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真相

HangMing

【大纪元12月18日讯】本文着重阐明：中共吹嘘的所谓“三大战役”原来是间谍指挥的。

直属共匪总部毛泽东的中共间谍郭汝槐之情报诱发的辽西会战

中共的军头其实没有一个会打仗的，它们打仗用的都是间谍+人海战术。事先从间谍那得到国军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得到孤立的部份，也就是好打的部份，然后用人海战术包围及伏击这些好打的部份，同时分出充分多的兵力去打国军的援军，中共给其起了个名称，叫做“阻援打点”。没有潜藏在指挥中心的间谍就发现不了点，没有充分多的人组成人海，就既打不了点，又阻不了援，这是一个常识。在五千年中华战争史上，用间谍去指挥对方军队的调动并提供详细的对方调动兵力的部署及作战计划，并有充分的人海去使用，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巧”事的，所以“阻援打点”才从来不称为一个什么战术，也没有谁能通过“阻援打点”成为将军、元帅。

如有这样的“巧”事，那么不需要什么样的才能就能轻易取胜，稍微能动脑子种地的农民，善动脑子的有产农民（地主）及有产工人（资本家）都可以取胜，那中国这地方能做这种“巧”事元帅及“巧”事将军的至少达一千万人。

在中共使用间谍作弊的三年多的卖国夺权时期，使间谍最得手的一次是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共一直吹嘘毛泽东如何在“辽沈战役”之前极其“英明”的命令林彪强攻锦州，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实际上，这是胡说八道。林彪和毛泽东从来没有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前想起要打锦州，那被中共抛出来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往返电报，在批判林彪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突然冒了出来。以后，很多人把这些伪造的电报当成了历史来宣讲。其实，偷袭锦州是由直属共军总部的潜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间谍郭汝槐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以后的情报引起的，根本不是毛泽东的什么预见，毛泽东从来没有在十月二日之前想起要打锦州，林彪事先更没有敢打锦州，而是在攻克义县之后准备打驻守在承德的国军---石觉的第十三军。

我们先看看林彪为什么恐惧攻坚：

林彪到东北之后，一直不敢对民众称自己的部队为“解放军”，因为跟“解放”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称“东北民主联军”，将“民主”的幌子名称用上了。

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林彪领东北民主联军约二十万人，在毛泽东的“化四平为马德里”的赵括式纸上谈兵的命令下死守四平，与国军主力著名的新一军交战，当时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自一月一日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起，已不在部队达四个月之久。由于新一军在缅甸作战的时候擅长孙立人创造的森林迂回战术，曾毙伤精锐日军（含著名的第十八师团等）共约十一万人，三位师长李鸿（新三十八师）潘裕昆（新五十师）唐守志（新三十师）都不愿贯彻郑洞国的正面强攻计划，不主张从正面强攻四平，因此只是用优势炮火对四平进行猛烈的轰击，而地面部队并不积极进攻，导致攻克四平的时间延迟。五月十日，蒋介石不得不电召仍在美国华盛顿开会的孙立人回国统率新一军。

五月十五日夜，孙立人赶到新一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不采用正面强攻，而是采用正面佯攻及两翼侧击的方法。五月十六日，新五十师从正面攻击，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从侧翼攻击，孙立人亲到各师前沿，新一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部防线。五月十七日，新五十师一五○团首先突破，攻克四平东南制高点五顶山，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五月十八日，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新三十师八十八团突破城南防线，林彪弃守四平。郑洞国久攻不下的四平，孙立人只用三天就攻克了。

此战，孙立人新一军共歼灭东北民主联军达十多万人，林彪大败，狼狈的向公主岭方向逃窜。战后，中共对外宣传说“阵亡了八千战斗骨干”，这是有意隐瞒伤亡数字，中共一向推崇人海战术，二十万人如果只阵亡了八千，怎么会使林彪吓成那个样子，据东北人说，林彪当时是化妆成伙夫逃跑的。其中，新一军还俘虏了不少帮林彪部队打机关枪的原属关东军的日军士兵。

一九四六年六月，孙立人率新一军对共匪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离哈尔滨几十里路的地方，林彪匪军兵败如山倒，正想逃亡佳木斯。正当孙立人即将将匪军全歼时，美国的马歇尔上了自抗战时期就一直迷惑美国人的周恩来的当，强迫蒋介石接受了松花江停战协定，林彪匪军趁此得免于全军覆没。

停战以前，国军在东北战场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九四六年十月，共匪经过四个月在北满的喘息后，开始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国军大举进攻，发动了所谓的“一下江南”作战，自此国军开始逐渐失去机动打击力量，而转居被动。这时无论在人力素质上，武器装备上，均有不足与疲惫不堪迹象。反之共匪利用马歇尔的调停及松花江停战机会，收编了四十万关东军，实力突然增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一无共匪踪影的东北广大农村，已逐渐被其所渗透，广大的东北原野逐渐被匪军所占据，东北农村人力充沛，因而共匪部队在数次战斗中，虽都有重大伤亡，仍能肆无忌惮的扩充。而国军每克复一个大的地方，就分兵据守，使得国军兵力分散。

同时，隐藏在国防部的共匪间谍刘斐、郭汝槐等事先将国军的作战计划通报给共匪，使得匪军可以从容部署，从容作弊，发现国军进兵中的孤立薄弱部份，而用人海战术各个击破。国军无论是守卫城市还是出兵进击，都时常受到共匪这种间谍加人海作弊伎俩的威胁，损失非常大。又因共匪自苏俄手中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大批武器，因此这时东北的国军，无论在数量上与武器装备上，均开始居于被动地位。

一九四七年二月，林彪率共匪一，二，六纵，三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师二下江南，围攻驻扎在德惠的新一军潘裕昆之新五十师，杜聿明命新五十师突围，师长潘裕昆请示孙立人。孙立人命令新五十师不要理杜的命令，坚守德惠，自带三个团增援德惠。为防林彪围点打援，孙立人带三个团从长春长程迂回，于三月三日赶到德惠，见孙立人亲自率军前来，林彪当天黄昏即开始溃退，撤回松花江以北。中共党军溃退之后，战场上到处是被新五十师炮火歼灭的中共党军尸体，真是尸横遍野。潘裕昆将军战后说：“共匪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这是林彪自四平大败之后，在有关城市的作战中的第二次惨败。

一九四七年六月，林彪率民主联军进攻由陈明仁七十一军两个师及石觉第十三军一个师（师长宋邦伟）共三个师防守的战略要地四平，林彪的部队是以共匪一纵队全部、辽吉纵队（七纵）全部、六纵队十七师附加东总直属炮兵五个营共七个师七万多兵力组成攻城集团，由一纵匪军司令李天佑统一指挥。林彪则亲自指挥匪军六个纵队加七个独立师共十七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总共投入兵力达二十多万人。

六月十四日晚上二十时，林彪部队开始进攻，共匪先头突击部队的进攻队形成“三三制”，就是每个步兵班编成三个战斗组，每组三四个人，列成三角队形冲锋。当突击队冲到城墙前，国军的许多射击孔吐出火舌，共军士兵们纷纷倒下。共军恼羞成怒，派爆破组上，用大包的炸药开路，但爆破手也纷纷被枪弹射杀。往往在伤亡十几个士兵后，才会有一个地堡被炸毁。靠近城墙的街上，几乎铺满了共军一层尸体。共军在付出重大伤亡攻进城后，突击部队又被国军的火力包围了。而突破口立即被国军用坦克当作活动堡垒，封锁了。城中大街小巷布满了沙袋，楼台窗口到处是喷射的火舌……双方开始逐街逐屋地争夺，刺刀拼得嘁哩喀嚓，手榴弹冰雹样乱飞，60炮炮弹像礼花一样在人的头上爆炸……

共匪用大炮轰，又用炸药炸，将国军的坦克炸烂，继续扩大城墙的突破口，攻城的大部队冲进了四平城。接着，更血腥的城市巷战全面展开了。

林彪强调用炮，苏联红军将日本关东军的所有大炮都给了林彪，据张戎的名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记载：“莫斯科为毛提供的武器包括缴获日本人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干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北朝鲜是日本的重要军火库，那里的军火都给了毛，足足装了两千多车皮。还有更多的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联制造的武器也来了，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的德国武器，上面的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国制造，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那里缴获来的。”

林彪部队是装备甚至比某些东北国军（如赵公武第五十二军，后任军长刘玉章）毫不逊色的部队，从来就不是什么“小米加步枪”，那是中共在说谎，否则怎么吹嘘自己更能打仗呢，更能攻无不克呢，更能战无不胜呢？林彪认为极其猛烈地炮火不但给敌手以心理震撼，而且能有效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于是战前调了相当数量的炮兵部队到四平。连匪军炮纵的十二门高射炮都被调往前线。当密集的覆盖性炮火飞向四平的目标区时，天摇地动，目标区被冲天的尘埃罩住。炮火停歇，尘埃散开，目标区完全变了样──所有高矮建筑和地堡都改变了了形状。炮口转移，又覆盖下一个目标区……

共匪士兵随着炮火前进，炮弹落在哪里，士兵就扑向哪里，他们紧追着炮弹，冲向国军纵深。然而，陈明仁在战后说：“解放军方面炮火很猛烈，我在八年抗战之中，都不曾遇到这种局面。但是，炮火射击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在突破点，对于我们危害不大，我的阵地也不曾受到严重的影响。”也因此，城区战变得空前惨烈起来。

四平城内有许多大红楼，全都是用红砖建筑的。陈明仁也不明白东北的黑土地烧的红砖为何有如此之硬，战前他观看用六○炮弹在墙上只能炸开些小坑和小麻点，这使他对据楼防守充满信心。这些楼都是国军各级指挥部的火力点，视野开阔，射界通达，四处还有明暗火力点及地堡。共匪在夺取这些红楼时，一批批爆破员和突击队员倒在楼前，死伤惨重。更有甚者，爆破组在历经弹雨到达楼下进行爆破时，往往只炸个小洞，需反覆进行几次爆破作业才能成功。当爆破成功后，从缺口冲进去的匪军又要跟楼内反扑的国军展开近距离枪战和肉搏。结果，每攻克这样一座楼，匪军都得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而四平，这样的楼太多了，几乎每座楼都成了尸楼血楼。这里举个例子，在攻打陈明仁胞弟陈明信守卫的71军军部大楼时，共匪有一个连一百三十四人，打完大楼后活着的已不到十人。

东北的白天特别长，从早上四点到晚上八点天都是亮着的。地面上，两军犬牙交错地拚死厮杀着。天空中，国军的飞机猛烈地轰炸共匪的占领阵地，每天都有十几架次，使共匪后续部队开进缓慢。国军的飞机还空投了大量的作战物资给四平守军，成为四平得以坚守的重要原因。国军苦苦坚守着城中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楼房、甚至每一堵废墟。共匪则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攻击部队往往上去半天就伤亡过半，只好不断轮换。战斗开始不到四天，林彪就不得不将作为匪军总预备队的六纵十七师拉了上去。四平城内的混战进行得空前激烈，双方抵近对射，刀劈枪刺，甚至用拳头牙齿进行拚搏。到了夜晚，四平上空飞满了照明弹、燃烧弹。被炮弹打着的民房和建筑物熊熊燃烧，满城火光，如同白昼。四平城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残肢断臂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铺满了路面；到处是流淌的鲜血，宛如大大小小的红色河流，冲锋的士兵稍不留神便会滑倒。

苦战了近一个星期后，共匪在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攻占了四平道西地区，战斗开始进展到道东。然而，共匪一纵和七纵的攻击部队几乎被打残了，无力再扩大战果。

林彪一咬牙将进行阻援的匪军六纵全拉了上来，继续投入攻击。此时陈明仁也打得精疲力竭，七十一军守军伤亡过半，陈明仁在西区的军部大楼失守了，便率余部退守路东地区，他进了地下室，与石觉第十三军之宋邦伟部合力死守路东区。幸运的是，林彪这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攻击部队继续一个师一个师地投入，而没有下决心拉上匪军整个纵队发起猛攻。致使兵力很快就因伤亡过大显得不足，从而打成了添油战。

道东的核心阵地有一座水塔，共匪以一个团的兵力发起猛攻。塔上的守军是71军远征缅甸的经验丰富的老兵，全是上等兵以上的军衔，枪法极准。共匪一冲锋就被准确的射杀，数次进攻都被杀退，地上匪军的尸首堆成了山，这座水塔还是未损分毫，最后匪军用十几挺机枪封锁住塔上的枪眼，爆破手上去进行爆破作业，才把里面的国军震死。

在突击铁路天桥时，共匪攻击部队谁也没有注意天桥上边悬吊着两只大麻袋。当匪军冲上去时，两个麻袋突然张开了大口，黄澄澄的坚硬滚圆的黄豆倾泻而下，撒满了街面。匪军突击队的士兵猝不及防，全部摔了跟头，武器摔出老远。他们爬起来再跌倒，手刨脚蹬却根本站不起来。这时国军的火力如雨泼下，匪军站不起来，无法撤退，鲜血随即流满了街道。冲锋在前的共匪团政委也摔倒在地，眼睁睁地被一排子弹打成了蜂窝。后面的进攻部队看着这一切目瞪口呆，有的匪军士兵当即痛哭起来。

这场仗，血腥无比。一直打到六月二十六日，道东被匪军占领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四平全城已接近被占领了四分之三。此时，虽然共匪伤亡重大，但林彪在攻陷四平这一点上是毫不怀疑了。然而，风云突变。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杜聿明调动了四个军九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四平包抄上来。国军不断突破共匪的阻击，进攻速度很快。林彪不得不分兵进行阻击，重心转向打援，攻击四平的势头减缓。林彪连续变更部署企图分割国军援军，但都被国军的进攻一一粉碎。二十九日，国军九十三军和新六军已进抵四平近郊，共匪攻城部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境地。六月三十日，林彪狼狈溃退。

这场惨烈的攻坚战至此结束，林彪大败而逃，陈明仁死里逃生。双方都损失惨重，国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共匪伤亡约五万人。

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命令林彪进攻长春，五月二十四日，林彪集中匪军第一、六纵队和七个独立师，攻击长春近郊，占领大房身飞机场及长春外围一些据点，自身伤亡颇为重大。但中共自己声称：“伤亡二千人，歼敌六千人”，如按此辉煌战绩来看，林彪断不可能认为四野夺取长春这样的城市条件还不成熟：“一、兵力还不够；二、供应线不够好、炮弹不够；三、把握不大……”。因此，伤亡重大才是实情。

五月二十九日，林彪报告毛泽东：“各纵队、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高，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定，改为对长春以一部份兵力久困长春，准备乘敌撤退途中追歼该敌，主力转至北宁线（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

正是因为攻坚屡次受挫，才使林彪畏惧攻坚，对长春采取围而不攻，导致饿死长春三十万居民这一现代战争史上几例重大的惨剧之一。对此，毛泽东又不是不知道，自一九四六年初以来，毛泽东令共匪各军头死守城市，但屡守屡败，各方怨气增生，大骂毛泽东，林彪等多次给毛泽东发电要改守城市为占领农村，才有了毛泽东的“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毛泽东一向是非常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只是土包子共匪军头守城屡屡守不住，才只得作罢。后来，中共为了神化毛泽东，就将“化四平为马德里”等等抹掉了。

由于长春攻不下，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让林彪去攻击锦州，因为林彪匪军在东北此前即使在平原地带也没有歼灭过国军一个军，只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消灭过在公主屯阻击从沈阳附近溃败的共匪二十万人的陈林达新五军两个师（欠一个师），别说去攻击由两个军坚固设防的锦州了。攻长春，没有国军的什么援军，而攻锦州，国军各方面的援军都可能来，长春都攻不下，怎么会想到要攻锦州？

围攻长春不克后，林彪自九月十二日开始率匪军南下，不是去打锦州，而是去打承德，打石觉的第十三军。林彪曾讲除了锦州不打，其它地方都可以打，为什么呢？因为其它地方驻扎的国军最多的是一个师，锦西、葫芦岛有国军三个师即一个军。国军人数比较少，他认为可以打。唯独不打锦州。打下义县、高桥、锦西、兴城、绥中这五个城市以后，主力转向承德，打傅作义的十三军，然后在承德、北平之间进行活动。

九月十七日，林彪匪军一部攻克昌黎、北戴河，二十八日攻陷绥中，包围兴城；一部于二十七日攻陷高桥和西海口；一部于二十九日攻陷兴城；另一部于十月一日攻陷义县。

林彪无意进攻锦州，正当林彪欲率匪军攻击驻守承德的第十三军的时候，毛泽东接到了直属共军总部的间谍郭汝槐通过中共驻上海的间谍机关发来的电报。这是一封什么样的电报呢？

原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国军统帅部决定将国军作战重点放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加强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城市守备部队和防御工事，并组成以精锐部队为骨干的机动兵团作为应援力量。南线以郑州、济南、徐州构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徐州为重点，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共匪决战。蒋介石特地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共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以加强徐州方面的指挥。

当共匪利用间谍策动吴化文部叛变，让吴部让出防区，而让匪军攻陷济南之后，国军南线的防御体系被打乱了，国军方面对共匪华野、中野的下一步行动方向作出种种推测，多数人认为华野、中野将在陇海线以南发动大规模攻势，直取徐州，威胁南京。这是国军方面最担心的。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济南失守后的作战。国防部作战厅提出两个方案：（一）从徐州出动两个兵团向鲁西出击，求歼华野一部；或从徐州抽调两个军转战于郑州，连同在郑州的第十六兵团，配合华中剿总部队与中野决战。（二）徐州主力监视华野，以一部肃清徐州以南、运河地区的匪军。蒋介石认为第一方案比较积极，也有成功的可能，而第二方案太过消极，所以主张先集中兵力攻击中野。杜聿明认为匪军经过围攻济南的消耗，必须休整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战，而徐州国军四个兵团，二十个军八十万人，兵力、装备都占优势，而且在济南战役时没有损失，无需休整就可投入作战，所以主张先发制人，变被动为鞫牌募崾爻鞘斜欢ご虻恼椒ǎ⒒幼约旱某ごΓ庞牍卜舜蛞罢剑笆锹庾邮锹砝鋈チ锪铩保诮槭月澄饔邢弈勘旯セ鞯幕∩希右苑⒒樱贫恕抖陨蕉簿セ骷苹贰８眉苹斯卜嘶啊⒅幸胺掷胫剩曰泄Ｖ浦幸埃孕熘葜髁Σ扇∑嫦绞豕セ骰埃崭刺┌病⒓媚稀?

十月二日，杜聿明飞抵北平请示蒋介石，蒋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杜聿明又飞抵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共商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 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

但这一计划，被顾祝同手下的作战部长中共间谍郭汝槐知悉后，马上将其交给中共潜伏在南京的一个交通小组， 联络员立刻把情报带到上海，由上海的中共秘密电台（南京不方便建立秘密电台）发送给毛泽东。国军得到的作战计划，都是副本，正本早在毛泽东手里了。

毛泽东接到有关《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情报后，惊恐万状，立即命令在攻克义县后的林彪匪军的作战计划改为率部攻击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假象，以吸引蒋介石的注意力，使杜聿明的计划无法实施，同时，令共匪的中野及华野及早防备。

林彪此前无意攻击锦州，林彪有四怕，这四怕就是：一怕傅作义增援，抗不住；二怕葫芦岛、锦西的国军来增援，葫芦岛、锦西靠锦州比较近，葫芦岛又是海口，国军可以海运增加兵力；三怕沈阳国军向锦州增援，甚至顾虑沈阳国军把长春国军接出来之后，合在一起向锦州增援；四怕锦州国军兵力多，工事强，打不下来，伤亡一大堆。但毛泽东的谩骂，终于使林彪不得不行动了。

十月七日，杜聿明在徐州“剿总”总部召开邱清泉、黄伯韬、孙元良、李弥、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周岩开会进行作战部署，决定十月十五日十二时开始统一行动。这一行动的时间又被直属共军总部的间谍郭汝槐发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林彪随即定下了袭击锦州的时间－－十月十四日。如早一天发起攻击导致失利，则杜聿明的计划仍然能够实施，而晚一天，则杜聿明已经行动了。

这就是林彪率匪军十月十四日冒险攻击锦州的由来！这个日子并不是林彪定的，而是毛泽东定的。林彪即使怕也必须行动了，实际上林彪无意攻克锦州，毛泽东也无意真的让林彪一定要攻克锦州，只是想藉此引开蒋介石的注意力，使杜聿明的计划或者延迟，或者放弃。杜聿明的计划即使被延迟也会使共匪中野和华野做充分准备以逃过国军大举突袭的一劫。当然，如果攻陷了锦州，就更注定会引开蒋介石的注意力了。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叫嚣：“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不幸的是，蒋介石真的上当了！十月十五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乘飞机去东北。共匪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辽沉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军的行动。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共匪中野、华野在廖耀湘兵团因故失利以后，见林彪歪打正着夺得首功后功利之心大涨而急于建功，方发起淮海战役之前，国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

林彪和毛泽东在十月二日之前，绝对没有想到要打锦州，林彪在东北意外得手后，毛泽东为了鼓吹自己如何有预见性，如何“英明”，就将林彪在围攻长春不克后，自九月十二日率匪军南下，不是去打锦州，而是去打高桥、锦西、兴城、绥中、义县，之后主力准备转向承德，打傅作义的十三军，然后在承德、北平之间进行活动的一段经历给篡改，将郭汝槐的间谍行为抹掉，将打锦州插入编造的十月二日之前的历史中，并伪造“关于辽沉战役的作战方针”，将九月十二日以后的林彪匪军的整个行动统统改为“辽沉战役”，这就是有关“辽沉战役”之党文化的由来。

那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批判林彪的材料中出现的有关锦州方面的一系列电报应该全部都是伪造的，关于林彪反叛毛泽东命令的电报内容怎么在批判林彪之前的二十年间没有听说过呢？电报见不到，事情应该有所耳闻吧？怎么连一丝蛛丝马迹也没有听说过呢？

由于郭汝槐泄露作战计划，使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共匪中野、华野发起所谓的“淮海战役”之前，国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

锦州失守以后，由于蒋介石、卫立惶谁也不愿意担当东北失守的责任，蒋介石要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与东进兵团继续东西对进重新克复锦州，而卫立惶则要廖耀湘坚守沈阳。廖耀湘战场经验丰富，当然明白怎么回事，即不想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同时又不愿美械部队在火力不易展开的沟帮子一带山区被匪军阻击围困而“虎落平川被犬欺”，遂想率部队在简单与匪军接触后，立即改向营口方向撤退，即履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又保全了精锐的美械部队。十月二十一日，廖耀湘西进兵团在空军掩护下由新立屯向南攻击前进，二十三日到达黑山、大虎山地区，廖耀湘由于并不想真正与共匪纠缠，因此在这一带只是用尽可能可以施展的炮火向共匪阻击部队轰击，而并没有投入步兵主力真正与共匪作战，一天以后，廖耀湘即不再与共匪接战而率部队撤退。根本没有发生中共党文化中吹嘘的“三天惨烈的黑山阻击战”。廖耀湘本来可以率部队轻易的从营口撤退，但蒋介石因东北失守的责任问题又不干了，中途逼廖耀湘重新改向锦州攻击前进，攻击途中廖耀湘兵团与共匪接战，由于廖本来就不想与共匪大战，稍一接触，即率部队改向沈阳撤退，当然相对于向营口撤退来说，这是最后的一个下策了。途中，廖耀湘兵团边战边退，最后，当廖兵团退到在火力施展及机械化部队运作极其困难的辽西山岳地带时，被蜂拥而来的共匪人海冲散，“虎落平川被犬欺”，廖兵团的精锐、令林彪闻风丧胆的常胜军新二十二师也随即无法施展的划上了句号。廖耀湘最后化妆成一东北老农夫向关内急奔，最后在通过一个共匪检查哨时，因不会说东北话而被怀疑，旋即被捕。至于中共吹嘘是由 于匪军碰巧偷袭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司令部而使廖兵团失利一事则纯属伪造。

据原第五军参谋长舒适存将军在《 辽西恨》一文中说：“他（廖耀湘）早料到辽西河流纵横，沟帮子以西更是山岳地带，易受共军牵制，极为不利，他曾建议由营口海运葫芦岛登陆，进援锦州，较有希望，未被当道接受，至于受挫之后，进退不决，迁延时日，则是沈阳、北平、南京三方面往返磋商之故，不是他的本意，除此之外，他是每战必胜，没有失败过的，东北之失，归咎于他，是不公平的。”

据隐藏在国防部的中共特务郭汝槐后来的回忆录透露：“在辽西战役中，蒋介石要我们陪他亲临北平指挥。” ，战后 “凭我多年的经验，……蒋对我已经不信任了。” 此处已经露出了间谍郭汝槐在辽西会战期间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蒋介石不是根据郭汝槐的建议下的命令而失败的话，蒋介石为何战后对郭汝槐不信任了，这分明是说正是由于郭汝槐的建议才有国军在东北的被歼或者是郭汝槐的建议是国军在东北被歼的重要因素。

郭汝瑰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与中共地下联络员接头一百多次，提供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以及长江江防的大量军事机密，但这些事在他八十年代写的回忆录中都绝口不提，倒是他死后陕西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杜聿明传》泄露出以下天机：“杜聿明特赦后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遇见郭汝瑰，杜聿明手指郭汝瑰激动地说：‘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笑着说：‘各为其主嘛！’”。

HangMing

中共间谍刘斐及郭汝槐指挥的“徐蚌会战”

在十月十五日锦州失陷以前，毛泽东并没有让共匪华野及中野发动“淮海战役”的打算，毛泽东的所谓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成文时间为十月十一日，此文纯属伪造。在接到间谍郭汝槐的情报之后，一直到十月十五日，华野和中野只是防备杜聿明主动进攻计划的实施，根本没有攻击国军主力兵团的计划。十月十五日，杜聿明飞往东北之后，刘峙本来就对杜的计划顾虑重重，杜聿明一走，立即命令中止执行攻击山东的计划，并把作战计划改的面目全非。刘峙把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成了无既设阵地、鼠头蛇尾的挨打阵式。即使如此，这时共匪华野并不敢去攻击国军庞大的徐州兵团，他们仍然只是在防备国军可能的攻击。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东北国军最精锐的主力廖耀湘兵团因故失利后，毛泽东才敢打起进攻徐州国军的主意的，至于中共的党文化怎样吹嘘毛泽东的什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则是在事后写的，只是为了后来党喉舌宣传上的需要而做“事后诸葛亮”式的伪造，并将写作时间有意推前到十月十一日。十月十一日的时候，毛泽东的引开蒋介石注意力的攻击锦州行动尚未发动，能否攻下锦州不得而知，杜聿明的《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能否被推迟或解除更不得而知，情绪尚在火急火燎之中，华野及中野避难都来不及，毛泽东怎么会在十一日写出什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事实上，是在十月二十八日之后，共匪华野及中野见林彪匪军歪打正着抢得东北，夺得首功已成定局之后，方被功利之心及争斗之心所逼而急于建功，才胆敢去仓促的发动所谓的“淮海战役”的，但对取胜心里根本就没底，只是打到哪算哪。多年以后，中共的军头们自己也承认：“淮海战役是仓促发动的”。

在十一月六日华东共匪出动的时候，面对的国军是由总司令刘峙率领的徐州剿匪总部所辖的三个主力兵团：邱清泉第二兵团、黄百韬第七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及徐州、商丘、海州、青岛、新乡五个绥靖区的兵力约六十多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商丘至海州段、津浦铁路的徐州至蚌埠段。

锦州失陷以后，国防部开始酝酿徐州会战。主管作战的参谋次长刘斐（直属华东共匪敌工部）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槐（直属共匪总部的毛泽东），利用“居君侧”的便利，极大的影响了蒋介石的战略决策。从国民党“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斐，郭汝槐二人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决策。“徐蚌会战”的两套方案都是由郭汝槐具体拟定的。

十一月五日，顾祝同和刘峙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间谍刘翡及郭汝槐拟定的新的防御作战计划，主力兵团在徐州附近集结，以使徐州剿总与共匪在徐蚌一带进行会战。具体计划上：黄百韬第七兵团，在掩护驻防海州的第四十四军向新安镇撤退并归入该兵团指挥后，该兵团即向运河西岸徐州东侧地区集结。第二兵团即向徐州西侧及黄口附近地区集结。第十二兵团即由平汉路确山附近向徐州集中。 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即向徐州集中，连同第七十二军担任徐州市区及九里山守备。这一计划当然由郭汝槐及刘翡透露给了中共 。

接到刘翡及郭汝槐的情报后，共匪军头毛泽东、陈毅、粟裕见黄百韬第七兵团要撤往有坚固城防设施的徐州，如果国军的集结完成，那共匪无论如何是吃不掉强大的国军机械化集团军的，才决定立即包抄截击黄百韬第七兵团。刘翡及郭汝槐的计划的设置是故意让第四十四军归入第七兵团建制，以便能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第四十四军，使共匪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孤立第七兵团，这第四十四军原来并不属于第七兵团。

间谍刘斐、郭汝瑰的情报在指挥共匪作战，但中共窃取大陆后，为了迷惑百姓，宣扬自己如何“伟光正”，即不敢重用他俩，也忌谈他们的间谍行径，故意将间谍作用抹掉，变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英明决策”、“军事家”等等。一直到大陆百姓已经被洗脑了以后的八十年代，才允许间谍行径进行有限度的自我曝光，例如刘斐死后十五年，他女儿刘沉刚撰写《刘斐将军传略》一书，中共特务程思远为之撰写序言，才露出一段“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郭汝槐则在其有限度的披露其间谍行径的《郭汝槐回忆录》中自我介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四点，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会后，我把作战计划等九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叫他马上转给党的有关负责人。”

参与过徐州会战的萧毅肃上将曾说：“（作战次长刘斐）拿百万分一的地图给老先生（当时他们对蒋中正的称呼）看，地图上的河只有一根线那么粗，老先生看都看不见。只听到他（刘斐）说得好听，我们的部队这么展开，那么攻击，老先生就哦哦哦的直见点头，大家又说不上话。部队到了那里，根本不是那回事，连河都过不去。只怕连这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

另据当年接触过刘斐的国民政府官员的《记红朝最大‘功臣’──刘斐》一文透露： “还有一点是人所难能的就是他（刘斐）能饮酒，能唱京戏，又写得一手好字，这在官场的交际场合中，是极够条件的。加以擅长词令，谈吐风雅，娓娓动听，且又能够强不知以为知，一个问题，只要他懂得一二分，他便会运用最玲珑的言语，自圆其说。不巳，他还能够旁若无人，大言不惭，乃至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假如你能聆听他说一席话而不细加分析，真像听到一位学者、教授或是专家在讲学，也像听到一位雄辩家在演说，头头是道，面面俱圆。可是，当你慢慢的去体味他的内容时，却又空无一物！譬如说，抗战时期，他身负军令重责，参与戎机。从来没有听过在那一次的大会战中，他有了不起的贡献，或是在那一次的战役中，因为他卓越的见解、判断与处置，打了个大胜仗。”刘斐真乃当年的赵括再世也！

一九五六年，共匪头目毛泽东在为共匪元帅、共匪将领授“勋”仪式上曾说：“刘斐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功臣”。

十一月六日晚，陈毅华东共匪开始行动，向新安镇压来，面对这一新的情况，黄百韬决定不再等待新归建的第四十四军，而立刻率领全军往徐州撤退，以免全军陷入孤立而覆灭。但作战次长刘斐竟坚持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第四十四军，这一等就是两天，最终断送了黄百韬兵团。一直到八日凌晨，第七兵团才开始从新安镇附近西撤。也就在这一天，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在该绥靖区副司令共匪间谍张克侠及何基澧煽动及挟持下在台儿庄、贾汪叛变，让开运河防区给共匪，徐州北正面顿时暴露，华东共匪趁势轻松渡过运河，直趋陇海路上的曹八集，截住了黄百韬兵团往徐州的退路。

第七兵团且战且退，原配属该兵团的重架桥营，渡沂水时架桥两座，因后卫遭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匪军攻击，使该两座桥梁无法撤收，导致全部损失，故当渡运河时架桥材料缺乏，黄百韬为保护随军撤退的民众，让由海州随军撤退的学生及难民约二万多人，先行通过，致使部队渡河更增添了困难，见此困境，黄百韬急令所属第六十三军沿运河东岸南下，由富润附近渡河。七兵团在且战且退中，毙伤匪军一万多人，于九日渡过运河，继续西撤，当晚到达碾庄附近。十日上午，黄百韬接获国防部刘斐空投命令，命令该兵团立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共匪决战。

直属华东共匪敌工部的间谍刘斐将作战计划先于国军让共匪知道，十日晚，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共匪包围。这一天，副总指挥杜聿明接替刘峙指挥全局。十四日，共匪向七兵团发起总攻，主攻先指向南正面的第四十四军防地，后又转向西正面的第一百军方面。共匪用人海战术，不顾伤亡，行波浪式猛冲，激战至十五日夜，匪军经国军空军不断的轰炸及扫射，以及守军炮火、机枪火力的猛烈还击，伤亡惨重，阵前共匪死尸枕籍，血盈成河，被迫停止攻击。十六日凌晨，共军之人海又满山遍野而来，向碾庄附近第七兵团疯狂猛犯，激战至十八日，该兵团之第四十四、第一百军，大部伤亡殆尽，外围据点亦逐次为共匪攻占，防御地区缩小，空投补给困难。

当共匪逼近碾庄核心阵地时，共匪间谍第四十四军第四四九团团长肖德宣，主动放弃碾庄正面前板桥和碾庄车站的所有阵地，为匪军攻占碾庄核心阵地闪开了一个大缺口。二十日碾庄陷落，黄百韬指挥残部转移到东北大院、吴庄、大兴庄等地与共匪继续奋战，一直血战到二十二日凌晨，阵地最后被共匪人海突破，兵团司令黄百韬将军自戕殉国。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负伤失踪，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遭匪军劫持，除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及第一百军军长周志道，以及少数零散官兵突围至徐州外，余均壮烈成仁，共军伤亡竟达十万人以上。 据说，共匪头目粟裕一听伤亡数字，当即震惊的晕了过去，这还是打到哪算哪的作战刚刚开始，就伤亡了十万人，国军的另一主力兵团－－－邱清泉兵团碰还没怎么碰呢，伤亡这么大还怎么建功跟林彪比一比呢？在黄百韬军的最后阵地被攻破前，来援的邱清泉兵团在临近徐州时接到刘斐的电报，言徐州有敌情，让其在徐州附近停留了六个小时，而没有直接突向碾庄战场，黄百韬军则正在此时弹尽粮绝，黄百韬等待救援不及，最后绝望自杀。

事过多年以后，经历过徐州会战的抗日名将孙元良回忆当年的作战情况，曾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而邱清泉将军更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曾直言不讳的说：“国防部里有共谍，今天这个仗是亮子和瞎子打架，瞎子本领再高强，无论如何也不会打赢亮子。中原会战共匪是亮子，而我们是瞎子，如何能战？国防部给我的命令，副本先到那边。”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本来并不属于徐州剿总，而是华中剿总，但直属共匪总部的间谍郭汝槐及直属华东匪军敌工部的刘斐在拟定作战计划及组编部队时却故意让其从千里之外的华中奔赴徐州，并将共匪间谍廖运周的一一○师编入第十二兵团，廖运周师的共匪间谍们确认这次行动是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廖运周；《第110师起义始末》）。此种怪诞自有猫腻，其险恶本意是让国军精锐全部葬送在长江以北，促使国民政府守卫江南的信心自动崩溃，以使共匪轻易窃取江南。

第十二兵团奉命出发前，胡琏经研究地图后发现，驻马店到徐州并无可供大兵团运动之道路，尤其十八军、十军汽车及三匹骡子拉的弹药车各有千辆，现仅有一条泥土道路绝无法负担，问题十分严重，乃向蒋介石建议：“十八军及十军分别在驻马店、确山、信阳等用火车运输到汉口，换乘轮船至南京浦口，转乘津浦铁路火车北上徐州，而十四军仍由驻马店循正阳趋蒙城，八十五军则北上，上蔡右旋亳州，在十四军之北侧向徐州并进，并可互相策应。” 蒋介石当即同意，但同时又让胡琏与国防部协调。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胡琏接到特急电报：“胡老太爷昨晚在西安故世！”胡琏是个孝子，接电后痛哭失声并急电蒋介石，准给丧假一个月回西安奔丧。

临行前，胡琏召集十八军、十军师长以上干部开会，逐一向黄维介绍各军师长及军师特性，并向黄维慎重提出建议：1） 与共军作战，贵在灵活，绝对不能“被围”。

2） 此去徐州请司令官速派一得力高级人员赴南京，向国防部争取平汉路、津浦路由招商局调集车、船运送十八军、十军，此事非常重要。但胡琏走后，黄维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大军开拔后，随即兵团人马即挤在正阳、驻马店往阜阳的泥土驿路上，人车争道，无计可施。

由于郭汝槐及刘斐已经事先将徐州会战计划通报给了中共，当第十二兵团于十一月八日开始，由平汉路确山附近东进以后，窜扰于确山附近之中原共匪刘伯承的第二纵队，对第十二兵团的前进路线全部知悉，抢先于第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一步东进，当匪军通过后，将沿途桥梁道路彻底破坏，以迟滞第十二兵团的行动。第十二兵团于十一月十六日进抵阜阳，十八日进抵蒙城，二十三日黄维奉命由蒙城向津浦线宿县前进，协同该方面的第六兵团，沿津浦线附近向北攻击，并配合徐州方面沿津浦线向南攻击之第二、第十三兵团，南北夹击共匪，打通津浦路。

第十二兵团于二十四日，击破刘伯承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各一部，强渡涡河，二十五日进抵距宿县西南二十余公里的南平集附近，即遭原集结于该附近地区并守候己久之刘伯承匪军七个纵队的阻击，二十七日，第十二兵团被匪军以人海包围于双堆集附近。当日，主管军队调动的作战次长刘斐又令固镇附近第六兵团南撤蚌埠，致使第十二兵团的处境更为险恶。

随后，被围困的黄维组织数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一次，黄维计划用四个主力师同时出击，平行推进，而将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廖运周所部置于中间，但共匪间谍廖运周为了使一一○师叛变后能顺利脱逃，而给黄维建议：““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第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廖运周；《第一一○师起义始末》）。黄维不知是计，从谏如流，结果让廖师于二十八日夜轻易叛变并开出了包围圈，黄维的突围计划只得作罢。中原共匪头目邓小平，张际春在《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中说“我利用了原有的关系，争取了廖师之起义，而起义的时间选在敌人以四个主力师[包括廖师]平行地向我出击及敌人攻击最高峰的时候，收效颇大，给敌人在精神上打击不小”。之后，黄维将突发情况报告了国防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刘斐命令黄维调整部署，固守待援。此后，战场经验丰富的胡琏由西安赶到前线，经视察知大军必须马上突围，遂急电国防部：“请速即准许兵团突围！”但刘斐却下了如下命令：“我十二兵团在双堆集，可吸引共军五十余万主力，对我精心规划决战之东战场减轻压力不少！裨益甚大，绝不准突围！”间谍刘斐的命令使胡琏挽救第十二兵团的设想彻底落空。

随后，黄维以第十四军占领沉庄、杨□子，第十军占领杨在、马围子。第八十五军占领后周庄、宋庄，第十八军占领双堆集、赵庄、金庄、许庄、吴庄，就地采四周防御，并临时以车辆充作防御工事。匪军乘国军尚立足未稳，昼夜不停发动猛攻，并征集大量民夫，于四周挖掘一层接一层之围困堑壕，将国军机械化部队团团围困。

之后，华东共匪陈毅部派了三个纵队加入中原共匪刘伯承的围攻序列，自此第十二兵团大军被困于此一狭小地区，粮弹全凭杯水车薪的空投。当时，被围困的十二兵团每天急需的给养至少两百吨，靠空军空投的粮食和弹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十二月八日夜，中原共匪及华东共匪各一部，对双堆集第十二兵团发起总攻，因国军被围日久，粮、弹两缺，及体力疲惫，激战至九日，宋庄、后周庄被匪军攻占，十日杨围子阵地复遭匪军突破，守军大部牺牲，十一日马围子阵地再遭匪军攻陷，十三日匪军彻底集中大小炮火，向第十二兵团最后核心阵地实施猛打，每一村落均落弹千余发以上，军民伤亡惨众，阵地多遭匪军摧毁，十四日杨庄、李庄等阵地均遭匪军攻陷，十五日匪军以火海支援掩护其人海作最后之猛攻，国军己无险可凭，且官兵伤亡殆尽，弹尽粮绝，乃分向东南及西南突击，仅副司令胡琏（乘战车）及第十军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以及零散官兵约四千人突出重围，该兵团司令黄维，第十军军长覃迫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俦，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等，均遭匪军劫持，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阵亡，战事至十六日晨结束。

当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兵团被围以后，主力往徐州集结进行徐州会战的计划已经落空。而徐州的战略物质储存又极其有限，一年前，在共匪间谍权兴周的策动下，九里山军火库被炸，被炸毁步枪四万余支，军车八十辆，药材四百箱，汽油两百多桶，弹药无数。而这时，中原匪军攻陷宿县，切断了徐蚌的交通，使坚守徐州的物质供应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坚守徐州也不现实，因此，杜聿明有意放弃徐州，但杜聿明当时已疑心郭汝槐“通共”，因此故意避开刘斐、郭汝槐两人而与蒋介石直接达成了“撤而不打”的密议。十一月三十日夜，杜聿明按预定计划，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等开始行动。由于放弃徐州是中共间谍刘斐及郭汝槐事先所不知道的，因此共匪当然也不知道，这回共匪抓瞎了，“军事家”也露了馅了。

华野共匪头目粟裕闻悉杜聿明主动放弃徐州西撤，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匪头粟裕晚年同他妻子楚青谈起徐蚌会战时，说他曾经紧张过两次，其中第二次就是追击杜聿明集团。他说：“非常危险啊！尽管我们估计到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退得这么快。我们有些纵队又突然失去了联络，怎么也找不着了，万一让他们三十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啦！”

由于放弃徐州出乎匪军的意外，因此在十二月一日午前，三个兵团顺利全部撤出徐州，向永城方向挺进，据空军的侦察报告，撤退的部队情形良好，队形整齐。杜聿明的决定打乱了间谍的阵脚，刘斐和郭汝槐只得打蒋介石的主意了。

当杜聿明部撤出徐州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带时，华野共匪头目陈毅及粟裕根椐同间谍郭汝槐达成的秘密约定命令淮河一线蚌埠方面的匪军故意向北佯装退却，这时蒋介石以为形势好转，求胜欲陡然上涨。恰在此时，间谍刘斐居心叵测地从旁指责杜聿明有意避战，“只是逃跑”；郭汝槐则险恶的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需求战而不能避战”（《郭汝槐回忆录》）。于是，蒋介石一改初衷，于十二月三日上午十点空投命令给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淮海战役亲历记》）。

实际上，蒋介石这个变撤为打的决定，等于是把已脱离虎口，已经跳出华野匪军包围圈的杜聿明再次送进虎口，把杜聿明部推上了绝路。等杜聿明接到国防部令其马上向匪军进攻的正式电令后，他感到蒋介石之所以变更决心，完全是郭汝槐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杜聿明的推测完全被郭汝槐自己的介绍证实了。

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重新部署后，匪军立即对重新转进中的国军发起追击拦截，至十二月六日杜聿明部三个兵团被围困于陈官庄地区。此时，杜聿明鉴于匪军从南面围堵，从其他三方面进攻，企图压缩包围圈，态势至为不利，乃决心于当日（六日）夜三个兵团同时突围，但旋又因为顾虑丢失所有的机械化重武器装备而无法负责任而决定暂不突围。但此一暂不突围之决心未能传到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致造成第十六兵团单独突围，损失巨大，冲过匪军火网时，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腹部中弹阵亡，仅第十六兵团的第四十一军七、八千官兵突围到了永城，孙元良自己率领的兵团司令部突围入黄泛区，最后到了武汉。

随后，杜聿明立即对剩下的两个兵团调整部署，构成环形防，并开设了空投场及小型着陆场，准备固守。于是十五万官兵就困守在这方圆仅九公里的有限空间内，所有补给，只能依赖空投。后国军与匪军互有攻击，均颇有伤亡，战斗至十五日，杜部的防区更形缩小。此时，共匪头目们因害怕傅作义部从海上紧急撤退，而停止了对杜聿明部的攻击。

自十二月十七日起，气温骤降，连降了十日大雪，期间空投完全中止，国军为了生存将被围圈内的马牛羊猪犬猫等，是凡能吃的都吃光，即连麦田内的麦苗也吃光，最后只有水尚可以喝到，二十八日雪停后虽然恢愎了空投，但气候仍然非常恶劣，空投仍然受限制而不能完全展开，为救援包围圈内被围困的国军，国民政府在南京全市发动做大饼，直接空投大饼，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天气开始放晴，方正式恢复空投，计划空投粮弹补充后，再兴攻击或突围，不料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的一个营于三日夜被匪军策反而叛变，国军之虚实及企图完全泄露给了共匪，匪军不待国军完成补给，于五日夜纠集陈、刘两匪军主力，实施最后总攻。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身先士卒奋战负重伤，六日自十八时起，匪军利用原挖掘之堑壕及交通壕向前推进炮火，行直接瞄准摧毁野战工事，匪军人海则沿着交通壕迫近国军阵地前，出交通壕及堑壕后立即向国军阵地内猛冲，血战至七日晨，第二兵团正面窦凹、魏小窑及第十三兵团正面何庄等据点先后被匪军攻占，守军壮烈牺牲约九个团，九日夜阵地到处遭匪军突破，部队失去连系及指挥掌握，遂纷纷向外突围，杜副总司令遭匪军劫持，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乘战车突围，于途中战车陷入匪军的堑壕，当遭匪军围劫之际，邱清泉将军举枪自戕殉国，最后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负伤）、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一三九师师长唐化南等均突出重围，随后继续向淮河方面南进。十日拂晓，战斗终止。

HangMing

本来可以不发生的平津之战

对共匪作战，在锦州遭到攻击的时候，可以不理共匪，丢了锦州又有什么关系？！按原计划发起华东及华中地区对匪军的野战，同时让廖耀湘坚守沈阳，将林彪的部队粘住在东北。在进击华野及中野匪军的野战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待击垮华野及中野匪军之后，全军北上，合力击垮林彪。只要不执著于坚守城市，专门主动与匪军打野战，与社会中下层民众多加接触，减少税收，同时揭露共匪的邪恶，并在其中扩充壮大自己，共匪必败。

当东北的廖耀湘兵团失利以后，由于国军采用的都是坚守城市战术，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在长江已北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了。华北及徐州国军主力应立即向江南撤退，华北国军的撤退应该采用海运，即发挥国军海军的优势，同时又可以避免陆军的损失，根本不用等到整个东北沦陷后再采取行动，同时将知识份子及金银细钦尽可能多的随军送往江南，随后全力拱卫江南。让所谓的“平津战役”及“淮海战役”根本就不发生。在江南整顿并定下心来后，再观时势，静观其变。如以长江为界的话，一九五○年的韩战根本不会发生。 当然，这是题外话及马后炮了。

东北失陷以后，十一月四日，蒋介石将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召到南京，参加最高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华北的作战方针。

会议上，蒋介石想让傅作义把部队撤到江南去，并委任他为华东南的行政长官，在傅作义是不是愿意去江南的问题上有很多的说法。一说，他害怕蒋介石吃掉他，所以宁愿去绥远，其实这是一种共匪的思维方式，因为共匪是那样随便杀来害去的，共匪的心胸是针尖大，它也想蒋介石的心胸也是针尖大，傅作义是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蒋介石能随便害他吗？只有中共会杀抗日名将，如害死张灵甫、邱情泉、廖耀湘等等。而蒋介石可是在台湾建有荣民医院等等，对参加过抗日的老兵，一律发“抗日荣民”证，享受特殊优待。像抗日将领石觉、李弥等等都是病逝于台湾的荣民医院。另外，绥远会比江南更安全吗？会比江南守卫的更持久吗？很自然的，江南会比绥远的周转余地更大些，最坏还有个共匪难以逾越的台湾。海路比陆路更安全，虽然国民政府的海运能力有限，但运送傅作义部队从海上撤退总比从陆地撤退损失要小，因此，傅作义自然而然的会乐意率领部队从海上退往江南。至于让傅作义部队转入徐蚌战场，那是不可能的，如这样的话，他宁愿去绥远，蒋介石不会乐意傅作义去绥远的，增强江南的力量会使蒋介石心里更觉得有挡箭牌。

