，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

　　我完全怀疑那些无法无天的举动果真是出于革命义愤。比如，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一群站在路口的红卫兵叫住一位走在我前面不远的年轻女性，叫她跟他们走一趟。那位妇女大惑不解，但脸色已经变得苍白。我那次故意停下来，站在一边，想看个究竟。过了几分钟，她从他们的执勤站中出来了，裤腿从底部被剪到上端。她根本无法行走，甚至无脸见人。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破四旧方式之一：剪小管裤。这算什么革命，这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妇女吗？

　　在破四旧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莫过于抄家了。一个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家被抄，这显然是破天荒的。那时学生中一般都有这种心理，每当从学校回家时，离家愈近愈感到不安。快到家时，远远望去一大堆人围在那里，心中愈感不妙，甚至不能决定是否再朝前走。当然心中也怀有一丝侥幸：“可能抄的不是我家！”走近一看，如果不是，则顿时释然。但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终于有一天会发现红卫兵光临到自己家中。我那时已没有父母了，不存在家被抄的可能，但几乎每天回去，总能看到院里或近邻总有一两户正在被抄，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一下子笼罩了全身。有时，半夜里突然被一阵闹声惊醒，分不清敲门声到底发生在哪里，心想，该不是他们弄不清楚，错抄到自己家里来了？

　　抄家的名单一般是派出所或居委会提供的，他们掌握着居民的档案材料，指点红卫兵行动。有时，也有别的因素搀杂进来。比如，有时某家的情况模糊不清，属于可抄可不抄之列，但如果一个穷苦人出身的邻居平时与你有隙，或者嫉妒你家住房宽敞，想使你倒霉之后挤占你家一两个房间，这时他就会分外积极，主动把祸水引来，甚至谎报情况。在那段时间，我曾见到红卫兵贴过一张告示，宣布被他们抄了的那家不属抄家对象。但这显然属于绝无仅有的一例，在那不讲道理的时候，根本不存在该抄谁、不该抄谁的标准。只要红卫兵愿意，哪会有抄错的？

　　被抄家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但不仅于此，还有十分痛苦的事情等着你。这就是，你必须到学校去报告你的家被抄了。你有义务讲清楚，为什么家会被抄，你对这件事的态度和认识如何。我本来以为我的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学占少数，除了出身好的和不好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问题。但那段时间只见一个又一个同学几天前还若无其事，突然间就哭丧着脸，躲在一边羞于见人。我马上就可以判断此人家被抄了。我很奇怪，怎么运动一来，那么多家庭都有了问题？

　　有时，抄家会伴随着斗争会。我校高三一个男学生L，工人家庭出身，曾主持抄家和批斗会，将本校一位同学的母亲活活打死。这位同学上高一，据说她的父亲是资本家。她的母亲在批斗会上力图与红卫兵讲道理，结果遭来棍棒毒打。在打人时，他们令该同学和她父亲、弟弟妹妹站在一边观看，不准离开。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妻子被打得倒下，直至被打死。他们亲眼看着，既不能抢救，也不能哭喊。在场观看的人很多很多，他们也就看看，看着一个活人被打死。

　　8月底，我曾到过一座天主教教堂，观看被破坏之后的场景。那是在成都市平安桥，一个地处市中心但异常安静的地方。我校红卫兵和九中红卫兵前一天共同抄了这个教堂，我第二天去看是怎么回事。刚走进大门，几个修女从跟前走过，她们身罩长袍，只露出脸的正面。我记不清那些眼神是惊惧还是无动于衷，总之显得颇为奇特。她们走动很快，但没有一点声音，宛如一群幽灵在我面前飘去。进厅堂去一看，遍地是金属片，五颜六色的玻璃，以及撕坏了的书籍。厅堂前方有一拐弯楼梯，拾级而上可以到达一个平台，那里原来安放了一架其大无比的风琴，但现在已经完全砸坏，只剩一个空壳。地下闪光的金属片和散乱的琴弦之多，令我惊讶。我当场就在那里遐想，它本来是一架多么庞大而富丽堂皇的琴，用它来演奏弥撒曲，那声音该是多么宏大和雄浑。但是，它不复存在了，对这么一架罕见的琴，姑且不谈它的声音多么不同凡响，就凭它珍贵的价值，也难以想象还有什么人下得了手向它砸去。耶稣像早已打得粉碎，但漏掉了角落里的一尊小像。耶稣骨瘦如紫，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面部表情又痛苦，又庄重。不知他是否正凝视着我，凝视着人间的苦难？昨天，不知他是否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从不熟悉宗教，对教堂、对耶稣不存在特殊感情。但那天的气氛，杂乱中有庄重，破坏中有谴责。我的心出乎意料地混乱和沉重。我心里闷得慌，不知想哭还是想叫。我转身走了出去，耶稣受难的形象留在脑海中久久不能消失。

