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书”曾经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内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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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著作，一律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书衣，时人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等。“皮书”的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堪称奇特的景观。《灰皮书、黄皮书》通过个案，对“皮书”出版作了大致的描述；由出版及于外国文化历史，引导读者从旁门走向世界。

　　何谓皮书？

　　“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



　　“灰皮书”以政治、哲学著作为主，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多种……

　　“黄皮书”中，当年对青年一代影响最大的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其他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等等，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也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

　　“皮书”在“反帝反修”的大旗下诞生

　　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张惠卿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据他回忆，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

　　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有些属于“灰皮书”内容的书也采用过红色、黄色或白色封皮。在阶级斗争激烈紧张的岁月，连颜色也有阶级性，“如人民出版社的‘《红旗》丛刊’，白色封面，书名用红、绿两种颜色来区别其内容是‘正’还是‘反’”。红色当然是正的、革命的，灰色或黑色等灰暗的色调则表示是“反动”的。

　　张惠卿说：“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具体负责……中央编译局根据资料，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书目列出以后，除了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找原著外，还派人到国外去寻找购买。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录》。

　　‘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灰皮书’从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种。”

　　1962年至1965年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了部分苏联文学“黄皮书”。关于文学类“皮书”的出版背景，据张福生所说，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文学“黄皮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这批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我也曾在1998年10月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他说的大致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一次跨年度的文化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领导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而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



　　“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思想渊源来自“皮书”

　　有论者谓，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自发读书活动。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的阅读史是惊人的相似。

　　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和一些“钦定”的书籍外，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都被禁绝了。但在红卫兵的革命疯狂逐渐冷却下来后，他们开始感觉到精神的空虚和知识的贫乏，便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在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残酷和虚伪后，“皮书”成为他们思想启蒙的营养和精神食粮。

　　“文革”中的读书活动一直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当时已经有一些青年学生不满学校的正统教育，组织起来阅读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书籍，从事独立的文学创作。

　　据张鹤慈（张东荪的孙子）回忆：“高中时开始看大量的西方古典和近现代作品，在家里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能找到一些内部读物。我和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用了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去买过许多内部书籍，尤其是新出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

　　当时活跃于京城的读书组织基本都是青年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阅读了许多“灰皮书”和“黄皮书”，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以及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等书对他们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何他们对“皮书”情有独钟

　　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皮书”情有独钟？

　　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资源

　　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一文中回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图书，由于抄家、红卫兵掌管了部分图书室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流落到他们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这些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这是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一代……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皮书’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惟一有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惊人地相似。富于历史讽刺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的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

　　这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

　　葛岩回忆说：“从60年代末期开始，不少大中学生失意于现实，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阅读禁书。这种时为禁忌的活动分布广泛，参与者众多，在某种程度上，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日后许多理想主义文化精英的摇篮。从1968年上山下乡开始至1977年恢复高考，地下读书活动延续十年之久。其间，‘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加上六九到七七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约有1623万之众。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许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阅读过禁书……”

　　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之光

　　一位不知姓名的成员回忆：“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黄皮书’，记得当时最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则得益于一些‘灰皮书’。这些书仿佛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之光，至此，对政治和社会的认识，使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

　　“文革”后期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源自“皮书”

　　王尧撰写专文谈“皮书”：“就在我和我的少年伙伴读‘红色经典’的时候，城里的青年却在读‘黄皮书’、‘灰皮书’这类‘内部读物’。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者差不多都认为，‘文革’后期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19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源自那批‘内部读物’。……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有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关于‘皮书’在“文革”文化专制时期对思想文化界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少研究者的文章都有深入的分析。近读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发现他也读过‘皮书’，1975年11月20日日记：‘大周明送来代购的《人世间》、《落角》等内部发行的翻译小说五册。’”

　　知青“在乡下，没有书读啊”

　　一位学者回忆：“文革”期间，他为了觅得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千方百计弄到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在上海福州路内部书店购买了此书，还冒了一些风险。很多内部出版物如《摘译》等书刊，“是我们当时的启蒙读物，也是多年后萦绕于胸的一个历史之谜：在‘文革’时期的上海，何以会出版这么一大批‘反动’书籍？很多年后结识了当时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释。我问那时是否有心而为？他的回答很朴素：‘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只是为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着想。他们在乡下，没有书读啊！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主席的批示，顶了回去。’”

　　　俄苏作品曾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桃花源

　　一位读者回忆当年读“皮书”的感受：在荒芜的年代里，这些书“无异于荒漠之泉，那是一种近乎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的阅读。读过的有欧美的政治著作，外国政要的回忆录，西方现代派文学……于我来说，最亲切最动人的还是苏联当代作家的那些中长篇小说。俄苏作品曾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桃花源，曾成为我青春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