就在傅作义从南京返回北平后，他开始在心里酝酿往江南撤退的事情，要撤往江南并不是一件让人很容易平和的接受的问题，他也不可能不事先向女儿傅冬菊透露，但是傅作义却没有想到女儿是中共的间谍。十一月十五日，傅作义向女儿透露了自己的心事：全军要往江南撤退。当即傅冬菊坚决反对，两人不欢而散。之后，心事重重焦虑万分的傅冬菊立即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匪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想让东北匪军立即入关，他没有那个思维，东北的战事刚结束，事还没有搞完呢，一切也并不是都那么让毛泽东放心。但在接到傅冬菊的电报后，毛泽东不得不让林彪率匪军立即入关了。傅作义的部队如果撤往了江南，那么图谋江南就不是那么让他毫无顾忌了。傅冬菊的电报最终毁了傅作义及几十万将士。

十一月十六日凌晨，毛泽东给东北匪军发出了电报，鼓动东北匪军主力提早入关， 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十七日林彪回电：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滋长享受情绪，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见状，急眼了，于十八日给林彪发了一封口气极其逼人的电报：“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的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及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 同时，毛泽东让傅冬菊对傅作义继续进行统战。

傅作义是中国闻名的抗日名将，但在父女之情方面私心太重，在女儿的重重攻击之下，傅作义真的对中共起了幻觉，没有发现用暴力取税（杀地主抢钱粮）的中共其私心是最大的，对一个民族的危害会有多大。在父女之情重弹的猛烈轰炸之下，傅作义成了女儿的人质，一方面设不掉父女之情而被重重缠绕，经不住女儿的诱劝，对中共产生幻觉，同时又被不愿与中共为伍应撤向江南的正确决定所反击，一时傅作义因矛盾心里不但无法对撤向江南做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且对平津地区的防务问题也是虚与应付，任其排成一条长蛇阵，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彪匪军之先头部队已经逼近长城，二十七日榆林、秦皇岛失陷。匪军纷纷由长城各口蜂拥入关。由榆临入关之匪军为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南犯天津、塘沽，试图截断国军经由海上转进的退路；与此同时，匪军第一纵队由界岭口入关，第十纵队由冷口入关，第三纵队由喜峰口入关，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炮兵师由古北口入关，当匪军于长城各口蜂拥入关时，遭国军空军猛烈轰炸及扫射，伤亡损失极重。

当林彪匪军由长城各口蜂拥入关时，聂荣臻匪军亦纷纷向张垣及平张段之平绥路怀来以西地区集中，其第一、第二、第六纵队，于二十九日攻陷张垣外围的旧万全、怀安、柴沟堡等据点，包围了张北及张垣。十二月一日，傅作义令通县附近华北战场最精锐的部队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以四百余辆汽车输送，驰援张垣，二日凌晨进抵张垣附近，协同守军对匪军进行内外夹击猛攻，将匪军杀的大败，遂解张垣之围。三十五军原定于三日凌晨连同张垣守军一起向东撤往北平，因城内民众要求继续保卫张垣而延迟行动。四日，由古北口入关之林彪匪军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炮兵师等，击破国军第九兵团第二九九师，攻陷密云、怀来、顺义；聂荣臻匪军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向张垣反扑，第九纵队由易县西面的紫荆关向涿鹿急进；第三、第四纵队由赤城附近向下花园急进。向张垣反扑的匪军，与国军激战到五日下午，匪军伤亡惨重开始向后撤退。此时，傅作义命令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锋指挥第一○五军、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骑兵第一、第五、第十一、第十二旅守备张垣，以牵制匪军；令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于五日夜乘汽车向东撤回北平。接命令后的第三十五军由于携带张垣军眷同行，一直延迟到六日上午十一时才开始行动，黄昏时分到达下花园附近，入夜，由南面而来之匪军第九纵队及由北面而来之匪军第三、第四纵队，满山遍野的到达战场，该军一面掩护两侧背，一面向东攻击，以打开一条血路，激战至七日黄昏时分，占领新保安，但全军已经完全陷入隘路，进退维谷。

十二月七日以前，新保安并没有任何的国军驻守，因此，被包围的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在没有任何现成工事可依的情况下，就地构筑工事，将配属的四百余辆卡车，全部用来充作防御工事，并以城中的钟鼓楼为核心，构筑核心阵地，全军信念已定，如无奇迹出现，就决心最后与阵地共存亡。此时最为困难的，是粮弹的补给，自从被围以后，全赖空投，不仅杯水难济车薪，且因地区狭窄，四周又为高山，各山头均布有匪军的高炮及高射机枪，临空的运输机因此只能实施高空投掷，因此投下的粮弹，大部份落入匪军阵地。十三日下了一场大雪，雪停后为扩大空投场，三十五军集中兵力火力，向东车站及北正面连续发动了九次攻势，但因兵力及弹药均不足而未告成功，祗是消耗仅存的弹药及增加人员伤亡，由于医疗及医药均极其缺乏，伤员终日呻吟在冰天雪地中，惨不忍赌。

第三十五军于新保安被围后，毛泽东抛出了一个什么“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对杜聿明三个兵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对张家口、新保安的国军“围而不打”。国民政府时期，张家口的称呼流行的为“张垣”，而根本不是什么“张家口”。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现在也说：“张垣就是张家口，张家口在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击败北洋军阀后改称张垣，解放后恢复原名。 ”因此，那个“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应该是五十年代伪造出来的，而根本就不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写的。有人可能说是将名称改了，那“北平”为什么没有改成“北京”呀？

中共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吹嘘了几十年。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毛泽东的预见性，而是在间谍指引下出笼的。

当傅作义的主力第三十五军于新保安被围后，虽然先前傅作义被当中共重要间谍的女儿傅冬菊迷惑而在往江南撤退还是与中共苟合之间矛盾着，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往江南撤退。当第三十五军十二月七日在新保安被围后，战场经验丰富的傅作义，自知第三十五军将不保，见此时塘沽、天津都还没有被围，想往江南撤退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当然傅作义忘不了告诉女儿傅冬菊，傅冬菊见状又慌了，立即用电报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了虚假的设想：如果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部或被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很快失利，则傅作义想往江南撤退的念头会更加强烈起来。这就出现了匪头毛泽东那“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将此事中间谍傅冬菊的作用抹掉之后，毛泽东也“奇特”了起来。

在间谍傅冬菊的统战下，傅作义的正确念头一直没有再强盛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一直左右摇摆不定，一直到一个星期以后的十月十五日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垣等全部被匪军围困，华北国军之撤退均不可能，傅作义的正确念头消失的无影无踪为止。此时，傅作义由于心情纷乱，哪还会管什么第三十五军及遥远的八杆子打不到一撇的杜聿明部的什么作战结果？毛泽东自十月十五日天津被围后的什么“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纯属故弄玄虚，毫无意义。

自十二月二十日起，聂荣臻匪军调集其主力，林彪匪军第四纵队亦西调参加战斗，对新保安第三十五军发动了总攻，匪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及火力，以居高临下之势，向新保安猛扑，饥寒交迫的国军祗有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与匪军拼战，国军空军亦临空支援战斗，但因此时北平机场已经失守，只能利用青岛基地，而战斗机又限于航程半径，仅能以轰炸机及以运输机携带炸弹临空支援，二十一日张垣孙兰峰第十一兵团曾以精锐之步兵配合骑兵向东突击增援解围，但遭匪军阻援，第三十五军于此谷地孤军奋斗，与绝对优势之匪军血战至二十二日午后。此时，国军粮弹罄尽，官兵伤亡殆尽，连络终断，开始进行逐屋的各自为战，至二十三日中午枪声方才停息，军长郭景云以最后一粒子弹自戕殉国，全军壮烈成仁。

张垣守军为国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锋指挥的第一○五军、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及骑兵第一、第五、第十一、第十二旅，以及地方团队等。十二月十五日，仅剩的一个外围据点张北被匪军攻陷后，张垣完全被围。二十三日，新保安战斗结束，匪军转移兵力直趋张垣，林彪匪军的第四纵队也扑了过来。

由于张垣此时已经完全孤立，守将孙兰锋于二十三日开始率部向西北突围，因张垣北方的张北已经被匪军据守，西北部都是隘路，突围的部署分为两路，第一路经陶赖庙，该隘路的出口极为狭窄，但通过此出口即为一片大草原，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及骑兵第十一、第十二旅经此突围；第二路经二道井子，为一宽约一千五百公尺长约十公里的大山沟，大山沟之内还有小山沟，在二道井子出口处为大马路，第一零五军及骑兵第一、第五旅经此突围；突围开始后，第一路于出口处被匪军的伏兵堵死，经多次冲锋，主力始终未能冲出，第二路先头抵达二道井子时，该隘路口被林彪匪军的第四纵队赶上堵死，第一○五军每次以两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争夺该隘口两侧的山头，前后发起十余次冲锋，但均未告成功，傍晚时分匪军主力到达，隘路两侧及前后均为匪军之人海，国军陷于该两隘路中无法展开兵力，骑兵更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激战至二十四日，最后除孙兰锋率数千人突围至绥远外，其余多阵亡或失踪。

至十二月十五日止，塘沽、天津、北平都被匪军分别包围。十七日，南宛机场遭林彪匪军第三纵队攻占。十七日，匪军对北平缩小包围圈，林彪匪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聂荣臻匪军第七纵队，攻陷北平西郊据点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等，国军全部退守城厢，凭城与匪军决战。北平被围后，国军的士气仍然十分高昂，备战非常积极，一方面加强城防工事，一方面在城内开辟了东单机场及天坛机场，天坛机场在十二月十八日已经可以起降C-47型运输机。此时，傅作义南撤江南的路已断。

严格的来讲，傅作义对共匪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此时战也没有什么益处，无法解脱的痛苦使傅作义曾试图吞火柴头自杀，只是因为对女儿的情感而没有在自杀的路上走下去，其实这时傅作义可以将部队解散，自己和亲信乘飞机脱身，总比投共要强的多。但是，在间谍女儿的情缠之下，傅作义没有这么做，而是和共匪真搞起什么和谈来了，先谈的是价钱，谈不笼，那就要继续打了。

十二月十五日，林彪匪军包围了天津和塘沽，开始以第一、第七、第八纵队对天津实施围困，同时集中第二、第六、第七、第十二纵队、炮兵纵队、及军区独立师等，强攻塘沽。十二月底，匪军围攻塘沽惨败后，开始转攻天津。当时天津各机关及军队已经被共匪间谍大举渗透，天津市长杜建时的妻子，就是共匪派来的间谍，因此，匪军对天津国军兵力、防御部署、工事设施等已经事先知悉。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匪军开始对天津进行试探性进攻，国军在空军及炮火支援下，先后击退匪军八次进攻，毙伤匪军一万多人。十三日，护城河河水因寒流封冰，人马均可以通行，此时天津正是处于大雾季节，每日到上午十点才开始消散。十四日，匪军利用护城河封冰及晨雾国军空军无法支援，于十四日拂晓开始对天津进行全面攻击，由于间谍使匪军事先知道各处防卫的底细，至十六日，天津沦陷。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及另六位主要幕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等，均同遭匪军劫持。

塘沽地区，包括塘沽及大沽，是一个优越的滩头阵地，后方依托海洋，有利于三军联合作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天津、塘沽分别被围，林彪匪军集中第二、第六、第九、第十二纵队开始强攻塘沽，自十六日开始，匪军以火海掩护其人海，前仆后继行波浪式猛冲，国军守军后方依托海洋，无后顾之忧，军心稳定，士气激昂，在国军舰炮及空军支援下，以火海对匪军人海，并配合短捷的逆袭，将匪军人海之进犯悉数粉碎。连续激战到二十七日，匪军最后以孤注一掷之势发动总攻，又被国军三军的联合作战摧毁，匪军不仅伤亡惨重，且大部份人马及火炮均陷入塘沽周边的沼泽泥潭。十二月三十日，匪军以四个纵队连续半个月对塘沽猛攻不克后，信心尽失，遂中止了对塘沽的攻击，以匪军第九纵队及军区部队独立第七师等对塘沽继续围困及监视，星夜将第二、第六、第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等转移至天津方面，改攻天津。

天津失守前后，傅作义在中共间谍傅冬菊、邓宝珊（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为傅作义，副总司令为陈继承、吴奇伟、宋肯堂、郭宗汾、邓宝珊、上官云相，李文）的统战下，已经开始公开通共，邓宝珊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受傅作义的安排进入北平以后，一直作傅作义和共匪的中介人，频繁往来联络。因此，此时，塘沽已经彻底失去战略价值，国军乘攻陷天津的匪军尚未及转移兵力之前，在海军第一舰队的支援及掩护下，主动由海上撤退，撤退时除部份掩护部队与匪军胶着无法脱离外，另第三十四号铁驳所载的部队遭匪军截击，及交警部队失去连络约二千多人外，其余三万六千多人及械弹物资，以及华北部份机关人员等，先抢运到长山列岛，再转运至上海，于一月十九日全部抢运完毕。

一月十九日，中共间谍邓宝珊陪同共匪以叶剑英为首的所谓代表团进入北平城，住北京饭店。二十一日，傅作义被逼无奈与匪头叶剑英在所谓的“局部和平”协议上签了字。二十三日晨，北平市区内的国军开出城外经共匪指定的地点集中，国军中的高级将领，除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及其所属之各师长外，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十六军军长袁朴及其所属各师长冯龙、陈鞠旅、周士瀛，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及第十三军各师长，第九十四军军长郑廷锋等，在国军开出城外前均搭机离开平飞往南京。

中共匪头毛泽东因邓宝珊为傅作义牵线达成所谓的“局部和平”有功，给他在偏僻地区的老家找了个官做，当甘肃省伪人民政府主席，一九六六年文革中，邓宝珊被斗臭斗垮下台，一九六八年死在大陆。(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12/18/2006 2:10: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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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Ming

[大纪元6月17日讯]

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事，不能不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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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本来要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及战后的休养生息中，但不幸却发生了中共叛乱。蒋介石当时由于渴求在战后获得美国的大批经济援助，以迅速恢复经济，过了八年苦日子，谁也不想再贫穷，快速脱贫致富享受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之常情，为此，一切活动均以不干扰美国的对华援助为上策。

因此，蒋介石竭力避免任何对此有阻碍的行为，同时，又竭力避免有什么把柄被中共抓住，避免惹麻烦，使中共在美国人面前挑拨离间，导致美援的断绝。说蒋介石发动内战，那是不懂世道艰难，对人一窍不通的一种书生式的想像而已。为了具体说明一下，我们谈一谈抗战胜利后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些事情。

抗战胜利前夕，在雅尔塔国际会议上，在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被日本施展的障眼法所迷惑，不知道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由于先前大批被秘密调入中国南方及太平洋战场，而已经是个空架子，过份的担忧美军攻占日本本土所要付出的可能伤亡百万人的代价，担心日本关东军增援日本本土，而增加攻占日本的难度。为此，授意俄共派兵消灭日本的关东军，此正中俄共党魁史达林的下怀。

在中国建立苏俄的傀儡──中共，让中共窃取中国大陆，以实现俄共抢劫中国的企图，是史达林几十年来都在做的事情。史达林是派遣俄共特工炸死张作霖，伪造“田中奏摺”，挑起中日之间矛盾的罪魁祸首，又是鼓动其在中国国民政府内的代理人，由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发展的张治中，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主动进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诱导日本人全面侵华，实施“借日本人的刀杀蒋介石”之邪恶计划的罪魁祸首。

当年，日本政府内，并不主张全面入侵中国，而只在华北有让华北自治之企图，全面侵华，付出重大伤亡是无法向日本国民交代的，假若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内阁就要被反对派推翻。同时，全面侵华，会招致国际谴责，导致英美等国的经济制裁，使日本本来就贫乏的资源更是雪上加霜，全面出兵中国，得到个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窘迫，那连傻瓜都不愿意干，更跟日本国民之愿望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资源地即使被日军攻占，也无法替代从英美的大量进口，何况还要面对蒋介石的坚决抵抗，付出惨重的无法对国民交代的巨大伤亡。

张治中主动进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之后，日本天皇极其震惊，内阁紧急决定增兵上海，当时军队都是紧急调动，而在华北的日军精锐根本就不愿参与什么上海的作战，日本陆军精锐只对华北自治感兴趣，如果不是隐藏在二十九路军的中共间谍──副总参谋长张克侠的鼓动，芦沟桥事变也不会发生。当时，张克侠接到中共头目刘少奇的命令，言“北平的态势是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而蒋介石的态度是对日军尽力忍耐，他深知中国当时的国力，当时，蒋介石计划组建的三十个全新式的德式陆军师还只组建了四个，那就是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 、及教导总队等，空军刚从美国订购了100架霍克式战斗机，与日军的两千多架飞机相比几乎就是零，中国当时急需的就是经济建设、空军及新式陆军的组建，当时自一九二七年开始的十年经济建设，有了初步的成效，人们刚刚喘了口气，哪希望打什么仗。只有希望“借刀杀人”，希望从中渔利的中共及俄共才是乐意蒋介石在其发展的“黄花”时期就被歼灭，而急于让蒋介石与日本开战的。

正是由于华北日军的不愿参与，才使上海战事拖延了三个月，之后，在上海日军攻不动国军防线的情况下，面对四万多人的伤亡，在紧急催促下，华北日军才极不情愿的抽调几个师团在最后时期于杭州湾登陆，包抄国军防线的后方，造成上海战事结束的。

俄共为什么还假惺惺的给予蒋介石一些援助呢？这是很多人感到迷惑的，其实，这正是史达林的邪恶之处，借刀杀人由它挑起，还要装正神。其实，史达林所给予的所谓援助是蒋介石用硬通货(美元、棉花、大豆等农产品)换来的，其次，史达林这个邪恶的本意是在“借刀杀人”邪计施行的过程中，延迟日军进攻速度，避免日本快速消灭蒋介石之后，以中国大陆为人力及资源地，而与希特勒等合兵进攻俄共，那俄共也就不存在了，那当然是史达林不干的。因此，邪恶的史达林为了避免引火烧身，又在七七事变后给了蒋介石一些假惺惺的“援助”，既要蒋介石与日本人杀的昏天黑地，同时，又不想让蒋介石过早的被日军消灭。也就是使用障眼法，隐蔽其真正意图：“借刀杀人，扶持中共傀儡卖国党“。俄共的真面目在一九四五年入侵东北后，在抢劫东北财产，武装反叛蒋介石的中共，阻止蒋介石接收等等方面就暴露无遗了，待蒋介石失去大陆迁居台湾以后，在检讨历史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对俄共的真实面目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知道了俄共的邪恶。

在雅尔塔会议上，史达林藉口出兵东北需要一百多万人，自然需要一百多万人的装备，而轻易的得到了美国的一百多亿美元的军火援助，而美国当时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其零头而已，国军在那样的艰难情况下能够坚持八年的抗战，个中其艰辛，过来人对其酸甜苦辣自是永生难忘的，这也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中采访的当年的抗日将领、军民，其几十年的经历很多都记不得了，但抗日那一时期的事情却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美军对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天皇已经有意无条件投降后，史达林才出动一百多万由集中营的囚犯等等穿上军服组成的抢劫部队，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东北，开始扶持傀儡中共恐怖党，并对东北工业进行成套式的抢劫，将抢劫的物质日夜不停的用军用飞机运往苏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往东北的“东北行辕”主任为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为杜聿明。当时，国军还没有进入东北，文官的接收，对付如狼似虎的来东北抢劫及武装中共的俄军，几乎是无计可施，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俄共要将富甲亚洲的中国东北的工业设施成套的拆卸运往俄国，蒋介石的接收人员当然不答应，俄军当然不管蒋介石的态度，遂想尽一切办法，赖在东北不走，以便有充份的时间搬运东北的物资，同时将七十万枪支交给中共恐怖军而不交予蒋介石，当然，这都是违反中俄友好条约的。

俄军的办法是阻止国军进入东北， 只要没有军队，接收人员对俄军的抢劫及武装中共就毫无办法。为此，俄军藉口大连为自由港，禁止乘美国第七舰队海运来东北的国军第十三军自大连登陆，同时，又派遣中共恐怖军在营口及葫芦岛向国军乘坐的舰艇进行射击，之后，就藉口在营口及葫芦岛处不能保证登陆国军的安全而不准国军登陆，先期进军东北的石觉的第十三军及赵公武的第五十二军最后被迫拖延至十一月初才在秦皇岛登陆，之后由陆路进军东北。

蒋介石鉴于苏俄不守信义违反条约，使东北接收人员形同虚设，无法开展工作乃于十一月十五日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其他接收人员撤至北平待命。此时，国际舆论一致谴责苏俄违约背信，尤以英、美为甚。俄共开始在表面上希望蒋介石接收人员重回东北接收，但同时，又开始利用中共制造“东北人自发的反对蒋介石接收”的一系列事端，其邪术是教唆中共恐怖军对重新回到东北的接收人员进行暗杀，然后说是东北人自发干的，这样，就使接收人员对去东北接收心存恐惧，而拖延撤军时间。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发生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一九二○年，应吉林省教育厅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先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密西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一九二七年，张莘夫归国后进入吉林省穆棱煤矿担任矿务股长。抗战时期，张莘夫曾为国家的矿业生产作出过巨大贡献。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工矿接收委员，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奉命接收抚顺煤矿，遭抚顺的中共头目拒绝，在回沈阳途中，于李二石寨车站被中共恐怖军强制拖下火车，用刺刀刺死，同时遇难的还有另外七名接收人员。恐怖军曾出示一纸公文：“十五个国民党来抚顺扰乱矿山，已打死八名，捕获七名。”

张莘夫事件的后果是使许多行政接收人员，不敢再冒险到没有国军的地区工作。

张莘夫等人殉难消息传至重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俄共因没有如约撤军，又教唆中共恐怖军残杀接收人员，制造惨案，导致了重庆学生的反老毛子示威大游行，全国各大城巿相继响应，群情激昂，舆论沸腾，“老毛子滚回去！”的呼声在全国激荡，俄共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在三月份开始自沈阳开始撤军。

三月十日晚间十点，俄共秘密离开沈阳，当时挺进东北的国军第五十二军刘玉章的第二师驻扎在新民，并不知道老毛子撤军的消息。而沈阳周围被俄共事前安排好的中共恐怖军，在俄共离开后，立即在当晚向市区进攻，接收人员以两个月来所收编的临时警察大队一万余人与恐怖军激战一夜，十一日上午十时许，刘玉章将军率第二师冲入市区，于十二日将沈阳郊区的恐怖军肃清，十三日，沈阳恢复正常秩序。

据刘玉章将军回忆：这些来中国东北的老毛子，很多都是集中营的囚犯，素质极其低劣，穿的衣服很多人都是破破烂烂，到处抢劫、强奸，象禽兽一样。妇女不论老少，遇到老毛子很少有幸免的，有一次竟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轮奸至死。这还不算，老毛子有一天发疯了，在皇后车站的栏杆边，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对妇女施行强奸。老毛子见到百姓戴着手表时，则强行将其掠下；到饭馆吃饭，一概不付钱，肉食吃不完的，就油腻腻的装满口袋，边走边吃；对衣物不懂品质好坏，见到红绿花色，则两眼放光，拚命抢夺过来。老毛子后来越来越肆无忌惮，祸乱范围由市区扩展到了郊区，发现老百姓的耕牛，就开枪射杀，然后装上卡车运走，至于奸淫妇女，比起市区来更是变本加厉。东北民众对老毛子的兽性越来越不能容忍，越来越痛恨，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开始报复，在夜间四处伏击，将打死打伤的老毛子就地掩埋。苏俄老毛子光在沈阳就被愤怒的百姓清除了一千多人，后来老毛子迫于国际压力被迫撤出东北时，还向接收人员要人，但由于都是民间自动行动，接收人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凭据也没有，老毛子只得作罢。

老毛子的抢劫真是罪恶昭彰，举个例子，俄共将日本人在远东建设的最大发电厂，小丰满发电厂的机器拆去了一大半，导致长春的照明电灯半明半暗，一切工业被迫停顿，交通系统也全部停顿！东北光复好几个月，大城市中，家家户户都做了国旗---青天白日旗，但因俄共制造的恐怖气氛，竟不敢挂出，在长春除了东北行辕的屋顶上飘扬一面国旗外，连市政府也仅能悬挂镰刀斧头的俄共旗帜，一直到赵君迈市长到任后，市府才改挂国旗。一九四六年春天，蒋夫人宋美龄莅临长春，中国的旗帜，才在大街小巷上出现。

四月十四日，俄军从长春撤军，中共恐怖军四万多人，立即向长春发起攻击，此时，驻守长春的是在俄军撤退前紧急从北平空运长春的刘德溥将军指挥的队伍，刘将军率东北子弟兵七千多人，顽强的与中共恐怖军血战了四天。四天后，城陷，文职人员全部被俘，其中包括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和长春巿长赵君迈。王宁华被俘后，誓死不肯屈服，破口骂贼，死于中共恐怖军的俘虏营中。在那次卫城战中，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少将，也负伤被俘，突围而出的仅有保安第二纵队司令刘德溥少将和督察处长崔志光少将，以及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先生。

此间，为援助文官接收人员，国军全副美械装备的远征军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也已经进入东北。在四月底，开始还击占据四平的中共恐怖军林彪部对国军接收部队的武装阻挡。

五月，挺进东北的孙立人的新一军在四平街将林彪部十多万人击溃，林彪化妆成伙夫逃走，国军光复四平，之后，新一军之新五十师在公主岭彻底打垮林彪余部，林彪仅带四万多人往哈尔滨逃窜。五月二十三日，新一军与新六军光复长春，中共恐怖军不敢守长春，而狼狈逃走。东北同胞用眼泪来迎接蒋介石的远征军, 军队所到之处，百姓拿出鸡蛋，煮了白饭，毫无保留的欢迎。那时候，孙立人将军的黄马靴，廖耀湘将军的灰白头发都成为新闻记者写特写的素材，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

当时，沈阳城曾经为国军克复长春，举行了庆祝大会。东北行政长官杜聿明将军在克复长春当天，曾发出豪语，一周以内，收复吉林，驻马松花江彼岸。依照当时的情形，确实可以一举克复哈尔滨和佳木斯两地，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追击林彪溃军已经到了离哈尔滨不到五十里的地方，林彪已经打算带溃军逃亡佳木斯，之后，去山区打游击。

但这时，在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的煽动下，美国特使马歇尔八次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以停止对华援助为要挟，逼蒋介石下停战令。蒋介石基于迫切需要美援来开展经济建设的需要，无奈何，只得下令停战，指令杜聿明，停止军事活动。 六月七日杜聿明将军在他的司令部内，招待三十多名中外记者；他起立宣布国军已经渡过松花江，并在对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由于中央命令，自即日起停战，他已把停战令送到前方。 这次停战令，给与了中共恐怖军一个喘息机会，能够大摇大摆的在靠近苏俄的北满整编部队。

停战令下达后，东北老将马占山将军异常气愤，他对记者说：“东北人民，已经苦了十四年，他们不能再受共匪的蹂躏，我们该拯救他们，因为那些住在松北平原的人民，也是黄帝的子孙。 ”他还说：如果国军能把他空投在哈尔滨以北地区，他仍愿号召家乡子弟，编组游击队，在东北和共匪一决雌雄。

此间，国民政府在决策方面，还犯了另外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对于日据时代编组的近四十万东北部队，一律解散，不予收编。那些部队在日据时代，是专门用作剿共之用，平日灌输的也是反共意识，国民政府把他们扔掉，，而中共恐怖军却十分重视那些武力，包括东北的地痞流氓，几乎悉数将其收编，因而林彪的部队中，中下层头目几乎全部是东北的地方武力。而国军的士兵，却大多来自南方，把生长在江南一带的士兵，派往寒冷的东北作战，实在不适宜，但这些都没有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国防部注意。

中共恐惧军在北满经过四个月的喘息之后，首先破坏了停战令，开始进攻长春北部的德惠县城。被守军新一军潘裕昆将军的新五十师彻底击溃，战斗中，在新五十师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林彪的进攻部队遭受重大伤亡，不是被轰死，就是因来不及撤出而在占据的房屋内被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冻死，战场上真是尸横遍野。战后，潘裕昆将军说：共匪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

中共恐怖军继续扩大叛乱，一九四七年五月廿一日，恐怖军攻陷公主岭。六月十三日开始攻击四平，这一次，恐怖军驱赶三万多原日军关东军人员，并有十五人组成的苏俄代表团出谋划策。守军陈明仁将军的第七十一军及石觉将军的第十三军之宋邦伟师利用四平坚固的设施，奋起还击。国军利用黄豆协助防御，将黄豆撒在地上，使滑溜不易行走，此极大的迟滞了恐怖军的攻击行动，恐怖军在国军火网下伤亡惨重。六月二十七日，恐怖军在伤亡五万多人之后，才将国军铁西区的工事碉堡，全部摧毁，国军撤至铁东地区继续狙击。

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最高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七月三日，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这是在毛泽东的中共恐怖党公开发动叛乱一年多以后，蒋介石也真是够有忍耐力的，谁发动的内战，从这个角度也是非常明了的，这是大陆很多人不知道的历史。其后，国军救援部队新一军、新六军及第五十三军等先后抵达，投入战斗，守军见援军到来，士气大振，开始由四平街内进行反攻，林彪恐怖军不敌，大败而逃，四平街之围遂告解除。

四平之战后，蒋介石才发觉事态严重，遂由陈诚代替熊式辉，全权指挥东北行政及军事。陈诚计划扩军，但兵员补充不易，东北农村已让中共恐怖军战据，让长江以南的子弟远征塞外，在冰天雪地中，既不耐寒冷，也不服水土。在军事物资方面，由于三人小组调停破裂，美援断绝，而中央库存之军事物资亦极有限，因此陈诚亦难有所作为。而中共则分别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及一九四八年夏季分别与俄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哈尔滨协定”及“莫斯科协定”，而从俄共那得到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其中包括收缴的所有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中共对俄共承诺苏俄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可优先开采中国矿产，并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东北全部棉花大豆和其他战略原料，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一律全运苏俄，等等。而在兵员方面，中共恐怖军利用血腥土改的恐怖，以不参军不让家属种地相要挟，用恐怖手段裹胁强迫农民参军，将东北广大农村之人力、青年壮丁全数囊括。无论在兵员及装备等方面，恐怖军是有求必应，国军则是捉襟见肘。

一九四七年冬天，林彪恐怖军开始密谋攻击沈阳。恐怖军绕过长春，因害怕国军飞机的空中侦察，而昼伏夜行。恐怖军的部队，担心国军发现，不在野外扎营，而是专住民房，对新窃据的农村，既不搞血腥的土改，也不斗争，而且呼农民为“老伯”、“大爷”、“大妈”。恐怖军开走时，还替农民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用虚伪的手段来骗农民纯洁的感情。但等他们一站稳脚步，就开始剥夺土地财产，要地主的人头，以不参军就不让农民种地，来逼迫农民上战场去死，各种恐怖活动全面展开，等百姓觉悟到恐怖军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后苦”的那一套时，已经为时太迟了。

二十多万恐怖军，就是用这种嘴甜心狠的手法，骗过长春以南的农民，昼伏夜行的窜到了沈阳附近。十二月十九日，在沈阳外围，国军守军开始与恐怖军接战，战斗异常激烈。十二月廿五日，恐怖军猛攻沈阳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陈诚将军急调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的部队空运沈阳增援。同时，国军主力新一军、新三军、新五军、新六军等全力反击，方将恐怖军杀退，并乘胜追击。当恐怖军溃退至公主屯附近时，遭到陈林达新五军两个师的顽强阻击，始终无法突破新五军的阵地，恐怖军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惊慌失措，最后集中一百多门大炮，向新五军所在的公主屯持续猛烈的轰击，所有民房均被击中而起火，大火中，新五军的两个师大部牺牲，恐怖军赶在国军追击部队到来之前，利用大炮轰开的缺口，在付出重大伤亡后，逃出国军反击的包围圈。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陈诚胃病发作，在病榻上指挥军政事宜。此时，蒋介石委员长曾有从长春、沈阳撤军的计划，陈诚也同意了。但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因胃病转剧离开沈阳，国民政府派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陈诚返回南京转赴上海，割治胃疾。卫立煌上任后，动员沈阳议会，联合反对撤军计划，极力主张维持现状，不采取任何行动。因此陈诚之撤军方案，被无形中搁置，形成此后长期固守的局面。依照蒋介石的策略，蒋介石实际上可以至少拱卫江南半壁江山，不至于使整个大陆沦陷于中共恐怖主义分子，使人民被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从此再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而直到今天还生活在真正的恐惧之中。而卫立煌实际上是对自己在东北的权力看的过重，而最终使蒋介石连最精锐的远征军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断送在了东北，最终使得几乎没有多少精锐部队来守卫江南，而使中共恐怖党轻易窃取大陆。

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命令林彪进攻长春，五月二十四日，林彪集中恐怖军第一、六纵队和七个独立师，攻击长春近郊，占领大房身飞机场及长春外围一些据点，在国军的阻击下，恐怖军伤亡重大，害怕重滔四平的覆辙，而自动停止了攻击。

五月二十九日，林彪报告毛泽东：“各纵队、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高，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定，改为对长春以一部份兵力久困长春，准备乘敌撤退途中追歼该敌，主力转至北宁线（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

围攻长春不克后，林彪自九月十二日开始率恐怖军南下，不是去打什么锦州，打长春只有沈阳的国军可能增援，而打锦州的话，国军可能从四面八方前来增援，长春都打不下，怎么会想到要去攻击锦州？恐怖军的目的是去打承德，打石觉的第十三军。

林彪此前无意攻击锦州，林彪有四怕，这四怕就是：一怕傅作义增援，抗不住；二怕葫芦岛、锦西的国军来增援，葫芦岛、锦西靠锦州比较近，葫芦岛又是海口，国军可以海运增加兵力；三怕沈阳国军向锦州增援，甚至顾虑沈阳国军把长春国军接出来之后，合在一起向锦州增援；四怕锦州国军兵力多，工事强，打不下来，伤亡一大堆。

九月十七日，林彪恐怖军一部攻克昌黎、北戴河，二十八日攻陷绥中，包围兴城；一部于二十七日攻陷高桥和西海口；一部于二十九日攻陷兴城；另一部于十月一日攻陷义县。

林彪不敢进攻锦州，正当林彪欲率恐怖军攻击驻守承德的第十三军的时候，毛泽东于十月二日接到了直属共军总部的隐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主管拟定作战计划的间谍郭汝槐通过中共驻上海的间谍机关发来的电报。言杜聿明准备放弃消极的防守城市战略，而主动与共军打大规模的野战，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该计划乘共军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军牵制中野，以徐州机械化主力部队采取奇袭战术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

当时，中共恐怖军刚刚利用间谍离间了防守济南的吴化文部，而于九月二十四日攻陷了济南，还没有来得及休整，杜聿明的计划一旦实施，恐怖军华野将面临被聚歼的命运。毛泽东见状惊恐万状，只有动林彪的东北恐怖军来作文章，让准备进攻承德的林彪，改为袭击锦州，以给蒋介石造成“关门打狗”的假相，让蒋介石将注意力集中到东北，放弃或拖延《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实行。

十月七日，杜聿明在徐州“剿总”总部召开邱清泉、黄伯韬、孙元良、李弥、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周岩开会进行作战部署，决定十月十五日十二时开始统一行动。这一行动的时间又被直属共军总部的间谍郭汝槐发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林彪随即定下了袭击锦州的时间－－十月十四日。如早一天发起攻击导致失利，则杜聿明的计划仍然能够实施，而晚一天，则杜聿明已经行动了。

蒋介石由于忧虑东北战局，而不得不让杜聿明终止《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施行，十月十五日，杜聿明正要去指挥所，就接到命令，暂时停止攻击计划的进行，与蒋介石一起飞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失陷。由于郭汝槐泄露作战计划，使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恐怖军中野、华野发起所谓的“淮海战役”之前，国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

其实，锦州失守之后，战局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令以廖耀湘兵团为主力的几十万国军坚守沈阳，粘住林彪，使林彪不敢向关内进攻。同时，继续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放弃消极的防守城市，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与中共恐怖军专门打野战，待消灭华东及中原恐怖军之后，全军北上，合力与东北国军一起夹击林彪恐怖军。此方式，是危局中的一招活棋。

但是，蒋介石将锦州看的太重，将中共看得太有能耐了，真以为中共恐怖军攻陷了锦州，就能一举将东北国军消灭呢。蒋介石实际上在一九四七年底就想放弃东北，因此，他并不是再乎东北的失去，而仅仅在乎东北的国军，地盘失去了没什么，军队失去了影响可就大了，尤其那举足轻重的名闻国际的远征军新一军及新六军。

按说，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让廖耀湘兵团出沈阳来重新收复什么锦州的，因为机械化部队在河流纵横的辽西山岳地带根本无法施展火力及运作，在中共恐怖军的人海冲击下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作出让廖耀湘出沈阳来重新收复锦州的，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那是谁的主意呢？又是怎样说动蒋介石的呢？其实，就是那个陪同蒋介石去北平的中共间谍郭汝槐。

郭汝槐故意夸大了东北若失守将引起的责任问题，使蒋介石渐渐感到东北若失守将使李宗仁、白崇僖抓住把柄，大作文章，那后果将不堪设想，郭汝槐抓住了蒋介石的这一忧虑，就故意促成了让廖耀湘兵团出沈阳的邪恶计划。廖耀湘战场经验丰富，当然知道出沈阳后机械化部队在河流纵横的山区行进的危险，他曾经提过建议，那就是由营口海运葫芦岛登陆，进援锦州，避开河流纵横的辽西山岳地带，但由于郭汝槐的从中作梗，这一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当廖耀湘兵团在沟帮子一带山区因火力无法施展，而被中共恐怖军人海冲散时，新六军的一位副军长幸运的脱身，回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场仗(指廖兵团的作战)简直就是共产党指挥的”。此一语，已经道破了郭汝槐在其中的间谍运作。

廖耀湘在战场脱身以后，经过一个恐怖军检查哨的时候，因为不会说东北话而被捕。一九六六年文革浩劫中，在一次批斗会上，廖耀湘因反駮红卫兵的荒诞无稽，对民国历史，特别是蒋介石抗日卫国战争历史的愚昧无知，而心情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锦州失陷后，长春接着失陷。西进兵团因中共间谍运作而失败以后，沈阳于十一月初失陷，整个东北随之沦陷。之后，蒋介石想让傅作义部队撤往江南，任东南地区的行政长官，但在其间谍女儿傅冬菊向毛泽东泄露其撤退计划以后，毛泽东急急让根本不愿很快入关的林彪恐怖军紧急入关，最终断送了傅作义集团军。

期间，中共间谍刘斐及郭汝槐又演出了“淮海战役”这一邪戏，徐蚌会战的两套作战计划都由郭汝槐亲自拟定，刘斐主管军队调动。二间谍将整个计划事先通报中共，使中共恐怖军事先知道了黄百韬兵团的撤退计划，刘斐又严令黄兵团等待从海州撤退的一个军，使黄兵团的撤退延迟了两天，期间，中共间谍张克侠与何基沛部反叛，让开运河防区，使中共恐怖军轻轻松松渡过运河，直趋陇海路上的曹八集一带，挡住了黄兵团往徐州的退路，最终中共恐怖军在付出伤亡十万人的人海代价后吞掉了黄兵团，黄百韬因等援兵不及而自杀。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本来并不属于徐州剿总，而是华中剿总，但直属中共恐怖军总部的间谍郭汝槐及直属华东恐怖军敌工部的刘斐在拟定作战计划及组编部队时却故意让其从千里之外的华中奔赴徐州，并将中共间谍廖运周的一一○师编入第十二兵团，廖运周师的中共间谍们确认这次行动是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廖运周；《第110师起义始末》）。之后，中共恐怖军因为事先知道了第十二兵团的行进路线而破坏道路，炸塌桥梁，第十二兵团因是机械化部队，行动受到迟滞，强渡涡河后，在宿县双堆集一带被中共恐怖军团团围困。

黄维率军突围，但因一一○师临阵逃走，而使部队士气受严重打击，之后，刘斐命令黄维固守待援。期间，胡链将军从西安赶到前线，见情况紧急，而坚决要求立即突围，但刘斐竟命令：“我十二兵团在双堆集，可吸引共军五十余万主力，对我精心规划决战之东战场减轻压力不少！裨益甚大，绝不准突围！” 刘斐的奸计最终葬送了第十二兵团，第十二兵团这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最后因缺乏给养，而形同虚设。

当中共恐怖军最后发动攻击时，除胡琏将军、第十军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以及零散官兵约四千人突出重围外，该兵团司令黄维，第十军军长覃迫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俦，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等，均遭恐怖军劫持，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阵亡。

之后，杜聿明有意放弃徐州，但杜聿明当时已疑心郭汝槐“通共”，因此故意避开刘斐、郭汝槐两人而与蒋介石直接达成了“撤而不打”的密议。但当杜聿明部顺利撤出徐州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带时，华东恐怖军头目陈毅及粟裕根椐同间谍郭汝槐达成的秘密约定，命令淮河一线蚌埠方面的恐怖军故意向北佯装退却，这时蒋介石以为形势好转，求胜欲陡然上涨。

恰在此时，间谍刘斐居心叵测地从旁指责杜聿明有意避战，“只是逃跑”；郭汝槐则险恶的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需求战而不能避战”（《郭汝槐回忆录》）而使蒋介石改变了决定。之后，杜聿明集团军被中共恐怖军围困于陈官庄地区，最后，在连降十几天大雪的饥寒交迫中，十几万大军连同无数跟随的百姓一起多数被中共恐怖军吞没。丘清泉将军自杀，杜聿明将军被劫持，李弥将军及孙元良将军幸运的突出重围。

在间谍的邪计下，蒋介石从此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力量，之后，李宗仁逼蒋介石下野，军队因失去精神支柱而随之涣散。不久，中共恐怖军在窃取江阴要塞的间谍唐秉琳等的作用下，几乎没发一枪一弹就突破了江阴要塞一百多门大炮的封锁线，而窃取江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大陆沦陷，从此开始了中共对中国大陆五千年中华神传文化的破坏及对民众的故意逼迫引诱学坏之淘汰式祸乱，中华正统文化开始由中国大陆移往台湾及海外。

从以上介绍的一些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事情，就可以看到，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的元凶为中共恐怖党；从日军战史记载可以看出，中共恐怖党没有参加卫国战争，它的九十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从来没有实施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小日本”，二百多万人在日本投降前连一个日军占据的县城都没有攻下过，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卫国战争英雄部队”,对待中华卫国英雄比对待日本鬼子还坏；同时，中共恐怖党剥夺中国人民的私有财产，将所有财产包括土地都贴上了“国家”这种为随时抢劫、随时恐吓、随时无法无天提供挡箭牌的标签，就使中国人民由于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而时时生活在真正的恐惧之中，中共就成为全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恐怖主义分子，将其戴上“中共恐怖党”的标签是名符其实。从这三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共恐怖党是没有资格在中国大陆执政的，中共的政权是非法的。如果，再加上用真正的“官”、“政府”来衡量的话，中共的“书记”为假官，由“书记们”指挥的“政府”当然就是“假政府”、“非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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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6/17/2007 1:40: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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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Ming

看日军战史记载：八路打过日本人吗？

【大纪元5月7日讯】

日军战报与八路吹嘘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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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型关战斗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着：《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2、广阳伏击战

八路战报：歼日军千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63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

3、晋察冀区反八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7人，伤52人；皇协军伤亡69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 

4、三次破袭平汉路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11人，无皇协军伤亡报告（《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5、冀中1938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6人，伤26人， 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6、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2人，伤51人，皇协军伤亡101人（《华北治安战》）

7、易（县）涞（源）战斗

八路战报： 歼日伪军14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4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8、129师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10人，皇协军伤亡79人（《华北治安战》）

9、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

八路战报： 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


10、冀中区五次反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5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1人，伤65人，皇协军伤亡99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 

11、冀南1938年反“扫荡”

八路战报： 毙俘日伪军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人，伤11人，皇协军伤亡16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

12、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3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 

13、115师陆房突围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华北治安战》）

14、五台山区1939年5月反围攻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宫崎部队8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4人，伤27人（《华北治安战》）

15、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7人，伤37人，皇协军伤亡70人（《华北治安战》）

16、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17、北岳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3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34人，皇协军伤亡95人（《华北治安战》）

18、平西区1940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落日军飞机1架
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0人，皇协军伤亡22人（《华北治安战》）

19、冀中1940年春季反全面“扫荡”作战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91人，皇协军伤亡62人（《华北治安战》）

20、抱犊崮山区反“扫荡”（亦称鲁南区1940年反“扫荡”）

八路战报： 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58人（《华北治安战》）

21、129师白晋铁路破击战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9人，皇协军伤亡12人（《华北治安战》）

22、晋西北1940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4490余人俘53人（内含日军11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107人，失踪3人，皇协军伤亡失踪201人（《华北治安战》）


23、冀中1940年夏季“青纱帐”战役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21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39人（《华北治安战》）

24、百团大战

八路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
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25、太行区1940年秋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 歼日伪军28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44人（《华北治安战》）

26、冀中1940年冬季攻势

八路战报： 歼日伪军23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27人，皇协军伤亡59人（《华北治安战》）

27、太岳1940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6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7人，皇协军伤亡15人（《华北治安战》）

28、晋西北1940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2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4人，皇协军伤亡102人（《华北治安战》）


国军战报与日军战报的比较


中华国民革命军方面部分战役（出动部队十万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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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淞沪会战

国军1937年战报：日军伤亡6万余人；孙元良个人在2005年估计日军伤亡4到5万。
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公布自身死亡9115人，伤31157人，共计伤亡40672人.

2、太原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2.6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3、南京保卫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6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4、徐州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承认伤亡3.2万余人

5、武汉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0万余人
日军战报：自身伤亡3万余人，因病减员6.7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6、随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7、枣宜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3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8、南昌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2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3、上高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病减员60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4、晋南（中条山）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9900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5、第二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也有说4万）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6、第三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伤亡6000人，其中死亡16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7、浙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3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7148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8、鄂西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4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9、常德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2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0、豫中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335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1、长衡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6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6万余人（双方数字惊人的相似）（《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2、桂柳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3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1.6万余人（《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23、缅北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9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4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4、雪峰山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0万余人
日军战报：不详

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和《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为同一本书，都是日本防卫厅在20世纪60、70年代编写的，是日本军事院校的教科书。

从以上的数据就可以看出，与日军作战的是国军，那八路恐怖军几乎没跟日军打什么仗，至于那新四恐怖军就更不用提了，中共恐怖党整个一个窃国大盗。

中共基本上没有参加卫国战争，因此没有执政中国的资格。它的“9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并没有用来打日本，也从来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日军”的任何实例，而是在1946年以后，露出邪恶面目，迫不急待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杀戮抗日英雄部队”了。

您看到这些数据后是否会头晕目眩？

视频：不朽的光荣 -- 中国之魂

HangMing

历史大澄清：共匪在韩战中的丑闻

作者：韩战老兵

【大纪元7月16日讯】

几个错误概念的澄清

1、是把美军赶回了38线? 还是自己没有本事打过38线?

中共及朝共的目标是“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美国的目标是保卫南韩。一场战争下来，一方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另一方非但没有帮助同盟达到战略目的，甚至还要倒贴。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美军也得以在这三个地方驻军，牢牢控制住了第一岛链，彻底封锁了中国大陆。直至今日，共匪死了人不算，竟然还要还军火债，多么“伟大”的“胜利”啊!