　　我的朋友M的家被抄了，红卫兵冲到他家，发现四壁空空，根本没有什么好抄的。M当时在场，他对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抄得对。你们看还有什么要帮忙的，我可以协助。”他这种无可挑剔的态度，使红卫兵无话可说。其中一个头领说道：“你这种态度还差不多，不然，你免不了挨揍。”他们把M的父亲捆起来，在抄家的过程中一直强迫他跪在一边。抄家结束时，扇了他几个耳光，然后扬长而去。

我和M的父亲很熟，很关心和同情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因为M说过他父亲曾任国民党的少将，我以为会看到一个身材高大、威风、严厉的人。但第一次到M家去，我简直被他家的凄凉、破败震惊了。那是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破房间，除了两张小床，一张桌子，几个破箱，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房门前的屋檐下，一个煤炉，一张破桌，就是他们的厨房。房间里很暗，我定睛看了好一会，才发现M的父亲是一个脸色死白，身子伛偻，说话、行动哆哆嗦嗦的老人。他刚见到我时眼神很惊恐，我们谈话时，院里一有人高声吆喝，他就显得很不安。后来，我和他逐渐熟悉，他的话也多了起来。

　　他是30年代的留法学生，到巴黎后，读书之余也卷入政治活动。他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在巴黎的中国学生游行、集会时，常常与共产党人辩论、争吵。他学成归国后做了国民党的大官，但不属于嫡系。在国民党败退时，他留了下来，准备投降共产党，然后和共产党一道建设国家。但没有想到，他被逮捕了，判了8年刑。他似乎始终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我是真心诚意向共产党认输的。你看，在西方国家，不同党派的政治家为了掌权也闹得一塌糊涂，但大选结果一出来，失败的一方就承认败局，与赢家握手。如果愿意，也可以在胜利者手下工作。我虽有军衔，却是文官，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也没有贪污等劣迹。我想对共产党人说：‘事实证明，你们对了，我错了，我在政治上甘心认输。以后就照你们的主张办，让我们共同建设国家！’”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有趣，照我们所受的教育，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哪能像他想的那么便宜。

　　抄家时，红卫兵搜出一张M父亲以前穿军服的照片，我是在一个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上看到这张照片的，它成了他坚持反动立场，妄图复辟变天的证据。抄家之后不久，他又被投入监狱，判刑12年。罪状共有两项，第一项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红卫兵搜出的照片是证据。第二项罪名十分可怕，是“破坏生产毛主席著作”。原来，M的父亲迫于生计，在街道生产组参加劳动，干书籍装订活。“文革”中，主要装订《毛主席语录》。有一次，有人发现待装订的语录本有几页丢失，事情被判定为有反革命分子破坏毛著的生产。生产组中，M的父亲问题最大，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罪人。由于父亲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M和他的妹妹下乡之后，根本不可能回城工作。

　　红卫兵抄家并不是统一组织的，如果你家有点名气或处在方便的地理位置上，那么几个互不通气的学校会分别来几批红卫兵。据我所知，最多的有被抄七八次的。遭到这种洗劫，家中恐怕剩不下什么东西了。

　　那些有资格去抄家的同学样子很快就有了改变。一般左右手腕上各戴一只手表，甚至戴上一排。女同学身上有许多别致的绣花手帕，这些当然都是抄来的。他们夜以继日地出击，面带倦容，声音沙哑。他们开始时趾高气扬，后来变得冷漠和不耐烦，以不屑一顾的口气提到刚抄了一个大人物的家，做出见惯不惊的样子。与我同班有个男生Y，是专干此事的红卫兵头。他偶尔回到教室，纡尊降贵似的与我们这些正在学毛选、读社论的人聊上几句。他一会儿掏出一个金怀表晃晃，嘴一撇说：“不值钱！”一会儿掏出一件小玩意，满欣赏的样子说：“好玩！”过一会儿，与我们慢悠悠地摆谈，漫不经心地回顾说：“我上次到L家，好像觉得他家毛皮货挺多似的。对，是这样的。好，明天去抄他家，到底还能拣几件像样的东西！”天哪，L就是我们的同窗啊，怎么一心血来潮这种事就决定了？我听得毛骨悚然。他脸上泛起一阵笑容，就像猫在老鼠群中，虽然并不伸出爪子，但仍能感到自己的威力一样。

徐友渔（摘自《1966年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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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恶得苦 从善得福 早修大法 利己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