中共的 匪军根本没有那个本事打过38线。有一次遇到一个参与韩战的大陆百姓，谈起韩战，他说：“我们没想到上了美国人的当，他们是故意往南撤，我们不知是计，一味往南追，一到南朝鲜就知完了，南朝鲜都是沙土地，根本没法挖工事，美国的飞机不久就铺天盖地的来了，投下凝固汽油弹，大家只有干瞪眼等死，一会的功夫一个连就没影了，只剩下我和被烧伤的连长及另一个当兵的，我们想请个功，就将连长背起来往后跑，谁知他竟然死球的了，功没请着，还白白送上舍不得吃的糖块。”

2、中共朝共匪军胜利了吗？

三年朝鲜战争打下来，北朝鲜的国土面积居然少了1500平方英里，而且失去的还是一块富产天然气的地区。1953年7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的讲话：“不仅美国，还有其他15个国家，也派遣军队到朝鲜去。”结果是，开始时几乎席卷全朝鲜的共匪侵略者，被击退到他们开始的地方，并且还要远些。大韩民国净得了1500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一地区包含有重要的天然气资源，侵略者被完全剥夺了任何侵略得来的果实，并受到严重的惩罚。

3、阵亡人数及战俘：

美军的阵亡人数约为3万3千人，据联合国军推测，中共匪军阵亡人数大致在40万左右(有资料显示可能是100万)。“ 贪生怕死”被俘后又不用担心回国后被清算的美军，被俘7千1百多人，其中2千7百多人在被俘后死亡，美军俘虏死亡率高达到了40%，突显中共才是虐囚高手， 22人拒绝遣返，1956年后，只有16人仍然留在了中国。被吹嘘为“英勇善战、宁死不屈”的中共及朝共匪军被俘高达10万5千多人。 中共匪军被俘2万8千多人，其中7千1百多人被甜言蜜语骗回国，之后被清算，2万1千多人坚决拒绝遣返，“宁死也不让遣返”，之后到达台湾，享受“反共义士”美誉，受国民政府大力欢迎，安然渡过余生。

4、毒性最大的欺骗国人的“摇头丸”------“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与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中共媒体向来把这句话说成是美军参谋长Bradley对韩战的评价，令被中共党文化洗脑过的一些中国人“陶醉”至今，其实是被中共用断章取意手法给胡弄了。事实是，Bradley的那段话是在1951年5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的声明，那时韩战刚打了一半不到。

麦帅因主张将朝鲜战事扩大至中国，被杜鲁门解职。 麦帅回到美国后，在4月19日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作证演说，主张将战事延伸到中国本土，引起政府内外的震撼。不过麦克阿瑟的主张并不是派军进攻中国本土，他所希望的是藉由海空力量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尽快妥协结束朝鲜战争。把战事延伸到中国本土，这当然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国策，于是当时的美军参谋长Bradley必须向国会解释政府的立场。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话：“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反对将战事从朝鲜扩大到包括赤色中国。对赤色中国进行所谓有限度战争会增加我们所冒的风险，会将我们的力量耗费在一个并非战略要津的地区。 坦白地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观点来看，这个策略（指将战事扩大到中国本土）会让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原文如下：

“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at the wrong place，at the wrong time，and with the wrong enemy。”

他用的“would”字，这是假设语气，代表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他谈的绝不是当时中共已经参战、还在进行中的朝鲜战争，而是扩大到中国本土的战争冲突。

美国自始至终认为参与韩战是一种正义，美国参与韩战的老兵深以为荣，在美国各地有很多韩战纪念馆(碑)，在美国的很多大学校园的纪念碑上还刻有在韩战中阵亡的校友的名字，而在韩国的韩战纪念碑上则铭刻着在韩战中牺牲的每一位美国军人的名字。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说：

“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张从卫星上拍摄的朝鲜半岛夜景照片。"三八"军事分界线以北，漆黑一片，只有平壤有些萤豆之光。 而在南边，韩国灯火通明，那是繁荣与自由的灯塔，3万3千名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为捍卫这座灯塔而献出了生命。”


5、中共为何从朝鲜撤军？

其实，是中共在北朝鲜匪党中培植亲中共的势力---延安派，密谋搞政变，企图干掉金日成，被金日成事先发觉，将延安派密谋政变的事告到了斯大林那，斯大林随后让中共撤军。金日成随后就开始清除异己，在1958年3月3日至6日举行了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金日成公布了有关延安派阴谋的详细材料。揭露了党中央第一副委员长金枓奉支持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决定将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开除出党。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

被告了状的中共，极不情愿的于1958年3月12由匪军总部发布撤军公报，声称于1958年年底以前，匪军分批全部撤出朝鲜。之后，匪军从3月15日到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出了朝鲜，本质上也就是被金日成赶出了朝鲜。


被中共媒体自吹自擂的所谓“著名”战役

1、长津湖战役：中共匪军10个师的王牌部队，在兵力占优势，又达到战役突然性的情况下，让美军一个师的陆战队突出重围。美军陆战队竟然让匪军王牌部队有10倍于己的损失。共匪吹嘘的所谓的全歼一个团，实际上是全歼了三个来自不同团的营和骑1师8团的团部而已，自然缴获了该团军旗，于是乎就被吹成了全歼一个团，并说什么美军为此取消该团番号。事实上是，美军在韩战后，精简指挥层，在全军取消团的编制，只保留番号(中共可以把牛皮再吹得大一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美骑1师的网页，看看有没有一个8团2营的部队？英雄的骑1师8团依然存在！

2、四次战役：美军以海陆空立体火力，在汉江南岸打残共匪吹嘘的王牌中的王牌“万岁军” 38军。38军从此一蹶不振，在战争后期，竟然没能攻下韩军第9师守卫的白马山，被韩军歼灭竟达1万5千多人，近全军兵力的一半。

3、五次战役：中共匪军兵败如山倒，共匪军头彭德怀向中共头目毛泽东发的电报中称：5月29日彭德怀电各兵团、军及中央军委。指出部队“作战指挥却存在严重的缺点。对公路未控制足够兵力和火力，而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这说明匪军军、师指挥机关扔下部队不管，只顾自己逃跑。 6月1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又称：“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匪军三兵团司令员是被中共媒体大吹特吹的“赫赫有名”的中共特务头子陈赓，他指挥下的匪军竟然溃不成军。

4、 砥平里战役：美军的弗里曼团外加一个法国营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坦克中队，以火海战术对人海战术，重创中共匪军主力第39、第40、第42军的8个团。 8个团伤亡高达5000余人。仅40军参加攻击的3个团就伤亡1830人，其中359团3营的匪军几乎全部被击毙。美军阵亡仅数百人。

5、上甘岭战役：上过中共的报纸，拍过电影，据说涌现出无数战斗英雄，是一个被中共媒体大吹特吹的战役，实际上只是白马山战役的佯动。美军发动上甘岭 战役是为了减轻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白马山防御的压力，中共匪军直到美军将上甘岭换防给韩军后，才彻底占领了上甘岭。但此期间，美军却达到了拱卫战略要地白马山的战略目的，韩军第9师彻底粉碎了由匪军“万岁军”38军发起的对白马山的围攻，毙伤中共匪军达1万5千多人，自身伤亡尚不到4千人。白马山阵地是1951年秋天联合国军发起秋季攻势后，韩军第9师从中共匪军第42军手中夺去的，那时匪42军曾采用阵前潜伏的方式发起反击，谁知刚一反击得手冲上山头，就被第9师的猛烈炮火所覆盖。当时，第9师全力反击，毙伤匪军主攻团423人，自身伤亡仅30多人，伤亡比例为1：14。随后，第9师继续与匪42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彻底击溃了第42军的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这一次是韩军第9师即击败匪军主力第42军之后，又一次大败匪军主力---匪军“万岁军”第38军。韩军第9师战后被称为“白马部队”，成为韩军的荣誉部队---首都师，该师的徽章也从此改为白马图案，该师参谋长朴正熙后来成为大韩民国总统。

看来要改写的不是美军的作战史，而是中共媒体伪造的所谓匪军“光荣”“革命”战史。

停战以后，中共匪军在北韩无恶不做

下面是1954年到1956年间发生的一些较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是中共匪军内部的传达文件中披露的，对外以前是属于机密。

文件中披露：

“第一，从1954年到1956年8月，共发生志愿军扣押或侮辱朝鲜政府人员、人民群众的事件355起，其中最严重的是几次扣留朝鲜党政高级负责人员，以及擅自搜查、逮捕朝鲜人员并进行非法审讯的事件。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军所属部队曾将到部队驻地附近打猎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滞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竟然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曾不满地问道：“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禁区？”在此前后，还曾经发生过滞留朴正爱、朝鲜的内务相方学世及苏联专家等几次类似的事件。”

“1956年6月，志愿军某师教练汽车不给在他后面行驶的一辆朝鲜吉普车让路。吉普车从旁边超车，志愿军车上人员喝令人家站住，吉普车未停，志愿军车上一个班长就用手枪向前车方向打了两枪，吉普被迫停车。志愿军车上人员随即跳下车来质问：“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气势汹汹。朝方车上人员是江原道党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对超车表示道歉，问志愿军车上人员属于哪个部分，志愿军车上人员不予回答，开车扬长而去。 ”

“1956年3月，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供应站助理员杨振华等5人，到胜湖里购物，宿于朝鲜国营旅馆。晚上出去看电影时，放在旅馆内的文件、行李等被盗。杨等向当地内务机关报告后，朝方对此非常重视，多方设法查询。但杨竟毫无根据地怀疑是朝方的旅馆人员所盗，就将旅馆经理捆绑，要送往朝方内务机关。经朝方内务人员解释，杨把经理释放。但几天后，杨等又把旅馆中一名招待员拖至野外，加以捆绑，用手枪逼问文件、行李等物所在。因没有结果，杨等再次把旅馆经理捆绑，押在炉灶间，直到朝方内务人员闻讯赶来才把人放出。 ”

“第二，从1954年到1956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汽车肇事、枪走火、强奸行凶等事件，朝鲜人民共伤亡417人（自志愿军入朝以来，总的数字已达1,000人以上），其中以车祸伤亡数字最大。志愿军后勤部汽车某团的汽车曾在宽七公尺的公路上肇事，死一伤四。这类严重事件，大多是由于在行人密集的地区不减车速、不遵守交通规则所导致。志愿军后勤部汽车某团的一个司机，用枪吓唬小孩，不慎走火，把一个14岁的朝鲜女孩击毙。而这个女孩的弟弟在我部队搜山时又误被击毙。当地朝鲜居民说：“志愿军打死一个又一个，像打麻雀一样！””

“1954和1955年，共发生强奸杀人事件20起。 最严重的如：1954年11月，某军班长李自祥强奸朝鲜妇女不遂，用刀砍死母女二人，砍伤一人，并放火烧房，企图灭迹；1954年10 月，某军卫生员曹伯庆，强奸时被人撞破，杀死男孩一名，伤男女四人。1954～55年中，共发现强奸朝鲜妇女案件68起，通奸的数字则数十倍于此。仅在 1956年上半年中，全军共发现强奸、强奸未遂和通奸案件208起。”

“特别严重的是，这类事件甚至发生在个别师团军官中。由强奸、通奸而产生的私生子为数不少。有时部队移防，朝鲜妇女就背着私生子找到部队，影响很坏。仅某军某师在1955年移防时就曾发现私生子13名。”

“第三，1955至1956年间，志愿军修建营房中，全军占用的耕地总数大约有800多万平方公尺。有些单位为求营房集中，讲排场，曾发生过叫当地居民移坟、拆房的情况。有些田地被占的朝鲜人民，虽然得到了补偿，仍很不满意，含泪去别的地方开荒。 ”

“第四，个别人员利用回国机会违法走私，牟取暴利。如志愿军政治部的敌工助理员金王禄曾在国内买了价值700多元的颜料，企图到朝鲜高价出售；军交部军官王宏被新义州的不法华侨利用，由安东购买大批盘尼西林、链霉素等药品，企图走私出口。仅在1956年5～7月中，经安东市海关查获的军事人员走私案件就有13起。”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7/16/2007 8:55:13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7/7/16/n1774904.htm

HangMing

程玉凤：平型关抗日之役真相

【大纪元6月7日讯】数年前，我在师范大学念历史系，读近代史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知道我们国人为了民族生存奋起团结抗战。各党各派，不论是在国内，或在海外，都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互相集结起来。就是方在对垒的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愿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职责。那时中枢即将其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嗣后依战斗序列，虽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一般人仍习称“八路军”，全部人枪成为三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总共有二万多名兵卒，列入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这正是诗经上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的史实新印证，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大的奇突转变。因此我不禁发生奇想，以为这一个事变，如果永远结束国内的纷争，使中国内部团结起来；更进而追想到中国以往一切内战的损失，若是都用来对抗外侮，那么日本帝国主义断不会如此的张狂猖獗！谁知曾几何时？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致中央抗战工作到处受到阻碍。到现在，共党又擅自篡改历史，说什么抗战是他们打的，尤其大肆渲染“平型关大战与百团大战的大捷状况”。我对于这种宣传的真实性当然不敢妄加臆测。后来看到何应钦先生发表谈话，说平型关不是（共军）“第十八集团军”打的，而是国军第十五军打的……。这才稍微明白，然而仍是不得其详。

我有幸常陪刘茂恩老将军聊天：由民国初年的南北内战，谈到北伐、剿匪、讨逆、平乱、抗日、戡乱诸役，无所不谈；其中经历，很多不是外人所知道的。刘老将军，字书霖，河南巩县神堤村人，北京模范围（团长最初是袁世凯兼，继为黎元洪）第二期辎重兵科，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辎重兵科毕业，三十来岁就当了军长，历任总指挥、指挥官、绥靖区主任、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自从军以来，无役不与，可说是现代民国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而平型关之役，就是他亲自指挥作战的。

平型关，亦作平刑关，在山西省繁峙县东偏北一百三十里，即旧瓶寨，音讹成为平型、平刑，乃通烨窨的要隘；西北连浑源县，东南接河北省阜平县界。

那时抗战开始不久，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底，平津后先沦陷。八月二十日，国防会议特将山西、察哈尔、绥远画为第二战区，以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刘先生这时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兼十五军军长，归大本营直接指挥，增援石家庄（在河北省获鹿县东南约三十里，平汉铁路经此，正太铁路以此为起点，今名石门市）， 又以南口（在河北省昌平县西北二十五里，当居庸关南，故名，平绥铁路经之）、张家口（今察哈尔张垣市）先后失陷，国军退守雁门关、平型关、阳方口（晋北要隘，在山西宁武县北二十五里）一带，晋北告急。我国山西省，表里山河，地势雄固，素称天险。不仅在古代战争中是用兵要地，即在现代战争中，也是同样重要， 是一座天然堡垒，成为华北数省的脊背。所以在军事上，必须确保山西，以牵制华北敌军的行动，遏阻战区扩大。九月初，刘先生奉命驰援山西，正太铁路局局朱霁 青拨以一列兵车，由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运所部军队；同时（共军）第十八集团军也调归阎锡山指挥，命其巡守平型关以遮断敌人后方连络线。

刘先生随乘兵车抵太原，即入城赴山西绥靖公署。没见到阎锡山；说是去雁门关督师，在关里靠山一个小村庄后面土窑洞设立“作战指挥所”。于是便去看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字次陇，山西省五台县人，时年七十一岁。赵氏告知：“八路军来了，帮打日本人。”刘先生说：“八路军能帮我们打日本人？那真是日头要从西 边出来了！恐怕待日本人打来，他们就会乘之而入，捣乱我们。”赵又说：“你怎知人家不帮我们？不要乱说哟。”随同去的一位营长陈宝山在旁听到，很不耐烦，就愤慨的对刘先生说：“对他（赵）讲：有我们，没他们（八路军）；有他们，无我们。”这是十五军非常清楚的是非观念与决断的精神。赵氏坚留晚宴，以表欢迎之意，藉示地主之谊。这时正是阴历八月中旬，也是北方秋高气爽的时节，万里无云，月色分外皎洁，只见来人多是穿列宁装。入座后，赵戴文首先介绍朱德和刘先 生两人认识。刘先生当面把朱德压了一辈，说：“玉阶！你应该称我五叔喔！”朱德楞了一下，刘先生继续说：“你和我侄儿献捷是拜把子兄弟，我两孙女都在你跟 前寄着，是不是？”朱德连称“是！是！”刘先生又说：“这样你应不应该称我五叔？”朱连说：“应该！应该！”（按：朱是四川省仪陇县人，时年五十二岁，云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至德国留学，时刘镇华长子刘献捷正在德国留学，异国相逢，结为盟友。）于是各军传出刘茂恩是朱德的五叔，不知情者难怪要莫明其妙了。随后赵戴文让大家各个自我介绍，由刘先生起首；刘先生说：“我是十五军军长刘茂恩。”他们都怔了。接着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及副总司 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由于双方多年对打，乍然相逢， 空气竟一时沉寂下来；还是刘先生举着酒杯先开口问道：“那一位是徐向前先生？我们来干一杯！”徐向前原名象谦，山西五台县西南三十里东冶镇永安村人，南距阎之家乡河边村仅十五里。他瘦高个儿站起来答说：“我不能喝酒。”周恩来像个老狐狸精，凭恃他早年在黄埔军校任过政治部代主任老师辈的身份，急忙凑上数语，叫徐向前喝下，说是到了你的家乡，应该多喝几杯才是，还说：“就是死，也要喝。”两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又干了几杯汾阳名酒。徐向前怀着鬼胎带着酒意，忽然问道：“刘军长！你的大炮还有没有了？”刘先生答说：“有！——那是山西造（太原兵工厂），阎先生给的。”徐说：“当年土桥铺之役曾伤亡七千人；好厉害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餐饮中，刘先生感慨万分，大概是想到彼此以前是相打了十来年的对头，如今竟然成为同一战线上对外的“战友”，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再怎么说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宴毕离去。刘先生即乘火车，转同蒲铁路北上至怀仁县；闻大同弃守，即下车赶往占领平型关以西一带阵地，依临泰戏山构筑工事。泰戏山在繁峙县东北一百三十里，上有平型关。

土桥铺之役，系民国二十一年冬，追剿“红四军”徐向前的战争。土桥铺在湖北省樊城东北。当年第十五军政训处处长徐会之（湖北黄陂人），与徐向前在黄埔同学时颇为要好，尝言“徐败逃太快，追不到；若能追着，可以劝他投过来”，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土桥铺之役后清理战场，他报告伤毙匪军至少六七千人，证明徐向前说的话不假。但刘先生恐怕夸大，命报四千人。按：此役生俘五百多人，虏获步枪五百多支；十五军伤亡五六百人。

说来平型关之役，刘先生以十五军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四十里，西至北楼口八十里，以过于辽阔，军部驻在平型关后小冶镇上。先是派十七军担任平型关守备，谁知在南口被打垮，到军部报到官兵只有八十三人，乃安置在十五军后方收容，后来勉强凑合了不到两千人。左翼是第三十三军，占领大小石口阵地，而（共军）十八集团军则是协同参加左翼雁门关一带，所以在主战场正面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子。在敌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时，早已跑开了，林彪部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九月二十三、四日，敌军来攻，十五军给以严重打击，第二营（张全兴）官兵均受伤；幸第一营（陈宝山）及时增援，牵制敌军，予以夹击，才把日军打跑。以后林彪获知敌军辎重队四百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在蔡家峪落后，乃以“以大吓小”的手法乘机出袭，虚幌一下就逃之夭夭。嗣以敌人从北楼口以西七十二里处左翼大小石口、茹越口堡（在繁峙县北六十里）突入，迂回威胁平型关我军的后方，致功败垂成。中共为了掩饰他们随便逃走，竟然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的噱头，想欺骗世人。从此便不听命中央，到处游来游去，袭击国军，破坏抗战。后来刘伯承破坏同蒲铁路不成，便到洪屯公路（洪洞至屯留两县间的横贯道路）骚扰。这时刘先生的第十四集团军驻扎在洪屯公路以南地区。刘伯承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需要这个地方。”刘先生便警告他：“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刘伯承知道刘先生当年剿匪的厉害，给他们的教训难忘，从此他不敢过洪屯公路以南地区。刘伯承因为眇一目，绰号“刘瞎子”，又叫“刘单眼”，周恩来称他是共军中打硬仗的，有股猛冲的蛮劲，其实是欺弱怕强的狡黠之徒。

平型关之役，高桂滋的第十七军从南口作战下来，损失很大，正在十五军后方休息，等待补充，故未参加此役；第三十三军在十五军左翼，并未发生战斗情况。大概是十五军调至山西归阎锡山指挥，因此报捷时，必先呈阎转报，阎就此加上其部将孙楚的第三十三军，想必顺便拉入高桂滋作陪吧。后来甚至有写成十九军、三十四军，与事实都不甚符合。到现在，共匪随意改写历史，极力渲染平型关之役是他们打的，大吹大擂，这实在太离谱了！他们的战斗本质如何，战果多大，好在当年指挥此役的主将刘茂恩先生是最好的见证人。

以上《平型关抗日之役真相》，是以《传记文学》杂志总第203号(1979年)同名内容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作者程玉凤，为原中华民国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先生口述之《刘茂恩回忆录》的记录与整理者。

(旁注：蔡家峪小型袭击日军非战斗部队战报：八路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着：《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淞沪会战 ：国军1937年战报：日军伤亡6万余人；孙元良个人在2005年估计日军伤亡4到5万。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公布自身死亡9115人，伤31157人，共计伤亡40672人。仅一个淞沪会战，国军歼敌数目就是八路军蔡家峪小型袭击的两百倍。而且，淞沪会战中，国军面对的是日军主力战斗部队，而在蔡家峪，八路军面对的仅仅是日军的非战斗部队---辎重队。而且，八路军由于害怕于日军战斗部队作战，而在先前擅自逃离左翼雁门关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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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007 9:16: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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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Ming

12 长征之一：蒋介石放走共产党

1934年 40岁

Mao: The Unknown Story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行军分成三翼，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包括毛和十来个中共领导，以及参谋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和庞大的警卫部队。

大军缓慢地向正西行进。兵工厂、印刷机、银元财宝，都被成千挑夫挑在肩上。大部分挑夫是刚强征来的，由国家保卫局看管。行政负责人李维汉透露说：挑最重的担子的成员“多数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体力差”，“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道：“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已经不容易，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有些体弱的病号，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更多的人是脚沤烂了，用破布包起来，一踏着地就疼得难忍，不能走路。离开根据地又越来越远，有的挑夫开小差溜了，老实的也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去。”当兵的也不断逃跑，当官的疲惫，顾不上了。

长征队伍得穿过四道碉堡重重的封锁线。然而，奇怪的是，它们竟完全不构成障碍。

第一道封锁线由粤军防守。粤军陈济棠是蒋介石的仇敌，曾跟红军作买卖钨的生意，也跟红军谈判好了要给红军让路，所以红军一帆风顺地通过了。蒋介石早知红军跟粤军的交易。十月三日，长征前十多天，蒋对行政院长汪精卫讲到粤军会“网开一面”。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派忠实于蒋的人去督促粤军，蒋拒绝了，叫他： “你不管。”

十一月初，长征队伍来到第二道封锁线。虽然他们延绵几十公里，行动缓慢，很容易挨打，却没有受到像样的攻击。一翼红军面对粤军，自然相安无事。但另一翼要对付的是湖南军队，指挥官是坚决反共的将军何键，四年前就是他枪杀了毛的前夫人杨开慧。居然，何键也让红军安然通过。

第三道封锁线照样了无战事。蒋介石非但没有责罚何键，反而于十一月十二日任命他为“追剿总司令”，把守第四道封锁线。封锁线设在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西岸，江上没有桥，红军只能涉水渡河，又没有高射机枪，只能任由国民党飞机轰炸。要消灭红军，这里再合适不过了。然而，红军于二十七日在长达三十公里的江段上开始过江，过了四天，四天都没有受到骚扰。河对岸的碉堡群形同虚设，何键的军队在附近城里袖手旁观，蒋石的飞机在头上盘旋，只是侦察不扔炸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渡河，蒋介石没有阻挠。到十二月一日，四万红军主力都顺利渡过湘江。

只是在这时，一直在“函电交驰”的行营“聚精会神”、“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语）的蒋介石，才派飞机狂轰滥炸渡江红军，封锁了湘江。被切断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中，三千多人死亡。虽然过江的队伍只是出发时的一半，但这一半是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 何键十二月二日发电报说：“匪主力已全部通过全州、兴安中间地区〔过了江〕西窜。”

◆ 未过江的四万人，除了在湘江边被打死打伤打散的以外，其余在到达湘江前六个星期的行程中掉队、病逝、累死、逃亡或死伤于沿途不时有的小型遭遇战。

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

这是为什么？且看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蒋介石的动作。他把红军继续往西赶，赶进贵州，然后赶向四川。这两个省和相邻的云南省一道组成了中国的大西南，占地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一亿。四川最大，最富饶，人口多达五千万。险峻的山岭护卫着它，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声。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但这几个省表面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独立王国，拥有各自的军队，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四川省更分成不同的“防区”，由大大小小的军阀分别统治着。蒋介石要统一大西南，就必须派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去。但这些省拒绝接受中央军。中央军强行进入，战争便不可避免。蒋不希望打仗。他的作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蒋之所以保存红军主力，是因为不如此西南三省的军阀便不会感到足够的威胁。蒋对秘书陈布雷说： “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就在红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进的当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蒋介石的算盘他一生都秘而不宣。

蒋介石放走红军也是对苏联作的姿态。蒋希望跟这个强大的邻居改善关系，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莫过于宽容中共了。但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经国是蒋的长子，也是唯一的亲生儿子。经国出生后，蒋似乎由于感染性病而丧失生育能力。他过继了二儿子纬国。但经国仍然是他的爱子加继承人。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物。传宗接代是头等要紧的事，“无后”是对祖先的罪过，对父母的不孝，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话里有一句诅咒人的话：“让你断子绝孙！”对祖先、父母负责任的孝道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品德，蒋视此为人格的中心。

一九二五年，经国十五岁，蒋送他去北京上学。那时蒋在国民党里是一颗正在高升的新星，支持国民党的苏联人便打上了他儿子的主意。经国一到北京他们就找到他，邀请他去苏联。年轻人很高兴，到北京才几个月就起了程。带经国去苏联的是邵力子，莫斯科埋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

红色代理人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叶埋进国民党的。那时孙中山为了要苏俄资助，敞开了国民党的大门。中共于是在几个层次上渗入国民党。一层是像毛泽东那样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公开活动；一层是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共产党员；第三层是共产党员假装脱党进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一大批秘密共产党员蛰伏了下来，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为毛泽东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世界上任何别的间谍、代理人都相形见绌。有些红色代理人的真实面貌到现在仍不为人知。

邵力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但按莫斯科的指令一开始就不公开参加中共的活动，连中共领导人也不都知道他是谁。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时，邵于二十三日给他的苏联上司发了封电报，电报马上呈交斯大林本人，说：“上海使我激愤难平，我不能做反革命的工具，我请求指示应该怎样斗争。”

他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公开投向中共。他一九六七年死于北京，今天仍只被称为共产党的同情者。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邵力子把蒋经国带去苏联。一九二七年，经国学习完后要求回国，莫斯科不但不准，而且强迫他公开谴责父亲。斯大林把他扣做人质，对外却宣布是经国自己不愿意回国。斯大林喜欢扣人质。美国共产党领袖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的妻子佩吉（Peggy）曾描述他们的儿子蒂姆（Tim）是怎样被扣作人质的。他们夫妇一九三五年离开苏联回美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尔斯基（Dmitri Manuilsky）来访，“炸弹是轻轻地掷下的，几乎不经意般地掷下的。曼努伊尔斯基告诉我们，不能带蒂姆走，他说：将来会送他回去的。”但苏联人并没有把蒂姆送回。

蒋经国的人质身分在一九三一年底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挑明。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红色代理人。这可以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她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是她在莫斯科的联系人）的绝密信中一览无余。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同志：我不得不向您陈述以下事实，因为它们可能危及我将来在中国的活动……我希望您仔细考虑，然后告诉我应该怎样行动。”她报告的内容之一，是对在上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女士的不满，说史“不顾你们反覆的指示，继续与不可靠的人保持关系，给他们钱，然后又要党把钱还给她，”“她把外国同情者带回家来，把这个为重要目的专设的联络点糟蹋了。”“我已经把你们孤立她的指示，通知了中共中央。我不明白我们的同志为什么还在西安给她工作……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指示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吧。”

孙夫人代表莫斯科向蒋介石提议，用经国交换两名在押的重要苏联间谍牛兰（Noulens）夫妇。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蒋写道：“孙夫人欲强余释放〔牛兰夫妇〕而以经国遣归相诱。”蒋介石拒绝了。审判和监禁这两名间谍都在报上公开报导，用他们交换儿子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莫斯科的提议在蒋心中掀起巨大波澜。随着，他写出自己的担心，即经国可能被“苏俄残杀”，他就会绝后了。

蒋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写道：“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十二月三日：“近日思母綦切，念儿亦甚。中正死后，实无颜以见双亲也。” 十二月十四日：“晚间，以心甚悲伤，明日又是阴历十一月初七先妣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念，不孝罪大。”

蒋介石拼命想说服自己，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说：“尝思传世在德行与勋业，而不在子孙。前代史传中圣贤豪杰、忠臣烈士每多无后，而其精神事迹，卓绝千秋，余为先人而独念及此，其志鄙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害，在余虽不能生见其面，迨余死后，终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魂魄。”

但是，他说服不了自己。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写道：“心绪纷乱，自忖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枉在人世间，忝余所生，能不心伤乎！”

就在那个月，邵力子的儿子志刚在罗马遭暗杀。志刚是当年由他父亲作为经国的旅伴带往苏联的。后来经国留做人质，他回国了，以后去了欧洲。意大利的报纸称这桩凶杀案为情杀：“一个伤害了情妇的中国人的悲剧结局”，“情妇”据说是个捷克女郎。今天的中共政协称志刚是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所杀。

在随后几年中，蒋介石的一个想法逐渐成熟：同莫斯科作笔交易，以中共的生存换回经国。对以反共为旗帜的蒋介石来说，这桩交易不能点破，只能用微妙的方式去处理。他要削弱红军又不消灭它们，让他们暂时苟活，生存在一个不能发展的狭小空间。蒋知道抗日之战迟早要爆发，而且苏联人希望他打日本。俄国是日本的宿敌，斯大林最怕的是日本占领中国后，用中国的资源和中苏间七千公里长的边境进攻苏联。用中国打日本、让日本陷进中国，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核心。一旦中日开战，蒋介石相信莫斯科一定会命令中共打日本，那么红军就大有可能被日本人翦除。

蒋不要红军待在中国的腹心地带。他看中一处可以把他们“关”起来的牢笼，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一带。那里地广人稀，中共可以生存，但不会有什么兵源。虽然此地比起中国南方来离苏联更近，但供蒋选择的“牢笼”不多，蒋也自认有把握能把红军圈在那里。

一九三三年四月，蒋任命邵力子做陕西省主席。不用说蒋知道邵的真实身分，他就是要利用邵来为中共创造落脚点。邵的前任是同情中共、曾申请加入中共的杨虎城将军。但即使是杨当政，陕北的红色武装和根据地也极其弱小。邵的到来，才使这里的小小游击区日益壮大。

杨虎城继续任陕西国民党军事长官，与邵融洽协作。长征开始后不久，陕北红区已发展成为一块三万平方公里、九十万人口的大根据地。就这样，蒋在拔除全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同时，让陕北一枝独秀，发展得欣欣向荣，成为全国红军的家。蒋后来对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使者居里（Lauchlin Currie）说：“我把共产党人从江西赶去陕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降低到几千人，但没人去动他们。”

赶的办法之一是任凭中共截听他的部队的电台通讯，因为红军总是朝蒋置兵薄弱的地方行进。红军发现在长征途中，“敌军电报不断被我侦译，我军对敌军动向一清二楚。”蒋明明知道，口头上也说要变更密码，但只是说说而已。

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各部红军大多保持着电台联系，但它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断了。当时的联系要靠上海电台中转，蒋介石在长征前夕破获了上海电台。中共重建通讯的努力未能成功：它派往上海的电台人员一去就投向了国民党。中共派杀手把他杀死在一家德国医院的病床上。

蒋介石用中共换儿子的交易是这样开始的：长征前夕，他第一次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苏联提出要求释放经国。这在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接着他用行动表示他会为莫斯科做些什么。首先是让中共轻易地突围。在突围开始的十月上旬，蒋远离前线，跑到一千公里外的北方去了，一去就是四十天。

莫斯科对蒋发出的信号心领神会。从蒋要求释放儿子到中共过湘江，脱离蒋的碉堡封锁线，莫斯科显著加强了对经国的控制。那时，曾在农村和西伯利亚金矿做过苦工的经国，正在乌拉山重机器厂工作。他后来自述道：“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一月间，苏联内政部突然对我严密监视。每天总有两个人跟踪我，我几乎连一刻的自由都没有。我觉得我像个囚犯一样。”

十二月初，中共穿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蒋介石马上又向莫斯科提出释放经国的要求。克格勃的人告诉经国：“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苏联政府对蒋介石说他儿子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又感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蒋介石明白他的儿子是安全的，只是他还得再为中共做更多的事。

HangMing

13 长征之二：躲避张国焘

1934～1935年 40～41岁
Mao: The Unknown Story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十二月中，蒋介石把长征的红军赶往贵州。正如蒋预见的，四万红军的降临吓坏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后来写道：蒋“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后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八个师进驻省会贵阳，立即开始修机场、筑公路，照王家烈的说法是“反客为主”了。

蒋接着把红军朝四川赶。他截断了红军的其他途径，只敞开这一条大道。蒋的计划是按贵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后再把红军北上赶到陕北去。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毛泽东死活不进四川。原因并不是他有意破坏蒋介石的计划，而是为了个人在中共党内的权力。

毛一进贵州就积极行动要夺权。他早就在进行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第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

这两人曾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不甘心比他们年轻的博古跨越他们成了党的领袖，把他们时时排斥在决策之外。张闻天后来说博古“排挤我”，“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 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毛跟博古的两位嫉妒的同事在担架上谋画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有一次碰头是在一处橘林里，绿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橘子。担架夫停下来歇气，把他们并排放在地上。“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呢，他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各人的位子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博古爽快地同意了。他一直在为丧失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而非常苦恼，曾屡屡举起手枪对着自己，好像在考虑自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到十七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争来争去，毛等三人把责任都推在博古与李德身上。

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里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指挥权。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是唯一的外国人，被撤了军权。尽管毛的“三人集团”提议要毛接管，大多数人没有响应，要周恩来继续作“最高军事首长”，“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 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拥戴毛，还可从另一事实上看出：毛后来虽然屡提遵义会议，可除了他的两个同谋者外，点不出几个支持他的人名来。

不过，毛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一个成败攸关的突破：他终于进入了决策核心“书记处”。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首领张国焘。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议毛进书记处，尽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无权提议谁做书记处书记。

毛当上了书记处书记，这使他只需对付几个人就能决定大局。长征途上的四名书记中，张闻天是同谋，陈云是一个躲开权力斗争的人，又常常在基层处理行军中的具体问题。剩下的只有博古跟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拉周打博。遵义会议要写一个“决议”，一般这是第一把手的事，但这次张闻天获权起草。这个决议将要传达给全党，还要送交莫斯，对周恩来再重要不过。张闻天初拟的决议上，标题就点了周恩来的名，说丧失中央苏区他是祸首之一：“博古、周恩来、华夫（即李德）同志错误军事政策的总结”。周跟毛等人合作了，他的名字也就被划掉了，决议中对他的批判也大大降级。

正如李德冷冷地写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离，使毛集中火力攻击我们而放过了他”。这样一来，毛在书记处中占了多数。遵义会议一结束，参加者分别回他们的队伍，毛立刻左右书记处作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帮助者”这个头衔，军事辞典里大概难以找到。毛就这么把一只脚插进了军事领导中。

新的书记处接着把王稼祥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最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三星期后，二月五日，在位于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号人物。夺权的经过是这样的：毛跟张闻天结伙先去找周恩来，谈好了再去把这个“多数人决定”通知博古。博古后来说，他们跟他“没完没了地谈，施加了无穷无尽的压力”，他不得已才让位。

由于张闻天当第一把手不是遵义会议的决定，而是几个人搞的“政变”，因此密谋者们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打了一场胜仗，有了定心丸，才宣布了这个更换。从此毛泽东当上了那个虽不乏雄心但欠狠心、欠手腕的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已在川北的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朝四川行进。四川就在遵义北边，接近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新疆，是红军北上打通苏联的必经之路。◆ 二十二日，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要张前来配合策应。

◆ 美国驻云南的副领事当时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的形势一天天地更严重了。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共产党人就要不管怎么样闯进四川了。到时候，那个人们知道的打通苏俄的计划就要实现了，那时再谈摧毁共产党就是一句空话了。”前苏联军事顾问斯坦恩制定了几套朝四川方向运军火的方案，包括提供“飞机大炮”，“和足以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苏联武官雷邦也为运输途径提出秘密建议。莫斯科派中共前负责人李立三到靠近中国边界的秘密苏军情报点，着手恢复跟中共的电台联系。

但对毛来说，四川不能进——进了迟早要跟张国焘会师。这时，张闻天尚未当上第一把手，一旦会了师，张闻天任一把手将毫无希望，毛也就当不了幕后操纵人。

张国焘的资格很老，一九二一年中共召开“一大”他就是会议主席，那时毛泽东还不起眼，张闻天连党也没入（他一九二五年入党）。不像毛，张国焘是按共产党程序选出，莫斯科钦定的书记处书记。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联住了好些年，还见过斯大林。他一九三一年一月从莫斯科回国后，被派去中央苏区以外的鄂豫皖，到一九三二年夏天，把鄂豫皖建成了个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五十万人口、四万五千红军的大型根据地。蒋介石在那年秋天把他赶出鄂豫皖，他到了四川北部，一年内又建立起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拉起一支八万人的大军。◆

◆ 张国焘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北在一帮格外贪婪的军阀统治下。县城里也有“打精巴子”的老百姓；穷得赤身裸体，缩成一团在路上走。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就有农民起义，红军得以大量征兵。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官徐向前论才能在中共将帅中数一数二。红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底从川北入川时，据徐向前说，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想趁机跟着入川，但四川军阀“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给中央军“吃了闭门羹”。

凭实力，凭资历，凭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后都几乎可以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

张国焘不会当毛的傀儡。像毛一样，他也会为了权杀人不眨眼。在他的根据地里，他也屠杀当地领导人，也亲自主持过刑讯。受害者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勒死，有的活埋。红四方面军指挥官徐向前说：张国焘“借口肃反，翦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

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场，毛泽东难以出头。要是他跟张国焘争权夺利，说不定自己会丧了命——他在江西大打AB团时的同伙刘士奇，就是张国焘杀的。迄今为止，毛对付的党的领导人都为党杀人而不为个人权力杀人。无论毛如何跟博古、周恩来捣乱，他们也不会碰他。但对张国焘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毛一定得回避跟张国焘会师。

但毛无法反对进四川，他只能跟着走。到了四川边境，他开始耍花招。他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一支尾随的敌军。这支敌军是四川军队，有能征善战的名声。毛的用意是红军如果打败，那么他就可以以川军太厉害的借口把红军留在贵州。

这场埋伏战毫无道理。敌军并没有挡在红军前面，而且根本没有骚扰红军。遵义会议制定的向四川前进的计划中，曾特别说：“对尾追之敌”“应迅速脱离”，“勿为敌人所抑留”。但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顺从了毛。

一月二十八日，毛下令在一个叫土城的地方设伏。结果如毛所料，敌军名不虚传，反守为攻，把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根据毛的部署，红军还被摆在背水作战的地位上，背靠一条被窄窄的峡谷挤得水流湍急的赤水河。毛站在远处的山顶上，观看他的队伍的惨败，一天后才下令退兵。天下着雨，山路滑，退兵争先恐后往前赶，伤员和妇女被推到后面。敌人紧追过来，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背包被一把拽住，她甩手扔掉了背包，才得以跑脱。长征中这是唯一一次非战斗部队成员离敌人如此近。

四千红军死亡或受重伤：整个中央红军的十分之一。土城之战是长征中最大的败仗，一天之中损失的人数比渡湘江时的伤亡还多。后来中共说，遵义会议后毛挽救了红军，事实恰恰相反。

赤水河上红军搭起浮桥向西退去，重武器和X光机等医疗器械都扔掉了。朱德手提驳壳枪，亲自掩护撤退。他平常安详从容，现在也忍不住恼火发脾气。疲惫不堪的官兵们背着拉着他们的同志，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下大雪了，雪埋住了密密的森林和深深的峡谷。严寒、饥饿、筋疲力尽、伤员的痛苦呻吟，使幸存者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这场败仗为毛不进四川提供了根据。就在这时，毛与张闻天夺了博古的权。两天后的二月七日，入川计划宣告作废。但这时红军已经在四川境内了，因为赤水河以西就是川南。军事指挥官都赞成继续北进，与张国焘会合。毛的老搭档林彪也和别人一样不满毛挑起土城之战。当毛到林彪的部队去争取林的支持时，林把一肚子的火都挂在睑上。但是，依然是毛说了算。

红军于是再渡赤水河返回贵州。成千伤员被留在河西边的深山老林里，无衣无食无药，几个月内大多数都难逃一死。◆

◆ 长征中一般是把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留给他们一点钱。他们的命运靠的是运气。张国焘的部队留下了一些受伤生病的女兵。在红色统治下受过罪的当地人有的在她们身上泄愤，用割乳房、把木棍打进阴道等种种酷刑折磨她们。为了生存，有的女兵嫁给了当地相对富有的人，但中共掌权以后，她们被划为“地主”，一生挨斗受歧视。一九八五年，党史学者找到她们时，看见这些六、七十岁的人在严寒的十一月连鞋部舍不得穿。

二十七日，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要的是红军去四川，不要红军在贵州立足。他派了两个师前来攻城，又派飞机轰炸。红军打退了进攻者，稳住了阵脚。毛大喜过望，因为这两师是强敌中央军，如果红军能抵御他们，就能在贵州站住脚。兴高采烈的毛赋词抒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有了这场胜仗垫底，毛和张闻天才向中央红军，以及向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发电报宣布：张闻天现在是头号人物，毛是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紧接着任命毛为红军“前敌总指挥”，一个专门为毛设立的位子。自宁都会议以来，毛第一次有了军事职务。

但毛的“胜仗”代价惨重。彭德怀心情沉重地报告说，三军团“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另一位“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的军官黄克诚央求说：“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

可是毛为了在贵州待下去，仍要再打现已控制了贵州的中央军。三月五日，他下令“消灭”中央军的两个师。这一命令在野战指挥员中引起强烈抗议。林彪在十日打“万急”电报反对打这个强敌。

那天凌晨，张闻天召开了包括林彪、彭德怀等野战指挥员在内的二十来人的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毛泽东在会议上完全孤立，甚至张闻天也不支持他。毛争着争着脱口而出，威胁辞职：以“去就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众人抓住这句话，马上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被撤了职，前敌总指挥大家选彭德怀替代。

毛自知失言，立刻行动要夺回军权。当天晚上，他手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周还是“最高军事首长”。毛要周第二天早上再开一次会，这一次的关键是，野战指挥员都无法参加，他们已回各自的部队去了。

毛向周建议干脆取消前敌总指挥，代之以一个新的“三人团”，由毛、周、王稼祥组成。周接受了。毛是一举数得：既不伤彭德怀的面子，又安抚了因未获实权而牢骚满腹的王稼祥，还使自己从此在军事指挥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

第二天开会，一切按毛的意思办。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一职被取消了，不打中央军的决定也被推翻，大多数人的决定就这样被几个人串通着一笔勾销。

“三人团”决定在名酒“茅台”的家乡附近的鲁班场进攻中央军。彭德怀请求道：“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中央军〕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但“三人团”坚持说：“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当红军遵命向中央军的坚固阵地进攻时，国民党以机关枪迎候，红军大败，伤亡一千多。受到重创的队伍又拥挤渡过赤水河，被逼回川南。

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害怕和张国焘会师的毛硬是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再渡赤水，强回贵州。这个决定是如此不通情理，如此不得人心，一道不寻常的命令以“党中央总政治部”的双重名义下达给了几个高级指挥员：“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传达，以保秘密。”

两个月了，红军四渡赤水，绕来绕去。李德纳闷地记道：红军在“兜圈子，越兜越小，有的地方经过了两三次”，“疲惫不堪、毫无结果地乱绕”。眼看着红军给自己徒添惨重伤亡，他以为这一切是“古怪、不理智”。不仅中央红军无端受罪，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已离开根据地前来策应，何去何从，悬而不定。为了个人权力而不顾红军死活的毛，后来把“四渡赤水”叫作他的“得意之笔”。

蒋介石跟李德一样，也完全不明白“红军徘徊于此绝地”是在搞什么名堂。他以为红军肯定会进四川，中央军可以就势跟进，已在三月二日飞往四川最大的城市重庆，实行统一四川的大业去了。他的首要任务是取消大小军阀割据的“防区制”。但军阀们暗暗抵制，蒋无法制住他们，中央军不在手边。

蒋努力要把毛赶进四川，他飞返贵阳，派飞机轰炸红军，使红军不能在贵州立足。同时，蒋公开地将把守在四川边境的部队调开，等于告诉毛：那里没设兵，赶紧去四川！但毛带着红军朝相反的方向——南方——跑去。蒋搞不懂红军在干什么，一度猜想他们是不是想打贵阳。但红军没在贵阳停留，急急地从贵阳旁边南下走了。

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下，红军每天急行军四、五十公里，走得死去活来。过来人描述道：“部队越来越筋疲力尽了。飞机在天上飞过的时候，我们简单地往路边一滚，也顾不上像从前那样看看有没有东西作掩体。在村子里睡觉时，要是炸弹落下来，我醒都不会醒，要是落在我身边，我翻个身就是。”“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虽然年初有几千人参军，◆ 红军人数还是少多了。”

◆ 贵州的老百姓非常贫穷，红军得以招收数千士兵。

在这段急行军中，红军不得不丢弃剩下的医疗器械，医院也解散了。伤员从此几乎得不到治疗。除子弹伤、炸弹伤外，大多数人的脚还因为穿草鞋天天疾走，擦伤感染，一着地就疼痛异常。

而红军要是进四川北上，完全不必经历这些灾难——红九军团就是证明。在贵州境内南下过乌江时，九军团的两千人因作后卫被截断在乌江北岸，他们无法继续南下，只好去四川。他们发现，除了一两场小小的遭遇战外，再没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下、在阳关大道上大摇大摆地行走，一停下休息就是好几天。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也给他的妻子带来痛苦。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土城恶战之后，红军在瓢泼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来到白沙。即将临盆的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里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她跟毛的第四个孩子，这天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红军只在白沙停留一天，像以往两次那样，子珍得把孩子留下。当她就要被抬着上路时，泽民的妻子把女儿里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然后抱着孩子，拿着一把银元和做货币用的鸦片，去找人家收养。泽民的妻子让她给女儿取个名字，子珍不住地流泪，摇摇头，说她再不会见到这个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夭折了。

共产党掌权后，子珍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寻找她遗留的孩子，但她从未认真找过这个女儿。她对身边的人伤心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了什么人家。”但孩子萦绕在她的内心深处。一九八四年，她去世的那一年，当年的干部休养连连长去看她，闲谈中，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是在哪个，哪个地方生的小孩子，你还记不记得？”

生孩子时毛泽东没有来看子珍，尽管他在同一个镇里。后来行军路上遇上了，子珍告诉他孩子丢下了，毛只点点头说：“你做得对。”

贺子珍对毛的冷漠是难过的。她对朋友说，毛有一句话使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事实上，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有个女人在行军中临产，还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孩子留在了空屋里睡过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上路了。在涉过一条冰冷的河水时她晕了过去，她的战友们找来一张木桌，轮流抬着她走。安全部门头子邓发的妻子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嘴里骂邓发。邓发被找来，站在一边垂着头。博古夫人说：“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

子珍产后两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差一点丧命。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三架敌机在一片梯田尽头出现，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脸部看得见。子珍跟战友正在一条小径上歇气，猛然机关枪扫射下来，炸弹跟着落下，一时胳膊腿横飞，鲜血和脑液把土地搅成一滩滩红色的泥浆。

十多块弹片切进子珍的头上、背上，其中一块从背上划开一道大口子，一直划到右胳膊。她浑身浸透了鲜血。医生把伤口表面的弹片夹出，嵌得太深的只好留在里面。虽然用了白药止血，但血还是从不省人事的子珍的伤口里、鼻子里、嘴里淌出来。医生给她打了强心针，说她也许只能活两小时。连队负责人商量把她留在老百姓家。他们立刻给毛打电话，毛就在隔壁的村子里，他没有来看子珍，据说他“很累”。他只在电话里说不能把她留下，并派来他的医生，和两个担架夫抬子珍。直到第三天毛才来看妻子，那时子珍已苏醒过来，但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再往下的行军中，子珍实在忍受不住痛苦，哀求身边的同志给她一枪，让她死去。

两个月的向南，向南，没有一个目的地，红军队伍里人人都在问：我们上哪儿去？上层人物知道计划是进四川同张国焘会合，长远的战略方针是北上靠近苏联，但现在的行程却跟计划背道而驰。林彪大声抱怨：“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四月，林彪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毛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立刻北进与张国焘会师。连曾为私利支持毛不进四川的张闻天，也对毛非常生气。李德记道：“有一天，洛甫〔即张闻天〕突然跟我攀谈起来。我们通常很少打交道，可这一次他对我提起红军的危机，说这是遵义以来毛不计后果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为了红军不致全军覆没，“三人团”应该“让位给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

毛对他的同谋者变卦大为恼怒。有一次，他跟李德同行，提到张闻天的名字时他声音变得尖利。他说张“吓破了胆，在搞阴谋反对他”。但张闻天对毛不构成威胁，他已上了毛的船，要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毛同时尽量拉拢他，他知道张闻天喜欢年轻活泼的姑娘刘英，就提议把她调到张的身边，使他们得以朝夕相处。

四月中旬，红军进入中国西南角的云南省。毛下令停下来。但停下来得对付此地的土著苗族人，他们骁勇善战，长征初期已经给红军制造了无数麻烦，根据地是没法建立的。下一步怎么办？毛说还要“向东及向南”。但向东无路，国民党大军正压过来；向南死路一条，那边是法国殖民地越南。

毛的指示激怒了野战指挥员们。四月二十五日，接到命令的当天，林彪打电报给中央说“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彭德怀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毛再也拖不下去了。四月二十八日，他终于下令转道向四川行进。一踏上往北的道路，红军前面便是坦途一片，甚至还不乏有人暗中相助。当天红军就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等待着被“缴获”，车上装着二十份十万分之一的精细地图，外加大量土特产：茶叶、火腿、白药。显然，要么是蒋介石，要么是云南当局，用这种办法催促红军离开云南，快去四川。红军到达四川边界金沙江时，三个渡口城都敞开大门，毫无抵抗地接纳了红军，还献上食物、金钱。

渡金沙江花了整整七天七夜，船只在无人把守的渡口穿梭来往。蒋介石的军队待在附近不动。飞机在空中盘旋，只是侦察，不找麻烦。过来人的印象是苍蝇多得怕人，“太阳一出来总有好几十万，比飞机还讨厌”。

红军虽然进了四川，但为了避免与张国焘会师，毛不愿再往前走，要就地建立根据地。他派红军去围攻离江边不远的会理城。会理城易守难攻，既有护城河环绕，又有十五世纪的坚实城墙。本地军阀拼死命守城，把城墙外的房子一概烧掉，使红军攻城时失去掩护，又杀了几十个怀疑亲共的士兵，以防有人给红军作内线通风报信。蒋介石看看红军停下来了，就又开始轰炸。红军伤亡惨重，无医无药。毛是不管的，他从来没去看过伤兵。

红军的重大损失使将领们忍无可忍。林彪把毛带着红军走的这一大段弯路形象地比做“弓背”，说他们早该走弓弦。为了以中央的名义来压制这片反他的声浪，毛要张闻天召集会议。

会议于五月十二日在会理城外一问草棚里召开。毛寸土不让地捍卫自己的权力，发出阵阵暴怒之声。他用老办法给彭德怀扣帽子，说他“右倾”，说他挑动林彪夺权。林彪待要争辩，毛冲他大吼：“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林彪吼不过毛，只好不作声。彭的弱点是脸皮薄，不好意思为自己争夺权位，哪怕争夺得有道理。他也没法跟毛比赛扣帽子。

最重要的是毛有张闻天当枪使，张不敢不照毛说的办，虽然他于心不安。他后来说他“勉强”地按毛的意思作了结论，用“很厉害”的、“过火的”“机会主义大帽子”打击彭德怀和别的反毛的人。人们只有沉默。跟毛作对非同小可，又怕内讧分裂党和红军。结果毛仍然掌握军权。毛对差点取代他的彭德怀恨之入骨，会一开完就把彭的朋友、跟彭意见相同的黄克诚在干部会上狠批了一顿。黄知道“真正矛头是对着彭德怀的”，只是“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会理的仇，毛记了一辈子。

毛也很聪明地作了让步，收回了打会理的命令，明确同意“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毛躲避这一天躲了将近四个月，损失了三万红军。长征，也就长出来两千多公里。

毛仍然害怕与张国焘会师，深知一场恶斗必不可免。他马上着手准备这场权斗。首要的一步，是让他的地位得到莫斯科认可。由于电台联系没有恢复，五月底，毛派他信得过的陈云去苏联。陈云既是书记处书记，人又谨慎，与世无争，对毛乐于从命。在莫斯科，陈云的报告经过仔细推敲故意含糊其辞，给莫斯科造成印象：毛做领袖是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经大多数人推举的。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进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掹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着木板做桥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后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长征》（The Long March）一书封面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以后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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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中共政权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

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

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顺场。那里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

◆ 一九四六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辞。有两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我们访问的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无伤亡吧。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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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毛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步行过了泸定桥。他离张国焘只有三百公里了。在他跟张国焘的先头部队之间横着藏民散居的“大雪山”。尽管山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毛翻山的那个季节和那个地点并没有积雪，只是寒冷异常，刺骨的风吹着夹雪花的冻雨袭击着没有冬衣御寒的红军。筋疲力尽的官兵渴望减轻一点负担，把厚一点的衣服在山下热的地方都扔了，如今他们只好靠出发前喝辣椒水来抵抵寒气。翻越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严重减弱的身体无法与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拼搏，许多人就长眠在那里了。担架夫跟挑夫最苦，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再也站不起来。

毛泽东爬雪山没坐担架，是自己走过来的，拄着一根木棍，走得还比他年轻的警卫员轻松。

张国焘的人在山那边等着欢迎中央红军，预备了一大堆急需的物资：盐、茶、鞋袜、毛毯、手套等等。毛跟中共其他领导收到额外的食物、粗呢制服、驴马，毛的马是特别挑过的，性情温顺，还有个医生来给他当护士。一星期后，六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纵马三天，穿过峭壁森林，来到抚边村与毛等会台。中国两支最大的红军就此会师。

几天之后，七月四日，蒋介石的连襟、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拜访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拜访名目是谈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但临走时孔对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递信给斯大林：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释放我的儿子吧！苏联大使显然早有准备，当场回答道：“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但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跟蒋介石合作，暂时地保持了良好关系。战略要地四川如今由蒋全盘控制。中央军跟随毛入川之后，蒋本人马上在五月分再回重庆，在四川待了好几个月，着手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大省建成未来对日作战的基地。

毛泽东也在他的上升史上迈出了一大步。长征前他几乎被扔下，数月之间，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实际掌权人。虽然中央红军从四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一万，但没有关系：红军可以重建，可以壮大——只要有莫斯科的支援。而莫斯科只认中共中央。

HangMing

28 美国人救了中共

1944～1947年 50～53岁

Mao: The Unknown Story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蒋介石在美国朝野中名声不佳。为了争取美国不支持蒋，对中共采取友好立场，毛制定了“中立美国”的政策。声称中共只是温和的农村改革者，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完全可以跟美国合作。

一九四四年，罗斯福曾派观察组去延安。美国人刚到，毛就在八月十二日对苏联联络员孙平说：“我们在考虑改变党的名字，不叫‘共产党’，而叫别的什么。这样形势会对我们更有利，特别是在跟美国的关系上”。莫斯科马上和毛唱起了同一调子。八月下旬，莫洛托夫对当时在苏联的赫尔利将军说，在中国，“有人称他们为 ‘共产党人’，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了他们是共产党。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莫斯科跟毛唱的双簧欺骗了很多美国人，多年来这些人一直以为毛有可能被美国争取过去，美国没能把毛从苏联阵营里拉走是“失去的机会”。他们哪里知道，就在毛跟美国拉关系时，他反覆告诫中共干部，说这“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毛的策略也蒙住了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遣华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来华，使命是停止内战。二十年代他曾在中国服务过，讨厌蒋介石，讨厌蒋的亲戚们的腐败。中共说他们跟美国相似之处甚多，这使他特别动心。他跟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周就奉承他说中共“期望美国式的民主”。一个月后，周又说毛喜欢美国更胜于苏联，并告诉马歇尔：“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了您或许有兴趣。最近传言毛主席要访问苏联，毛主席听说后大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真有机会出国的话，他想去的倒是美国。”马歇尔完全当真，把这番话转述给杜鲁门。多年以后他还说，中共比国民党更跟他合作。

马歇尔对蒋说：“最重要的是得弄准确，苏联政府到底跟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在给他们出主意。”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马歇尔还在对美国国会说：“在中国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共军队〕有外来的共产党支援。”美国怎么可能全然不知情，他们跟英国人都在不断监听苏联与中共的电讯联系，不少电报从莫斯科直达延安，清楚无疑地显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其他美国官员也曾告诫马歇尔，延安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最后的报告开宗明义就是：“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

马歇尔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至五日访问延安。为了把一切都控制得天衣无缝，毛连儿子都送下乡去。毛对岸英说，这是为了让他学习农活和中国习惯。但真正的原因是岸英会讲英语，毛怕他跟马歇尔等人交谈。在延安的美国人对岸英很感兴趣，一次星期六晚间跳舞会上，毛介绍他认识了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罗就在舞场边上采访了他。据岸英说：“访问记翻译成中文，要我过目后发稿。”岸英请父亲看。“不料父亲并没有细看，就把稿子揉成一团，还严厉地批评了我”：“怎能对外国记者随便发表谈话？！”岸英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不是不熟悉管束，但对毛控制的严厉他仍然全无思想准备。毛对他不放心。

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说：“我跟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谈，我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他没有表现任何不满，向我担保尽其所能合作。”马歇尔称在东北的“共产党势力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 ，“从延安大本营跟〔东北〕当地共产党联系简直就办不到。”其实，延安跟东北局和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天天都有长电来往。马歇尔在延安时，毛就已经向阿洛夫详细复述了跟他谈话的全部内容，请阿洛夫电告斯大林。

马歇尔为毛的成功作出了关键贡献。一九四六年晚春，当毛的军队在东北全面溃败时，马歇尔给蒋介石施加了决定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停止在东北追击中共。马歇尔威胁蒋介石说，如果继续追击，美国就不再帮他运部队去东北了。五月三十一日，马歇尔甚至写信给蒋，称这事关系到他本人的荣誉：“在目前政府军在东北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重申：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即我本人的立场是否正直成了严重问题。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进、打击、或追赶〔中共〕”。措辞如此强硬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屈服，答应停火十五天。这个决定，使毛绝处逢生。他刚于六月三日被迫同意放弃北满重镇哈尔滨。一得到停战令的消息，毛在五日至少两次发电东北追改部署：“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至要至要。” “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转折点就这样到了。

在东北的中共官兵，包括林彪在内，都说蒋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进是大大的失策。蒋介石只要穷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苏联边境建立强大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切断中共与苏联的铁路运输线，使苏联重型武器不可能运进来装备中共。

蒋介石答应停火十五天之后，马歇尔又再施加压力，要蒋把停火期延长为四个月——甚至把整个北满让给中共。重开战火意味着跟马歇尔直接冲突，蒋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向的马歇尔，已是“态度暴躁异常”。

蒋介石被马歇尔逼得焦头烂额时，又接到杜鲁门总统的严厉警告。七月中旬，两名反蒋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国民党统治的昆明被枪杀。美国民意测验立刻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赞成继续援蒋，百分之五十的人要求“不介入”。八月十日，杜鲁门写信给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提到这两桩暗杀，说美国人民对这样的事“深恶痛绝”，威胁说如果和谈没有进展，他只好重新考虑美国对蒋政权的态度。

在这样的压力下，蒋介石在东北的停火继续了下去。蒋的亲信陈立夫对我们说，他不赞成蒋的做法，劝蒋“像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没用。”但是蒋离不开美国。整个内战中，美国给了他三十亿美金的援助，其中十六亿拨款，约八亿五千万是武器援助。

东北的停火使毛得以在北满建立了横一千公里，纵五百公里，面积比德国还大的根据地。毛把这块地盘比作舒适的“沙发”，背靠苏联，两臂有北朝鲜、外蒙古作依托。

停火的四个月使中共有了充裕的时间整顿部队，包括整编原满洲国的二十万军队。凡是信不过的被通通“清洗”。◆

◆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透露：这三年中“逃亡清洗可能有十五万人”，几乎快赶上“战死、失踪、被俘、医院中死去和残废等”的总数：十七万二千四百五十四人。

整顿的重要内容是激发士气，办法是“诉苦大会”，由干部带头，战士们一个个上台去诉本人和家庭之苦。他们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目不识丁，因为忍饥挨饿，遭遇不公，有一肚子苦水。痛苦往事被勾了起来，大会上男子汉们哭得像泪人儿一般，空气变得像发烧似的滚烫。有份给毛的报告说：“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膺感动的气死了。死而复活，现成傻子。”

党告诉那群哭得死去活来的战士们，他们的苦都是蒋介石政府造成的，他们要“向蒋介石报仇”。亲历者说，这类诉苦真是立竿见影：“一场诉苦会下来，一个个抽抽噎噎的……那颗心已经是共产党的了。”这样的魔力，正常冷静心态下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与政治上洗脑齐头并进的是军事训练。苏联人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共第一支部队进入东北时，看上去不像正规队伍，也不会使用现代化武器，苏军还以为他们是土匪。停火期间，苏联人开办了十六所空军、炮兵、工程兵等军事学校。中共军官还到苏联去培训，有的去苏军控制区旅顺、大连。旅大也成了在南满被打散的中共部队和干部避难、休整、受训的集中地。

莫斯科为毛提供的武器包括缴获日本人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千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北朝鲜是日本的重要军火库，那里的军火都给了毛，足足装了两千多车皮。还有更多的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联制造的武器也来了，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的德国武器，上面的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国制造，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那里缴获来的。

中共从苏联秘密接收了数万日本战俘，他们在把中共军队训练成强大作战机器上功不可没。是他们教中共怎样使用日本武器，怎样保养、维修这些武器。是他们创建了中共的空军，由日本飞行员做教练。数千训练有素的日本医护人员悉心治疗护理中共伤病员，流过血的老人至今提起来还非常感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朝鲜。中共从那里不仅得到了军火，而且得到了一支由日本加苏联训练的二十万人的强悍军队。北朝鲜与东北有八百公里边境线，中共把它称为 “我们隐蔽的后方”。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共被国民党赶着跑时，大量伤病员、后勤人员和战略物资转移到这里。国民党占领东北中部，把中共军队断开后，北朝鲜成了沟通北满与南满的走廊，也是连接关外与关内根据地，尤其是战略要地山东的要道。为了协调这张庞大的转运网，中共在平壤和北朝鲜的四个港口设立了办事处。

斯大林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苏联铁路专家组开始修复东北铁路。一九四八年六月，斯大林派前铁道部长科瓦廖夫（Ivan Kovalev）来华总领全面修复工作。苏联人共修复了一万多公里的铁道线，一百二十座桥梁，使中共能快速运输大部队和苏联重型武器，得以在那年秋天攻打大城市。

苏联、北朝鲜、外蒙古对中共的这一切援助都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共用各种办法掩盖它，毛特意命令林彪从党内秘密文件里“删去‘展开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的根据地’一句”。毛还叫林彪写上战争目的是“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阶级斗争口号不要提。”莫斯科的宣传机器说苏联援助毛的传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上，中共声称打蒋介石靠“小米加步枪”，才是货真价实的谎言。

毛不想欠斯大林的情，大规模苏联军援开始后，一九四六年八月和十月，中共两次主动提出用食品偿付。苏联驻哈尔滨的贸易代表谢绝了。毛十一月派亲信刘亚楼到莫斯科去游说，达成秘密协议，中共每年给苏联一百万吨粮食。这些粮食都是从老百姓口中夺走的。

东北停火时，蒋的军事力量仍远远优于中共。国民党军队有四百三十万人，中共只有一百二十七万。蒋把中共军队赶出了关内的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整个长江流域。毛在所有这些战区里，一再坚持要部队夺取和保卫大城市，都遭到失败。在华北，有“三路四城”之战（指夺取三段铁路，及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大城市）。在华东，毛指示向蒋介石刚恢复的首都南京挺进，说这个计划“并不冒险”。

挫折一个接一个，毛毫不灰心，他有把握赢得最后胜利，因为他有北满这个“沙发”。一九四六年十月，当蒋介石重新进攻时，中共已利用四个月停火把“沙发”建得如铁打的一般。那年冬天，国共双方恶仗不断。国民党发现他们的对手今非昔比，顽强善战。中共军队总指挥林彪的军事才能这时发挥得淋漓尽致，打起仗来“又狠又刁”。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他的部队日夜卧在冰雪地里打伏击。据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几番大战下来，国民党在东北黑土地上的主动权，遂告易主。

一九四七年一月，马歇尔离华，美国调停宣告失败。美国开始认真援蒋，但为时已晚。中共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打通苏联”，已经大功告成，而且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实现的。毛泽东在全国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HangMing

29 蒋介石失去大陆

1945～1949年 51～55岁

Mao: The Unknown Story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给人们以希望。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岸杂谡杂胪饨唬杂凶畲笠庖濉薄＝颜飧鲋厝谓桓钚湃蔚娜耍汉谀辖＝槭讯游彻懈陡彻峄槭苯辉诔。案盖住币唤怯珊Ｈ巍?

胡宗南二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召。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其实毛已把延安疏散一空。

在此后的一系列战斗中，战事的发展和胡将军的行为令人十分费解。毛也一反常态。

毛在陕北只留下由彭德怀率领的两万多部队，不到胡宗南统帅的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毛坚持不准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的人惊叹的是，向来极端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引擎，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贯为毛的安全殚心极虑的周恩来，这次也像无事一般，一路上和毛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速放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沢沟壑，是打埋伏战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名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伏击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前一天，才从胡宗南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写到：快到时，“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中共军队〕，当即电报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报，反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这几千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进，结果全数被歼。

这时，胡的大部队被派往另外的方向，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驰援的胡军远在高山深峡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部队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这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回忆道：“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非但不相信，反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武器、物资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天气热了，部队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中共军队腐尸中脱取恶臭扑鼻的布鞋。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随蟠龙而失去。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内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一再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

自占领陕北以来，毛第一次在他的领地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为他预备好了他爱吃的香肠、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馆里用餐，怕不卫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专门从东北前来为他拍电影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机，整天摆弄来、摆弄去，她未来的摄影爱好就此开端。毛的苏联医生不时从黄河以东的根据地过河来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向斯大林汇报。

只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出去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脾气。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黄河边停着船和汽车，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刘戡的军队。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无法骑马时，特别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在设法要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收发电报的机要人员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 ，还说：“我们的人的身分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暂住的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转兵去保安。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胡声称“匪主力”在保安，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在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时，毛已经安全了。毛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不去苏联了，但他叫人“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在途中观亭一带，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回电说：“宜川情况紧急，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该军仍须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仲，但亦无可奈何。” “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 ”。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就这样断送掉。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提出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唯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推到死去的刘戡等人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再三“重蹈覆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把别处的部队也给他调去。美国军事顾问巴尔少将（David Barr）说：“蒋委员长的老朋友胡宗南将军说服蒋不断向胡的战场增兵，后来证明，这对国民党的华东华中战场是灾难性的。开封洛阳一带的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一反常规，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张扬起来，蒋介石可能会撤胡宗南的职。

从毛泽东的各种表现，到胡宗南的一系列行为，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

◆ 人们常常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但熊不过是胡的机要秘书，不可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下一系列具体命令，指挥军队调动。更何况熊本人在胡军进入延安两个月后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就离开了胡宗南。那一系列战场上的具体命令，也不是远在南京的其他红色代理人能够下达的。

胡宗南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那时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军校，当仁不让地埋下了若干红色代理人，经手人主要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毛留在陕北一年，一直跟在毛身边的就是周）。据胡宗南的部属在台湾编写出版的《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所述，军校里，大家都认为胡是共产党员，原因之一是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而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由于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胡接着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便没有再被当作共产党人。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的中共资料明确指出，胡公冕为红色代理人。

胡宗南交了个亲密朋友，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的手下张严佛写道，戴笠要胡军中的情报人员把上报的重要情报都抄送胡。这么一来，就是有人对胡有怀疑也不敢报告。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但胡是蒋介石的爱将，弹劾自然难成。蒋还让胡主持派人潜入大陆打游击、搞情报的活动，都一一惨败。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

蒋的用人不当，也使他在决定国共胜负的三大战役中败北。首先是东北的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一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任东北五十五万大军的统帅。

卫立煌曾在一九三八年秘密提出要求参加中共。毛泽东于一九四○年报告莫斯科说，中共请卫暂时留在国民党里，待机而行。卫立煌选择背叛蒋介石似乎是出于怨恨蒋介石没有重用他。他对亲信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他针对蒋介石说：“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

有个叛逃的中共高级干部告诉蒋介石，卫是中共的人。蒋半信半疑。抗战后，尽管卫在缅甸当远征军司令官时立了大功，人称“百胜将军”，蒋没有任用他做陆军总司令。这下卫更不满了，一赌气跑出国去。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做东北军事长官是美国人的推荐。美国人喜欢卫，把他看作政治上的“自由派”，欣赏卫在缅甸的作战，认为卫有做军事统帅的资格。蒋之所以接受，据美国当时驻沈阳的副领事威廉·斯多克斯（William Stokes）说，是因为“蒋正焦头烂额地努力想从美国那里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和金钱”。

卫立煌接到蒋的召唤时，人在巴黎。他马上跟驻法国的苏联大使馆联系，通过他们跟中共互通消息。从此他跟毛互相配合，做的第一件事是按毛的意思，把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使百分之九十的东北一枪不发地成了共产党的地盘，这些大城市变成红海中的几个孤岛。

蒋介石要卫立煌把部队撤到南大门锦州，做好撤进关内的准备。美国军事顾问巴尔也是这个意见。可是毛要卫把部队部留在东北，以便中共“关起门来打狗”。卫立煌于是无视蒋介石的再三命令，拒绝调动部队。蒋介石呢，非但不撤卫的职，反而一连几个月跟他无休止地争来争去，一直争到十月十五日，中共夺取锦州，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关在里面。中共跟着一个个围攻国民党军队孤守的大城市，十一月二日攻克沈阳后，全东北都属于毛了。

鉴于卫立煌在东北的表现，蒋介石撤了他的职，把他软禁起来。许多人呼吁要对他军法从事。但蒋介石对他的高级将领或政敌都绝少枪毙，就连监禁也很罕见，卫立煌潇洒地去了香港。一年后，中共政权宣告成立，卫马上给毛发了一封热情的贺电，充满了“英明领导”、“辉煌胜利”、“伟大领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 “雀跃万丈”等字眼。只是他本人不肯到大陆去生活，在一九五一年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请求支持他做所谓“第三种势力”的领袖。直到一九五五年他才回大陆，一九六○年在北京去世。毛对他后来的这番表现嗤之以鼻，对侄儿毛远新说：“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卫在毛的胜利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中共从来不提。

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住在北平西南二百四十公里的西柏坡。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结束后，毛命令林彪指挥下的一百三十多万人马入关，准备打后来知名的“平津战役”。

华北有六十万国民党军队，总指挥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直接指挥绥远抗战的就是他。虽然他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他身边也有共产党人，包括他的女儿。毛特地指定傅的女儿搬来跟傅同住，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傅作义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不是完全不知情，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十一月，面对就要来临的林彪大军，傅作义思前想后，下决心瞒着蒋介石向中共求和。他对蒋政权已失去信心，觉得打不赢中共，打也没用，只会徒然使城乡被毁，生灵涂炭。他特别害怕百万大军的无情战火，会把他深爱的古城北平夷为废墟。他想及早结束战争。傅作义对共产党统治并无幻想，他曾公开地说共产党将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蒋介石很清楚傅作义的精神状况，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宜生〔傅作义字〕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但是他不解除傅的军权，甚至在傅坚决地请求辞职时，还给他来了个“万难照准”。

通过傅作义女儿的报告，毛对傅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发觉从这样一个必败的对手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毛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傅作义这员名将。从十一月起，傅作义不断派人联系要求“起义”，毛泽东给他来了个拖延战术，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拉着他又保持距离，给他希望又教他濒于绝望。与此同时，毛调兵遣将，把傅的军队一支支吃掉。这时的傅已完全失去了做统帅的心理条件。在中共围攻新保安的关键战斗中，战地的一位军长电话问傅：“是否还向北平集中，还是就在这里会战？” “究竟怎么办？”傅停了一下，没精打采地说：“你看着办吧！”当时军长就想：“事情要坏了”。

直到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落入毛手，显示出他的战无不胜之后，毛才对傅作义几个月前就一再请求的交出北平、交出华北的和平意向点头。然后毛立即颠倒事实，宣布傅作义只是在天津失陷、兵临城下的最后关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才接受关心、爱护北平的毛的“和平解放”。这就是毛夸耀的平津战役。实际上，华北完全可以无战事。平津战役根本不需要打。毛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形象，无端浪费了数万人的生命。傅作义一九七四年在大陆去世。

跟“平津战役”几乎同时，一场真正的大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在华中地区进行，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打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双方参战人数上百万。战役以国民党失败告终，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成了定局。

这场大战中，国民党方面不乏地位重要的红色代理人。战役开始四十八小时，分别潜伏了二十年和十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便率部“起义”，敞开了战区的大门。

最主要的破坏者是在蒋介石总部身居要职的刘斐和郭汝瑰。他们的职责包括制定军事计划，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制定错误计划，提出使国民党军步步挨打的致命建议。把情报不断传递给中共那就更不在话下。

蒋介石格外垂青的是郭汝瑰，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对他言听计从。那时，战区指挥官已经对郭起疑，蒋的二儿子纬国也向蒋揭发过他。蒋虽然渐渐对他失去信任，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最后不过把他调到四川当军长，这还是刘斐的建议。在四川，郭汝瑰在中共到来时带领整支部队投降。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百分之八十的蒋军被打垮，辽阔的长江以北成了毛的天下。国民党大员纷纷倒戈。一月七日，毛电告斯大林说：蒋手下的“许多要员”都找上门来做交易，前国防部长“白崇禧对我们的人说：中共有什么命令我都会立刻去完成”。◆ 毛说他要这些来找中共的人留在国民党内，等待最佳时刻，必要时甚至可以假装抵抗。

◆ 没有迹象表明白崇禧为中共做了任何事。

尽管长江是一道阻止中共军队南下的天然屏障，蒋介石的海军也不可小觑，但一个个旧谍新叛使得这道天险成了一条浅清待涉的小溪。南京、上海门户洞开。毛在一月九日至十日间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充满信心地说，他的政府“能在夏天成立”，或“更早一点”。

蒋介石的失败，还在于他“家庭观念重”。他战后的行政院长是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宋的政策使宋家跟蒋夫人的姐夫孔祥熙家族都发了财。日本投降后，宋子文把重庆跟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货币兑换率定成极不合理的一比两百。只此一举，使孔、宋家族的财富大大地膨胀，而汪政权下人民的财产大大地缩水。在宋子文治理下，接收大员们随意指人为汉奸，敲诈勒索。蒋介石写道：“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党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影响广泛的《大公报》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为“胜利的灾难”。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正处在风光之巅，转瞬间他们就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物价飞涨、囤积居奇、抢购成风成了城市的流行病。国民党政府消耗干净了自己原有的，以及从汪政权那里继承来的大量黄金和外汇储备。在宋“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下，孔、宋两家控制的公司利用特权，捞取了巨额外汇，进口美国商品牟取暴利。由于美国物资的倾销，一九四六年中国对外贸易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一大批工商业破产倒闭。

民众的愤怒，报界的谴责，监察院的弹劾，参政会议员面对面的尖锐质询，迫使宋子文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辞职。蒋介石下令调查对他的指控，结论是宋、孔两家的公司在短短八个月中，攫取了三亿八千多万美金的外汇，高达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但蒋介石对他妻舅的惩处，不过是降职，派他做广东省省主席。这使忠实于蒋的那些并不腐败的追随者们气愤不平，老百姓对政府更是伤透了心，把他们叫作“一帮强盗”、“吸血鬼”。蒋介石无法制止腐败，特别是他妻子家族的腐败，也使他进一步失掉了美国的人心。

对蒋的亲戚的调查报告，当局秘而不宣。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搞到一份，七月二十九日在报上发表，全国哗然。在蒋夫人生气地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后，《中央日报》奉命发表声明，说前日刊登的调查报告“漏列小数点”，把孔、宋套汇的数字从三亿一下子降到三百万。

蒋介石不断让他的个人感情，决定他的政治、军事政策。他就这样失去了中国大陆——失给一个完全没有这些弱点的人。

HangMing

35 难发的战争“财”

1950～1953年 56～59岁

Mao: The Unknown Story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时，金日成正败得一塌糊涂。两个月后，志愿军把联合国军赶出了北朝鲜。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毛在朝鲜有四十五万人，是他七万五千残兵败将的六倍。十二月七日，志愿军收复平壤，金把战争指挥权交给了中国人。彭德怀打电报给毛说：“金同意组成联合指挥部，今后不再直接干预指挥。”联合指挥部司令是彭德怀，毛泽东接管了金日成的战争。

志愿军打到三十八度线时，彭德怀向毛要求停下来，说运输线太长：“目前部队粮、弹，鞋、油、盐均不能按时接济，主要原因是无飞机掩护，随修随炸。”毛拒绝停下来，十二月十三日，他覆电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志愿军不久攻占南朝鲜首都汉城（首尔）。斯大林给毛贺电的热度远远高过对毛夺取中国的祝贺。斯大林还特意指出，毛的胜利是“针对美国人的”。

十二月十六日，杜鲁门在电台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以后的越南战争中都未曾发生过。杜鲁门用严峻的语言对美国人民说，他们的家庭和民族“现在面临巨大的危险”。几个星期的工夫，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中国人把美国人往后赶了两百公里。国务卿艾奇逊说美国军队遭到一百年来“最惨的失败”。

中国的胜仗代价沉重。彭德怀十二月十九日报告毛说：“大衣和棉鞋多数未运到，棉衣、被毯，多被敌机燃烧弹烧掉，不少战士穿单鞋，甚至还有部分人打赤脚。…… 目前正值大雪，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度，战士在体力削弱，冻坏脚者无法走和沿途露营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可想像之损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中共负责志愿军后勤供应的李富春告诉苏联人，有的整支部队死于严寒。

志愿军打仗靠“人海战术”，用他们的唯一优势——人多——跟西方的炮火拼。英国名演员麦可·凯恩（Michael Caine）曾在朝鲜战场作战。他告诉我们，他出身穷困家庭，刚去朝鲜时对共产主义颇带同情，但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亲眼目睹中国士兵像大海波浪般一潮一潮地往前冲，用身体消耗西方的子弹。他当时就想：他们连自己人的生命部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中国军队的胜利没能持久，一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队发动反攻，形势逆转。中方的伤亡极其惨重。二月二十一日，忧心似焚的彭德怀赶回北京去见毛。一下飞机他驱车直奔中南海，听说毛住在玉泉山别墅，他匆匆赶去。警卫告诉彭毛正在休息，彭德怀焦急之下，做了件无人敢做的事：他推开警卫，闯进毛的寝室，把毛叫醒，向毛讲述朝鲜局势如何严重。毛听后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几天后的三月一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陈述了他的作战方针：“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他告诉斯大林，他准备用中国的人力来跟美国拼消耗。“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和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总之，”毛说，“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

中国军队一入朝，毛马上行动起来，向斯大林要军事工业。他派他的海军司令去莫斯科谈海军建设问题。跟着去的是谈判建立航空工业的代表团。在航空工业方面，毛相当成功，莫斯科签订了协议，帮中国建工厂，先修理、维修飞机，再在三到五年内过渡到制造，届时年产三千六百架歼击机。轰炸机的制造也在讨论之中。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时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有大约三千架飞机，包括先进的米格机。

一九五一年五月，毛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团”到苏联去索要中国在朝使用的各种兵器弹药的制造蓝图，要求苏联帮助建设军事工业。代表团提出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对此斯大林满口答应。但建兵工厂就不一样了。徐向前说：一连数月，“兵工生产问题迟迟不见答覆，我着急得很，左催右催，没有结果”。徐发电报问毛怎么办，毛覆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最后，苏联只同意转让几种兵工技术资料，其他的一概不谈。

这时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一年，美国空军把北朝鲜炸得千疮百孔。金日成眼看着他将来统治的会是一片废墟，面积可能比当初的还小，他急于结束战争。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他秘密到中国，建议同意联合国早已提出的停战谈判。

毛不想停战，斯大林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对军事工业的要求。但他不反对临时停火。志愿军这时正吃败仗，急需喘口气。毛派东北负责人高岗同金日成一道去见斯大林，既谈临时停火，也催帮助建设军事工业。斯大林谈完后打电报给毛，避而不提军工，只说了句让毛开心的话，把金日成视为毛的部下：“今天见到了您在东北和朝鲜的代表。”斯大林同意临时停火。朝鲜停战谈判在七月十日举行。

几个月内，大多数问题都很快解决了，毛和斯大林扭住一个问题不放：战俘遣返问题。当时联合国军手上有两万中国战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官兵，不愿意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去。美国坚持自愿遗返，◆ 毛要全部遣返，命令谈判代表：“一个也不能放！”这一句冷酷的话使朝鲜战争多打了一年半，中国多死了几十万人，朝鲜死的人更多。金日成本人是一心想接受美国的条件，劝毛说没必要去争那几个政治上不可靠的国民党。金的话没用。

◆ 美国的立场是基于二战结束后战俘遣返带来的悲剧，当时西方送归斯大林的许多战俘，后来被斯大林杀害或监禁，在西方引起强烈震撼。所以无论从人道或从政治考虑，美国都决不接受强迫遣返。

边谈边打一年以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四日，一度信心百倍要征服南朝鲜的金日成，给毛发电报，哀求毛接受妥协，结束战争。美国轰炸下的北朝鲜，就像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说的：“再没什么东西可炸了。”北朝鲜人口降到生存线之下，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死亡。

毛当即给金日成回电拒绝。“不接受敌人〔自愿遣返〕的提议只有一个害处，”毛说，“就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死些人。但是……”毛接下去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说死人有好处：“锻炼了人民，使他们获得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回电结尾处，毛说他要向斯大林报告，看大老板怎么说。

金日成怕大老板看出他不坚定，不等毛通知他斯大林如何作答，即刻给毛回电，说毛当然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决心打到底，只请求再给他些军援。金同时主动发电报给斯大林，可怜巴巴地解释他为什么动摇。

斯大林在十七日给毛回了封两行字的电报：“我们认为您对停战谈判采取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接到平壤的报告，金日成同志也赞成您的立场。”

一个月后，斯大林、周恩来有一段隐含杀气的对话。据会谈纪录，周先说中国准备战争再继续两到三年，斯大林问起朝鲜领导人的态度，说“美国人没有吓倒中国，能不能说他们也没有吓倒朝鲜？”

周恩来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相信地说：“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倒还不错。”

周恩来改口说：“朝鲜是动摇了……从朝鲜某些领导人身上，甚至可以感到恐慌。”

斯大林说他“已经从金日成给毛泽东的电报里看出了恐慌。”

周恩来说：“是这样。”

显然，对金日成而言，斯大林、毛泽东的确比美国轰炸更可怕，他们一句话就能推翻他。

战争，就这样继续了下去。

一九五二年八月，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见斯大林。首先是表功。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会谈时周说：“毛泽东相信战争继续下去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把美国拴在朝鲜，使美国无法打新的世界战争。”斯大林夸奖说：“毛泽东说得对，这场战争使美国人坐卧不安。”周接着斯大林的话头强调中国的作用，说：“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先锋，使美国无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斯大林赞赏地说：“美国人是根本没能力打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在这场朝鲜战争以后。”斯大林还加上几句“笑话”，说：“美国的强大强大在什么地方？美国人的主要武器不过是长筒丝袜、香烟、这个那个商品。他们想征服世界，可是拿小小的朝鲜也没办法。”

毛的参战让斯大林可以藐视美国了，该斯大林给他回报了。周恩来开口就向斯大林要求援建一百四十七个项目，“都为军事需要服务”。这中间有生产战斗机的、舰艇的、坦克的，周要求“一家工厂一年出产一千辆轻型坦克，另一家四、五年内出产中型坦克。”

斯大林的反应是拿些漂亮话来搪塞，什么“中国一定要很好地武装起来，” “中国一定要成为亚洲的旗舰。”斯大林就这样一直敷衍下去，到死他也没有对周恩来的单子点头。

周恩来见斯大林的另一目的，是确立毛的势力范围。自从斯大林决定打朝鲜战争以来，他同意毛把手伸进日本、菲律宾、马来亚等亚洲国家。日本共产党人来北京筹备组织与朝鲜战争配合的武装行动。在东南亚，缅甸共产党游击队尤其活跃，正朝中国边境运动，以期打通中国，接受军援军训。来中国受训的还有未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

周恩来谈起东南亚时，好像中国已经主宰着它的命运。九月三日，周说：“在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中国的方针是和平地施加影响，而不是派兵进去。”他说对缅甸是这样，“对西藏也是一样。”斯大林见周把西藏跟缅甸相提并论，语带讽刺地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当然得进驻西藏。至于缅甸，你们应该小心行事。”斯大林又添上一句：“缅甸是应当有个亲中国的政府。”

周提起将要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斯大林说既然开会是中国的主张，应该让中国起主导作用。周恩来追问，苏联代表团“将起什么具体作用”。斯大林挖苦地说：“和平。”

周恩来明知斯大林不满，仍然继续说，希望趁十月苏共“十九大”时，中共代表刘少奇与到会的亚洲共产党领袖会谈。周问：“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同印尼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谈党的问题。”

斯大林含糊地答道：“现在还很难说……”

周恩来进一步提要求说：“日本同志也将到会，他们很可能也想讨论党的问题。”

斯大林回避表态，说：“在这个问题上，老大哥当然不能拒绝帮助小弟弟。等刘少奇来了再说……”

周恩来步步紧逼：“刘少奇来的意向就是要谈，他将带来有关材料。”

斯大林不得不说：“如果中国同志想谈，当然我们不会反对。”但他又想推托，紧接着说：“如果不想谈，那么什么也不必谈。”

周恩来很坚决：“中国同志绝对肯定想谈。”

毛泽东两年多前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不许他见任何人。今非昔比，斯大林只好说：“既然如此，我们会找到时间谈。”

目的达到，周恩来说了句让大老板宽心的话：“希望我们所有要谈的问题，都能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嘲讽地问：“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来说是建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指示。”

周恩来的绵里藏针代表了毛泽东新起的强硬。

为了让毛过得不舒服，斯大林有意在毛和毛的同事之间制造冲突。九月初，彭德怀和金日成同来莫斯科，参加朝鲜战争打响后唯一的一次苏、中、朝三边会议。斯大林在一天会后破格把彭德怀叫到一边，单独谈了一阵，没有叫周恩来。周报告了毛，毛大为生气。彭德怀解释说，斯大林谈的只是北朝鲜人虐待战俘的问题。毛疑心未消。

下一个是刘少奇。十月份刘到莫斯科出席苏共“十九大”，斯大林对他的亲密程度超乎寻常。刘的翻译师哲注意到，斯大林“甚至谈及他个人的处境、心情”。周恩来后来说，斯大林对毛访苏“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热烈”。

十月九日，《真理报》刊登了刘少奇在头一天代表中共向“十九大”致的贺词，大字标题把刘称为中共“总书记”。这个头衔在除中共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中都是第一号人物，莫斯科很清楚中共没有“总书记”。这样的登法不是失误，正如苏联驻英国大使对我们说的：“《真理报》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失误。”这是斯大林故意捣鬼。

刘少奇当即写信给斯大林的副手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全党“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刘没有惊惶失措，“十九大”结束后，他按照原计划留在苏联跟亚洲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毛最想染指的是印尼共产党，而印尼共又迟迟不来，毛要刘见了印尼共才走，刘只好在苏联等下去，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六日。

这天夜里，在斯大林主持下，刘与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D. N. Aidit）、尼约托（Njoto）等人开会，中共正式“接管”印尼共。会开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艾地走到雪地里，扔雪球庆贺。他没想到，十二年后的一九六五年，毛的领导将把他跟数十万印尼共产党人送上死路。

跟艾地等人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当天就离开莫斯科回国。

随着朝鲜战争的继续，毛泽东向斯大林索要军事工业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封电报长达八页纸。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国事演说中暗示他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毛立刻就向斯大林要原子弹技术。

艾森豪威尔以为他的话会吓住毛，殊不知这正是毛迫不及待想听到的。第一颗原子弹扔下以后，毛外表上作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说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实际上，他迷上了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访苏时，他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回去后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管经济的薄一波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在各种会议的场合几乎都要提到我们没有原子弹的问题，毛主席讲来讲去着急啊！”

艾森豪威尔提到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后，毛派核专家钱三强赶赴苏联去见斯大林，要这个梦寐以求的宝贝：你要是不想跟美国打核战争，你就得让我拥有原子弹。

这一招将了斯大林的军，因为苏联同中国有同盟条约，一方挨打，另一方也得卷进去保护它。斯大林不想让毛拥有原子弹，但他怕艾森豪威尔真会扔原子弹。这促使斯大林决心结束朝鲜战争。根据看到了俄罗斯最高机密档案的苏联沃克戈洛夫将军（Dmitri Volkogonov）的披露，斯大林在二月二十八日决定结束战争，告诉苏共领导人他第二天将采取行动。就在当天晚上，他突然脑溢血，几天后的三月五日死去。

导致斯大林脑溢血，毛泽东的压力，说不定也有一份。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顿晚餐上谈到朝鲜战争，把在朝鲜老打不赢，同没能把南斯拉夫的铁托留在共产主义阵营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斯大林还谈起共产国际早年在远东的工作，提到共产国际在日本的失败。晚餐后，斯大林读的最后一份报告内容是暗杀铁托失败。从斯大林的话题，到他看的文件，都跟毛有关系。◆

◆ 一九九四年，发动朝鲜战争的四十四年后，金日成因心脏病突发死去，死时坐在椅子上，手里攥着俄罗斯政府即将解密的关于朝鲜战争内情的文件。

毛泽东到苏联大使馆去吊唁斯大林。使馆工作人员称他含着眼泪，有点儿站立不稳，周恩来痛哭失声。事实上，斯大林的死是毛泽东的解放。

三月九日，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大会，全国举哀，规定的纪律里有一条：“不准笑！”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仪式以毛向遗像鞠躬、献花圈开场。会上有多人讲话，但毛没讲。他也没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送葬。江青那时在苏联，去向斯大林的遗体告了别。周恩来受命出席红场上举行的葬礼，同苏联领导人一道跟在斯大林的棺材后面走。那天天气特别冷，不怕冷的周恩来只穿着件薄薄的大衣。走在周后面的捷克党首脑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几天后也一命呜呼，说是“感冒”，实际上是酗酒过度。在布拉格举行葬礼时，周恩来也去了，碰上英国共产党领导波立特，向周要了五千五百英磅重修伦敦的马克思墓。

三月二十一日，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与周恩来开了一夜的会，对周说他们决定结束朝鲜战争，要是毛合作的话，他们愿意卖给毛九十一座大型军工企业。这些都是斯大林迄今拒绝出售的。苏共新领导人不像斯大林把毛看成是对他个人的威胁，他们认为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对共产主义阵营是件好事。

但毛不停战。他想要的一样东西还没得到：原子弹。周恩来参加斯大林葬礼时，曾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此时仍在苏联的钱三强代表团一再请求核技术转让，都被莫斯科拒绝。钱三强等人在苏联“赖”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正是毛拒绝停止朝鲜战争的三个月。五月，苏共新领导人给毛发了“最后通牒”。

朝鲜战争期间，共产党一方指责美国在中，朝两国使用细菌战。被俘的美国空军被迫供认扔细菌弹。中共至今指控说美国“布撒细菌即达八百零四次之多”，而宣布的死亡人数只有八十一个。当时在朝鲜的两位苏联将军，北朝鲜总参谋长南日的顾问索兹诺夫（Valentin Sozinov），和北朝鲜军的主要医药顾问斯里瓦诺夫（Igor Selivanov），都对我们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细菌战的痕迹。斯里瓦诺夫特别说，以他的职位，要是扔了细菌弹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他苏联将领、外交官也异口同声说没扔。

“捏造细菌战”当初毫无疑问斯大林是点了头的，如今苏共新领导把它变成罪名，给毛施加压力，要他停止朝鲜战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细菌战是中方“故意捏造”的，给北朝鲜方面“造成既成事实”。北朝鲜官员对苏联人说：“细菌弹很可能是中国飞机自己投下的。”

五月二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V. V. Kuznetsov）递交给毛一封空前严厉的信，说：

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委员会被给予了错误的信息。报纸上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大肆宣传，是建筑在虚假的消息来源上。对美国的指控是虚构的。

信中“建议”北京不要再提这些指控，并说苏联方面“参与捏造这一指控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兹瓦也夫（V. N. Razuvayev）已经被召回，关进了克格勃的监狱。

库兹涅佐夫大使在五月十一日深夜把信交到毛手上，周恩来也在座。据库大使向莫斯科报告，毛说关于细菌战的宣传是“根据前方的汇报”，“要确定这些汇报的精确度是很难的”。“如果你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库大使显然奉命要详细描述毛的反应，他说他“注意到毛泽东表现得有点紧张，不断地掐断香烟……到会见快结束时，毛才镇定下来，开始有说有笑。周恩来的举动是刻意的严肃，也有些不安。”

从对细菌战的否定，到莫斯科声色俱厉的用语，毛看出不结束朝鲜战争不行了。第二天凌晨，苏联大使离开后，毛做出决定，结束朝鲜战争。

苏共新领导人一心要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毛知道他得不到原子弹了。他召回钱三强，接受了军工项目。他通知停战谈判代表接受美国方面坚持了十八个月之久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

两万一千三百七十四名中国战俘中，三分之二拒绝返回大陆，大多数去了台湾。回到大陆的从此被当作“叛徒”、“特务”，在一次次整人的运动中历尽苦难，直到毛死。毛还向金日成建议，扣下当时北朝鲜秘密关押的六万南朝鲜战俘。金日成把他们分散在北朝鲜最偏僻的角落里做苦工。他们中的幸存者也许今天还在那些地方。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这场历时三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伤残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中国赴朝参战的至少三百万人，起码死亡四十万人。中国官方数字是十五万二千人，但邓小平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康生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Enver Hoxha），都承认是四十万。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也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几十万同志”。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一百万。◆ 美国死亡人数三万七千人，英联邦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其他国家一千八百人。在这场战争中，据估计南朝鲜包括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大约有一百万，而北朝鲜更高达二百五十万人。

◆ 这些牺牲并未让北朝鲜感激中国。当我们要求参观平壤的中国参战纪念馆时，当局一口回绝；我们问中国的牺牲人数，当局两次拒不作答，最后答覆是：“可能一万。”

这场大战打下来，金日成一寸土地也没拿到，他的国家反而变成一片焦土。毛泽东得到了什么？势力范围的扩大，航空工业的起步，和苏联签了几十个军工项目。但战争使中国每年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被吞噬，还背上了从苏联那里贷款购买军火的沉重包袱。更不用说数百万中国人伤残死亡。

在那无数葬身异地的中国人中，有毛泽东的长子岸英。他在志愿军总部给彭德怀当俄文翻译，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那天是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刚到朝鲜一个月，年纪只有二十八岁。

一年前他才结婚，妻子刘思齐是毛泽东的干女儿，两个年轻人相识有几年了。一九四八年，岸英告诉父亲他想结婚，毛勃然大怒，冲着他大吼，岸英又吓又急又气，走出毛的屋子就晕倒在院子里。他两手冰凉，人们赶紧用暖水袋给他暖手，滚烫的暖水袋把手烫出两个大水泡，他也毫无知觉。毛的大怒也许带些“性”妒忌。思齐长得文雅出众，在毛身边待了好些年。岸英又跟毛提过几次，毛都不松口，后来终于说可以，但得等到一九四九年“十一国庆”以后。新婚刚一年，岸英就走了。按照共产党的纪律，他没告诉妻子他到哪里去。思齐也没问，但她猜到他是去了朝鲜。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的死讯报告给毛。叶记得很清楚，毛“听后久久没有说话”，然后“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 ” “我回到自己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根据叶的观察，毛泽东本人“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

两年半多的时间，岸英的死讯一直没人告诉他年轻的遗孀。朝鲜战争还在打的时候，她没觉得丈夫长久的沉默不正常，在共产党里待久了，她明白搞秘密工作的人常常这样。但是一九五三年夏天，停战协议签订了，岸英还是没有消息，她感到奇怪了，去问毛，毛这才告诉她岸英早已去世。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几乎每星期都见到毛，寒暑假也跟毛一块儿过，毛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一点让她觉得事情不对的样子也没有。相反地，毛还不时谈到岸英，还开玩笑，完全不像谈已死的人，就像岸英还活着一样。

HangMing

45 有原子弹了！
1962～1964年 68～70岁
Mao: The Unknown Story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大饥荒过去了，经济复生了。在容忍刘少奇等人经济政策的同时，毛泽东逐步把他念念不舍的一些项目重新扶上马去，如人造卫星和核潜艇。当他听说现代武库中有一种新的很厉害的杀人武器叫“死光”（激光）时，毛当即拍板，说：“死光，搞一批人专搞，叫他们吃饭不做别的。”

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集中在搞原子弹。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当主任，指挥数十万人的庞大协作体系，保证两年内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无数次的轰爆试验，每一次，全国通讯线路都有将近一半被占用，整个国家，工业也好，民生也好，不断地停电停水，交通停运。

毛梦寐以求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要爆炸了，他提心吊胆，怕毁于一旦。这不是杞人忧天。在一九六三年美、英、苏三国签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肯尼迪指示谈判代表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 “设法探知赫鲁晓夫对限制、阻止中国核发展的意向，了解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者接受美国采取的行动。”赫鲁晓夫拒绝了。肯尼迪在八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奉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政府坚决要把战争作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手段，一旦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会变成“二战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我们希望采取步骤消除这一危险。”肯尼迪认真考虑了对中国的核设备进行空中袭击，包括摧毁设在兰州的化工厂，使之看去像是事故。对设在包头的钚厂，他的顾问说可能要动用核武器才能炸毁。

肯尼迪十一月被刺后，继任的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考虑过空降台湾特务人员，炸毁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罗布泊坐落在戈壁滩上，与外部社会隔绝。但空中袭击完全可能奏效。毛的担心就在这里。

一九六四年四月，毛得到报告，蘑菇云那年秋天可望升起。毛立刻着手杜绝他的核设施遭受袭击的可能性。苏联方面，毛的办法是拉住赫鲁晓夫，提醒他中国仍然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让他下不了手。四月十二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细节决定后的第二天，毛亲自修改了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原来准备写上分歧和争论，毛改成“〔分歧〕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他就会跟赫鲁晓夫“共同对敌”。对赫鲁晓夫，毛亲笔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结尾处还着意使用中苏友谊鼎盛时的套语：“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这封电报发表后，看惯了中、苏之间气势汹汹打笔战的人着实吃了一惊。“十一”国庆节前夕，毛又再次让苏联人诧异。他热情地跟苏联代表打招呼，拉着对方的手反覆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人民会站在一起的。

使毛不安的主要是美国。他的计划是拿美国军队作“人质”，使美国不敢对他的核设施轻举妄动。当时美国在南越有一万五千多军事顾问。毛要激化越南战争，以诱使美国增兵，就像后来周恩来对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所说，让美国军队最大限度卷入越南，作为“我们的保险政策”，“因为他们将有很多人在我们跟前，他们派越多的部队到越南，我们越高兴，这样我们就能给他们以血淋淋的打击。他们将离中国很近，在我们的手掌中。他们就是我们的‘人质’。”

北越人要的是战争逐步降级，告诉毛他们的政策是“不主动惹美国”。毛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断鼓动他们扩大战争，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 “恐怕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

毛还怂恿越共把战争扩大到周边国家，使他的“人质”越多越好：“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这个国家二百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应该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他特别强调帮助泰国共产党搞武装力量，因为美国在泰国有军事基地。

为了给美国明确的信号，周恩来亲临南海舰队，要它进入全面备战，准备进攻南越。南海舰队领到三千万元搬家费，把舰队搬到离越南更近的湛江。毛在中越边境部署了三十到五十万军队，准备一抬脚就跨进越南。

周恩来对坦桑尼亚（Tsnzania）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说，为了保卫中国的核设施，中国将进入越南行动，“无论有没有越南的同意”。周请尼雷尔把这一点转告美国政府，说：“美国如果轰炸中国，我们将用我们认为必要的方式进行还击。那时候，战争就没有界限了。”

毛也害怕美国轰炸他的整个军事工业系统。因为这些工厂大多摆在一览无遗的平原上，毛要把它们搬进内地的大山里。

这些内地的崇山峻岭被称为“三线”，沿海地区叫“一线”，中国其他地区为“二线”。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下令，为了应付“原子弹时期”，全国来个工业大“搬家”，把一线的重要工厂、科研机构，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一千一百多个主要企业于是被大动干戈地拆掉，千里迢迢地搬进山沟里。有的企业钻进掏空的巨大山脉，有的隐蔽在一劈两半的山间。一切从零开始，基本设施如钢铁、电力工厂全都重新建立。有的核设施甚至一式两份，以备万一。这一场大折腾历时十年，最高峰时至少吞噬了全国投资的三分之二，造成的浪费比大跃进还大。

从战略上讲，搞“三线”是荒谬的。三线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完全依赖陆地交通，路一断许多连水也没有。用油这时主要依靠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平原上的大庆。大搬家根本不能有效地保护中国军工。

由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坚持要快，三线工厂的建设往往来不及做必要的地质勘探。仅选址不当就使建筑费加倍。匆促建成的厂房禁不住洪水、地震、危岩、泥石流的危害，不得不经常停工，有时甚至整个车间被埋。许多昂贵的如坦克、船舶制造厂，大兴土木却永远建不成。有一份研究报告说：或许最大的失败是甘肃的酒泉钢厂，整整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

浪费的人力和无谓的牺牲更是无法计算。参加三线建设的有四百万人，修工厂、铺铁路、开矿藏，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山洞里的厂房通风透气设备极差，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恶心窒息。许多工厂建在当地人早已搬走的放射性污染带，使职工中癌症和异常病发病率特别高。水和其他生活用品都严重缺乏。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由于搬迁，无数家庭被拆散达二十年之久。只是在毛死了以后，一九八四年，当局才开始解决“职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照顾“年满四十岁、工龄满二十年，在三线艰苦地区工作满八年以上的干部和工人”。

在毛把中国投入这样的疯狂中去时，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未置一词。毛一开头就对他们说他的主意已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示意这次谁也不会饿死累死，说“不要闹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三线虽然在经济上是荒唐的，但不涉及政治迫害。这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这一带曾见识过造福人类的“丝绸之路”，丝绸、香料、宝石的贸易，文化艺术的交流，使受益的古国遍布欧亚大陆，从中国一直到地中海岸。两千年后，罗布泊却目睹了毁灭的烈焰。

选址在罗布泊是苏联人帮的忙。工程兵官兵、科技人员在这里安营扎寨，在“早穿皮袄午穿纱”的严酷气候和无休止的大漠风沙里，年复一年地住干打垒的土屋和帐篷，过着与家庭和外界隔绝的难以忍受的日子。

爆炸这一天，毛泽东守候在人民大会堂内他的套房“一一八”里。旁边等着三千名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职人员。这场为毛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歌舞剧，由周恩来任“总导演”。

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大厅里毛颂歌《东方红》乐声骤起，顶灯、壁灯一排排大放光明。毛泽东随着乐声满面含笑地走进灯光里，身后是他的同事们。毛一面向三千人挥手致意，一面让周恩来讲话。周走到麦克风前说：“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啦！”一开始，人群鸦雀无声，不知所措，人们事先没接到指示，不知道该怎样反应。周提示道：“你们可以忘情的高兴，但有一条，别把大会堂的地板给震塌了呀。”人们欢呼蹦跳起来，一个比一个显得激动。

毛泽东是唯一公开欢庆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爆炸成功的国家领袖。私下里，他以“诗”抒情：“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处都组织了庆祝活动。中国人这是第一次听说他们的政府在制造原子弹。不少人感到骄傲，认为有了原子弹中国就强大了。人们以为造原子弹靠的是“自力更生”，苏联起的决定性作用被隐瞒下来。

大饥荒不过是两三年前的事，有人心里在嘀咕制造原子弹花了多少钱。为了平息不满，周恩来特地在内部说这颗原子弹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据专家估算，事实上花的钱是四十一亿美元（按一九五七年的价）。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可以使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一个都不会死。也就是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HangMing

中共抗战中军事罪行纪要表
------<<中共问题提要>>附件

【大纪元6月5日讯】

甲、在河北：

（一）一九三八年一月，攻击河北民军赵云祥部于新河。
（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围缴冀察战区冀中游击司令部人枪于博野。

（三）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八集团军乘河北民军张荫梧部与敌激战疲困之际，发动贺龙、刘伯承、吕正操等部四万余众，围攻民军于北马庄。复又几度截击于赞皇邢台等地，卒被全部解决，死伤同志无算。张荫梧仅以身免。

（四）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袭击冀察战区游击第三支队于盐山，缴去枪械千二百枝，烧毁村庄八个，人民流离失所，司令孙仲文被害。

（五）一九四○年一月，袭击冀察战区游击第七纵队司令于灵寿，司令赵侗及由重庆随赵侗北上之一百廿位热血青年，均被十八集团军贺龙包围屠杀。

（六）一九四○年一月，正在元氏集中点验之冀察战区游击第四纵队侯如墉部，第二纵队夏维礼部，民军乔明礼部，被十八集团军四面袭击，军委会检阅官黎惠孚、徐竹齐及官兵被惨杀者一千二百余人。

（七）一九四○年四月至十一月，第十八集团军集中全部精锐，几度进攻正在和敌抗战之国军高树勋、朱怀冰等部，及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总部，直至鹿总司令等被迫离冀。


乙、在山东：

（一）一九三九年，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自由向山东发展之后，到处围攻抗战部队，先后解决山东第四、七、十、十四区保安司令部，鲁西徐海两行署所属部队，保安第七、八、廿七旅，鲁苏战区游击第二、三纵队，及邱河莱芜等卅一县之保安队常备队等。

（二）一九四○年八月，围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所部于鲁村。
（三）一九四二年五月，袭击第十二师于莱阳。
（四）一九四二年八月，袭击鲁苏战区总司令部。
（五）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夜，袭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秦启荣被害。


丙、在山西：

（一）一九四○年初，新二师陆续为朱德所部袭击于寿阳榆次。
（二）一九四○年二月，围缴第二战区游击司令黎明于香山大南沟一带。
（三）一九四二年四月，袭击独立第十挺进支队。
（四）一九四二年四月，袭击六十一军于浮山。

（五）一九四三年五月，乘敌军扫荡太行山时，十八集团军竟从国军后面袭击，致国军预八师及四五、四六两师，均损失惨重。师长陈孝强，军长孙殿英，总司令庞炳勋等，均因受伤被俘。

（六）一九四四年，我在浮山附近，打击敌军之第二战区六十一军，数月来不断受中共之狙击，大小战斗几十余次。九月八日亥时，复以第三五八第三八六旅独立一旅，与平遥介休等游击队，共卅余团之兵力攻击我浮山附近六十一军，双方伤亡近万人。中共在汾东攻击开始时，敌人即在汾西调集重兵，向我卅三军两壁峪黄花峪攻击。


丁、在察哈尔：

（一）一九三九年九月，包围解决第二战区第二游击师于浑源，师长张诚德遇害。

戍、在江苏：

（一）一九四○年七月，前新四军袭击江苏省主席所部陈泰运部于泰兴泰县。
（二）一九四○年十月，前新四军攻击江苏独立第八旅及第三十三师。
（三）一九四○年十月，前新四军攻击八十九军于黄桥，军长李守维、旅长翁达、团长秦鹏云等遇害。

（四）一九四三年二月，继敌军攻击之后，围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于涟水，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直辖两个旅完全缴械。旅长李仲寰、王殿华被杀，韩亦被劫，经交涉始获释放。

（五）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一日夜，中共军第一一五师步骑各一团，配合地方部队，袭击我驻徐州东北小塔山一带之挺进第二十三纵队韩治隆部，韩司令被俘，损失轻机枪六挺、步枪二百余支，伤亡官兵六十余，被俘数十名。


己、在安徽：

（一）一九四一年一月，前新西军攻击第四十师于泾县茂林。

庚、在鲁苏皖边境：（此一地区之中共军事不法行动，主要系策应敌寇之河南战役）

（一）一九四四年七月廿八日，流窜于滕县沛县边境之中共运河支队及滨湖支队等，由鱼台以南，增来中共军张广宗部共约三千余人，袭击我驻微山湖东之鲁四区专员署及第十四旅，我颇有损失，伤亡官兵三四百名。此后中共复由鲁西鲁南调来教三旅两个团，另三个大队，统计步骑兵共约万人，于七月卅日窜占沛县西北，占领邵庄一带十余村镇，与我苏北第一分区冯指挥官子固所部发生激战，八月一日，该部第十二纵队司令丛维三、暨廿六纵队司令胡子馨，均以寡众悬殊，在沛县北卞庄西保桥被俘。第卅六纵队张开岳部被围于沛西北之魏楼，迄八月七日夜，被共军攻破，张司令率少数部队突围。

（二）八月中旬以来，津浦路东中共军，分两股越路西犯。一股系第三师主力步骑约万人，于廿一日分数路向我灵壁西北时村鲜沟一带进犯，经我王传绶纵队之一部予以迎击，激战竟日，撤至萧县南小朱庄据点。共军复向我围攻，王司令率部与共军血战三日，至廿四日晨，共军倾全力猛冲，我伤亡重大，小朱庄被其攻陷，王司令阵亡。共军攻下小朱庄后，复分五路向萧县及其以西之袁圩，洪河集一带窜犯，伤亡重大，遂退至涡阳东曹市集一带。

（三）中共军自窜丰沛萧各县地区后，即擅委县长，建立政权。复于九月廿二日晨，继续进犯，其步骑五千人，经丰县沛县边境，突向丰县西单庄据点攻击，与我耿维勋发生激战。我第廿四纵队在单庄东与其肉搏，双方伤亡均在五百以上，郝司令寿国失踪。廿三日拂晓，数度猛攻，均被击退。据俘中共营指导员江枫供称，犯单庄之匪，系由萧县永城附近，经砀山西过路北之彭雪枫部第十一旅及骑兵两大队，配合丰县沛县附近之匪教三教四两个旅，计十个团，约八千之众。企图解决铜山部队后，即会合苏北各共军，合力犯涡阳蒙城阜阳太和，以直取界首。并以接防为口号。


辛、在湖北：

（一）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五日，中共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亲率所属主力约五千余，向我驻礼山黄陂站第四纵队第二支队围攻，并向我礼山东北丰家店姚家畈进犯。廿八日又包围我礼山西北三里城附近之第一支队，各地均发生激烈战斗。


壬、在河南：

（一）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晚，中共少年先锋队四百余，由孟津附近渡河窜新安，与我新安地方团队在新安北横水附近发生激战。旋即窜来洛阳孟津新安边区中共军约五千人。并闻偃师登封亦窜到中共军甚多，自称林彪部，有犯豫西企图。

（二）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一日，中共新四军一个团，窜至确山西北仪封店附近，甘三日复由正阳窜来千余，与我确山地方部队发生战斗，并侦察西北路线。

此是<<中共问题提要>>（1944年11月)一书的附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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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6/5/2007 8:49:05 A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7/6/5/n1733457.htm

HangMing

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

作者：刘叔琬

[大纪元6月7日讯]民国廿七年五月，徐州会战方酣，日敌于同（五）月中旬，又以土肥原师团由黄河以北，冀鲁交界地区渡河，急袭我兰封归德。军事委员会遂于六月一日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计划，作成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蒋委员长以决口事关重要，当时指定廿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执行。叔琬时任参谋处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奉命追随魏处长汝霖前往河堤，昼夜监临，知之最为详尽，事后将目覩情形，撰写纪实，迄未发表。董显光着之“蒋总统传”中英文本及五十四年国父百年诞辰筹委会编印之“国民革命史”，已将事实正式公布。特将此文公开发表，以供中外各界之参考。

六月四日

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奉蒋委员长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掘堤，并限本（四）日夜十二时放水，该团当于上午六时开始工作。

时敌人已迫开封，并与我守备开封宋肯堂师（一四一师）发生激战，柳园口至杨桥口之河防，则由刘和鼎军守备，杨桥口至郑州黄河铁道桥河防，则由蒋在珍师守备，此当时之概略形势也。

六月五日

赵口放水，因决口工程未完成，未能如期施行，正午商总司令奉蒋委员长电话，严厉督促实行，商总司令遂携余等赴赵口视察，并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黄色药与地雷准备作爆破河堤之用，到赵口后，见担任工作之五十三军一团因昼夜未得休息，官兵极度疲劳，又加派三十九军一团协助之，并悬赏千元，期于当夜工程完成，实行放水。

下午八时许，用炸药炸开堤内斜面石基，开始放水，仅流丈余，即因决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峻，遂致倾颓，水道阻塞不通，蒋委员长及商总司令闻之，均甚焦灼，仍令各部加紧工作。

是日三十九军公秉藩师，亦在柳园口与敌接触，而一四一师之守开封，与敌血战益为激烈，情势危急。

六月六日

五十三军之一团，（军长万福麟）昼夜加工，迄未能将已塌陷之口掘通，水仍未能流出，时三十九军刘军长和鼎，以上峯交相责议，自觉第一次决口已告失败，乃在第一次决口迤东五十米处，另派兵一团，作第二道之决口，着五十三军之一团仍继续修理第一道决口之工作。

当时考查第一道决口之失败原因，蹶有数端：

一、黄河为季令河，夏季洪水暴涨时，即可与主堤平漕，当时有自行决口之虞，春冬水落，河流去堤甚高，时系初春，水量甚小，故虽令工兵决堤，以水面过低，出漕亦感困难。

二、黄河两岸堤防道数各地带不同，通常为二道或三道，亦有一道者，道数愈多之地，堤反不坚固，如只系一道，则堤工甚大，且多砖石，愈为坚固，如决堤之赵口与花园口皆为一道，最厚最坚，均极不易掘开。

三、黄河主堤之高宽不等，赵口堤防之顶点，距水面高约十余公尺，宽约三十公尺许，但水面比堤外自然地高出约二公尺，土质为流砂积成，河堤内斜面接近水际部份，为多年堆积砾石而成，沿河居民，称此堤为金堤，以累年重修，用款甚钜之意，其坚固之程度甚大故也。

四、爆破药与地雷等，对土壤之爆炸，效力甚小，因将土壤爆去上空后，仍落于原地，并不能将土抛炸之于他方，而决堤之工作，非将大部土壤搬移于远方不为功。

五、此次决口之宽度，在堤顶面不及十米达，待掘至水面不过宽一米达，致呈一细形之深沟，水道甚窄，而两侧斜面又过于急峻，一经放水冲刷，即行塌陷阻塞，同时除土愈深，积土之运移愈不便，虽有一团之众，亦不能同时工作。

工兵营长蒋桂楷以所带爆药及地雷除用于堤内斜面砖石部之爆炸外，对土堤无效，该营长遂指挥所部，在附近河堤作一中径两米之坑道，以期另辟决口之新途径，上午十时开工。（参照插图第三）

时担任杨桥黄河铁桥间河防之新八师蒋师长在珍，每日均到决口地带参观，伊深虑决口之不成功，迭与魏处长汝霖商议，拟在该师防区内郑县属花园口另作第三道之决口，经转报商总司令后，当蒙采纳，并悬赏二千元奖励之，蒋师长于本（六）晚召集所部在花园口开始工作。

是日开封我敌酣战，业已三日，终以众寡悬殊，入暮后遂陷于敌手，我军政守中牟县南北之线。

六月七日

第三十九军所开第二道决口工程，于下午七时完成，虽较第一道工程稍为宽大，但因黄河主要流线北移，决口内面河身发现砂洲，阻塞口门，决口仍告失败，考其原因即以黄河河底尽系流砂，流线朝夕有变，决口时系选主流最接近之地方施行之，不意决口时主流线尚接近南堤，而放水时已北移数十公尺。

工兵营之坑道工程，亦于下午八时完成，起初水势甚猛，后以颓塌阻塞，虽数次悬赏疏通，亦未收效，遂又告失败。

蒋委员长及商总司令闻赵口第一二两道之决口与坑道作业均告失败，且开封城已不守，敌军即将趋平汉线而西，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赵口决口之计划已属无望，遂于当晚移驻花园口，与蒋师长珍在同往堤下霍屯，监督花园口之决口工程。

六月八日

花园口此次作工，经蒋师长在珍绵密计划，根据赵口决口屡次塌陷之经验，遂将决口上口幅员加宽至三十米达。如是则斜面徐缓，放水时不致颓塌阻塞。掘土时复作梯次之除土，同时可容纳多数人作工，加以官兵非常努力。故咸谙成功之公算最大，至傍晚已掘下约二十公尺。

六月九日

上午六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九时决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初水势不大，约一小时后因水力冲刷，决口扩至十余公尺，水势遂增猛。黄河主流，亦断断南移，时值天雨，河水稍大，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由中牟而尉氏，而扶沟、淮扬，由豫而皖而苏，遂造成广漠莫大之障碍矣，保国衞民，有功于中华民族者，甚伟，爰记其事，以供学者专家之参考。


检 讨

一、黄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泛滥，宽约数十里，水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水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鷄，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湮没，当所难免。当年全国人民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决无怨言。

二、当时敌军乘徐州会战之余威，期图以机械化部队与骑兵，占领郑州，继续西进，以赶武汉之侧背。故我最高统帅部（在武汉）日必长途电话多次，询问黄河水势东进到达情形，最后竟以水行太慢，疑决口并未成功，特派第△军军长（现居台北）至决口工程地，视察实情。李军长初见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与魏处长汝霖，蒋师长在珍及黄河水利会人员，共同详细说明，李军长似渐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

三、共匪数年来，常在匪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本党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恶痛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计。回思当时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毛匪巢穴延安，亦将成为问题焉？


以上《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是以《战史论集》（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中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首发【析世鉴】。

作者：刘叔琬，河北雄县人。
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毕业，备役陆军少将。
历任政府军科长、处长、参谋长、兵站总监等职。曾任中油公司顾问。

------转载<<博迅>>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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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6/7/2007 8:54:58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7/6/7/n1736771.htm

lllmq2007

现在的形势刚好和上面内战情况相同.不过只是台.陆变化位置罢了.

初看:好像大陆很了不起多.多.多.
而台湾像煮熟鸭子.

其实:军事的胜负因素很多.军事地图越明白.胜负结果越难料.其中.这最大的变数是人心!
今天.台湾应该好好做一件事.怎么样做:激发...鼓励...支援...战时大陆各地的起义.

HangMing

许克祥：“马日事变”回忆录

作者：许克祥

【大纪元4月27日讯】

唐生智暗中扶植共党

自民国十五六年间共产党的毒素渗入湖南以后，于短短的时期中，在湘省各地尤其是长沙城，建立了许多非法武装组织，如：农民协会的“赤卫队”，工会的“纠察队”、“妇女队”等，斗争屠杀，无所不为，把整个湖南社会的秩序弄得极度的恐怖。其所以酿成祸乱的最大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主持湖南省政且握有军权的唐生智在暗中放纵扶持。唐氏自蒋介石总司令由广东北伐、攻克衡阳后，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可是唐之为人，天生反骨，狂妄成性，从不知革命为何物，当时对蒋总司令不过阳奉阴违，而与共党分子则暗中勾搭，搞风搞雨。随后，宁汉分裂，武汉政权派唐为北伐军总司令。唐利欲薰心，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其本人盘据武汉，而其所主持的湘省政权，则派其部下张翼鹏与周斓先后代理。张周都是唐的幕僚，虽明知唐扶植共党的行为不当，但扬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盘据湘省的共党，抓着这个机会，藉着“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口号，毫无顾忌的乱干起来。

长沙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等，在这种情势下，很快的便组织起来。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钜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这不过仅是举其一二个事实以为佐证，其余被共党枪决活埋的良善人民，实在无法统计。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决心铲共访问各阶层

在这样极端恐怖情况之下，笔者个人虽早有铲共的决心（笔者当时任团长），但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还没有十分了解；且共党喊着“解放农工”“替农工谋利益”等等骗人的口号，究竟农工分子的反应怎样？我急须寻求明白。所以我从民十六年二三月间起，常利用各种人事关系，于治军之余，向社会作民众心理测验的工作。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澈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叶德辉一联可圈可点

到是年四五月间，长沙市内已有叶德辉等人被杀害。叶是全国有名的文人，当行刑之前，叶对看管他的共干说：“我有对联一副，送给你们：‘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这副对联，对共党可谓极尽唾骂之能事！正因为叶等被杀，人心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市面上的人力车，在共党以扶植工人阶级的口号下，人力车工会，把车价规定得很高；而坐车的人，常被工人纠察队指为土豪或劣绅，动辄把坐车的人，从车上拖下，加以打骂，所以市面上的人力车无人敢坐，弄得一般车夫，都得不到饭吃。更滑稽的是：赤卫队、纠察队人员，若看到街上稍为肥胖的人，便指为享受阶级，定要清算。

记得是年五月十四日那一天，我从长沙浏阳门外，叫了一辆车子，环游马路，拟藉此探查车夫生活的情形，并了解工人对于共党的心理如何。我当时服装穿得很整齐，佩有少将领章，等他把我拖到环城马路行人稀疏的地方，便开始与车夫谈起话来，我明知车夫整天没有生意，生活正十分艰苦，我故意的对他说：“现在你们的工会，把你们拖车的工价，规定得很高；并且任何人坐车，不会少给你们的钱，你们的生活过得很好啦？”

车夫半天一声不响，只是垂头丧气的拉着车向前走，我又问他说：“我刚才问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同答呢？你们的生活，究竟怎样呢？”

此时他才愤愤的说道：“你认为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每日要缴纳很多的会费，每天要到工会去开会，而坐车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我家七口人吃饭，直到现在下午三点钟了，还没有拉到一文钱，只希望这一次生意，你多给我几文钱！像这样的世界，如果再过一两个月，我们这般人都会饿死！我们受了这种苦痛，还不敢公开的对人说，否则工会便说我们反动，真是可怕极了！你的胆子真大，穿着军服坐车子，若是碰到工会的纠察队，他们一定把你拉下车来，还把你拉到纠察队，给你一次斗争。纠察队的人不会和你讲理，只有他们说的做的。”我听了，唯有笑着多谢他，在僻静的街上下了车，并给了加倍的车资。

工人农民敢怒不敢言

在民十五六年间，长沙的理发店，素来由店东担付房租水电以及毛巾肥皂香水等等的设备的费用，理发工人的食宿，也由店东担负，而理发工人只贡献劳力与技术。分起账来，店东得十分之四，理发工人得十分之六，与其他商店工厂的店员工人按月计资，是不相同的。他们店东与工人之间，历来如此相处，相安无事。自从共党掌握了长沙市的理发业工会以后，便以“工资专政”口号欺骗工人，整天要工人去开会，减少理发师很多工作时间，所得的工钱，也大为减低。一般人不明白理发业内容的，以为他们是欢迎工会的；其实不然。有一天，我到东长街一家理发店去理发，我对理发的工人说：“现在你们可以专政了，工作又轻松，精神应该痛快。”

不料理发师哼了一声，愤愤地答话道：“专政！专他妈的政，开会就是专政吗？过去我们有困难，老板还可以为我们想想办法，现在工会却要吸我们的血！今天捐_支援什么前线，明日纳费帮助什么义举；工作时间减少，我们的进_也每天减少了一半；还要应付这个那个，只好坐看挨饿了！如果不遵守工会的规定，就是犯法，真使我们气死了！”

我理完了发，付过了钱，理发师无精打彩的送我出门，我不觉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只有天晓得！”

有一天我领着队伍巡逻城防，路经长沙大西门外的湘江河边，看到许多码头工人，都抱着扁担和绳子，在码头的石级旁边假睡，我问他们的生意如何？他们异口同声的说：“现在从码头上下的客人，由于共产党喊出‘工人专政’的口号，谁都不敢雇我们挑行李了！旅客们都自己提着行李上下。至于商人的货物搬运，则一天比一天少。像这样干下去，我们只有活该饿死！”他们那种表情，实在悲惨得难以言语形容。

这些事实，都是我当时亲身查访得来的，回思往事，记忆犹新，在当时的农人和工人，内心的恐怖已达极点，虽然无人敢公然说些怨恨的话，但谈话时的表情，却无形的流露出充分的不满，我经过一再的测验，我深信人民对共党怨恨已深；不过在共党武力劫持下，没有反抗的力量而已。如果有人出而领导，定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回应，群起而攻之，那是毫无疑问的。


制造仇恨，共党施毒计

湖南全省沉沦于赤色恐怖的气氛中，每个人都岌岌自危，朝不保夕，已如前述。到了民国十六年五月，长沙城里忽然传出了一种惊人的消息，我也连续不断的接获许多紧急情报，内容大致如下：

“共党原定计划，在湖南境内编组七万军队，作为阴谋叛变的武力。但恐一时突然编组如此庞大的军队，刺激人民的心理，发生阻碍，他便想出一个掩饰耳目的办法，藉扩大组织农民协会的赤卫队与工会纠察队为名，将农工份子武装起来，然后再编组为军队。”

就在这段时间，共党已决定搜集民枪，先行编组军队二万五千人，号称“红军”。准备随时袭击国民革命军，夺取其枪弹，再行装备其余四万五千人。当时共党又恐怕这些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作战能力不强，离开家乡，开赴异地，难免纷纷逃亡，于是想出一个很毒辣的办法，断绝士兵逃亡回家的观念。这个办法就是放纵这些拟编组成红军，原充农民协会赤卫队、或工会纠察的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而死心塌地的跟着共党跑。（按：最近大陆共党的鼓励红卫兵造反、破旧立新运动，闹得天怒人怨，大概也是玩的这一套。）当此之时，蒋总司令适在沪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民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共党正可藉此大屠杀，来镇压人心。屠杀的物件，包括有共党未能控制的军队、警察、公务员、富户、绅士及一切非左倾的知识份子，以消灭它的“内患”巩固它的实力。于是，决定在是年五月廿五日起事，实行他们认为一举数得的最毒辣的大屠杀。

上述这些消息，本是极端秘密的。但是当时长沙已有了传播，人心已感到万分恐慌。跟着我又获得更凶恶更紧张的情报，谓共党已通令各地农民协会和工会，准备汽油与煤油，试演一次“暴君焚城”的历史故事。

做了三个月准备工作

就因为这样，我便不能不预作赶前的行动。这个“马日铲共”的行动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仓皇举事的。在事前的三个月，我已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除了解农人工人对共党的真正心理已如前述外，我还了解了军人对共党的向背；当时驻扎在长沙的友军尚多，如王团长东原、周荣光、李仲任、陶营长柳等，我曾耗去很多时间，作多方面的察访，碰到友军的官佐，必询问他们所有的士兵，与农民协会的赤卫队和工会的纠察队，有无发生冲突？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的财政还没有统一，各军的薪饷有时由政府发一纸提_命令交给各部队自行派员向税收机关提_。共党想四处制造纠纷，并想迫使国军自行瓦解，故意纵使各地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出面阻止提_，甚至把提_人员打伤。因提_不到，军队伙食几至无法维持。又因那时国家的兵役制度，还没有采征兵制，兵员的补充，都是由招募而来，各军的招募人员，在乡间招募新兵时，共党动辄嗾使赤卫队殴打招募人员。甚至各军请假回籍省亲的官兵本来服装整齐、准假的证明文件完备，应该不致发生什么问题的；而赤卫队与儿童队常常沿途藉故阻拦，硬说他们是逃兵，勒缴他们所穿着的服装、与所携带的手枪等物。据传闻第六军有一位营长，由前方请假回醴陵原籍省亲，带有两个随从和两枝短枪，请假文件均极完备，乃当地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全不讲理，竟把他们三人拘押，并把枪枝勒缴，硬说他们是逃兵，以后经过一再的交涉，才肯把人开释，而勒缴的枪枝，始终不肯发还等等。

每与各友军谈到兵民相处的情形，无不痛恨赤卫队之无法无天。从此以后，我便知道驻在长沙各友军的官佐，对共党的心理，也是极不满意的，但在恶劣的环境压迫下，无人敢作反对的行动而已，假若有人愿意牺牲一切，首先高举反共的义旗，相信必能赢得大众的同情心。我的铲共决心，遂十分坚定了。

无意中得到秘密情报

到了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钟，我忽然得到报告说：共党大烧杀的暴动，已决定在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实行。这个情报是如何得来的？须得说明一下：当时为共党所把持的湖南省党部，内中有个委员王基永，是共产党的党员，在省党部里面，具有很高的权力，与我为小同乡；他的妻子叫龙亦飞。王氏夫妇两人常劝我加入他们的共党组织，我总是虚与委蛇，绝未流露半点反对共党的意思，所以王氏夫妇，对我并不怎样怀疑，尤其对于我的太太估计错误，以为她是一个不懂政事的妇人，所以共产党在王家举行的一切会议，对我的太太并不回避。当共党在王家中聚谈，把决定在五月二十五日实行大烧杀的消息，无意中泄漏出来，我的太太凑巧在王的家里，坐在他们谈话的旁边一间小房子里，与王的妻子龙氏闲话家常，听到了这骇人的消息，一惊非小，回家后，促我特别注意，设法应付。我由是得知大祸已迫在眉睫，若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何以尽我军人的天职？加之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宣言后，我于五月上旬在长沙的南门正街，邂逅工界领袖陈咏弦同志，谈及共党造成恐怖局势，他说他们的工界同人极表不满，企望政府即刻制止惩办首恶，如果不闻不问，国家前途将有不堪设想之一日，于此则更鼓励我的勇气。我们晤面后，局势日趋紧张，遂于二十一日下午四时，除与我的太太及同事与多年老友刘德干、蔡泽南（原在湘西镇守使署同事）、蒋静一、罗恕人、许支亚、许志超、蔡湘等从事研讨，对未来的行动作了一个大体上的决定。此次事件之成功，诸同志居间设计，助力不少。

召集各官兵晓以大义

我因情势紧迫不能稍延，即于二十一日晚间九时三十分，召集各营长黄子咸、许振初、罗荣贵，梁锋、曾紫斌、周柏桥、曾方中、田畴及参谋人员等，举行紧急秘密会议，首先宣布共党的阴谋诡计，勾结俄帝的卖国行为，及其业已暴露的罪恶，如残杀叶德辉、李佑文、金裕华等，与及共党已决定二十五日在长沙举行大烧杀暴动的毒计；次又说明我军应采取的立场与铲共的重大意义。并宣告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内容，及目前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的危急状况，强调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不但湖南立时变为地狱，即鄂赣两省也必随着遭受浩劫，中国势将赤化，即世界安全亦难确保。所以我们今天应即举起铲共义旗，不仅是拯救湖南三千万同胞，也是拯救全中国同胞，同时也是伸张全世界人类的正义。不要认为本团只有二千多人的兵力，但驻防在长沙一隅，必能打击共党。到会的各位官佐，有何良好的意见，希望提出来大家检讨。

我的话刚说完，全体官佐，情绪十分激昂，表示愿随团长铲共歼匪，就是牺牲生命，也含笑九泉。

当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本团中校团副李华龄对我说：“现在长沙戒严司令部参谋长、兼代戒严司令尹东旭，刚因事来访，现在还坐在办公室内。”尹同志与我交情极厚，为人忠实可靠，对于共党的行为，素表不满，他最近接到家信，知道他的母亲与胞弟，都被当地的赤卫队拘押拷打，遍体鳞伤，当地人民恐怖万状，尹同志因此痛恨共党，达于极点。尹氏虽非本团同事，但为了齐心铲共，当即邀请尹同志参加会议，并承他表示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十时二十分钟左右，会议已告完毕，即令各官佐迅速回营，限于十一时以前，将全团官兵紧急集合在长沙小吴门外四十九标的团本部。

到时，官兵全体集合，气氛紧张，我走上讲台，把共党在各地的清算斗争，杀人放火，与未来大屠杀的毒计，及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宣言等情形，再宣布一回，又引述尹东旭同志的母亲和胞弟在乡间被共党拘押拷打的事实，以为佐证。并对全体土兵说：“你们在外面当兵，为国家服务，而你们的父母兄弟住在家乡，反被共党清算斗争，甚而至于被杀，你们还可以坐视吗？”我话未说完，全体士兵，无不怒发冲冠，要求立时出发，铲除共祸。我嘱全体士兵须在这里稍待半个钟头，我马上就可颁发作战命令，全体土兵都默然肃立待命。我即离开讲台，回到团部办公室，将参谋梁励予拟好的文稿通知当时驻在长沙的各友军，即王东原、李仲任、周荣光三位团长。其通报内容大致如下：

“共匪阴谋破坏国家统一，藉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为名，暗地实行武装叛乱，残杀无辜，造成社会极度不安与恐怖，罪在不赦，克祥已于本晚十二时派遣部队，向各共匪机关予以围剿，请贵部在原地警戒幸勿移动，免生误会！关于地方治安，概由敞团负责维持。”云云。


送通知严防漏泄戎机

对于上述通知的送达时间，我曾大费脑筋，因为当时是处在共党控制的恐怖环境之下，事前既不敢向其他亲友谈论共党的罪恶，更不敢把我个人三个月以来立志向共党作殊死战的动机和决心，向任何亲友透露，总之，在未召集全体官佐举行紧急秘密会议以前，除有坚决反共意志的同事好友如蔡泽南、刘德干、蔡湘、蒋静一_知我的秘密以外，其他任何人断不知将会有马日铲共举动的一幕。我事前既未与各友军首长取得联络，则送给各友军的通知，必须考虑周详，一定要在不先不后的时候，送达才好；最好是在本团士兵与共党刚刚开始战斗之际，各友军首长，恰得拆开我的通知。如果送达过早，恐怕泄漏戎机；过迟，又恐怕友军发生误会而致冲突。所以在向士兵讲完话的半点钟以后，即令全体官兵遵照我的作战命令由团部分途出发；同时由我亲派副官数人，交付通知，再三叮嘱，说明此事千钧一发，不独关系我团官兵的生死存亡，并且关系着党国的安危与民族的绝续，这个通知务必要在夜间十一时半以后十二时以前送达，交由各友军的首长亲自拆阅。

攻其无备任务得完成

刚到了夜晚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团官兵分三组出发，向长沙小吴门、东长街、营盘街、东茅巷等处的共党机关所在地挺进；同时要求尹东旭同志随我团队伍一同出发，回到他的驻地长沙小东街长沙戒严司令部，很迅速的也率领一部分的军队，策应我军，得到他的帮助不少，当我团官兵出动的时候，长沙居民正在恐怖中，夜间街上行人很少，显得一片死寂，好像是一座死城。我个人率领士兵二十余人来往于三组之间，亲负联络指挥的责任。共党当时气焰嚣张，目空一切，事前对我准备铲除他们的情形，竟毫无所知，迄至我军向他们进攻，他们才由睡梦中惊醒，措手不及，我军破巢直入，他们大多数只能束手就擒。由于全团官兵行动的神速、作战的奋勇，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重要的赤色共窟，如湘省党部、湘省农民协会、湘省总工会等为共党所把持的机关，均先后予以击毁。间有一部分武装共干顽强抵抗，致有数处发生激烈巷战，经我军痛击之后，除少数共干如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乘隙逃亡外，其余大部或当场死亡，或被俘获。我部也有官兵同志四十余人，壮烈成仁，还有少数民众为流弹所伤。我当时往来于上述的三组之间，奋不顾身，与士兵同进返。今日回想到是役成仁的先烈，还使我心坎上留下了无限的创伤！及至二十二日拂晓，长沙浏阳门与南门外及妙高峰一带，尚仍有少数共干，率领赤卫队和纠察队企图反扑，我着周营长率兵迎击，甫经接触，共党即纷纷向株州方面溃退。周营官兵，见对方多系无知农民，不忍射击，遂任其作鸟兽散。到了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已把共党所有在长沙的七十几个机构，一律予以封闭，并交由当地警察负责看管。至此，平日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共党首要份子，除死亡与被捕的以外，其余仓遑逃走，匿迹销声。计自二十一日晚间十二时起，至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止，我团在长沙首义铲共的工作大致完成，当即着全团官兵分区警戒。二十一日的电报代韵字母，是个马字，即以“马电”通电全国，报告铲共经过，呼吁回应。当时全国新闻纸类，多以长沙“马日铲共”或“五马铲共”字样为很显著的标题，亦有以“马日事变”称谓者，此后本党湖南各级党部，也有“马日纪念”的规定。

长沙共祸告澈底肃清

当时我团孤军驻在长沙，邻近地区的驻军，都是唐生智的部队，环境特别险恶！假使唐生智兽性不泯，兵连祸结，地方难免糜烂，为和缓此一局面，于是不得不暂时向唐表示服从，缮具报告，说明共党罪行、及人民恐怖不安的情形，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令，理应自请处分等语。交由张代主席翼鹏转报唐氏。并请张代主席速即出示安民。张当时即发出布告，_谓：此次事件，系兵农冲突，业已平定，人民应即照常安居乐业，勿自惊扰等语。

我当时认为这个布告，措词暧昧，不能取信于民，立即用我团部的名义，列举共党的罪行与铲共的经过，及共党业已败溃等情形，布告周知，以正视听。长沙市民阅悉之后，无不额手称庆，秩序行告恢复。数月以来，市面阴霾凄惨的气氛，一旦扫除净尽。

此时长沙市附郭各地的共党份子都已匿迹销声，凡共党所组织的赤卫队、纠察队等，同时都已土崩瓦解，惟有湘潭县的县长程一中，与共党杨昭直狼狈为奸，人民久矣不堪其扰。自“马日铲共”后，程杨两人仍盘据该县，倒行逆施，居然变本加厉，湘潭县人民纷纷逃来长沙，吁请派兵进剿。我不忍湘潭同胞长期遭受荼毒，当即派周营长率兵一营由易家湾渡过湘江，向湘潭县进剿。接触不到一点钟之久，共党徒众即纷纷作鸟兽散。周营进驻县城，县长程一中逃亡。数日后，捕获杨昭直，应该县人民之请，予以枪决，湘潭县共祸遂告肃清。

鲍罗廷一行来意不善

铲共军事行动虽告一段落，我的任务尚未完成；政治消毒与心理消毒工作尤须加紧进行，必须将共党遗留在社会上的毒菌要洗得一干二净。消毒的方法，惟有集合本党同志推行救党运动，以健全本党组织，经过两三天的奔走联络，得与本党忠贞同志，陈其祥、彭国钧、蒋静一、张敬兮、左益斋、曾记□、尹东旭、刘德干等，以及在长沙教育界、工商界着有声望的本党同志数十人，计划筹备组织“救党委员会”，讨论清党、救国、安民等重大问题，遂决定于是月廿五日上午九时，假长沙小吴门正街烈士祠（原名曾文正公祠）举行会议。

在开会的前一天（五月廿四日），我接到代主席张翼鹏的电话说：“武汉政权已派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等四人来长沙慰问军民，现已到达岳阳，可否让他们来到长沙？特征询意见，希能立即见告。”我经过审慎考虑后，当答以：“鲍罗廷等四人，可在岳阳暂停，候明日的大会决定，再行奉告。”同时立即暗中由尹东旭派兵驰赴长沙市北门外三十余华里沿粤汉铁路的霞凝站一带，严密警戒，以免鲍罗廷等乘隙窜入。

我作了这个紧急处置之后，又考虑到长沙邻近各县都有唐生智的部队，如派兵围攻我团，万难抵抗，这究竟怎样办呢？所以在廿四日的那一天，使我忧心如焚，通宵不能成眠。待至廿五日拂晓，我已经有了主意，就是决心等候当日的“救党委员会”组织成立，然后提请大会通过，密电驻在岳阳的友军周、彭两团长，把鲍罗廷等四人就地枪决。

当时驻在岳阳的友军，一团为周磐所率领，另一团为共党彭德怀所率领，在“马日铲共”以前，我们尚不知道他已加入了共党。马日以后，才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我当日推测唐生智派鲍罗廷等四人来长沙的主要任务，无非想将我拘捕，解往武汉，送上断头台，并将我团部队予以解散，然后发出几张骗人的布告，歪曲事实，为了笼络人心，必定强调凡在马日以后附和的人士，概不追究，藉以拉拢军民，便可将这次铲共洪流，清除尽净（事后种种事实证明，唐生智等确是这样计划的）。因此，我事先必须准备好未来的行动和步骤。

成立了“救党委员会”

到了廿五日上午九时，救党委员会宣布开会。到会的有王东原、李仲任、周荣光、尹东旭、张翼鹏以及湖南省党部委员彭国钧、仇鳌等二百余人，公推我为大会主席，并致开会词，我当时当仁不让，惟有致词如仪，_谓：

“共党份子，在民国十三年经孙总理的认可，及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准许共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他们曾经宣誓，愿意放弃共产党的主张，服从本党的领导，为国民革命而努力。不料共党包藏祸心，在广东时就有许多越轨行动，当经蒋总司令迅速平定，现在共党乘蒋总司令挥军北上，军事异常忙碌，对地方政事无暇全力照顾之时，把持武汉政权，在湘鄂赣三省，藉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为名，暗中扩充武力，阴谋叛国，横行无忌，使用不合我国国情的共产邪说麻醉青年，高喊着“农工专政”的口号，嗾使农工发动斗争清算，杀人放火，四处暴动，造成社会极度的恐怖！它的目的，是想澈底毁灭我国五千年来的传统伦理道德与历史文化，进而征服全世界，并奴役全人类，其阴谋险毒，虽李闯、黄巢犹不足相与比拟。近来更秘密决定就在今天的五月廿五日举行大烧杀，我为先发制人起见，所以在廿一日夜便采取军事行动，给共党以打击。我这次举动，完全是为了回应蒋总司令的清党主张，和解救两湖人民的痛苦。现在长沙的重要共党份子和共党组织的各种不法机关，虽已铲除，但共党的毒素尚弥漫民间，共党的爪牙尚肆虐于各县，犹虑有死灰复燃之势。今后关于清党清毒的工作，希望各位先进同志共同努力，以期众擎易举，达成救党任务。”等语。

我报告过后，因当时局势危急，为了争取时间，立即开始讨论：佥认须先把湖南省党部的机构恢复起来，但因马日以前湖南省党部的委员多系共产党徒，马日以后，共党份子郭亮、夏曦等已远逃，仅有彭国钧、仇鳌等两三个忠实同志还在长沙，人数太少，一时无法恢复工作。当经决定，先行成立救党委员会，积极推行救党工作，并领导省政，办理善后事宜。当场推定我与王东原、张翼鹏、张敬兮、李仲任、周荣光、彭国钧、左益斋、仇鳌等为委员，并决定即时开始办公。当提出仇鳌为委员时，有不少同志认为他是跨党份子，表示反对。但我因为在马日以前，曾看到共党在长沙所办的“光报”，载有攻击仇鳌的文字，所以当时认为他是反共的，而予以解释，才得到大会的通过。

大会通过枪决鲍罗廷

大会把“救党委员会”委员推选出来以后，随即宣誓就职，接着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我首先提出下面的问题，请大家讨论，我说：

“昨晚接张翼鹏代主席的电话说：‘武汉的中央政府派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等四人来长沙慰问军民。’闻鲍等率步兵两连，已于昨日下午六时到达岳阳，本定昨晚乘车来长，经我在电话中坚请张代主席转电鲍等暂停岳阳，俟‘救党委员会’开会决定，再行电告。如果冒险前来，沿途与我军冲突，发生危险，概不负责，现鲍等仍留在岳阳。我认为武汉政府是拥共的，与我“马日铲共”的原意完全相反，与今日“救党委员会”的宗旨，亦绝对不能相容。鲍等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当时除张翼鹏因畏惧唐生智的淫威不愿表示意见外，其余各委员都情绪激昂，一致赞成我的意见，并主张去电佯为欢迎，一俟他们到达时，就予以拘捕枪决，以快人心。我认为还是密电驻在岳阳的友军，把鲍等四人就地枪决为好。这个意见提出后，经绝大多数通过。委员中惟仇鳌有跨党嫌疑，我为坚定他的意志起见，经授意各位委员，一致公推仇鳌立即草拟发出驻在岳阳各友军就地枪决鲍等四人的电稿。不料仇鳌坚以病辞，拖延十余分钟之久不愿执笔。我便对他说：

“今天到会的人多怀疑你是跨党份子，我想替你洗刷这种嫌疑，所以推你草拟这个电稿，如果你坚辞不办，那更不会得到各位同志的谅解。今天是国民党忠实同志开救党会议，绝不容许有共党嫌疑的份子渗入会内，你如果真是跨党份子，我敢向你作进一步的表示，那就是对你会有极不利的事件发生，请你慎重考虑！”

仇鳌经过这一番劝告之俊，才执笔把电稿拟妥，由我请张翼鹏代主席领衔签署，张当时拒绝签字，因为他的内心虽同情我的“铲共”行动，但他是唐生智的幕僚而暂代唐主持湘政的，怎敢领衔发电给驻在岳阳的周彭两团长，就地枪决武汉政权所派出的代表呢？所以张翼鹏便想脱身事外，归罪于我一人。而我却认为张氏当时的地位，是替唐代拆代行，这个电报如果他不愿领衔，则周彭两团长势必不肯执行任务。我当场一再坚决的要求，他被我与二百多个党员包围，无法推诿，只好照办硬着头皮照签如仪。

张氏领衔签署之次，即为我与王东原及各委员联名盖章。散会后，由我把电报底稿亲身送到电报局，并监督译电员拍出。但不幸的是：当彭德怀在接到这个电报时，立即通知鲍罗廷等四人逃回武汉去了！

次日即廿六日，“救党委员会”搬到长沙市纱帽塘对面的湖南省党部的原址办公，当即通电全国党政军各机关和各民众团体及报社，说明长沙“马日铲共”的经过，并吁请一致响应以救党救国救民。该项通电发出不久，除武汉一地外，各方覆电回应者极多；尤其各地报纸都以最显著的地位登载“马日铲共”的消息与通电的内容，并着论痛斥共党。正义是在人心，我当时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

危机四伏下脱离虎穴

到了六月五日，唐生智因张翼鹏事前失察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将我拘捕，乃改派其所部军长周斓来长沙接替张的代主席职务。周斓抵长之日，我接到张翼鹏的电话，邀我在下午五时同往长沙小吴门外火车东站去迎接周斓。其时我正在省党部“救党委员会”办公，工作极忙；又因当时长沙的共党机关虽皆已击毁封闭，但潜伏的共党份子，不能说绝对没有，我为防范意外起见，不愿亲自前往，乃派中校团副李华龄到火车站代表迎接，我与周斓原有旧交，旋即亲到他家，想探询他的来意。他总是含糊其词，使我得不到要领。但于谈话语气中，我深深感觉着唐生智尚执迷不悟，而周斓来省的任务已不待智者而后知。我随即离开他家，并决定了我要立即突出长沙重重包围的计划。

我知道周斓并不是一个共产份子，但也明知他是唐生智的亲信幕僚，凡事不能不服从唐的命令。然而我的内心总以为他如今既回到长沙，亲眼看到共党赤化湖南的惨状，心中当有所不忍，或者会同情我“马日铲共”的行动，进而想要求他暗中支持我们的主张，以减轻湖南三千万同胞的痛苦。不料到他家里交谈至十余分钟，竟没有一句真挚可信的话，总是态度模棱，言语含糊。当我将要离开他家时，又对他说：“马日行动，纯粹由于我良心的驱使，眼见共党杀人放火，凡有人性的人都不能坐视；何况身为军人，职在救民，这紧急措施，我想上级必能见谅的，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种苦衷，把这不得不已的实情转报长官！”

周斓一再回答的是：“今后的一切，应候中央命令。”所谓听令“中央”，亦即是唐生智、汪精卫、鲍罗廷等所把持的武汉政府，无异就是听命于共产党。于是，我就伪装着很愉快的表情，很快的就告辞出来，作着逃离虎穴的打算。

我离开周家以后，想到“今后一切，应候中央命令”的话，不觉义愤填胸！我固不惜一死，但与湖南三千万人民又有何益？终于决定了离开长沙重围的计划。遂立刻赶回省党部，秘密的向书记长曾记□详述我与周斓谈话的结果，并表示我即刻就要离开长沙，请他转告本党各同志相机行事，续为铲共而努力。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马日事变”回忆录》，原题《许克祥团长“马日事变”回忆录》，是以中华民国五十五年《春秋》杂志总第226、227期同名连载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正体中文增补注释新校正版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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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2007 10:25: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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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Ming

中共特务窃取“江阴要塞”始末

【大纪元7月20日讯】中共躲在国民政府国防部的特务刘斐、郭汝槐等是杀害抗日英雄部队孙立人新一军、廖耀湘新六军、张灵甫第七十四军、邱清泉第五军、胡琏第十八军的罪魁祸首，同时中共特务还是窃取“江阴要塞”，导致中共百万抢劫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过了长江天险，进而祸乱江南的罪魁祸首。

值得指出的是窃取“江阴要塞”的中共特务头子唐秉 煜 是国防部第三厅管筑城及要塞方面的作战参谋，和郭汝槐同在第三厅工作。

关于唐秉 煜在国防部第三厅时的特务活动，在唐秉 煜后来写的回忆录(读者可查阅)中有如下描述：

“我还利用职务之便，为党获取了一系列的重要军事情报。因为国防部第三厅是专管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的，。。三厅下设一处(管作战战略和计划)、二处(管部队调遣和作战指挥)，处下设科，我在一处一科。获取情报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或参加会议所得，或借阅文件、校对作战文书所录，或在交友中所探，或乘混乱中所取，甚至利用赌博所获。如经蒋介石批准实施的<重点进攻时的全国作战方案及部署>这一绝密情报，就是在三厅二处听到一个参谋在闲谈中说：‘又批下来了，老头子还要大干一场，调的部队可多了。’ 我闻之遂热情地邀他去吃了顿饭，然后又一起去打麻将，在赌场中故意让他多赢些，一直到天亮，然后我借机抄录了文件。我先后所取得的军事情报，如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国军进行重点进攻时的<全国作战方案及部署>、<以华东地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实施方案>、<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以及<二线补充兵团的实施计划>等重要情报都是由我取得后，赶赴江阴，先后通过地下交通唐坚华、唐仲衡及时送回苏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是 我在1949年二月秘密回苏北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时，直接面呈管文尉同志的。“

下面我们谈一谈以唐秉 煜 为首的中共特务们是如何窃取”江阴要塞“的。

险要的江阴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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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要塞是吴淞口后的第二道由海入江的江防咽喉，素被称为“锁航要道”。抗战胜利后，国军于1945年冬天开始筹建江阴要塞，由孔庆桂中将任要塞司令。经不断扩充，江阴要塞由炮兵总台、游动炮兵团、守备总队和工兵营组成。

炮兵总团相当于一个重炮团，下辖三个大台，配备德制、美制重炮40多门和小口径直射大炮18门；游动炮兵团下辖三个营，配备57战防炮36门；守备总队相当于一个加强步兵团，下辖三个大队，兵力约有3000多人。要塞的建制隶属国防部，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指挥。要塞的职责是担任正面25公里的江防守备任务，并以重炮火力支援江北八圩港国军21军桥头堡，对江北实行火力封锁；必要时利用山顶多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坚固炮台和山麓即设工事进行坚守。江阴要塞西支南京，东援上海，背靠无锡，责任非常重大。但是，这一国民政府耗费巨资及大量心血建造的炮台，却被直属中共华中工委的以唐秉煜 为头子的特务组织以黄金行贿、离间而断送掉了。中共特务对后来的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行贿的黄金，在台湾出版的“陈诚评转”中说是500根金条。

中共特务组织打入江阴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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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需要几个管特种兵和筑城、要塞方面的作战参谋。原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被派到国军中潜伏的中共特务唐秉X通过时任国防部第三厅第一处中校参谋股长的四哥---中共特务唐秉琳的推荐而于这一年的秋天打入了国防部第三厅任上尉参谋，后任少校作战参谋。当时的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是唐秉琳的老上司，也是老乡，利用这层关系，唐秉琳后来从国防部调去了江阴要塞任参谋主任，后任上校守备总队长，最后任炮兵总台长。此间唐秉煜利用分管办理全国工兵、要塞作战计划业务的身份，经常去江阴要塞与唐秉琳等中共特务密谋对国军进行离间、渗透。

当时，中共头子陈丕显等给江阴要塞特务的命令是：“绝对保密，取得信任，掌握兵权，大抓实力，利用敌人的招牌掩护自己，设法架空要塞司令，等候时机。”

1948年秋天，要塞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荣被中共特务唐氏兄弟离间，加入了中共特务组织。

但让中共特务们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此时，要塞司令孔庆桂以年老体弱为由提出辞职，蒋介石同意了。 这使中共特务大为惊恐，害怕新调来的司令长官将它们全部撤换。为此中共特务么开始蠢蠢欲动。

戴戎光窃取江阴要塞司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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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务四处打听谁在保荐名单上，最后盯上了戴戎光。戴戎光是苏北埠宁人，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毕业生，曾留学日本。戴戎光和唐氏兄弟为世交。当时国民党的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之任命都是由蒋介石在保荐名单上的第一名圈定，并要经过蒋介石的面试。但戴戎光的名字当时排在第五位，无论如何不太可能成为江阴要塞司令。此时中共特务们开始行窃了。

它们打听到，保荐单只有通过军务局长俞济时在保荐单上的签呈才能呈交蒋介石。因此，唐氏兄弟利用世交关系，由要塞炮兵总团长唐秉琳到南京亲自贿赂戴戎光黄金，并说：“要塞的官兵都欢迎你去当司令，要用钱，我们提供。”，戴戎光是个吃喝玩乐之徒，见状自是感激涕零。与此同时，唐秉煜又通过中共另一特务-----时任国防部第一厅上校参谋的姨表兄吴广文去找其好友----时任陆军总部兵工处的三科科长梅含章，梅含章又通过他的学生---时在俞济时军务局任上校参谋的朱永壁重新造保荐名册，把戴戎光列在第一位，考语也写的最好。后来，蒋介石在保荐名册上看到戴戎光最为突出，就选定了戴戎光。为通过蒋介石的面试，中共特务们送来的黄金又发挥了作用，特务们顺利找到了熟悉接见仪式的行家介绍了蒋介石的嗜好喜乐，将戴戎光原来油亮的分头剃成了和尚头，以示“武将风度”，由于蒋介石不喜欢军人镶金牙，戴金戒指，又将戴戎光的一颗镶金牙去掉。同时，特务们又为戴戎光准备了江防守备的“腹案”，以便对答如流。如此这般，戴戎光顺利的通过了蒋介石的面试，窃取了江阴要塞司令的职位。


架空戴戎光，控制整个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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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务借用巨额贿赂及保荐表作假将戴戎光升为光杆司令，骗取了戴戎光的信任。后来戴戎光在新班子的任用上先后让中共特务唐秉琳任炮台总台长、王德容任游动炮台台长、吴广文任守备总队长、将特务头子唐秉煜从国防部第三厅调来，任要塞工兵营营长。至此，江阴要塞的所有重要部门都被中共特务控制了，中共华中工委对特务们的指令：“掌握实力，架空要塞司令”得手了，特务们开始大规模的离间。

1949年3月，中共华中工委又派来了特务李干、王刚、徐以逊、陆德荣进入了要塞重要部门。

中共军头对江阴要塞的100门大炮的威力非常害怕，曾对特务们说：“要塞炮台一打炮就不得了，炮台是关键，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共10兵团军头叶飞、韦国清内心还不安宁，在窃过长江之前，又将要塞的中共特务们从华中工委转为由叶飞、韦国清直接指挥，不让任何其他人插手。

窃取江阴要塞，炮轰国军江防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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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军宁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等将领及美国顾问团成员频频前往要塞视察。但由于整个江阴要塞完全被中共特务控制，因此这些国军将领的短期视察并没有发现要塞的真实情况。

1949年4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汤恩伯带着放手江阴东西一线的两个军长到要塞开会，会后对戴戎光当面交代速征大木船装上石头，把北岸大小湾叉口用沉船堵死。但中共特务们以各种困难为由搪塞戴戎光，使汤恩伯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4月20日凌晨5点，叶飞、韦国清给特务们下达了命令：(1)渡江日期确定为21日 (2)发起渡江前4小时在黄山对岸燃起3堆火为渡江开始信号 (3)联络识别记号是在左臂缠上一白布条(4)当日口号“上海部队”。

1949年4月21日零点，中共党军开始向国军21军第145师驻扎的江北八圩港桥头堡进攻。当国军师长后来令要塞炮兵总台予以火力支援时，特务唐秉琳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炮按3个编号标定点各减400公尺开炮，给国军145师造成重大伤亡。

凌晨3点钟，戴戎光出外视察，戴戎光站在一座露天炮台上，向江面了望，一看大惊失色，“船、船，怎么还不开炮，唐秉琳哪里去了。？” 这时，旁边的特务唐秉煜说：“现在还看不清楚是船，还是波浪的影子，等看准了再开炮。”

戴戎光大怒，“不行，找唐秉琳来。”此时特务们看没法再掩饰下去了，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枪口对准戴戎光，缴了戴戎光的械。

随后，中共特务们将要塞的100门大炮炮口转向江阴、无锡方向，对国军21军阵地及江中国军江防舰队进行射击。国军陆军及海军突生巨变，应接不暇，或沉没或脱离战场，使中共党军轻易的以木船渡江，不久即窃取江南，终致大陆沦陷，给中华民族带来5000年文化的丢失及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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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Ming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国共台海战争揭密

【大纪元3月3日讯】中共欺骗张学良共谋发动西安事变，逃过国军最后一次围剿，通过日本侵华获得喘息，几乎不抗日，利用“国军复员”及“遣散关东军”浑水摸鱼，人数剧增至一百二十万，发动内战；以“人海战术”这个不属于人类的战术消耗国军弹药，最终冲散国军(国军精锐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七十四师、黄维兵团就是这么被“人海战术”吞掉的)；通过500根金条贿赂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使其背叛国军并用要塞巨炮炮轰国军江防舰队，用不正当手段过长江，最终窃据大陆。当图谋台湾时，“人海战术”用不上、贿赂用不上，便只有大败而逃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中共共有三次在台湾海峡与国军作战中或全军复灭，或大败而逃。其中一九四九年的金门惨败估计很多人已知道一些，但一九五八年中共炮击金门大败而逃，在大陆便鲜有报导了。这里我们将”金门之战“，”登步岛之战“，”金门八二三炮战“悉数予以大曝光。尤其”金门八二三炮战“中共向来遮遮掩掩，这次就来一次大揭密。未来中国一切近百年的历史必将重新改写，重新衡定，还其本来面目。

(1)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金门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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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月，胡琏兵团的高魁元所率领的十九军，准备由广州转汕头移防金门。共军攻陷厦门后，即在金门以北的大小嶝地区集结兵力，征集船只，企图进犯金门。

十月二十四日晚，大地已一片寂静，戍守金门西北角古宁头阵地的国军，忽然遭对岸大嶝岛上共军的猛烈炮击。第二天凌晨一点钟左右，共军叶飞兵团所属的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三个团，八十四师的二五一团，第二十九军八十一师全部及八十七师二九五团，总计一万五千馀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分乘三百馀艘大小机帆船，企图在古宁头一带，强行登陆。

此时驻守金门的汤恩伯部队和李良荣兵团及金门之战主力孙立人在台训练的青年军201师(师长郑果)，仓促中迎敌，十分被动。共军登陆后，国共军队即在金门展开拉锯战。共军来势汹汹，并冒死以人海战术猛冲，再钻隙突破多处海岸阵地，进而朝金门核心迫近。

叶飞兵团本估计，以一万五千兵员，必可征服金门，歼灭岛上守军。初期战情确实共军已占上风。

未料胡琏兵团的高魁元所率领的十九军一万馀人，此时正调防金门整编；在金门激战中，适时抵达，尚未完全清点装备，即加入战斗。金门守军如获天上降下的援兵，转守为攻，在有“金门之熊”美誉的M5A1型坦克装甲部队及海、空军支援下，全力反击共军，将共军逼退至古宁头附近的南山、北山、林厝一带村落，展开激烈的巷战。

二十六日晨三时，共军续有一营兵力自古宁头登陆增援，拂晓后国军重新调整布署再出击，至二十七日晨已将共军残部包围于古宁头，共军只有轻装备，无法与守军坦克相抗，在滩头不敌投降，馀全数歼灭。古宁头之役，于56小时的激战中，共歼俘了共军一万五千馀人，共军全军复没。

(2)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登步岛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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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攻打金门未果，十一月三日，转攻舟山外围登步岛。舟山守军不到两千，共军先以重炮轰击，随后以二十一军第六师主力约五千人，乘大小船只五百多艘登陆，并与国军海军发生炮战。共军登陆后，突破沿海阵地。

三日深夜，舟山防卫司令官刘廉一急电陈诚告知战况危急。陈诚立即自金门遣送军队支援。四日，金门增援部队到达，开始反攻，进展极速。同时海、空军亦大批出动，困歼共军。至下午二点，将共军压迫于东南部狭小地区，伤亡惨重。共军为挽回残局，于五、六两日暗夜，增援两个营千馀人，计全部兵力七千馀，国军则以海、空军增援，双方血战五十四小时，至六日上午九点止，共军全部被歼灭，造成金门大捷后的又一胜利。此役生俘共军一千五百二十一人，获炮三十二门，机枪一百五十六挺，步枪、冲锋枪、手枪等六千七百馀支。

共军在金门、登步岛连遭败绩，武力进击之意图方始停止。

(3)一九五八年金门八二三炮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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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台海战云密布，中共欲夺取金门，进而向台湾进击。至五月底，国共海军多次在福建沿海短兵相接；国军海军尽是美式战舰，战力非常强，在国军搜索舰队的搜索追击下，中共大约有十八艘各型舰艇及四十五艘机帆船遭击沉。

六月，中共在舟山群岛实施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台湾作战侦防单位得到情报显示，参与演习的中共三军并未返回原驻地归还建制，且一反常态的于演习完毕后留驻原地待命。

七月初，一个由三艘驱逐舰、两艘护航舰和数十艘其他战舰编成的中共特遣舰队，由舟山基地启航，悄悄沿着浙江海岸向前移动；七月中，该特遣舰队猫泊温州，其前锋单位，以“成都”、“桂林”两艘护航驱逐舰为首的十七艘大型战舰，已抵达马祖对面的海军巡防基地。

同一期间，中共海军陆战队亦先后集中于福州与厦门，中共在浙江路桥空军基地挤满了米格十五与十七，总数超过四百架以上，计划把它们一举南调至福建境内即将竣工的六大机场。中共陆军亦纷纷进入阵地。马祖对面，中共以二十八军为骨干，共集中了五个步兵师，一个重炮师和一个防空兵加强师；最大射程达两万七千码的202重炮兵群，也进驻黄歧、川石、梅花等阵地。金门对面则以第三十一军为主，共配备了四个步兵师、两个炮兵师和一个防空师于金门岛群四周，其中炮兵师和各步兵师属炮兵团所辖之各型重炮，共三百四十二门，亦纷纷进入早已筑好多年的炮兵掩体中待命，准备轰击一千五百码到九千码外的金门岛群。此外，以第二十四军为主的四个步兵师则分布在惠安到龙田轴线上，作为机动预备队，上可支援对马祖的攻击，下可增兵夺取金门，上下呼应以作弹性应用。 军事情势已紧张到要爆炸的程度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六日，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下达命令：“台澎金马地区之国军各单位，取消所有官兵休假，各级部队立刻进入战时戒备状态。”

除了进入戒备外，国军亦紧接着调兵遣将增援外岛；两周内搭乘运输舰抵达金马兵员，数以万计。到了八月中，国军驻防金门岛群的各级部队，计有满额步兵师六师，八个独立炮兵营，高炮营五个，轻战车营三个；若加上海上游击队与就地动员的民防部队，总兵力已达九万六千人。

马祖岛群防务则更见周全，驻守部队计有加强步兵师两师，独立炮兵营四营，高炮营两营与民众自卫队五个营公约四万人。论人数与实力，在开战前夕，国军已将半数地面战斗部队配备于外岛地区。其中各岛均分区防守，直接配备与间接配备并用，各岛间以火力相互支援，务求歼敌于海上、滩头与阵地中。

同一期间，中共将大批鱼雷艇和炮艇自南海舰队向北调，威胁国军制海权；到八月初福建前线中共快艇部队有：

诏安湾：鱼雷艇十二艘，炮艇十艘
镇海角：鱼雷艇四十艘，为中共主要快艇基地。
厦门港：鱼雷艇十二艘，炮艇十九艘。
三沙湾：鱼雷艇十二艘，炮艇三十艘。

为了防止中共快艇封锁料罗湾，切断金门对外交通，国军早于金门岛群储存有近万吨的粮弹及各类补给品，足够所有防御部队在一个月的战斗消耗。在战神的利斧斩下之前，国共双方以严阵以待。

苏联一如既往，将大批军用物资援助中共，以配合其攻势作战，大批俄籍顾问已遍布福建前线。自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赫鲁晓夫自北京返俄后，中共即透过福建前线各电台再三声言要“攻夺金门马祖、武力解放台湾”，图以动摇台湾民心士气。这些心战广播，自此之后无日无之，炮战开启后，更是变本加厉，开始指名道姓，针对防卫部高级指挥官劝降，甚至动用指挥部高级将领的亲人出面喊话。同一日，美国宣布将超级军刀机F-100运往台湾，但至九月十八日才运抵。

八月八日，国共严阵对峙已有动况，台海情势一发不可收十。八月八日，中共空军的王牌战机米格十七，首度以百机大编队进入马祖领空侦巡，前后历时长达三小时许，马祖群岛竟日长鸣空袭警报。

八月九日，四架米格十七自东大岛西南方低空飞过，遭国军防空炮火驱退。次日，国军海军与四艘中共高速炮艇在白犬、马祖间海域发生拂晓遭遇战；在岸炮的支援下，国军击沉中共炮艇一艘。

八月十四日，国共空军于马祖领空三度冲突，米格十七遭两毁一重伤，国军军刀机一架受重创；随后，国共海军又在马祖海域起冲突，七艘中共炮艇不敌，被国军舰艇追击成一沉四伤。十五日，北茭半岛的中共重炮兵群，向马祖列岛射击十七发杀伤弹；入夜后，中共首度派遣喷射轰炸机群分批进入马祖领空，该夜马祖岛群计发布夜间空袭警报七次。

八月十六日拂晓前，超过两百架的中共各型军机于福建前线行大编队巡航，但慑于国军军刀机倾巢而出迎击，故未敢出海。十八日，马祖西南四十海浬的中共最大空军基地龙田机场，正式启用，各型军机起落频频。十九日，中共空军再以百机大编队进入马祖领空侦巡，该日马祖岛群发布九次空袭警报。

八月二十日，两架米格十七贴着海面低空弛至南竿岛上空，旋即爬升呼啸而去。二十一日，中共空军又以百机大编队进入马祖领空侦巡，该日马祖岛群发布；六次空袭警报。

八月二十二日，米格机群再临马祖，国军守军发布三次空袭警报；同日，中共重炮兵群向白犬列岛射击十八发榴弹。八月二十三日，马祖群岛又遭大批米格机群威胁，全日发布八次空袭警报。

在空中，中共六度以大编队于五万馀英尺高空进入马祖，每次出动一百五十架至三百架不等，国军战斗机群因最高升限不足，无法行之有效之拦截；而中共军机一有空隙，即俯冲低空钻入马祖作炸射姿态。连续十六天持续的海空对阵与冲杀撕打，虽然中共在连番的恶斗中暂居下风，但使国军海空军主力移往马祖地区，使国军海空军实力在主战场金门岛群地区大为缩减。

在海面，中共一改以往的被动参战而主动参战，进而深入马祖岛群间行威力巡逻，迫使国军将其北巡支队集中重叠配备于马祖海域；此外，国军更将机动舰队如数北调，以应付该地区逐日恶化的形势。至此，三分之二的国军海空军部队已被中共胶着于马祖海域。

截至八月二十三日止，虽然国共双方在马祖地区竟日酣战，然在金门方面却是静寂无比，沉默的令人窒息。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中共设于金门岛群对岸的三百四十二门巨炮，开始对金门发动地毯式的炮轰，掀起举世闻名的“八二三炮战”。头两个小时中，金门岛群即落弹五万七千五百发；由于金门岛群守军超过十万人，防卫工事坚固，仅靠炮轰作为登陆的前奏不够，共军乃从海上及空中封锁金门以切断其所有外援，期以金门守军在中共登陆前即弹尽粮绝。傍晚七点五十分，百馀架米格机飞临金门上空。入夜后因视野不明才离开，炮击亦由密而疏。

八月二十四日午时后，炮击再次转剧，中共将轰击目标自大金门移往小金门及大胆各岛，落弹三万六千五百馀发。下午，国军发动反炮战，集中火力轰击围头、大嶝、梧屿等地的中共阵地。薄暮时分，八架米格机呼啸而至，轮番炸射金门料罗湾头装卸设施。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个由五艘国军登陆舰与商轮编成的运补船团驶入料罗湾，准备抢滩卸下粮弹时，数十艘中共鱼雷快艇，在岸炮的掩护下蜂拥袭击料罗湾对准该船团施放鱼雷。一艘坦克登陆舰及一艘无武装的招商局轮船，在混战中首当其冲，先后中雷；由于装载物资全系弹药，两艘船舰在连续爆炸中迅速下沉，冲天的火光照亮了整个料罗湾。两艘中共鱼雷艇亦在脱离战场途中，被国军舰炮击沉。

八月二十五日之后，国军数度尝试利用夜暗掩护进入料罗湾运补，但均遭中共海上舰艇与岸炮的阻挠而未果。九月二日，国军一个由两艘巡逻舰，一艘扫雷舰及三艘登陆舰编成的运补船团，自马公发航驶向料罗湾准备半夜执行抢滩运补任务；而中共二十馀艘鱼雷快艇与炮艇亦在厦门港内严阵以待，随时截击该船团。当日晚上十一点，双方在金门东面六海浬外的料罗湾遭遇，掀起“九二料罗湾海战”。在长达四小时的海战中，国军的登陆舰群始终未受中共快艇的干扰，影响其卸运作业，而中共的快艇部队，亦始终无法穿越国军护航舰只的屏卫火网。海战结果，十二比○，国军大获全胜。其中国军的“沱江”号巡逻舰(PC-104) 单骑冲入中共鱼雷艇战斗纵列内，连续击沉中共九艘鱼雷艇。这场“九二料罗湾海战”，双方出动的舰艇总数超过三十艘，为历年国共海战规模最大的一次，伤亡也是最多的一次，影响所及，使得整个金马炮战局势改观。此后，中共海军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有效阻止海军的运补。

为了维持金门十五万军民每天七百吨的粮弹消耗，国军在九月三日以后，几乎每天均有粮弹船在护航舰队的屏卫下，驶进料罗湾担任运补作业；而国军空军战斗机群，则在空中担任掩护以支援友舰。九月十八日，国军为了运送数十门155型与240型巨炮(射程达十五英里)至金门，动员了数十艘各型舰艇编成运补船团驶进料罗湾，中共再度以鱼雷快艇(艇海战术)试图阻止这个船团而未果；这次白昼海战中中共的损失是三沉四伤，国军则无。六天之后，这个运补船团再度满载而至，所不同的，这次遭遇战发生在空中，而不是在海上。三十二架国军军刀式喷射战斗机，在船团上空掩护他们驶入料罗湾，同时，一百馀架中共米格战机亦自南、北、西三个方向包抄而来；在长达四小时断续而激烈的空战中，国共双方百馀架战斗机在长一百哩、宽五十哩离得福建沿岸上空互相追逐缠斗，国军新获美国制式响尾蛇飞弹大显神威，最后的结果：十比○，国军空军大获全胜。

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在射了四十七万五千发炮弹后，眼见折兵损将且毫无结果，只好暂时收兵，而金马炮战亦在中共的“单打双停”中不了了之。

最后统计结果：

海军方面：炮战期间十八次大小海战，国军船舰共两沉三伤，中共则被击沉二十二艘各型舰艇，外加八十六条机帆船；
空军方面：十次主要的空战，国军被击落三架军刀机，中共则被击落三十二架米格机，国军显然获得压倒性胜利。

“八二三炮战”之后，国军海军仍稳操海峡的制海权，并继续更新舰上火炮装置，并分别在基隆、马公、左营和高雄，建立海军造船场以提高自力修护能力。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台湾海峡国共双方仍有多次的零星接触，仍是国军海军占尽上风。

大战胜利，台湾民心士气大振，战斗英雄返台，造成万人空巷，国民政府统统予以加冕。此役中六二特遣舰队指挥官黎玉玺中将因战功辉煌，战役未及半年，即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升任海军总司令，日后并升任参谋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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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05 8:39:0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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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Ming

张赣萍：故乡匪祸思痛录

作者：张赣萍

【大纪元6月6日讯】在本世纪的文艺创作中，真正说得上是“名闻天下，声震闺阁”的作品；并且能在任何政治制度的国家，同样风行的小说，只有美国玛格丽·密契尔女士花了十年心血写成的那部 Gone with the Wind——中文译名“飘”。赫鲁晓夫两夫妻访美时，他太太说也曾看过这部小说两、三次；在我国傅东华的中译本，更是洛阳纸贵，迄今仍然畅销。

这部以一八六五年南北美战争为背景，以劫后归来的乔治亚人为骨干的长篇小说，它的可爱之处实在太多；但它的主题则只有二个：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生活。

作者先写南北战前的农村景象及一班男女老幼在和平时期中的欢乐生活。然后写战争的残酷，战时生活的艰苦；最后又回到田园荒芜，被炮火摧毁不堪的农村。以对比手法，前后呼应，勾引起读者对战前生活的回味，也最易使人们兴起不堪回首的浩叹！

这，正与我所身受目击的家乡战乱情形是相似的——

过去那种宁静平和，安闲适意，风情雅致的生活没有了；
过去那种豆棚瓜下，闲话桑麻，田园风味的生活没有了；
过去那种集族而居，长幼有序，天伦之祟的生活没有了；
过去那种自由自在，各适其适，随遇而安的生活没有了；
过去那种互助互济，充满着人情温暖的生活没有了；

现在国内过的是什么生活?

大陆农村的生活，在一切归公的铁腕统治下虽然打倒了千千万万的“剥削阶级”，却长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大地主”;虽然打倒了个别的所谓“劣绅恶霸”，却产生了一个牵着全国人民鼻子走的“巨无霸”。

以前的国人生活，是有富有穷，有苦有甜，有赊有借，有起有跌，有衰有旺；现在的国人生活，是一律的穷困，一律的艰苦，除了统治阶级之外，每一个人都是自顾不暇，过了今月今年，谁都不知道明日明月明年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大家都没有理想、没有希望、没有计划中，在那个“巨无霸”的鞭策下，成为那个“大地主”的农奴或工奴！

我并不认为以前的土地制度是好的，但我却认为现行的制度比以前更坏；
我并不认为以前的统治者是好的，但我却认为现行的统治者比以前更残暴。

我是在农村中生长的，我了解中国农村的真情实况，我更了解中国农民的真情实性；他们对以往的一切并没有多大的不满意，而他们对现在的一切，却是大大的不满！

距今四十年左右的大陆农村，别地方的情形如何我不清楚，如果以我们萍乡来说，虽然经过改朝换代的国民革命，全国尚未统一，地方政权也还是你来我往的纷争时期，但对农村生活，无论实质与表面，都无多大的影响或改变。乡下人的观念是：“那个来做皇帝都是一样，不欠粮不欠税，皇帝老子也管不着我头上来。”

那时的农村人民，与今日的香港居民差不多，祇要不欠“皇家钱”，不“违法犯纪”在饮食、居住、行动、言论上，都有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老一辈的人常说“真命天子要出现”，少一辈的人则在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对前者决不会被戴上“封建反革命”的帽子，对后者也决没有人说是“暴动份子”。地方官吏虽有不良，也决不会无故找麻烦，干涉到人民生活上来。再因我们家乡教育普遍，人材辈出，地方士绅都能保持一种重“才”不重“财”，重“德”不重“位”的优良传统。萍乡人在外为官为吏，如果私德不修，公德不好，贪污发财，出身卑鄙，乡人是不齿的；就是想沽名钓誉，捐点钱出来做公益事以讨好家乡人士，也没有人愿接受。这种事例很多，这在清朝的“三鼎甲”人物，近如民国的军、师长，都有被家乡人士瞧不起的实例。我亲眼见到的一次，是抗战胜利后，有一个发了“接收财”的方面军司令部的军需人员，他“衣锦荣归”，想在县城大宴官绅，结果请帖发了，没有一人赴宴。后来他又想捐笔钱出来做公益事，有一位士绅对他说：“地方上的事，我们会做好的。你是国家的军人，多做点对得起国家的事吧！”这种正义严明之气，的确难得，也确能使萍乡子弟在外做事心存警惕，不敢胡作乱为，以免受到家乡人士的责难非议。

因此，清末民初的地方官吏，虽然贪污成风，但在我们萍乡做县官的，却不敢胆大妄为，稍有逾越不轨。士绅们便会羣起而攻，迫其“炒鱿鱼”走路。故此统治者的更替，与“一品老百姓”并不发生关连——起码也是不会发生直接的关连，一切要与官方打交道的事，概由族中尊长，地方士绅出面。

乡下人最怕“兵佬”（军队）。我们村庄附近，有一个名叫“杀人坡”的地方，据说是“长毛造反”时，官军进剿，在那山坡内杀得尸如山堆，血流成渠故名。由于这一个恐怖传说，造成乡人对官兵、匪兵同样畏惧的心理。但在我的记忆中民国军队第一次进入我们村庄，并且驻扎了一天才走的，恍惚是张发奎将军的“铁军”，我们却叫他们为“南军”（称北洋军阀为“北军”）。我记得他们的军帽是硬边的，帽檐的中央，有一块两指宽的小块红布，军风纪很好，集体行动，除了军需采购人员外，见不到士兵在村中行走。我们孩子跑去他们的驻扎地，围着守卫的士兵；士兵除了对我们笑，都不说话，我们又叫他们是“哑吧兵”。现在想 来，可能是“亻巨地”的广东话，根本没法子与“汉里”（萍乡土话“我们”）交谈，以干脆不说。自那次以后，我们才觉得“兵佬”并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对“南军”，且认为很可爱。我们孩子们每晚上以总祠大坪为集合地的集体游戏，也由“割须换袍”，“七擒孟获”这些老节目，改为“南军打北军”的对阵作战。

以我们家乡的情形来说，远在昏庸腐化的清朝末叶，并没有给乡人带来“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生活痛苦。

就是在你争我夺，捐税重重的军阀割据时期，也没有出现过“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莓”的情形。

即便是被共产党抨击得体无完肤，事实上又的确是贪污成风的民国时期，我们家乡也没有过“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怨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的贪官污吏，敢如此胡作乱为。

倒是口口声声以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夺得政权后，我们家乡人民，至今仍过着“时挑野菜连根煮，旋斩生柴带叶烧”的痛苦生活；同时也可听到“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的载道怨声！

以我记忆所及，尚未有工农红军这个名称之前，我所过的那几年童年生活，真是幸福极了；成人们男耕女织，孩童们丰衣足食，真似范成大的“田园诗”一样：“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连山野偏僻的“小桥流水人家”，也确具：“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过田家；鸡飞过篱犬吠宾，知有行商来卖茶”的情景。乡村治安，匕鬯不惊，已接近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地。

可是，这种安宁幸福的生活，却在民国十七年（那时我八岁），被“苏维埃”的“赤卫队”；以烧杀掳掠为手段的腥风血雨，吹扫得一干二净。其残酷暴虐，不亚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中的流寇土匪。任何身受目击过他们在那个时期所作所为的人，都会对“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心存怀恨与恐惧。

虽然他们今日已经“穿起了龙袍”，也会说“爱国爱民”这一类冠冕堂皇的话，但在我听来，正似一个由走私贩毒、男盗女娼起家的所谓“名流”，发出“仁义道德”的论调一样，纵不作呕喷饭，也会嗤之以鼻！其令人发指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如果说以这种手段所获得的政权，也值得自夸自傲的话，那么，他们在未获得政权之前所要打倒的所谓“社会罪恶”，那就成了“小巫见大巫”，纵有罪有恶，也是微不足道的了。而共产党人的罪恶，又是非亲自目击身受的人，所想像得到的。

或许会问，我凭什么与为什么反共？我不吹牛皮，我的反共不是根据什么“理论”，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压根儿就看不懂。我是凭着事实反共，我反他们“为寇”时的惨无人道；我更反他们“成王”后的绝灭人性；我反毛泽东自己可吟“万户萧索鬼唱歌”的诗，却不准人民吟，“隔窗微雨响芭蕉，况杂西风叶动摇，一点秋声一点恨，夜深倾诉几魂消”的诗（中共于一九六三年曾为此诗兴文字狱）。我更不相信中国是凭他们这种狂妄好战，“对内不施仁政”的暴虐作风治理得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

有人用“无恶不作，无作不恶”八个字，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在这四十年中一切作为的总结，一点也不过份，这是我敢向世人作证的。

人们都是相信眼前事物的。那就请容许我做一次“文抄公”，抄两段师承中共的印尼共产党人，他们所仿效中共残暴的行为作为佐证。

一九六五年十月初旬“快报”的“时事简释”栏，林燮先生将那几天印尼人民反共示威如火如荼的原因，作了一次归纳说：“这反映了印尼人民在共产党发动的政变中，认识了共产党的真面目。最主要的原因，当是六名将领和国防部长的稚龄儿子被惨杀；遇害将领无头无脚，残缺不全的尸体，在电视中出现时现出公愤。凡是有良知的印尼人，都会谴责共产党惨无人道的卑劣手段。”

他们是用怎么样惨无人道的卑劣手段将印尼六位将领弄死的呢？请看“星岛晚报”同年十月十日“世界文摘”副刊鸿康民先生的“印尼六将领遇害内幕”：印尼共党青年在一个房间里面将六名陆军将领，及一名误认为国防部长芮苏贤的青年军官的睾丸割去的时候，印尼共党的女党员，在这房间里一丝不挂的跳舞，并用下流卑鄙的侮辱性说话，去羞辱那些将领。

“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动在印尼耶加达以南八英里外一个共党秘密训练营内举行，时间是十月一日早上五点钟。”

“这项没有人性的处决的主要见证人，是一位警察。事后他虽然秘密的溜出来，但在公路上逃跑时，想起目击的酷刑及处死的经过，他因惊恐过度而昏倒路边。后由陆军发现，将他送往医院救治，他清醒来一、二小时，犹有余悸的情绪使他丧失说话的能力。到最后他完全镇静了，才将目击的一切，及被共党份子肢解的将领尸体隐藏地点说了出来。”

这两篇文字。一般读者可能没有读到，也可能祇是浮光掠影，如过眼浮云般看过便算了。但在我这个身受共产党人先后数十年之苦的人，不但一看再看，并且看过之后，还把它剪存下来。难道我对他们的罪恶还了解得不够吗？不是的，因为其中有几点，是易为让者所忽略的地方，我想特别指出来作一项申述。

第一，被共党用此种酷刑处死的六名将领及一孩童，他们决没有所谓“血债”，也决不是与共产党有什么私人仇恨，这说明什么呢？凡是被共党视为所谓“革命对象”或“阶级敌人”的人，都是被他们列为“杀无赦”的，连这一类“敌人”的妇孺眷属也不放过。第二，女共产党员会一丝不挂，围着这几个被酷刑处死的尸体跳舞，及用非常卑鄙下流，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去羞辱将领，这说明什么呢？因为这个屠场是设在共党秘密训练营内，凡是经过共产党训练，尤其是正在接受训练中的党徒，那种没有人性良知的表现，的确令人发指。请大家闭目想想看，对几个无仇无怨，又无反抗力量的俘虏与小孩，以割睾丸及斩手断脚的酷刑处死，已经是惨绝人寰了；而她们这些人，并且是女人，竟忍心到围绕着这血腥叫号场面跳脱衣舞，还要口出粗言秽语辱骂，这种“人”还有一丝一毫人性做种吗？第三，作此惨无人道场面的见证人，是一个在各种自杀被杀场面见过血与尸体的警察，他竟被这惨不忍睹的酷刑，与残暴表现惊恐得昏倒，又会在被救醒之后，在恐怖情绪中，十多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其情景之可怕程度，也就不难从想像中得之了。第四。当这些被肢解的尸体，与芮苏贤爱子被杀害的尸体，出现在电视中时，印尼人民愤怒了，共产党的残暴面目揭露了。事实上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良心，能辨是非，知善恶，分人兽的人见了，都会愤怒的，祇可惜许多未曾身受目击共产党这种残酷的人，在未揭晓他们的真面目之前，被他们那层人皮蒙蔽，被他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欺瞒着，对一切揭露其罪恶的文字电讯，甚至血淋淋的图片，还抱着存疑的态度，不相信这是真的，或寄望于“由寇而王”了的中国共产党，会改变故态，恢复人性。

我可以在此大声疾呼的向全世界人士作证，向历史作证，“快报”林燮先生的“时事简释”是绝对正确的；“星岛晚报”副刊“世界之窗”鸿康民先生的“印尼六将领遇害内幕”，也是绝对真实的！

我凭什么说这样武断的话？我决不是凭他们两位的文字报导，我是凭过去数十年，亲身所受，亲目所见的事实。我所要记敍的中共暴行，连耳闻的都尽可能避而不谈，也要比印尼共产党徒的暴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关中国共产党绝灭人性的凶残暴虐情形，我将列举事实，将这笔有血有泪的旧账，按次计算下来，把他们的真面目揭露于世人之前。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妄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祇缘妖氛又重来。”

这首诗是一九六五年九月间，我去香港大会堂参观大陆的工艺品展览，在一幅面积颇大的贝壳雕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上面，用速记法抄下来的。因为这首诗的作者是毛泽东，我于看了之后，便在内心发出一声冷笑！心想：“白骨成堆，鬼域成灾，大地起风雷，妖氛又重来”等词句，正是我所见到共产党所作所为的真实写照。所以对他逭首等于自己骂自己的诗，特别感到兴趣，当时便把它抄记在一张纸片上，因为是“忙中草”，内中有二、三个字可能有错。

我的家乡是怎样“大地起风雷”及“妖为鬼域必成灾”的，我已记不太清楚了，但我记牢着是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所谓“平江秋收暴动”）。因为我那一年的八岁生日，逃难在一个住在偏僻山村的亲戚家里过夜，老祖母曾对我说：“你今天生日什么也没有吃的，等‘赤卫队’走了，明天跟我一起做生日。”（因为她与我是同年同月同时不同日生的，她刚好比我大六十岁零一天。）

从那一年起，我们就开始东逃西躲，共产党先后在离我家十多里的斑竹山，舆数十里的小洞一带作乱。那时他们的行动行为，全是土匪流寇式的昼伏夜出，打家劫舍，烧杀掳掠，最猖獗是民国十九年前后。我们萍乡县的县城，也被他们攻破了；我家也由在附近戚友家中作暂时性的东逃西躲，而举家迁离到外乡去逃难。

由于我那时年纪尚轻，目击的事，虽然记忆犹新，但所见不广，所知不多。今日事隔快四十年了，手边又全无参证资料，我也不想涉及太广，祇就目击的事实，能够记忆起来一些惨中带趣，趣中有泪的写，也可举一反三，见出共产党先期做土匪流寇时的残酷暴行，以及后期称王称帝时的恐怖统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民国十九年前后，共产党在我家乡附近立寨作乱的时期，毛泽东与朱德的大名，我是从一句乡人的反共口头话中得知的，大家都叫“杀猪（朱）拔毛”。又曾见到朱培德做江西省主席，朱德发动“南昌暴动”后，很多地区成了官匪争夺之地。那时，剿匪的官兵来了，在墙壁上写上“打倒朱德”的标语；官兵去了，匪兵来了，他们就在“打倒朱德”的标语上面，加上一个“培”字，使这些“打倒朱德”的标语，变成了“打倒朱培德”。后来官兵也“如法泡制”，他们除了将“培字”铲掉，使之恢复“打倒朱德”的本来面目后，又在“苏维埃万岁”的标语下面，将那个“岁”字改成“罪”，使之变成“苏维埃万罪”。这种玩弄字眼的标语，给予我的印象特别深。也因此才知道共产党的头子是朱德和毛泽东。

在官兵匪兵经常来往出造地区的老百姓，真是左右做人难。我记得那个时期号称“苏维埃”属下“赤卫队”、“红军”，好似尚未有鲜明的旗帜，标帜方面概用红布；队伍用红旗，个人缠红布领巾或袖筒，总之就是一片血红。住在交通要道上的老百姓，每户人家都有两面旗子，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一面是红布旗。他们知道国军要过境，便将国旗悬出来，以示欢迎；得知红军要过境，又将红布旗悬出来，以示欢迎。据说有一个村庄某一次“撞了板”，把红军要过境的消息，误传是国军要过境，于是，一律悬出国旗。被红军见到了，竟恼羞成怒，下令“血洗”，把这个村庄的男女老幼，杀得一个不剩，还四处放火，烧得精光。（这个村庄的名字我记不起了，而“血洗某某地”这个可怕的名词，是那个时期，官匪双方都是最常用的。红军在某地吃了亏，下次来到时便“血洗”，官兵进剿其巢穴时，也是“血洗”。说来说去，都是无辜老百姓的血，无力逃离家乡老弱妇孺的血，“血洗”这句话，在今日五十岁上下的江西或湖南人，想必都耳熟能详，记忆犹新。

因为悬旗“摆乌笼”，造成那一次“血洗”全村的暴行传开之后，各处的老百姓也学乖了，以后他们一概改变办法，既不悬国旗，也不悬红旗，都用一块白布写上两个红色的“欢迎”字；一天到晚都插在门前。红军来了，他能说这是“欢迎”红军的；国军来了，他们说这是“欢迎”国军的。国军也称“白军”，这样用白布写红字，连颜色上也做到了“平分春色”，所以两方面的军队都不好找老百姓的麻烦。虽然他们也有自知之明，这种所谓“欢迎”是出于不得已，甚至内心在骂在恨，这是接瘟神，也等于在送瘟神，祇要表面上顺从他们，也就算了。

（这种“欢迎”过境军队的办法。在抗战胜利那一年，我随军经过湘鄂边区许多地方的老百姓，也是采用这个办法，将一面谁也不得罪的白布红字“欢迎”旗，整日插在门口。因为在那些地区过境的，有四种军队，即国军、日军、伪军、共军。老百姓在这种武装军队经过之时，既不得不表示“欢迎”，又怕会挂错了旗；所以他们除了日军经过，将“欢迎”旗尽可能收起外，其余时间，都是照挂如仪。他们口头上的理由是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他们来不及做国旗。其实，他们久处乱时乱地，都成了“起床得早怕得罪丈夫，起床得迟怕得罪家姑”的小媳妇。祇求一个苟延残喘，国、共、日、伪军，不找他们的麻烦，便称阿弥陀佛！由此可见生逢乱世做人之难了。）

我小时候对共党人物。除了从标语口号中，知道有朱德与毛泽东其人之外，还听说坐镇小洞的头子是贺龙与叶挺。刘少奇那时在我们萍乡安源煤矿做“工运”工作。

那时我的同乡同宗张国焘先生虽然是共产党中的巨头，他并未在家乡搞那些杀人放火的“革命事业”，祇听说过曾写信给过他的父亲，为着表示他“六亲不认”的“进步思想”，将儿子写信给老子的传统称呼“父亲大人”四个字，改为“同胞仁兄”。另有一说他寄了一笔钱回家，作为养大他成人的“米饭钱”，从此脱离“父子关系”。

在小时候，有关这位共党中央位居要津的“红色巨人”的事，我所知道的仅止于此。至抗战时，他已脱离共产党，住在重庆磁器口的“政治训练班”，该班的训练队长黄离，是我在初中时的同学。那时我也在重庆受训，年冬我去探访同学黄离时，曾与张国焘先生见过一面，我曾把上述两种传闻问他是否确有其事？他祇笑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却顾左右而言他说：“在家乡这个时候烤兜子（树根）火，吃冻米糖（炒米糕），顶有意思。”他那时头发已经白了，给予我的表面印象，是一位具有学者风度的恂恂儒者，他斗不过毛泽东，自是意料中事。

曾一度率领红军攻陷萍乡县城的是黄公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这个在共产党做流寇时的凶残人物，结果死于二万五千里的流窜途中。还有一个曾数度救过毛泽东的命，在“长窜”途中，被毛赠诗赞誉为“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跃马；惟我彭大将军”；而今日“兔死狗烹”，被毛泽东从“国部防长”，变为囚徒的彭德怀，也是我们小孩子听到他的名字都不敢哭的可怕人物。他与“人贵自立”的林彪，及“吃耳光的人”李先念一样，都是从国民党这一边去投共的。如果那时蒋老先生对他们稍假词色，给予一官半职的话，也就不会有今日在红朝中赫赫一时的林彪与李先念。

有道是“地方无鬼不遭殃”。首先造成我们家乡糜烂，地方不安，在斑竹山立寨作乱的共产党徒，也就是我们家乡几个在外读书不成，做事不成，做官也不成；因为一无所成，面对现实不满的年青人。与我有过某种关系至今还记得起来的共有三人：一个是住在萍乡与浏阳边境的曾持，他家与张国焘家乡相距不远。（此人后来被杀，其弟曾涛与我中学同学，也曾因思想问题入狱。抗战末期随军到浏阳文家市堵击日军南窜作战途经其家，又会过一面。承他告我当前敌伪情况，指出有一绰号“陈矮子”其人为虎作伥。后来“陈矮子”任敌军前驱，使新三军配属五八军指挥作战的余建勋师长，于视察阵地时被射击负伤；同时军司令部派往督战的高参张天举阵亡，就是“陈矮子”这个丧心病狂的匪伪干的。事发后第三日，我单骑独往文家市西北方一山地视察阵地侧翼情报网时，于途中与“陈矮子”狭路相逢，由于曾涛对我描述过他的形态，故而生疑，喝其止步受检查！他突然发难，拔枪向我射击，使我的坐骑与左臂受到擦皮枪伤，我也曾于他逃跑时回射数枪，从他遗留在路上的血迹证明，他也被我射伤了。因该处地形生疏而复杂，他持的手枪是“快慢机”，我持的是“白郎宁”，所以不敢穷追。俟赶回司令部拟率队前往搜剿，军部已奉到即刻回师“坚守萍乡”的命令，限令当晚先行，故将“陈矮子”放过了。但曾修书向曾涛致谢。）

第二个是舆我同村庄的黄其国，后来也被进剿部队捉到，押解到他自己的家门口就地枪决。

第三个也是与我同村庄，并有亲戚关系的黄××。（黄埔军校学生，北伐后不得志于军旅，遂参加共产党，后来投案自新。其人言大而夸，胆小如鼠，抗战时历任关麟征将军所属军司令部之政工负责人。）

因为有这三个“地头蛇”作怪，所以我们家乡也就鸡犬不宁了。那时，两个黄姓党徒，好似隐身幕后，发号施令的则是曾持。在斑竹山上，将我外祖父龙姓一大家屋占据，作为“忠义室”，昼伏夜出，打家劫舍。那时他们的口号标语都是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为主。所以他们的“革命对象”，也就指向于各地的“地主土绅”。他们除了抢劫财物，还捉人勒索金钱。对勒索不遂，或不肯写信通知家人来“赎参”的人，将其人的手脚缚在竹子上，使其受尽痛苦。（我们家乡竹林特多，大如汤碗，小如饭碗，高达一、两丈。而共党盘据的斑竹山，其

竹身有方形的，且有斑纹色彩，故名斑竹山。）

这种高大的竹子也被对“刑具”最具“发明天才”的共产党徒，利用作为对付“土豪劣绅”的刑具。他们把人绑在竹子上叫做“半天吊”或叫“打秋千”。办法是选择最长最粗，负重力最大的竹子，先用绳索套住竹尾，将之拉下齐地面成弓形，然后将受刑的人，绑在竹干的中腰以上。共有三种绑法，第一种是手脚身躯一起缠绑在竹干上，痛苦较轻；第二种是祇绑手脚，而是面对竹干，痛苦较第一种重，较第三种轻；最痛苦的是第三种，将手脚反绑在竹干上，面向地下。绑好以后，拉弯竹尾的人将绳索放开，竹尾向上弹回去；又因竹干上绑了人的下坠力，竹尾弹到某一角度，又会自然而然的坠下来。于是，绑在竹干上的人，就似打千一样，一弹一坠；越挣扎，弹坠得越快。整个人吊在半空中，不是左摇右摆，便是上弹下坠，所以叫“半天吊”或叫“打秋千”。共产党徒，即以此取乐；有被活活吊死的，也有被吊得筋散骨折成了残废的。

自太平天国的战乱之后，我们家乡一直是在治安良好中过太平日子，因此根本没有地方自卫武力的设置。突然来了这样一伙共产党人落草作乱，虽然以梭镖大刀作武器，也可以横行无忌。这班土匪使用刑具向“肉票”或仇家逼打的残酷，真是无奇不有，无毒不用。就我还记得起的刑具名称，尚有“坐快活櫈”、“扯半边猪”、“踩杠子”、“指甲内面插针”，用烙铁或香火熨烧胸背脚手掌，灌饮辣椒水等。如何使用我未见过，总之每一种酷刑，能使一个强壮的人，祇剩下半条命。

至于他们打家劫舍的情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躲在邻居家里，伏在窗缝中，窥看“赤卫队”的土匪队伍经过。那次是打劫了长平里之后，于下半夜经过我村回斑竹山的巢穴中去，见到一个年青人骑着马（即是匪首曾持），后面的队伍，肩着鸟枪、大刀、枪镖、腰刀、及单响步枪等武器。“战利品”则有鸡、鸭、鹅、猪、羊、牛、棉被衣服、米粮及成包成担的吃用物品。鸡鸭在啼，猪羊在叫，那种土匪队伍，真是够瞧的，捉到的“肉票”，则反绑双手，由一个大刀手牵拉，在后面以低沉的声音。催促被绑的人快走！慌乱匆忙的队形，说得上是“偃旗息鼓．衔枚疾走”。据说他们都怕天亮后被熟人见到，因为其中有许多人都不敢显露自己的真面目，也有许多人是被胁从而来的地方良民。

在他们那一伙人之中，有两个最凶残横霸的湖南人，我祇记得一个名叫谢国连，另一个的姓名记不清楚了，执行酷刑，都是由他两人动手；拷审捉去的人，也是由他两人主持。谢国连还是一个“采花贼”，好强奸乡村良家妇女；有一个女人反抗他，他把那女人强奸了，扼死了，还用一根木桩钉进那贞烈女人的阴道内，让其赤身裸体放在路边上。有关这两个外地匪徒的暴行罪恶，乡下人无不谈虎色变。后来悬出重赏，终于落网，先后正法在我们村庄里，那一幕是够惊心动魄的。

数十年来，连偷鸡捉狗的盗窃事件，都少有发生过的安宁农村，突然之间，来了这样一伙子什么共产党喊打喊杀，又劫又抢，不但我们这些年轻胆小的孩子们，吓得足不出户，噤若寒蝉；就是中年老年人，也从无应付这种可怕事件的经验，同感无所措置。地方上既无保安的组织，更无自卫的武器，惟一应变的办法，祇有加强关防，设置收藏粮食财物的夹墙，秘密楼房。因此，一般诚实可靠的坭木匠工，最为吃香。殷实富户，无不请他们来漏夜工作，工资加倍之外，还在饮食方面待之如上宾。因为“赤卫队”在初期。是晚上出动的夜盗，他们向某富户抢劫的时候，先将房屋包围，用木头撞门，用刀砍破窗户而入。所以一般人家都注意门户的加强。

以我家为例，民国十八年便已将全部门窗换过，用饭碗般粗大的山枣树或杉树木心，连并而成做前后门；门上加闩，闩上又另加日卸夜上的横直闩；横闩入墙，直闩入地，坚实无比。有几次被“赤卫队”撞得墙摇瓦震，也是徒劳无功，不得其门而入。

对一些单边窗户，则换成硬木窗槛，用铁皮包边，铁线牵网；另加外窗门，内窗门，围墙上又加碎玻璃片，或铁线网。除了这些对外的关防之外。再在偏僻不为人所注意的厢房边楼，设置天衣无缝的夹墙或密室，贵重物品、必用被服、粮食油盐，均收藏于夹墙秘密之中。留守在家的人。一听到有撞门声。知道今晚的抢劫重点是指向自己家里后，也一起躲在夹墙或密室内，将楼梯收藏好。我有过很多次躲在秘密楼房中，得以逃避被他们捉去的经验。我家的夹墙秘室，历经赤祸、日祸及散兵流勇的兵祸，均未被发觉；到一九五一年。家人被“扫地出门”之后，当然也化为乌有了。

赤祸越来越猖狂，势力也日渐扩大了，地处偏僻的小村庄，由于人事单纯，已经有了“拼命保命，拼命保产”的组织；他们将成年壮汉，组成防守阵线，加强门户，铸造刀枪，敢于跟来打劫的“赤卫队”硬拚。像我们张家这种人多口杂的大族姓，也组织起来了。后来请求县府，又派了一个步兵连，进驻在我们村庄里，开始向斑竹山的匪穴进剿。那班乌合胁从之众，很快就将其气焰压制下去了。外围势力一击即散，核心势力龟缩在斑竹山上，不敢出动。

进剿部队，经过联络协商，开始一次包围、扫荡，直捣剿穴的大行动；由几个装备良好的国军步兵连，从四方八面向斑竹山进攻！

首先奏捷，匪首之一的黄其国被活捉！不久又击溃防守，把设在斑竹山龙家的总寨攻垮了。曾持与谢国连等匪首化整为零，逃遁到深山密林中去了。

进剿部队回防后，残余的一些零星匪众，又占据了斑竹山，并开始偷袭报复，不择手段的烧杀，及奸杀妇女的暴行，也时有发生，匪首谢国连等的凶残恶名。也于那时传遍远近，遐遁皆知。

乡下人好似可以忍受共产党的抢掠，也可以忍受共产党的绑票勒索，惟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对妇孺的淫暴。于是，民心愤怒了，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号召下，民间的自卫武力加强组织起来了，先名“靖卫队”，后名“保卫团”，集体操练，武器还是以鸟枪、梭镖、马刀、大刀为主，自动步枪那时少之又少。

第二次大规模进剿，匪首谢国连被捕，另一个外省匪首也被捕了，据说曾持在逃，斑竹山的“赤卫队”，已经全部肃清。

从各处来投诉的苦主们，有男有女，一致指证谢国连的凶残暴行；这个说她的丈夫是被他杀死的，或吊死的；那个说他的老婆是被奸杀的，或女儿媳妇，是被他强奸后自杀死了的。

有人要求把他解到有血渍的地方，由他们苦主亲自割他的肉，砍他的头！
有人要求将他绑在广场上，由所有的苦主，将他一口口的咬死！
有人主张将他“五马分尸”拖死！
有人主张将他“点天烛”烧死！
有人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人之身；先用木桩钉进他的肛门内，再绑在竹子上，任其吊死。

民众的怒潮，四乡的公愤。苦主们的仇恨，汇集在一起!哭声、骂声、闹声和成一片，使原来想将这两个罪恶满盈的匪首，解往县城去请功邀赏的国军连长，祇好打消原定计划，答应“就地处决，”

于是，一次前所未见，动魄惊心的杀人场面，在我们村庄内上演，将谢国连与另一名匪首，用五花大绑，插标示众；一排武装兵押解着，由号兵吹着“底打嗒——底打嗒——底底底”的冲锋号，配合着百数十人的喊“杀”声，在几个附近村庄游行一周后，分成两个地方，把两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头脑砍下来了!

我因为被家长遏阻不准出去观看，所以祇听到经过我们门口时的号声，杀声，哭声！欢呼声！喊叫得心惊肉跳。老祖母口中则不停的念阿弥陀佛，民众虽然是愤怒的，情绪也是激动的，可是，他们并不盲动；是非轻重，分得很是清楚。

那个我不清姓名的匪首，一刀毕命之后，也就算了。但是，对那凶残淫暴的谢国连，就是死了之后，曾被他杀夫奸妻的苦主们，也不肯就此放过。他们要看看谢国连的心是什么样子？我们在家的人，听到一再传来可怕的消息说：

“谢国连的心肝被人挖出来，就在露天炒着吃！”
“谢国连的心肝切成一片片，放进锅子里时还在跳！”
“谢国连的生殖器被人割掉了！”

总之，尸体被踏践得不成样子，脑袋上被人抛掷的石块，坭土，及撒上的屎尿，已经面目全非。还有人把他的肉割去，带回去作为祭品，暴露了两天一夜，才将那具残破不全的尸体加以掩埋，其愤恨可见一斑。

经过那次扫荡之后，斑竹山的赤匪巢穴给铲子了，四乡治安也恢复了固有的宁静，我们小孩子被迫停止了一个时期的夜间集体游戏，又在总祠的大坪中开始集结表演。并将“南兵打北兵”的节目，改为“打赤匪”或“杀谢国连”这一类凶残打斗；刀枪箭戟，成了每个孩子必有的玩具，并且将国军遗留下来的步枪弹壳，改装成为手枪，钻一个可以插引线的小孔，用铁丝捆在木制枪身上面，内装烟硝炸药，点燃引线便可以射击，发出比大爆仗更响的声响。因此，每到夜间，几十个孩子们，集齐到祠堂大坪后，便改分两队：一队做赤匪，一队做国军，表演攻防遭遇，退却追击，包抄回剿。此起彼伏的口哨声，喊打喊杀的叫闹声，玩得非常热闹。这就是共党间接给予我的幼年教育。

正当我们玩这些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一天消息传来，一股声势浩大，从湖南穿入县北边境的，又开始杀人放火了。于是，家长们禁止我们晚上外出，黄昏时份，便关门闭户；大人们都开始紧张忧虑，纷纷集会讨论应付的办法。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共产党再来我们村庄的话，可能会采取报复手段，要比斑竹山那一股更为凶残。于是，恢复了“保卫团”的组织，各家壮丁又集合在一起，轮流担任巡逻任务；对过境的陌生人，也着手检查盘问，“通行证”这个新名词新玩意。就在那个时期开始应运而生，凡是到外乡去做生意的人，都请“保卫团”发 给一张证明身份，是本乡“良民”的“通行证”。

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生命的威胁，挨共产党的枪弹，被他们追逐射击，子弹打在身上，是十岁那一年。我从九岁起，便到离家二十五华里地的县境最北一个大市镇——栗江镇完全小学读书，某日上午，我们正在上课，忽闻枪声四起！跑出课室一看，市镇上已有浓烟烈焰冒出来；通往四乡道路上，人羣奔跑，说是“共产党杀进来了！”又说是“什么人被杀了，什么屋子被烧了！”

“走呀！逃命呀！”有人在学校外面叫，有人在学校内面叫；有人从外面跑进来，有人从内面跑出去。变起仓促，很多人都吓呆了！女同学在哭，老师们都在房子裹收拾自己的东西，我是全校寄宿生之中年纪最轻的一个，可能是早两年逃难惯了，对这种动乱的场面见得比他们多，我丝毫不感到可怕，站在操场外边，看着道路上肩挑手提的奔跑人羣，及学校内外狼奔豕逐的混乱；远处的枪声不绝，冒烟的大火在加多，反而觉得很好玩似的。

正当我看出神，忽然有人大声叫我！回头一看，是我表哥。他手提一个藤篮，长袍的下襟也扎起在腰间，跑来我身边说埋怨话：“你真是，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我问他走到那裹去？他说爬过狮形岭，逃回家裹去。他连我想去收拾一点东西也不准，拉着我的手，便朝学校侧门跑，跑过河，跑上山，山下面又传来枪声与喊杀声！

当我们爬到狮形岭的巅峯，回头一望，只见栗江镇上笼罩在一片浓烟火焰中，枪声正在断断续续的响着。表哥问我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我问他逃在这山头上，怎样能够逃回家去？他朝着山后面一指说：“下面是达家堂，廖达源、廖×茵兄妹也是向这方面逃走的，我们就到他家裹去吃了午饭再说吧。”

廖×茵是我同班女同学。于是，我与表哥又向山下走。那是“行不由径”的所谓“落荒而逃”，根本没有道路，连羊肠小径也没有；我们就是对正山下达塘廖家那楝美奂美轮的高大屋宇，在茅草与荆棘中钻进钻出。一路上我都没有跌倒过，却在走下山腰，听不到枪声时，脚下缠着一根葛藤，身体失去平衡，往前伏倒下去。正在这跌倒的一刹那间，背后响起一声“劈——嗤——”尖锐刺耳的枪声！

山岭上同时有喊打喊杀的声音，与高叫“哎约”的呻吟声。我正想爬起身来。表哥一把按住我。并问：“打到你没有?”“没有呀！”我身上毫无痛楚，想来没有中枪。但经检查，发现我头上戴的那顶“卜角帽”（民国廿年前后，大陆各地最时兴的一种呢绒做的帽子，老幼均戴着御寒），后脑边沿的一个折角上，被那声“嗤——”的子弹，射穿了一个窿，逭真是“险过剃头”！如果我不在那时那地跌倒，子弹必射到后背；如果身子稍微倒慢下去一秒钟，则必定射穿了后脑袋。在此以前，我并不觉得可怕，这一下见到帽边上的穿窿弹痕，倒把我吓得全身冒冷汗，手脚都抖索起来了。

那次，我与表哥虽然转辗逃回家裹。可是，我被迫中途辍学了。因为匪军声势，比在斑竹山时，浩大百十倍，像洪水泛滥一般，四处流窜；其作风也要比在斑竹山时更凶恶百十倍，那时只有谢国连等少数人的作为是残酷的，这一次却普遍的不讲人道。由于地方武力的脆弱，可说横行无己，各村庄的“保卫”团队，以古代的鸟枪，对抗现代的自动步枪，如卵击石，不但保卫不了乡民，反而自身难保，成了屠杀的对象。在烧屋杀人的恐怖消息，一日数传中，我们村庄也遭到了同样的浩劫！

共产党自从进攻栗江镇得逞之后，当日虽然退回到湘赣边区的小洞一带山地“安营扎寨”；并以小洞为根据地，作着“进可攻，退可守”的布防。可是，由于这一次所表现的人多势众，又有枪弹自动武器，使我们萍乡县的整个北区，惊震起来了！很多人家，都在作着逃难的打算；我们家裹，也开始计划举毕家逃往西区，暂避其锋。

可是，我们逃难的计划还未实行，有一天晚上夜阑人静，我正在甜睡乡中做着好梦时，被我母推醒了。她以低沉急促的声音说：“快起来，共产党来了！”

我翻身下床，披起衣服跑到对向路边的窗口伏耳静听，外面人声鼎沸，沉重快捷的奔跑脚步，在距离窗下边不远的一度石板桥上，像擂鼓似的发出“哄隆咚咚”踏声。

紧接着口哨声四起！紧接着枪声四起，后来才知道是放单响大爆仗，故意虚张声势。

紧接着喊杀声四起，紧接着“哎哟——救命呀”的呻吟声四起！听得我们心惊肉跳，汗毛直竖，大家心裹面都在暗中猜度：今晚上不知要杀了多少人?后来才知道，这也是虚张声势，喊打喊杀喊哎哟，都是他们自己人在唱双簧。

“这一家也是！”有人在外面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家大门，便开始被人撞动了。

父亲叫我们退入到秘室中去躲避，他与长工搬了木闩抵住门后边，加强着四处门窗的抵抗力。

这样外面撞，内面抵，正撞得墙摇瓦震，“轰隆，轰隆”的声势吓人时，忽然静下来了。不久，母亲叫我们下来，说：有人说了一声：“这一家不是的。”撞门的人便停止了，人也走开了。

这是什么人呢？我们揣测，这可能是平时受过我家救助帮忙遇的人，也可能是国军围剿斑竹山时，捉来那些无辜者，因与我家有戚谊关系，曾经招待他们的家人，或作过他们担保人的受惠者。因为以后我们家裹，有好几次都在这种情形之下，得以化险为夷，将这座房屋保住没有被烧掉，都是由于“他们的人”裹面，有的“阳奉阴逮”，有的“代为说好话”的缘故。

那晚上，整个村庄在人声鼎沸中扰嚷到拂晓时分，才听到他们吹号集结，收队回山。

第二天才知道什么人被捉去了，什么人家裹被抢了，什么人被打得半死不活。因为那时准备逃到外地去的人，都还没有采取行动，所以在这猝不及防的侵袭下，被抢的东西特别多，被捉去的人事后统计，张、黄两姓共有一百人以上，其中有的是有钱有势的捉去了不知是生是死?也有很多是捉去做挑夫，帮他们挑走抢来的东西，运送到巢穴中去。后来，捉去做挑夫的人，都放回来了；有钱有势的人，则被指为“土豪劣绅”，派人送来他们的亲笔信，要家裹人筹备银洋现款“赎参”。原来共产党人，也与都市中的绑匪一样，捉着有钱人当“肉票”，狮子大开口的勒索；这个要银洋几千几百，那个要银洋一万，否则便要“撕票”开刀！

这样一来，乡人怕起来了。于是纷纷开始逃难！

正当人们决心离乡别井，逃到城市或其他离共党巢穴较远的亲友家中，暂避其凶的时候，警耗又响起了！

原来经过那一次试探性的进袭掠夺，知道这个富足的大村庄，竟是毫无抵抗能力的，便无所顾忌，把我们那个村庄，当成是他们的仓库一样，予取予携，朝发夕至，真是一夕数惊，睡不安枕。接连几晚，都来我们村庄，作重点式的劫掠。

由于第一次撞我家的门，他们同伙之中有人说了一句“这一家不是的”，而使我家的围困解除；再加以后几次，都没有“光顾”我家，深以为他们的“头目”，一定是与我家有渊源的人，可以在其暗中庇护之下，不会遭受到劫难。因此，除了将我老祖母送到姑婆家中去做客，我父母弟妹，还是住在老家。遇有警耗，仅将四门紧闭，我每次都伏在靠路口的窗缝中，窥听外面打家劫舍的动静。由于我们那个村庄太大了，被共党列为“土豪劣绅”的人家也太多了，像他们初时那样，每一晚上来抢三、五家便“收兵回寨”，也真够他们抢一年半载的。

但有天晚上，情况特殊，刚刚才日落西山的时候，便听到鸣锣报警，说有“数不清的共产党”，正向我村进发。

村庄中的人，起初还有点将信将疑，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赤卫队”入村抢劫，都是三更半夜才开始，他们怕遇上从县城开来“放马后炮”的武装团队。不过，虽然疑心，还是家家关门闭户，静待其来。

结果，天黑不久便来了。我记得这次浩劫来临时，我们一点也不惊慌，虽然听到外面有大队人马在通过，也有真的枪声与马嘶，我们家人只不过是关着门户，照常吃晚饭。饭后，我首先跑到窗口听外面的动静，先父与长工则跑到后面菜园裹去了，只听到四处都响起撞门声。

不久，我家的前门，发出了沉重的冲撞声！

接着，我家的侧门，也发出了沉重的冲撞声！

住在我家前面几户族人，先后发出呼叫、哭闹、呻吟、救命的凄厉叫喊声，毫无疑问，他们的大门已被撞开了；显而易见，今晚的情况特殊，似乎不是指向某几家的重点抢劫，而是要我们张、黄两姓，全村“开花”!

母亲正把我与弟弟们叫在一起，准备进入秘室中躲避，父亲却气促惊慌的从后园中跑了回来。并说：“今晚上与以往大不相同，好像来了千把几百人似的，声势浩大得很，已经有几个地方起了火，看来是在烧屋。夹墙秘室裹躲不得，大家出后园门逃到山上去，后山上没有他们的人，你们现在就去，长工在后门口等着你们。”

母亲给我们每人加了一件挡风抵冷的御寒衣服，便一同走出后园门，爬上后山。在山腰上站定一看，火头四起，与我家遥遥相对，是黄姓翰林公的屋场，已被烧通了顶，整个村庄成了火海。

那晚上从九时左右发现火头，到我们逃到后山上，约已十一时许，只见张、黄两姓将近一千户人家的密集屋宇中，好似有百数十个火头，衬托着直冲云霄的烟柱，把那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烧成一个火炉子以的。红透了半边天。加之，叫喊哭啼之声不绝，呻吟救命之声也不绝！与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粗蛮重浊的吆喝声，劈拍剥的燃烧声，屋塌墙倒的震动声混和一片！看得我们手脚发抖，听得血脉贲张，斯情斯景，有如世界末日的来临；这个数百年来，花了多少人的血汗建立起来的村庄，眼看着就要毁于一旦。我们虽然是“隔岸观火”，既担心这次毁于赤焰的人家，不知那些人被共产党捉了杀了；又惊恐自己的住屋，也不能在这次浩劫中幸存。

“如果我们的房子也被烧，将怎么是好？”这是我担心着的问题，也是父母弟妹所一致担心的问题。

大家对这惊心动魄的场面，都无话可说。

“我回去！长工跟我回去，你带着孩子们在这裹。”母亲突然对我父亲说出几句坚定的话。她又作着注解：“他们是‘下五地’（我外祖家附近的总称）来的，说不定可以找到我相识的人；我生平没有薄待遇任何人，也没有得罪任何人，我不怕。如果他们要烧我们的房子，我要找他们的人出来做证明，我们不是劣绅，我们没有对不起穷人的劣迹，我不怕的！”

她虽然不怕，我们却怕。在大家一致劝阻与恳求下，总算把她的意念打消，一家人就躺在一个大墓地的石围裹，睡的睡，坐的坐，靠的靠，风餐露宿了一晚。到我醒来时，已经天亮了！全家人都在，就是不见了两个长工，原来他们已下山去打听消息去了。

第一个长工回报：我们家裹虽然被抢，也曾有人要烧，但被其他的人（共产党人与左右邻居）讨保着没有烧成；夹墙与秘室，并未被发觉。也即是说，贵重东西未被抢去。于是，我们松了一口气。

第二个长工回报：曾被点燃火头要烧的人家，共有五、六十家；而被烧通了顶的人家，约有三十多家。被捉去与被杀死的人都有，但还没有弄清楚是些什么人？现在共产党虽然都走了，村子裹乱成一片。张、黄两姓，各有一间祠堂被烧，原因是这两间祠堂。曾作过“保卫团”的办事处。

把这些情况弄清楚了，我们才回到家裹去，从事清理善后的工作；楼上楼下，凌乱不堪。

以后，消息不断的传来，什么人家被烧了，什么人被杀了，什么人被捉去了。我的族祖亮采公与式竺公的家屋，就是那一次被烧的。总计两姓人家，共烧了三十多户；被杀死三人。捉去了十多人；被搜掠抢劫的约一百家。

HangMing

共产党那次在我们村庄裹杀的三个人，是什么“阶级成份”呢？说出来鬼都不会相信，这个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杀的既非“土豪”，也不是“劣绅”，连“小资产阶级”或“知识份子”都不是，而是三个目不识丁，日出而作，日入而不息的“劳动农民”。其中有两个人的姓名我记不清楚了，有一个是我族叔，他的奶名叫“傅立古”，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精 壮汉子。据说他那天黄昏肩着锄头在村口的小河边，挖开河水导入田园中灌浇农作物时，恰逢共党的先头部队入村口窥探虚实，他见到丢下锄头朝山上跑，被共党的武装兵追上，不问三七二十一，便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因为不明村中虚实，故未开枪射击。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典型的农民，．便成了共产党人在我们村庄中开杀戒的第一个刀下鬼。另外两个，一个是肩挑流动小贩，一个也是帮佣苦力，据说他两人因为发现共产党的队伍入村内，当时曾高呼大叫“赤卫队来了”，先后被射击身亡。这就是共产党在我们村庄中表现的“革命行动”与“维护无产阶级”的事实。

至于被他们捉去的人，在共产党的“阶级划分”下，都是非富即贵的“土豪劣绅”。可是，这些人却并未被他们杀害，只将他们捉到小洞的“忠义堂”上，经过头目们的审讯后，只受一点皮肉痛苦，作为下马威，限他们各自写信回家，每人被勒索钱粮多少，如果过期未付，则要受“扯半边猪”、“坐老虎櫈”、“踩杆子”等酷刑。因此，每个被捉去的人，都有十万火急的信回来，要家人卖田卖产，赶快筹钱送去，说是刑罚难受，日子熬不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放火烧屋的“技能”。大陆农村的房屋，只要是比较有钱的人家，都是用火砖或“三合土”（沙、黄土、石灰）建筑的，其高度通常都在二十尺上下；尤其是祠堂之类的建筑物更高出住屋三、四倍的也有。厅堂房间，既阔且大，像这样高大的房屋，要放火烧通顶，也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而那一次共产党能在一夜之间，选定我们全村张、黄两姓中最有钱有势的，也是建筑得最坚固高大的家屋，一口气烧了三十多间，这也算得上是放火的本领高强，烧屋的经验丰富。

他们用什么办法放火烧屋呢？原来他们先将乡间晒谷的篾垫子（有如席子，用细薄的竹子篾片织成；每幅谷垫的丁方面积，约有一床双人席的六至八倍），放立在厅堂的中央，四围堆放稻草干柴，与油漆了的桌椅木器，再用棉胎剪成一块块，浸透火水，茶油或桐油；将这些有油的小块棉胎，贴放在谷垫上，然后，从最底层的油漆木器点燃火头，使火焰沿干燥而贴放在油棉上升，这样便成了名符其实的“干柴烈火”。据目击的人说：不消廿分钟便见火舌四射，一路上升而将屋子的楼板烧着，木楼板也是干的，所以很快便能将一栋大建筑物烧通顶。

自那晚上共产党在我们村庄裹表演了这一次烧、杀、掳、掠的绝作，使张、黄两姓遭受到这一次空前的浩劫之后，消息震惊了全县。不仅掀起了乡人们的愤怒，也掀起了全县人士的反共怒潮，大家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深知其凶残暴虐，只有“拼命保命，输财保产”。于是，曾国藩式的团练组织，在全县各乡村积极的进行着；向省方的告急请援函电，用十万火急寄发。但是共党的势焰，也日见猖狂，乘各乡镇的自卫力量尚未组织成熟，国军的进剿兵力尚未到达以前，迅速的向四乡流窜，疯狂施展他们的拿手戏——烧、杀、掳、掠！

我家决定西迁。但在快要离开家园的时候，不幸的事却一再发生。

有一天晚上，事前没有一点消息，连门户都来不及关闭，共产党又来了。我们纷纷逃往后山上，却忘记了叫醒睡在床上的三弟锦星。第到第二天早上，大家从山上的树木草丛中钻出来，回到家裹去时，才发觉仅六岁的三弟不见了。后来村人告知，已被共产党捉了去，留下语言，要我家准备五千元银洋赎人。

由于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们兄弟姐妹，虽然按照预定逃往县西的亲戚家躲避，我父亲却为设法营救三弟，而将逃走的行动阻止下来了。每日均请托共产党有关的人，从中讨价还价，传话递信，并筹备“袁大头”赎人。

在此期间，有先被掳去，花了钱得以赎回来的人，传出在小洞被禁锢受刑罚的苦情惨状，我们都为年稚的三弟担心。虽然倾全力营救，五千元银洋就五千元银洋，一因要经过“中间人”的辗转传递，再因要调换成清一色的“袁大头”银洋需时，所以也拖延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将我三弟赎回。一个原是白白胖胖的“肥仔”，在共产党的窠穴裹经过这样一段日子的折磨，已是面黄肌瘦。只剩得皮包骨，更令人见了心酸的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回到家中来时，竟不知道喊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双目发直，呆若木鸡，儍傻瓜瓜，不语不言。但他并不是哑了，而是饥饿过度、惊恐过度，脆弱的心灵上，蒙着浓厚的恐怖感，刺激得失去了言态上的正常。问他十句话，只回答一、两个“是”或“不是”的单字。以后才知道，他虽然没有直接受到刑罚，却被那些受了刑罚人的惨苦情形吓破了胆。以后他白天变成呆头呆脑，晚上则发恶梦，会在深更半夜，从床上惊跳起来，大哭大叫，这样神智不清的过了大约半年，终于一病不起，被共党人间接索去了他的小生命。

我三弟赎回不久，我母亲又被他们捉去了！

当母亲被捉的消息，传至我们兄弟姐妹逃避的亲戚家来时，我记得一个个都号哭不已。那时，我才十岁，我姐才十六岁，弟弟年幼，一听说共产党捉去了我们的母亲，那种哀哀无告，不知所措的悲苦之情，是可以想像的。何况她那时还身怀六甲又是小脚妇人，莫说共产党人的残酷刑罚她受不起，就是把她捉解到敷十里外的小洞匪窠中去，也是有死无生的。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情形，如果没有了母亲，那真是不堪设想的事。而她在我们家人之中，又是一贯的苦难当先，享受居后；在日常生活上，无论饮食被服，好的都是留给亲友。宾客享用，或分配给祖母与丈夫及儿女，她自己总是摆在最末一位，食用残余。她做人的信条是“克己刻苦”。她常说：“自己吃了塞肚肠，别人吃了满口香。”因此，她的人缘极好，从不简慢人客，乐善好施，有口皆碑。她自己也就凭着这些而有恃无恐，总以为像她这样俯仰无愧于心的人，不会遭到横逆恶报；再根据以往的事实证明，乡人族邻乃至于共产党内部的人，都乐于对她对我们家裹维护照顾，所以她自信不会被匪徒捉去当“肉票”。再加我家门户重叠，关防严密，对外前后左右都有门巷可通，另外还设置有夹墙密室及与邻家暗中通往的秘密活动窗门，以备被困到危险关头，可以向外逃脱之用。因此她总不肯随我们逃离家中，她这种固执的态度，是任何人劝不动的。遗憾的是那时似乎还不曾听到遇“善霸”二字。如果当时这名词和以后“土改”时那样妇孺皆知的话：我想，我母亲是无须任何人再劝说的。现在消息传来，说她也被捉，难道她没有逃到秘室夹墙或左右邻居人家去？原来以往共党来打家劫舍，多是晚上，独有那一次却明目张胆的纠集大队人马，于白天进袭我们的村庄，我母逃走不及，所以被捉了。

据报讯的人说：他见到我母被反绑双手，捆在我们总祠的屋柱上；一共有十多个人被捉，准备当天下午，连同抢劫来的财物，一并解往他们的巢穴去，我父亲则下落不明，可能逃走了。

那晚上，我们姊弟都哭饱了，茶饭不思，围在一起“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一个个哭得哀伤疲累，挤在一张床上睡着了。

但在睡梦中被人推醒说是我母亲来了！

我当时还以为在做梦，虽然翻身起床，却神智模糊，睡眼惺忪，不相信是事实。呆头磕脑的见到人进人出，我姐姐一把拉我着我往外跑，并说：“真的！爸爸妈妈都来了，由弟弟们睡吧，我跟你去接爸爸妈妈。”

我糊里糊涂的被她拉着走出房门，走出大厅；走出大门口的大坪，又走出围墙外。才见到几担箱笼行李摆放在围墙外的大坪中；亲戚率领着挑夫手拿灯笼火把，向路上迎了去。不久，便见到有一乘便轿，由持火把的人引领着，从黑暗的田野中缓缓走近。

首先，我见到父亲步行而来；接着轿子也停放在大坪上。在一片欢呼声中，我母亲挺着大肚子步出轿门，果然母亲来了。我一扑而前，又哭起来了，这是喜极而泣。

但她是怎样逃脱共党绑架的呢?

原来我母被捉去的消息，被邻居族人得知后，她们连同大批妇女。向共党求情。请把这个“大肚婆”释放。并据理力争，指证我母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好人；是个已经被他们“绑票勒索”过五千银洋的“苦主”，是一个不能受奔走惊吓的小脚孕妇。但号称“穷人当家”的共产党，并未因为这些穷苦人家的妇女哀求声，而将我母释放，答覆要等待他们的首领才能决定。

我母亲见到有这么多人在替她说情也不准，当时情急智生，将披散的长头发，偷偷的咬着发脚在口中
咀嚼；因为头发是有油汗气味的，她把这些洗头式的口水吞下肚去，顿时肠翻胃滚，呕吐大作；并且特意呕吐在自己的身上，弄得狼藉不堪，又酸又臭；更闭目呻吟，有如大病来临，也似快将临盆。这样才获得匪首“大发慈悲”，将她释放。

她被放回家来不久，来我村掳掠的共党“赤卫队”，也满载回巢穴去了。我母亲发现这次来打劫的匪首匪兵，本地人少，外省外县人多，她的“好人事”已无可恃，于是决定逃难。故于当天晚上舆我父亲会合后，即收拾细软，漏夜请轿夫挑夫，逃到我们兄弟避居的亲戚家裹，那是离我家约二十里地的平某岭荣家。

以后匪势更加狂猖，我家又逃往县城西区下坪洲黎家，自起炉灶，准备长居，我母也就在那襄生产，生下我第五个小弟弟。那时家乡已被共党搜掠践踏得残破不堪，而各乡镇的自卫武力，也就在那时由进剿的国军掩护下，次第组成。经过数年“拉锯战”式的进退攻防，围剿扫荡；以“保甲制度”清乡，用“碉堡政策”防堵，双方大张杀伐。杀人愈多，仇恨愈深，共党在被国军与地方团队重重围困之中，犹作困兽之斗；一旦抓住报复机会，或要撤退出某一地时，“血洗”、“火洗”的残酷手段，一齐搬演。这种骇人听闻，把人命当成蝼蚁一般的烧杀。在我们家乡附近，已成了司空见惯，也是耳熟能详的等闲事。

此外，对待个别的俘虏，或被他们绑去的“肉票”，也是凶残无比，人性灭绝的。据从共产党手下死里逃生的人说，最难忍受的有两种残酷的处死法，及一种比死还要难受的活受罪。

一是“打地桩”：将处死的人，绑手绑脚立在一个挖好的土坑裹，用坭土一尺一寸的从下身掩埋起，等到掩埋至胸口时。将松动的坭土踏实，留着头脑在土地上面，任令其瞠目张口慢慢的窒息而死。这种死法至为惨苦，到最后因血管爆烈，七孔流血而断气，形状可怕极了。

二是“点天烛”：多在晚上举行，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捆绑在野外一根大的木桩上，用植物油淋浇全身，然后从其脚底下点燃火头往上烧，直烧至皮脱肉焦而死。

凡是这两种死法的人，在死前都会发生一阵阵由大而小的哀鸣叫号，也是任何具有人性的人所不忍闻，不忍睹的。可是，共产党人却以此为乐，除了把其他的俘虏押来强迫围看之外，他们自己的“同志”则围绕着拍掌欢笑。另一种残酷的活受罪，是比死还要难受的。他们将一种接近死亡，又非死亡，而终必死亡之酷刑名为“陪斩”。那时由于枪弹补充困难，共产党杀人，都是用刀砍的。被共党列为“陪斩”的人舆被斩头的人一样用五花大绑，押赴屠杀场，舆被砍头的跪成一排，但多是跪在排尾，刽子手持着锋利无比的砍头刀，像砍瓜菜一样，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一刀一个按次砍斩。砍到列为“陪斩”者身边时，照例在其颈上一拍，但是，刀却不落下去。“陪斩”的人，眼见其他的人，一个个身首异处，魂归天国，他的三魂早已冉冉上升了；等到刨子手站在其身后，用手一拍其后颈时，已经升上了天的三魂或者可以被“拍回来”，但另外的“七魄”，却也在这时一起出窍。因此，“陪斩”的人虽然未曾“魂销真个”，但经此一惊一吓，也多是“三魂去二，七魄无存”，十个就有九个变成了“白痴”，体弱神衰的，可以活活吓死；就算是身强体健的人，也会从此心胆俱裂，而神智不清，经过长时期，也难以恢复神智的正常。这种“活受罪”！是我们乡间有人尝试过，也有人因此而死。后来地方团队也有人曾仿效使用这种办法，作为审讯共产党徒口供的手段，不过，不久便被地方上那些人道主义者提出反对而制止了。可是另一方面残酷成性的共产党，他们却把这种“陪斩”法，一直沿用到窃据大陆，政权建立之时，甚至在“土改”与“镇反”阶段，还采用这种手段对付“地主”或“反革命”份子。在我记忆中“有案可查”的，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某一期“今日世界”，其中有一篇报道亲身经历的“陪斩”文章，还刊出作者的照片为证。

为了支持上述这一连串不人道的暴行报导，我颢以自身的遭遇来加以证明。

不幸作为一个乱时乱地的人，生命、财产、人格、自尊自是毫无保障的。不过共产党在未窃获政权之先，在“革命不择手段”的“名言”之下，残酷暴虐，勉强还可解释，但在窃据大陆之后，仍然以土匪流寇时期那种灭绝人性的手段，对付可以生杀予夺的俘虏舆人民，这就不可饶恕了。

我直接受他们的凌辱、刑罚、恐吓、勒索，是在大陆陷共之后。

我是在上海两路局警务处直属警察大队长任内被俘的，我接长这支“银样猎枪头”，好看不好用的警察部队，唯一的使命，是要将这支外表整齐漂亮，内部脆弱散漫的部队，组训成为一支可以打硬战，打烂战的战斗部队；也是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被“押解”到任，接管这支羣龙无首的部队。（因前任大队长周晓×，已弃职而去。）

自古以来，只有“辞官归故里”。或“漏夜赶科场”，那有“走马上任”还要被“押解”而去的？这种情形，除了我接任该大队长职权确是如此之外，可能翻遍中外古今的“官吏史”，也难找出相同的例子。尤其是上海两路局直属警察大队长这样的“肥缺”，在平时争夺贿赂之不暇，但临到战火烧及京沪，两路交通逐步断绝，而所属警察又“尾大不掉”的时候，这个可刮“粗龙”的肥缺，也就变成了“火坑”。因此，前任的弃职去了，新任的都不敢跳下这个“火坑”去。所以才把我“押解上任”。其经过与结局均颇奇异。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济南开封失守之后，于交警二总队任中队长时，（大队长郭天任，是“新四军”初期，与现任中共外交部长陈毅坐对面办公台的同事，后于抗战时弃暗投明，背离枪杆对内不对外，游而不击的“新四军”，加入陷区“忠义救国军”。但他于上海陷共后，“翻手为云覆手雨”，又向陈毅投靠，其反覆投机的结果如何，则不得而知了。）随同黄伯韬兵团参加“黄泛区会战”，驰援解救区寿年兵团，及七十四军余锦源兵团。在陈岗村激战五日五夜而负伤。年底伤愈回家，徐蚌失守，因见交警总局长周伟龙，陷害忠良，将有功之将张绩武，明升暗降，从其曾获“青天白日勋章”的交二总队长职，调为“津浦路护路副司令”，任令其投闲置散于徐州。先期不拨人员经费成立司令部，等到徐蚌会战开始，才要他去宿县成立“护路司令部”，但也是一纸命令，连警卫人员都没有一个，终于被俘被害。消息传来，悲愤已极，遂与三、五知己相约，周伟龙在任一天，我等决不再回交警任职。但于农历年初，接友人信告周已去职，由马志超先生接长交警，并号召旧日袍泽归队，共赴时艰，我于新年后赶往南京报到，那时京沪已岌岌可危。

我离家北上时，沿途见到因“金圆券”崩溃所引起的滔天民怨，及经济混乱情形，原住京沪大官的眷属，纷纷向西南撤退时，那种趾高气扬的骄狂之态，以及由江北受了共党别有用心的“优待”，被这南下的散兵流勇，那种不知何去何从，甚至“为匪张目”的不满现状言谈，把我昔日的昂扬斗志，也打了一个七折八扣，不禁为之气馁心灰，深感狂澜既倒，大势已去，却不是我这种中下级干部所能为力的了。

因此，途经宜春，即与抗战时一班旧日战友相约，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京沪不保，我即回来与他们的民间武力相合；一同上山打游击。宜春县即袁州府，是江西省境民间武力最充足，械斗风气最盛行的一个县份，不但长短枪械齐全，连轻重机枪八二追击炮都有；各姓族人宁可不吃饭，也要由祠会或私人置购武器。抗战时我在五八军司令部任职，驻扎分宜县，曾居间调解，使两派首脑人士得以化干戈为玉帛，而握手言欢，故此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尤其是曾任吉安县长的谢祖安，掌握袁河船帮势力的余定楷，指挥地方团队的谢明远等人与我情逾骨肉。为这事共商了二天一晚。他们还交了四十两金子给我，作购买械弹之用。然后我才赶往南京交警总局报到。

到京后，行装未卸，又随同总局撤退至苏州。马志超先生给我的第一道命令是去“水警总队”任大队长，将这一支由水裹面赶上陆地来的部队加以整训，但据总局朋友相告，说这是战斗力最弱，也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的一个残缺总队。因此，我决心不去到差，独自个住在旅馆裹，吃喝玩乐，对慕名已久，也心向已久的“苏州姑娘”，每日倚红偎绿，每晚“挑灯夜战”。在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候，尽情追逐声色，再作下一步生死搏杀的打算。

我的“荒唐艳闻”，可能有人向总局报告，第二次召见，问我为何不去水警总队报到？我当然说了大篇道理。结果又接奉第二道命令，要我赶去四川成都，任某总队正在整编的大队长，并限三日之内起程，要我即去领取旅费。

我既没有去人事室拿“日日命令”，也没有去会计室拿入川旅费，当晚与总局数位友好，在苏州欢场中来一次“临去秋波”，狂欢终宵，第二天搭上火车到上海，住在一间与我老弟有生意关系的爆仗庄裹，然后找到与我有多年血汗关系的交警二总队；他们部队驻扎在上海郊区的闵行，军属军眷则驻在沪西。一班昔日战友，都忙于防务，只有我“无官一身轻”，与太太们混在一起，赌赌“沙蟹”，看看电影；战友们口讯笔信纷至，留着我不要走，准备呈请总局，要我回二总队任职。总局经上海退往福州，另设前进指挥部于上海，由郭履洲指挥几个交警总队，参加保卫大上海的防守战。二总队也由闵行调回沪西布防。

有一天，我正在二总队部一个同事家裹赌“沙蟹”，总队长罗其陶派人把我找去，说是总局长在他那裹，要我去晋见。我知道二次抗不到差，这一次一定没有好话听的，但丑媳妇总得见家姑，硬起头皮去准备挨骂。

可能罗其陶早已替我说了不少“求情话”，所以马先生见我，并未吹胡子瞪眼睛，只是似笑非笑的望着我很久才问：“你的钱还没有花光吗? ”

我当时“表错情”，连忙分辩：“我没有领公家的钱呀！”我又说：“我用的钱都是：……”

他手一挥，还是似笑非笑：“我知道你是用自己的钱。我问，你钱花光了没有，玩够了？敌人已经打到面前来啦，等到保住了上海再玩吧，现在我不准你再玩了！”

罗其陶在向我扮鬼脸，我也几乎笑出声。但还是强行忍住，笔挺的立正站着，半天才说：

“不玩就不玩好啦，水警总队与四川我是不去的。”

“这裹不去，那裹不去，你要做皇帝吗?”语气虽然难听，幸而面色并不难看。

这时罗其南在帮腔：“报告马先生，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请你给他个名义，就留在我这裹帮忙吧?”

我的心意是留在二总队帮忙可以，名义却不想要。因此我说：“我因为腿伤时发，不能激烈运动，所以……”

马先生根本不听我的，即叫随从管人事的刘先生下手令：“我把一个忙的事情给你做，也不要你激烈运动，还有私家车代步，你去北站两路局警务处见黄德熙处长，他那个直属警察大队，由你去负责整训。这部队的装备素质都是一流的，就是缺乏作战经验。你负责把这个部队搞好来。”我还没有回答，手令已经写好了。我望着罗其陶，他向我耸耸肩，抿着嘴发笑。我接过手令一看，限即日到差——那一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卅日。我只好说：“等一下我就去。”

马先生逭一次连我想“等一下”也不准，当时便要随从人员开了车子，同我一路去见黄处长；他也即拨电话，通知两路总务处，准备我接管该大队的事宜。

罗其陶知道已留我不住，也知道我并不想去，但他还是加油打气：“去吧!我支持你，要人要钱问我好了。”

马先生也说：“这次好好干一下，把你们在陇海路上的神威拿起来，我相信你干得比别人好。现在就去！”

我就是这样“身不由己”的被“押解”上汽车，被“押解”到上海北站大厦去见警务处长黄德熙。（黄是毛泽东同乡，湖南湘潭人，短小精干，风流萧洒的“小白脸”，后来与我一同被俘，先被共干枪伤脚趾，后来被杀，其遗孤与一子一女现在港。）

与黄德熙稍事交谈，了解这是一个没有遗交的悬缺位置，由两路各站撤回的警察甚多，总人数与一个步兵团相近，装备全部美式汤姆森与卡宾枪，可由我大刀阔斧的整理。这下才下定决心：“要干就干！”于是，约定第二天，五月一日正式到差。

翌日正式接长两路局直属警察大队长职，才发现这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部队，论外表，比今日香港警察还要整齐漂亮；可是，除了得个“好看”两字之外，便一无是处了。

我为着整训这一个“老爷”部队兼“少爷”警员。从到任之日起，真是夙夜匪懈，不眠不休，不但与声色犬马绝缘，连交二总队驻在沪西，我也没有去过一次，仅仅是通通电话，或派人送信交换一点消息。我的计划是第一个月“淘汰旧的，补充新的”，月底重新编组，从六月一日起开始训练，只要能假我两三个月时间，我有信心把这一个“老爷部队”，变成“老虎部队”。无奈时不我予，我在五月廿四日晚上，独自在房子裹拟定编队计划，至廿五日凌晨三时才上床休息。但到五时左右，忽闻苏州河发出密集枪声，情知不妙，即起床拨电话至二总队，及前进指挥部，均不通，后又拨电话警务处，值夜官的回答：“关闭大门，听候命令！”

请示不得要领，陷于情况不明中，绕室彷徨，耳听枪声，眼望天际；枪声愈来愈密，天际也渐渐发白了。有人向我报告，虬江路上已有“解放军”出现。凭高下望，果然共军已临屋下，围攻撤退至北站大厦的青年军的交警。至凌晨八时许，奉处长黄德熙命令，往“红房子”晋见；他当时已成阶下囚，在总务处向我下达“官兵不准外出，静候接管”的命令，我也被解除武装。因为我一直穿的是陆军服装，一共干讥笑我：“这是美帝制服”，我也曾以牙还牙问他：“你穿的也是来自俄国的列宁装。”我自己的手枪被缴，同来的两名卫士武装，也被解除，由一穿“列宁装”的“指导员”，同我一路回大部队。于是，我也成了俘虏！

以后被集中管训，清查历史，追根究底，“割尾巴”，要我写了一篇自传式的“自我检讨”。我用文言文写的他们看不懂，后来派一名书记记录，由他们的“政委”盘问，我口头回答，这样一问一答，啰嗦了三个半天，才称“交代清楚”。那种发问的尖酸刻薄，挑剔刁难，曾发生数次不欢。以后，因警察处是没有抵抗之下“解放”的，故不以战俘处置；经过三个月的“管训”后，大伙儿被遣送“返乡”。只留下“五巨头”，正处长黄德熙、副处长詹超、警政科长黄兆良、拘留所长何德辉，及我共五个人，当时留下我等五人是“以备谘询”为名，其实是“搜集罪证”。初期拘禁在“红房子”的小楼一角，楼下则是他们的“连部”。我每日睡大觉，看指定的书籍听“钦定”的语言；答提出的询问。好在我到差未久，所知有限，更无仇人，也无血债，所以较他们为清闲。但这只是表面的闲，内心则一刻也闲不来。

因为我深知共党这样把我们五个人强留在那襄，决不是似他们共干所说的“要借重我们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他们接管未周，档案清查未毕之前，尚未确定我们的“罪名”；等到罪重罪轻确定了，那时，或开刀，或囚禁，或劳改，或放逐的命令，也就随之而至了。

因此，我想逃跑。当我把这心意向黄德熙与黄兆良透露，他两人一致反对。由于他们都有家眷在上海．他们不能逃；由于他们不能逃，所以反对我逃；恐怕因为我逃走，而影响他们的安全，加重他们的困难。并且他们的看法很天真，劝我不可以过去共党做流寇时的成见，来看今日已取得政权的共党，他们的看法是“中共干部缺乏，有才能的干部尤其缺乏，天下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起用我们这样的人，并不是不可能的。”他们又认为“纵不被共党所用，或不为共党所用，我们也可以在上海另谋生计，无论如何要比回到农村去好。”我否定了他们的第一个看法，承认了他们第二个看法。论过去身份，如果我们回到家乡去，就好似脸盆裹一条鱼，如果留在上海，便是江河之中一只虾。所以我也抱着“静观待变”之心，每天与他们在一起吃闲饭，睡大觉。后来中共给予我们有限度的自由，白天可以在市区走走，有家眷的也可回家看看。黄德熙风流成性，苦中作乐，舆一个姓邓的小姐打得火热，与一位杨太太也走得亲密，还介绍一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白小姐与三小姐跟我相识，据说他是想效法蔡松坡迷恋小凤仙的故事，转移共干的注意力。那时，我却没有他那种闲情逸致，不但对小姐引不起兴 趣，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连话都不想多说了；暗中与留在上海一位姓唐的好友连络，请他随时准备我的便衣路费，以备不时之需。

很多陷身在上海的人，都每日对中共心存幻想，以为他们不会再用以往残暴手段对付“敌对阶级的人”，这也是有所据的。第一，上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当，以为这个所谓“过渡时期”，虽然不是三、四十年，也必定有十年、八年；这段时间来使“旧社会”的人，逐渐适应于新的秩序，循序渐进到“社会主义”，是可以办得到，适应得来的。

因此，那时有很多在政府为官为吏，或在国外有财有产的人，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好啦，只要共党能把国家搞好，就照这一套办法搞吧，个人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私有的财产交给他们都无所谓，只要从此国强民富．不以暴虐对待我们，在工、农、商、学界安顿一份工作，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就是了。”

这是看了他们的宣传文件，读了毛著的“新民主主义”，听了共干说话后，一种很普通的想法。也即是说。只要不再喊打喊杀了，都甘愿做一个红朝的“顺民”。

第二，大陆陷共初期，共党一切施为，虽然暴虐的故态不改，但在比较上，陈毅的华东区，是要比其他地区来得和缓的；尤其是上海，共干的言态，多能表现几分谦虚和善。因此，也最能引起陷绝望中人的一种希望，也可说是错觉，总以为中共今后不会再以残酷手段来对付人民了，不会以暴虐手段作为统治的办法了。他们对待俘虏都是那么“客客气气”的，数月来市面上就没发生过杀人打人的事，想必今后上了轨道会更好些。

可是，存有这种希望的人，终于在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看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庆文告”，及“对内不施仁政，对外一面倒向苏联”的“大块文章”之后，希望幻灭了！我深深感到，今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生活，而是生存！

于是，我就在他们第一个“十·一”的狂欢日子裹，跳上南下火车，计划到宜春与一班昔日老友，共商今后大计。但在从南昌至萍乡的火车上，遇到一位同乡朋友，据他他告诉我，共党在华中区现正如火如荼的进行“支援前线”，要钱要粮的军队南下工作，及雷厉风行，在清查民间武器。地方上很多知名人士，都被捉禁了，欠有他们血债，在民国十九年前后担任过剿匪工作的人，多已被“公审”或杀害。

我问及宜春方面的情形？据他所知，是全省逼缴民枪最厉害的一个县份，与我有约的几个朋友，除了谢明远已带着地方部队上山打游击之外，谢祖安与余定楷等人，均已被囚禁。

情形如此，我只有打消原有计划，在中途又折返南昌，到中正大学会晤一个与我有颇深私交的同乡听听他的意见；我只知道他的思想左倾，没想到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他在读书时受过我的帮助，他却在我面前违背了“党性”，表现了“人性”与“温情”，他主张我不要回家；纵要回去，也只能逗留到“土改”尚未实行以前。据他所了解的“党的政策”，未来的“新社会”，是决没有我这样数重的“敌对身份”的人生存余地的。他说：“我们的革命对象，就是地主、恶覇、国特、反动派。这四种目标之中，你一个人便占了三种。据我所知将来除了恶覇这个罪名加不到你身上之外，其余三种罪名，你都有资格承受；重则要命，轻则入十八层地狱，进劳动改造营：水远都不可以翻身。”他又说：“你没有在地方上做过事，也少有仇人，现在回去部署一下逃亡的事，不会有大问题，但小麻烦则在所不免。我对你非常抱歉，除了冒犯纪律的危险，预先告诉你这种党的政策秘密之外，对你及府上未来的遭遇不幸，都是爱莫能助的。我已受命要去某县任工作队长，即是执行上述的任务，希望你目前能逆来顺受，未来能逃出厄运。

那次，我也曾与他讨论到既然获得政权后，为什么还要施暴政的问题。据他告诉我：这是“党的既定政策”，要使新的实现，便只有把旧的彻底铲除。他也承认一般共干的无知低能，都犯有偏激的“左倾幼稚病”，他也承认共产党这种翻天覆地的搞法，不一定能把国家搞好；他更承认未来十年、八年的中国，必陷于恐怖的混乱状态中。

那次，我跟他深谈了一个通宵。到第二天分手，他热泪盈睫，颇有死别生离的感受；他到忘年轻而情感脆弱，对这种场面我反而能淡然处之，只有握着他的手说：“希望我们能够再见。”他却说：“我不希望能与你再见。”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了，并说：“在形格势禁之下；你我的情谊，从今一别已宣判死刑；我离开此间房子后，你我便是敌人了。假如不幸再见到的话。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的场合，一是战场，二是监牢或劳改营。如果真是如此，情形何以堪? ”

我苦笑笑，拍拍他的手背说：“不管如何，我还是希望能有与你再见的机会。在战场上再见，我决不打你；在监牢中再见，我也好将遗言告诉你。朋友！好自为之吧，国家的命运今后就看你们的了。”他抹干眼泪，咬紧着下嘴唇，对我说了一声“珍重”，便低头疾走。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心情茫然！以后我真个未与他再见过面了。可是，我却获得他的消息，这个人性未能泯灭，不能抹煞自己的个性，去盲从“党性”的朋友，他在共产党内做行政干部，一直是在矛盾的情绪中工作，所以也一直不得志。从一九五六年起，行踪杳然。我想：他不是被害了，便是进了监牢或劳改营去了。我对他至今怀念不忘，真希望能够再见到他的面。

与他作了一夕深谈之后，已知道毛泽东“对内不施仁政”的具体步骤，我决定先回家乡去探看一下家人，再作第二步逃亡的打算。于是，我避免经过宜春与萍乡县城，改从湘赣公路，乘汽车回栗江镇，转返家乡。栗江镇那时已在“支援解放军南下”的索钱索粮下，把一般欢乐的人羣，变成了愁眉苦脸，各行业都陷于停顿瘫痪状态。因为这是受共党荼毒最早最深的地区，他们在民国十九年前后，已领教过共产党的残酷暴虐，但他们也还存着万一的希望；希望共党“穿起龙袍”之后，不再搬弄做土匪时的那一套手段来对付人民。

可是，看来看去，那批东北籍的共干又都是“穿起龙袍也不像皇帝”，一个个不是脱不了暴戾的土匪气质，便是掩饰不了歪腔歪调的流氓咀脸。总之是“望之不似人君”，做出来的事，更是幼稚万分，笑话百出，令人又气又怕，又怕又好笑。

因此，乡人们又抱着疑惑的态度在冷眼傍观。大家在想；像这样一伙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匪的家伙。都是一窍不通的草包，国家的事，难道凭这种人，这种搞法就搞得好吗?

因为他们都是“鸡毛当令箭”，“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一顿乱搞蛮干；把那个市镇，已经搞得怨声载道，一榻糊涂，人人自危，都有朝不保夕的恐惧。

我想：混乱时期开始了，赶快利用这混乱时期的初期去部署今后的事吧。

那时，城乡的情形时时在变，也可说是一夕数惊，睡不安枕。上午听说什么人的家里，摊派了几百担谷子；下午传来消息，共干下了条子给商会，要多少现款“支援前线”，昨日东村枪毙了什么人，今日西村又有什么人被捉来了区公所，总之，一切消息都是令人烦愁恐惧的。

我既然回到雕家只有二十多里的栗江镇，对乡村中那个上有白发，下有黄口之家，无论如何不能过门不入，在情在理都得冒险回去一趟。于是，我选择了一个九冬十月的阴暗日子，在日落西山以后的傍晚，躲躲闪闪，战战兢兢的踏进了家门。当时就被一股阴森沉闷、冷火死烟的不寻常气氛包围了，家人的笑脸是苦涩的，说话的声音是低沈的；连孩子们也自知抑制，少有跳蹦吵闹声。

乡间组织了农会与民兵队，地痞流氓，及十九年前后做土匪丧生的遗族被列为“烈属”，是那时最“吃香”的人物。最可笑的是同样由产分家的兄弟，做哥哥的克勤克险保有了遣产，添置了土地，被列为“地主”，弟弟好吃懒做又好赌，把祖产败光了，被列为“无产阶级”，要弟弟清算斗争哥哥。乡村中由几个北方共干发号施令，主持一切。

那晚上家人跟我谈的就是这些。但到第二天清早，我就被共干“请”到“农会”上去，以阴阳怪气的态度，尖酸刻薄的言词，向我审问一番，揶揄一顿；最后向我“要枪”，说我以前回家，自己佩有手枪，卫士佩有卡宾与汤姆森枪，这些都得交出来给“人民政府”。

我说这些枪是公家的，我离开职务便交还了公家，私人根本没有枪。如果不相信，可以到我家里去搜查。

共干的脸，有如魔术变戏法，说变就变。我见他那张原来还有几分像人的脸，一下子便变成了马脸；手在台子上一拍，问我：“你到底交不交出枪来?”

我说：“有枪才有交，没有枪你要我拿什么交?”

在战场上挨过枪弹负遇伤，与人打架的时候也挨过拳头；小时候顽皮捣乱，也可能被父母亲打过屁股，但是生平没有吃过耳光，不知道是我的言态强硬，有损共干“君临天下”的威严，也还是他存心要给点下马威我看看？就在我的答话刚刚一完，一个耳括子重重地掴上了我的左边脸，打得我好似喷射机飞过头顶上，耳鼓内嗡嗡轰轰，响个没停；半边脸上麻辣火烧；我本想开口说话，发觉下颚不听指挥，舌头也麻木僵硬。怒火中烧，整个人快要开炸了!正想有所动作，左右手臂同时被人捉住。打我耳光的共干又耀武扬威地嚷道：“把他绑起来，送到县政府去！”继而又自言自语地骂起来。

一根手指粗的棕绳索把我的双手反绑着；绑得很紧很紧，手腕手臂都胀痛。我咬紧牙齿两只眼睛看不清人舆物；那是由于怒火上升，被一股火气冲激得视而不见。我被他们推进了临时监牢。我用那半边被打得发烫的脸孔，贴在冰凉的砖墙上，头脑才较为冷静一点，想起在南昌那朋友所说“逆来顺受”的话。可是，我受得了吗？我宁可死!

这时，监牢门打开，有人进来了。

推开监牢门进来的，是“农会”几个负责人，也是与我相识的乡人；他们是“奉命”来向我要枪的，问我能不能想法子“弄一支两支交出来，了清这一案。”因为他们也相信我是没有私枪，可是共干不相信。据说有人向共干告密，说我长短枪都有。

我说：“我家里只有一把作纪念品的日本军刀。说到枪，把我的头砍下来。也没有。”

结果他们退出去了。但不久又有开锁声，这次进来的是两名荷桧的共兵，听口音也是乡人，可是我从未见过；这两个家伙“狗仗人势”，神气十足，对我“喂喂”声，把我推了出来说：“解你到县人民政府去！”

于是，我又扮演“男起解”。用绑赴刑场的“五花大绑”把我捆得紧紧的，那两个连“枪上肩”的军人起码动作都不会的共兵，故显威风，做出一个子弹上膛的响声，还把刺刀上在枪口上，用膝盖在我屁股上顶了一下，两支枪上的刺刀，指在我的后背，说了一声“走”！

我当时又不禁怒火上冲，但还是强忍着没有发作，只说了一句：“走就走，凶什么?”

走出后门的时候，那个起先打我耳括子的共干，已在坪中等候着，又凶霸霸的问我：

“你真个不把枪交出来？你可知道私藏武器，抗命不交，企图与人民为敌的罪名吗？”

我说：“交命就有一条，枪？半条都没有。”

他头一摆，眼一瞪：“好！把他解走！”走出去不到十步，他又把我叫住，再对押解的共兵说：“他如果在路上调皮，就地把他毙了！”

“是！”两个共兵想行个“立正礼”，由于靠腿太快，上身失去平衡，当场摇摇欲倒，一个踉跄才把身子站定。我心想：真是活见鬼！这种人连步兵操典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也有资格当兵吗？不禁暗暗好笑。

“走！”于是，我又起解了。乡人、族人很多人站得远远的望着我，没有一个人不是眉头紧皱的。

我后悔不该回来。但继而一想：大不了丢了这条命，心境又泰然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共党对付所有“解甲还乡”的军人，惟一“欲加之罪”的办法，就是向你要枪；交了一支，再逼你交第二支；实在没有，另想办法对付。

这样走出村口不远，忽然后面有人叫我们回来。

我不知他们又玩什么花样？于是，像玩猴把戏一样，我又被押解回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共干已通知我家里人，如果在当天能找到一百名“农会会员”担保我在三个月之内“随传随到”，便不把我解去县府。否则的话，明天由共干亲自押解。

我松了绑，再次进入监房，手表上的时针指向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我想：这是故意出难题，在这半天之内，要请来一百个“农会会员”做我的担保人，要到一百家人去说情恳请，在时间上就是办不到的事，所以，我还是等待第二天“起解”，并没有作可以被释放的希望。

中午，家人送“牢饭”来说：“正在奔走设法中。”

可是，到黄昏时，外面人声鼎沸，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正疑惑间，监牢门又推开了。

原来共干限我家人在当天请一百个“农会会员”做担保人，保证我在三个月之内“随传随到”，即可马上释放，不会押去县城坐监的消息传出之后，我家里的人根本没有去挨家挨户求情，就是由他们“农会”那些“小组长”一传，到黄昏时候，竟来了一百三十多名。所谓“无产阶级”而获批准入会的“农会会员”；除了张、黄两姓的人，附近几个小村庄户有远在数里地之外，穷乡僻壤的人，都闻风而至。无形中成了请愿式的队伍，一齐拥在“农会”，自愿签名打指模做我的担保人。

声势如此浩大，行动如此迅速，人心如此热烈，不但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也使共干们为之警愕！但他有话在先，势成骑虎，在羣众的一致请求下，只好维持诺言，把我从监牢中叫出来。站在羣众之前，但我的双手还是反绑着。

共干问：“你们都认识他？”

声震瓦面的一致回答：“认识。”

“你们都敢担保他三个月之内，随传随到，不会逃跑？”

“敢担保。”也有人还加上一两句：“他是好人”；“他不会逃跑的。”

这场面太使我感动了，也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因为有一部份人，他们虽说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们；更有许多人，我只是面善，连他们姓甚名谁，住在何村何地我都不知道。因为有的年青人是他们父母叫来的，也有的是邻居邀来的。他们会如此热情，不辞远近辛劳，连晚饭都不吃便跑来“农会”做我的担保人，一方面是我家在地方上薄有善名，从无劣迹；再方面抗战时，我在五八军工作数年，队伍曾在我县境内行军作战数次，他们有的被部队拉去做挑夫，有的拉去做向导，都是我将他们保释，并招待赠予路费回家；如果有人求我方便，也无不有求必应。

HangMing

更有一次是抗战胜利前一年，长沙失守后，日军一联队经我县境南下，与五八军遭遇于赤山桥，展开一场大混战。但在战争快要触发之前，我乡乡民组合的一支“乡自卫队”，于黑夜通过五八军前线阵地，去逃避在大安里的县政府集结时，被五八军误认是为敌作前驱的“伪军”，几乎全部牺牲于乱枪下。后来一起缴械收押，请示军部究办。事情被我知道，见到尽是我乡乡民，一力承担保释，将枪械行李要回，每人还送一袋食米，派人护送出防线。遣事是全乡皆知，受惠数十人，后来有口皆碑；均说假如不遇到我这个“救星”，那次纵不丢掉性命，起码也要吃点苦头，枪械行李更难望要得回来。其实，这只不过是我义不容辞的份内事，任何人都不会眼见乡民遭此困顿而见危不救的。可是，却也由此“兰因絮果”，种下了我那次被共干捉去，能一呼百诺，在半日之间，召来一百三十多名乡民，一致担保我的“善报”。

后来人数越集越多，连老弱妇孺，也都围在农会内外，均自动表示愿意做我的担保人。据说：那次总数数百人，在“具结”上做担保人签字或印指模的一百三十多人。闹到晚上九时许，才算办好“三个月内随传随到”的担保手续，把我的捆绑解除，当众释放。

我在一片沸腾的欢呼声中，走出“农会”，走回家去；当时百感交集，没想到更严重的问题，也因此发生了。

因为那次在半天之内，自愿自动的聚齐数百名乡民，担保我“三个月内随传随到”的羣众场面，使共干在惊愕之余，后起恐慌，尤其是那个曾经打了我一个耳光的共干，当晚上就沈不住气，找“农会”负责人去查问：我这个“地主、反动派、国特”三重身份的“罪人”，怎么会与这许多穷苦的“无产阶级”，发生如此深厚的感情？

“农会”中人将我家与自己的为人报告一遍后，共干更感到害怕，认为我在家乡有这样大的号召力，无异是一颗计时炸弹，将来一旦爆发，可不是他们少数外地共干吃得消的。于是急谋对策，非要将我置于死地不可。以下是他们在“风波亭”上拟订的办法。

第一，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就以我的事为例，作为是“善霸”行为表现的一种解释，要他们“站稳立场”，“分清敌友”；不可再与我接近，以免种了“反动”的毒素。换言之，用“反动”与“立场不稳”及“敌友不分”等大帽子，威胁乡民与我隔离，使我孤立。

第二，限我把所有的军用品，如军服、马靴、军刀、军事书籍，自动送往“农会”。

第三，派出一个共干，向“区委”及“县委”报告我的有关一切，请示根本“解决”的办法？

果然，自从乡民被召去开过这次会议后，我与我的家庭都陷于孤立了；不见有人来探访我，我就是在外面见到乡里族人打招呼，他们也要“关前顾后”一下；才敢与我招呼。我想找他们谈谈，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便是藉故走开；有的人怕招惹麻烦，老远的见到我，便转头回避。

第二步反应，是派我家要交五百担谷子，限年内交齐，作为“支援前线”（那时海南岛尚未失守）之用。共干三日一催，四日一比；每次到我家或把我传去，都是凶神恶煞。一股无以名之的恐怖感与威胁力量，使我寝食不安。

第三种反应，三不两时的把我叫到“农会”去，枯坐苦候，说是“干部有话要问我”，等了半天都见不到“干部”的面；见了面，又还是那几句“长气”的老话。他们就是用这“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方法，来折磨我、打击我、侮辱我；故意损害我的自尊，监视我的行动，限制我的自由。

所以我常说，在共党统治之下，可怕的不是死，也不是劳苦；而是那种恐怖气氛，与对你自尊心的折磨，以及没有自由，不能自主的胁制。如果再加上打打骂骂的刑罚，“长气得死”的疲劳讯问，那真个比一枪毕命还要难受。他们就是要把你包围在恐怖气氛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这样“活受气”的过了个多月，又发生一宗大出意外的事情；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实。

那是一个急景残年，腊鼓频催，雪花夹着细雪纷飞的晚上，凛冽的北风在怒号，大地在颤抖，路上行人绝迹；人家在围炉烤火，但气氛是萧索沉闷的。往年，这个时候正是炉红火热，吊架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火腿腊味，房炉子里也必定有乡亲族人来围炉聚谈。可是，那一年虽然快要过农历年了，不但火腿腊味没有，连炉子里的火，好似也不及以往的旺盛；空气是寒凉凝固的，心情是寂寞沉重的，我与家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但都不知从何说起？每当想开口说说什么的时候，不是把要说的话咽下肚去，便是用一声低低的叹息作为代替。每个人的眉头是锁着，眼眉是低垂的，牙龈是咬紧的，面皮是绷紧着的，脑子是发胀的。那种愁眉苦脸的形像，唉声叹气的烦愁，自我回家起，一直没有改变过。

我想着的问题是五百担“支援”粮谷快要交齐了，以后将会怎么样？三个月“随传随到”的期限，已过一半，以后怎么办？

当然，我不止一次想到逃走，可是，“通行证”呢？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家里的人怎么办呢？千百次想到的问题，千百次的结论是“行不得也”。

正在为这些问题发愁的时候，有人在敲我家的侧后门，敲门声是急促而低沈的，不似是盛气凌人的共干找上门来。但这样寒冷的深夜，村子里连犬吠声都听不到，会是什么人来找这个有如“麻疯院”似的“反动份子”之家呢?

那时，我家已分开来住，先父随同我二弟的家眷住在栗江镇，我舆母亲及一弟一妹住在乡下。我母要我暂时到后花园中去，由她亲自走去开门，很久才叫我进火炉房里。只见一个穿着短棉袄与钉子雨鞋的中年人，站起身来跟我招呼，我却不认识他；母亲虽然作了介绍，我还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经过他自我说明，原来这里面又有一段循环相报的恩情。

在我们家乡凡是聚族而居的大姓，在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人物，如医生、厨师、理发师、裁缝、坭木匠及日用品商店、药材店等，均以能由族人中培养设置，甚或由祠会津贴鼓励，尽力做到不希求于外人为主。我们张家原有一间名叫“杏林堂”的中药店，但自从做医生的“胡子公公”去世之后，即继起无人，药店亦随之关闭，引起族人诸多不便。后来我家循族人要求，在抗战前由我家垫出资金，开设一间药店，请人料理；凡是族人或附近乡人，都可欠账买药，等待一年三节还清。中秋端午多是不还，但一到农历年，所谓大比之期，就非还不可。因为这是不算利息的挂欠，任何店家，垫付了这一年的资本，都要在这年关时候，将余欠取回归塾，以资周转，所以，每到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如果尚有未来自动清还店款的，店方便会派人去其家中催收，也叫“收账”。

这个寒夜敲门的不速之客，他就是因收店账与我结下一段恩情。

记不起是那一年的除夕前，离我家数里地一个由数家姓氏组合的村庄，其中有两户人家对一年的欠账，分文未还；派去的收账员迭次回报，说家主的面都见不到。我记得先父大发脾气，说造两家人都不是还不起债的真穷人，何况这是积欠一年了的救命钱，纵不全部还清，多多少少总要清还一点；现在年将无日了，分文不还，犹在其次，怎么会避不见面，连一句言语上的交代都没有？认为岂有此理，于是，先父要家中长工与我一路去坐催，以“太子爷亲自出马”的姿态，以示事情的严重，使欠户不敢再拖泥带水打“太极”。

第一天去了两次，徒劳往返，仍然未见到债主；最后向这两家欠户的妇女留下语言，要她们丈夫第二天亲自来我家交代这笔欠账。

可是，第二天上午连人影都不见来，先父的脾气更大了。并说：“要吃药救命的时期，好话说，请求挂欠；把病医好了不理不睬，难道真是企着放账，跪着讨钱？这两家既然是欠‘霸王账’，那就把他当烂账收吧！”于是，又要我与长工前往，叮嘱我们坐守至天黑了才回来，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过不成年？

下午我与长工又去，先到较远的一家。这家欠户是存心赖账，因为没料到快要吃团年饭了，我们也会去上门催讨，所以正在劏猪杀鸡过年。见到我们去了，自感难为情，说了许多解释的话，先说昨晚才从外地赶回来，所以没有时间来结东欠账；后来又说了一番苦，说没有现钱还债。结果分了一只猪的四分之一，及苦干斤茶油，作价抵偿一部份欠债。这种以物作价的还账办法，在我们家乡非常普遍。

我与长工在回程路上，再去较近的一家，这家欠户的确苦不堪言，虽然是除夕日的下午了，家里面冷火死烟，不但没有准备过年的食物，连火炉厨房的热柴煤炭都少得可怜；孩子们在饥寒中叫嚷，妇人在愁苦中哭泣，原来她丈夫到湖南去做生意仍未回。那妇人泣不成声向我们诉苦说：“药是我吃的，账是我欠的，请宽限到过了年，等丈夫回来一定清还，那怕是不吃……饭……。”

我那时才十多岁，也不知那来的胆量舆魄力，竟擅自作主，把从先前那一家收来的四分之一只的猪肉及茶油，扫数送了遣妇人。并说：“你欠我的债，等你丈夫回来了再还，这些都送给你过年吃。”

长工想阻止我也来不及了，在归途上埋怨我说：“我们不追她还债也就可以了，怎么还送这么多猪肉和油给她？你父亲骂起来的时候，我可不管。”

我做了当然不怕挨骂，我的理由是这家人太可怜了，有道是“叫化子也有一个年”，何况她并不是叫化子？何况猪肉、茶油我家里多的是。我母亲每年杀过年猪时，都会送些猪肉给附近可怜的人，我送点给可怜的人，又有什么不可？后来据实回报，先父并未骂我，母亲则说送是可以送，不过送得多一点。

没想到这一送，就出现了那晚上这个不速之客。

这个半夜三更，冒着大风雨来我家敲门的中年陌生男子，原来就是那年受我救助，无以度岁的妇人的丈夫！

他自己把这一段恩情往事说了出来之后又说：“先生！我领了你那么大的一个人情，这十多年来我是无力为报，所以无以为报。我决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一家子人也一直为先生在外做官打仗，求神许愿，保佑先生升官发财，一直平安。”

我截住他的话说：“这些都不必谈了，今日升官发财的人，也都是罪人。我问你，你这么晚来我家有什么事吗？”因为我知道，他决不是来向我口头道谢的。果然，他把来意说出来了。原来他的儿子是“农会”的“干部”，他从儿子口中得知，共干是决不会放过我的，见到那晚上数百人来担保我的场面，共干认为我在乡间的号召力大得可怕，已经开会决定，等我五百担谷子交齐了，三个月“随传随到”的限期一满，便要拿我开刀。可是，共干也知道要在乡间整治我，清算斗争我，难以找到藉口与出头人，且可能会激起不良的后果。故此，共干的决定是将我捉解到县政府去，然后再解到别的地方去“终身劳改。”

这中年人把内幕秘闻说了出来后又道：“所以我来告诉先生，你无论如何要在过了年之后，逃到别的地方去，家乡决不能住。”

我绝对相信他的话，也绝对相信他是一番好心，我正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时候，他从内衣袋子里，摸索出一张纸来交给我说：“过了年便紧张了，这里是一张盖好印的空白通行证。先生你想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写上姓名，地点，时限便行了，这是我从儿子手中特别要来的。”

我问他：“你儿子知道这是给我的吗？”

他尴尬的说：“不知道。对他们年青人我放心不过，这是我偷偷的扯下来的一张，所以今晚上特地拿来送给你。”

以后，我就是利用这张“通行证”逃出家乡，从长沙到广州逃来香港的；也可以说，我这条命能活到今日，全是这位受我小惠，报我大恩的人，一手把我从魔掌虎口里，救出来“放生”的。谁会料到，十多年前予人一点些微的救助，竟能在十多年后，获致如此重大的善果？谁能料到十多年前，眼见无以为活的人，在十多年后，竟会成为自己的救命恩人？我今日写到这位救命恩人的往事，惟一感到遗憾的，是不便把他的真名实姓表扬出来，以免他夫妻父子受“温情主义敌我不分”及“立场不稳”之累。

我从上述两件事上面，使我深深感到“兰因絮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因此，我在锋镝余生的中年，几次想追求一种宗教上的信仰，虽然都失败了；失败在是非善恶过份分明，失败在做不到盲从的“迷信”。但“因果律”的相信，则是坚定不移的。我好劝那些在职位权力上，可以予人方便，帮助他人，于己无损，于人有利的人，紧记“人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可能在你的惠而不费，或小惠于人之后，获得千万倍的回报。虽然说施恩不应该望报，但从我的亲身体验所得，好心总是可以获得好报的。

由这些事实的表现，我也深深感到不怕共产党如何残酷暴戾，如何颠倒善恶是非；如何挖空心思，使尽手段去破坏传统，改变他们所谓“唯物”底，“无产阶级革命”底的“道德观”，但有一点他们是永远没有办法使之消灭铲除的，那就是“人性”，将来能消灭共产党，铲除这暴虐政权的最大武器，也必定是“人性”！

我在本节所记敍的中共暴行，绝无半点夸张渲染。至于他们窃据大陆以后，在“土改”，“三反五反”、“肃反镇压”及最近“红卫兵”等等“运动”中的残酷表现，罄竹难书的血腥罪恶，更甚于我身受目击的千万倍。这些，一因非我亲身体验，再因海外侨胞也已耳熟能详，故不赘述。

不过，中共还有一项旷古少有的最大暴虐罪行，比秦始皇、张献忠更甚的血腥罪恶，则是毛泽东自认得意之作的“人海战”！那种视人命贱如蝼蚁的残暴行为，将无辜民命驱往战场，使尸如山堆的情形，我是亲自经历，亲目所覩，也曾为之痛哭失声过的，以下当另文详记。

至于中共今日穿上龙袍，与他们以前做流寇土匪时的分别，我倒认为先父于一九五○年冬逃出虎口时说的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以前他们是撞开老百姓的家门抢，现在则是不准老百姓关门，他们要什么你还得亲自送去；以前是要你死就死，现在是你想死，他们也不给你痛痛快快的死。”我相信凡是吃过共党苦头的人，都会有同感。

此外，就是变相的“诛九族”。凡是被他们列为“六类份子”的“阶级敌人”，都祸延子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榨取劳力，不准受教育，使其后代，永无翻身之望。

走笔至此，痛定思痛，居安思危，前尘往事，诚然不堪回首；但蒿目时艰，难免不再受刀兵水火之灾。东南半壁，正处于赤焰高张，兵荒马乱之中；忆及宋末王积翁诗，特录于次，以作我写本节之后的一点感怀。

王诗云：

“干戈未定欲何之，一事无成两鬓丝，踪迹大纲王粲赋，情怀小样杜陵诗。鹡鸽音断人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安得山中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时。”

以上《故乡匪祸思痛录》，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张赣萍着《弹雨余生述》（台北：龙文）之《宁为太平犬·勿做乱世人》一章上刊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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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007 9:09: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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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Ming

硬战──交警二总队与中原会战

作者：张赣萍

在我身经的战役中，打得最惨烈、最残酷；在以一当十之下，胜得最奇异的一场硬碰硬的战争，则是交二总队配属黄伯韬将军指挥，参加「中原区会战」。那次是以「火海」对「人海」，打了刘伯承的「二野」，又打陈毅的「三野」，苦战一星期。最后一仗，打得我左腿右臂先后负伤，就在坚持「最后五分钟」的千钧一发全胜，黄伯韬与张绩武也因那一仗而同获「青天白日勋章」。我也曾获「宝鼎」勋章。

那是在四年勘乱史上，一场空前的大胜仗。不过，据我们亲历其境的人所了解，却胜得十分危险；假如陈毅的刘长胜纵队，在我负责的防守阵地，再发动一次冲锋的话，我固然早就「瓜得」，整个战局也要改观；又假如陈毅的「三野」，能在第六天再坚持下去的话；或者刘伯承的「二野」再加一点夹攻力气的话，黄伯韬整个兵团，连同被围的七十四军，都要像区寿年兵团一样「被吃掉」。

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被吃掉，反而打了一次大胜仗，这是什么原因? 这正如拿破仑所说：「我能坚持最后五分钟，但敌人不能」。也正如我国「战斗纲要」的总则所说：「我们感到最痛苦的时候，也正是敌人感到最痛苦的时候」，及「谁能支持最后五分钟，谁获胜」的道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在河南黄泛区的「中原会战」，就我当时所知及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敌我态势，大概是这样的：

共军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与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以南北夹击之势，「二野」围困郑州（当时守郑州的部队，是交警第七总队长彭自强，湖南长沙人，原任交二总队副总队长，也是一个能打的总队。）策应陈毅的「三野」进攻开封。我军区寿年兵团（区是广东人，该兵团系商邱绥靖区司令周岩的基本部队）及七十二军驰援开封，均被围困，结果开封失守；我军邱清泉兵团与黄伯韬兵团，又奉命驰援。我交警二总队，则任商邱与朱集车站之防务。当时，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我们在朱集车站加强防御工事时，见到黄兵团的主力二十五军及配属指挥之伞兵总队，源源西进，感到整个局势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因为商邱是否能保? 全看这一仗，而在徐州剿总所辖之「华东战区」，可以使用的兵力，差不多都投入到这一次的会战中来了。

我们担任城防的加强工事刚刚做好，忽奉周岩司令官命令，配属黄兵团西进，改任驰援区寿年兵团任务，防务由地方团队接替。说得明白一点，那一次是「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等于「沙蟹」，商邱也等于是摆「空城计」。周岩司令官这一大胆冒险的决定，当不外乎基于两点：第一，区寿年兵团，是他的基本部队，也即是他的「本钱」；如果「老本」不保，他就成了「光杆司令」。在有兵才有官，有力才有势的现实环境中，他就是拼了老命，也想把这点老本救到。其次，如果黄兵团这次不能达到任务，共军挥军东犯，进攻商邱的话，仅凭我们交二总队这点兵力，也很难守得住朱集与商邱。与其将兵力分散，则不如将兵力集中；与其让我们交二总队坐守在朱集与商邱等待敌人来犯，则不如将我们交二总队派出去，加强黄兵团战力，挡住敌人在商邱以西的地区打。于是，我们奉令即行，沿商邱经宁陵、睢县、杞县、陈留到开封的公路线，向西推进。当时的行军序列，黄兵团主力在中，伞兵总队在右，我交二总队在左。说实在话，黄兵团的一般官兵，对我交二总队是不太「敬重」的；对穿着光彩，外表漂亮的伞兵部队，则另眼相看。事实上，从外表看去，他们一切的一切都比我们好，商邱的老百姓就曾说过笑话，说伞兵总队是「少爷兵」，我们交二总队是「化子兵」；尤其在服装上，他们也真似「大少爷」，我们的确像是「叫化子」。但经过那一仗之后，事实证明：「好看的部队不能打，能打的部队不好看。」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跟随黄兵团，通过宁陵，进入睢县，到达杞县县境之后，即被共军挡住去路。共军采用「阻援打点」的战法，滞留我们援军行动，加紧对区寿年兵团的进攻。

黄伯韬这位既非「黄埔系」，也非「保定系」，是国军中行伍出身的「杂牌将军」，却是一位深识大体，能顾大局，具有指挥才能与道德的司令官（与我在中学、军校、参谋班三度同学尹叶兰，任黄部情报参谋多年。据告、黄伯韬原籍广东，生长河北，出身微末，是北洋军阀时代李纯的旧属，由传令兵而排、连长，甚获李纯欢心，将其干女儿嫁予黄为妻）。因为在以往国军中的一般将领，不是恃宠而骄，便是恃才而狂，个人英雄思想特别重。平时表现飞扬跋扈，不识大体；战时则保全势力，有我无人，不顾大局。这是我所见闻到若干将领所犯的通病，但黄伯韬没有这些缺点。就以那次在「中原会战」中的表现，他从始至终都是一派大将风度，所有的处置，不但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

我手边没有详细地图，当时敌我两军的位置，我已记不十分清楚，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我们抵达睢县与杞县之间的商邱店，黄兵团的前卫部队，已与共军打上了。从本队停止前进到黄伯韬下定决心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小时；他的决心是「攻击当面之敌」! 命令伞兵总队与我交二总队掩护他的左右（即南北）翼取守势，由他的二十五军担任攻击。

这个决心之明敏果决是值得人叫好的。第一，被围的区寿年兵团与七十二军命运，危在旦夕，他为了要驰救被围的友军，一抵达战场，即毫不犹疑的决心攻击；并且一开始便是猛攻，不计牺牲，前仆后继。与一般观望不前。畏头畏尾的将领自私作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二，他的攻击决心，是否定了幕僚人员「稳扎稳打」的建议，先在商邱店一带做好防御工事再攻，以求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他的判断，敌人那次「阻援」的兵力，是由原任包围区兵团与七四军兵力分出来的，阻力可能不强。他要在友军尚未被吃掉之前，也即是被围友军尚有馀力吸引住敌人主力之前，即将敌人的阻隔力量突破，以求与被围的友军会合。在他这个判断与友军被包围之下的攻击行动，当然越快越好，越猛越好。如果迟疑观望，等自己做好防御工事再攻，说不定被围友军已被敌人解决。到时敌军倾全力对付自己，那就会攻既无力，守亦为难，我们也要重踏复辙，走上被包围的险境。

所以，他的攻击决心一下，即将他的基本部队二十五军，全力投入战场，毫无保留的猛攻猛打。因此，一开始即出现炮火猛烈的激战场面。可惜他的明敏果决，却未能与邱清泉兵团的行动配合紧凑（其中原因只是据闻而非确知，不敢妄言），所以终因心馀力绌，不但没有把当面之敌攻垮，反而因敌人尽力将区寿年兵团解决了，调出主力向我们取包围态势，开始反扑。

黄伯韬的二十五军猛攻不下。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逾隔阵地，商邱店以西的几个村落，被炮火摧毁俱尽，双方伤亡惨重。等到被围的区寿年兵团不幸被解决，共军陈毅部，倾全力反扑黄兵团的时候，二十五军的战力，已被消耗得连招架之功也有困难了。

二十五军攻击的时候，我交二总队与伞兵总队分驻商邱店南北，担任侧翼掩护任务，是取守势的。我交二总队以陈岗村为中心，分据商邱店东南面四个村庄，起初两晚上（那时制空权全操在我军方面，共军的攻击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共军对我们的攻击并不猛烈；从第三天起，二十五军攻势顿挫，整个黄兵团改取守势待援，我交二总队由四个村庄，撤守为两个村庄；将正面缩小，战力加强。我大队调回与总队部及第一大队的所在地陈岗村，加强防御力量，以待敌人来攻。二十五军与兵团司令部，则以商邱店为中心，守住附近几个村落；伞兵总队则防守商邱店以北。这几个村庄，以商邱店最大。有土围墙、有外壕、有街市。陈岗则是北方那种中等地主的村庄，陈家自住在一个小小的土围墙内面，全部砖石建筑物，总队部即驻在土围内。屋宇座北朝南，土围之外的正南面，有一大坪：坪的东南西三面，则是一些零零落落的佃农或雇农住房，多是土墙用高粱杆复盖，建筑简陋。该村防务，由第一大队与我们四大队担任，一大队任西面防守；四大队任东面防守，西北面是后方，通往友军黄兵团司令的驻地商邱店，由总队部的直属队抽出兵力担任警戒。其中最重要的一线，是陈岗村的正东与东北面，一条东西大道与一条东北大道均通过于此。只有十几家土墙房屋，无大坪阻隔。如果这一线被敌人突破，则可直达总队部所在地的土围之内，我队即任该村东北面的防守。第二、三大队则任陈岗北面另一个村庄的防守。

那次战争。官兵都心裹有数，是一场性命交关的殊死战。因此，阵战划分之后，即不眠不休的构筑工事。那时高粱尚未收割，遍地都是「青纱帐」，这是在北方作战最感头痛的一种农作物；高粱有如甘蔗，高达十尺上下，是一种利于防空，利于兵力运动，掩护攻击者接近阵地的最佳屏障。我们防御部队第一步便是「扫清射界」，将阵地前五至八公尺的高粱树木砍倒；在阵地正面，挖了一条深宽约二十尺的外壕，作为阻绝工事，用竹签树枝插在壕底。所幸河南一带，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沙土地。地质松散，挖壕颇易。另用木板树干，作为各种子母堡及机枪巢的复盖，上用泥土掩埋；以指挥所为中心，向前后左右挖交通沟，准备将这一场料想中的激烈防御战，完全在地下进行。幸好共军是画伏夜攻，而在前晚的攻势又不十分凌厉，故此我们有很充裕的时间，加强工事。

等到我们的防御工事已构筑得差不多了，残酷的攻防战也开始了。

我们配属黄伯韬兵团参加「中原会战」，前后有半个月之久，而由攻击改为防御则为七天。起初两晚，共军对我们的攻击是试探性的；从第三晚上，共军主力由西向而东移动，将我们回商邱的退路截断了。以商邱店为中心，整个黄兵团，陷于四面包围中。所以从第三晚起，战况才较为激烈；而打得最艰苦惨烈的肉搏战，则是最后两晚。

从共军刘伯承与陈毅部所虏获的文件证明，共军对我们交警部队的战力与火力是「另眼相看」的，他们训令上张明较著指出：「攻击国军其他部队驻守的村庄阵地，只要能突破阵地或村庄的边沿，战争即有结束的希望；惟有攻击交通警察防守的阵地村庄，突破边沿，才是正式战争的开始。」他们的文件上又说：「攻击其他国军阵地的时候，可以利用火力间隙跃进；攻击交警部队的阵地时，惟有在密集火力下冲锋，因为他们很少会有火力间断的机会给我们利用。」

那一次，共军对我们的攻击，即是秉从以上两个要点，完全用「人海」来抵制我们的「火海」。除了行破坏性与制压性的火力战之外，他们在冲锋的时候，很少用枪，所用的是胁从而来的「民兵」，也可能根本是老百姓的性命，把炸药捆缚在人身上，空着手扑到我们阵地前来，使人身与炸药一起开花，炸破我们的伏地碉，机枪掩体；再驱使成_成阵的人，作波浪式的冲锋，死了一批又来一批，用尸体填满外壕，用肉体堵塞枪眼，而为他们的正式部队「铺路」。这，就是举世知名，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人海战」!

我在此只记叙那次「中原会战」，最后两天晚上陈毅的「三野」，在我防守阵地前面所表现的「人海」战迹，也就不忍卒睹，够伤心惨目的了。

共军对我们的包围圈形成后，攻击重点，由西南面，转移到东北面，正北面的伞兵总队阵地，首先被突破，造成很惨重的伤亡。黄伯韬的主力二十五军，自攻击顿挫之后，已经大伤元气，不但再无攻击的力量，连防御的力量也没有，杂兵夫都被抽调出来担任警戒任务；所剩下来的，尽是伤兵与非战斗人员。兵团司令部的安全，全靠我们交警二总队与伞兵总队，拱护司令部所在地──商邱店的外围阵地。如果我们的阵地不守，商邱店根本无法抵抗来犯的敌人。

记不起那是改取防御的第三天也还是第四天，伞兵总队防守的一个村庄，被共军攻占了一大半，只剩下靠近商邱店的一角还在据守中。那时，我们交二总队虽然也被攻，但并不费力即将来犯共军打退了。黄伯韬接获伞兵总队阵地岌岌可危的求救报告，因无兵力可以增援，要我们交二总队派兵反攻，协助他们收复已失去的阵地。真没想到这个装备精良，光彩得有如「花花公子」的部队，打起仗来竟会如此「水皮」。

据原在我交二总队一大队任职，而今日也在香港的谭云龙兄说，他们大队那次奉黄伯韬命，反攻伞兵总队已经失守的阵地，只有半天的时间，便将那个己被共军占据三分之二的村庄收复回来了。将阵地交还给伞兵总队之后，又归还制建，回到了陈岗来防守我们自己的阵地。

在轻兵器方面，伞兵总队是全国首屈一指，装备最精良的一个部队。他们的待遇好到甚么样子呢? 我们交二总队在分队长这一官阶的人，有手表的就不多；而他们伞兵总队的士兵，大多数都有手表。从这一件小事物去比较，这个部队待遇之悬殊，也就可以想见了。他们的待遇如此优厚，装备如此精良，怎么会一打即垮呢? 据谭云龙兄当年目击他们阵地失而复得的情形分析，那一次他们也打得惨苦，伤亡很重，可是就没有打出一点名堂来。其原因，防御工事构筑不得法，火网组成不够严密，应战时沉不住气，不当打的时候，拚命的打；到紧急关头要拚命打的时候，又没有力气打。把火力与人力都消耗在敌人尚未接近阵地之前，等到敌人以「人海」来冲锋的时候，不是因为伤亡过重，而使阵地的防守力削减，便是由于已经射击很久的武器，在千钧一发时发生故障，因此未能将精良装备的功效发挥，造成伤亡严重，战绩平庸的后果，予人以「虚有其表」或「好看不好吃」之讥。

说了人家再说自己，绝非「丑表功」，那次「中原会战」，得以将危如叠卵的局面保持平安，共军发动陈毅和刘伯承的两个野战军，一共十多个纵队围攻均未能得逞，先期得归功于二十五军的攻击精神，后期改取防守，则完全得力于我交警二总队的沉着应战，官兵应命，每人都能以一当十；以百当千。

那是一场最强硬的战争，也是一场最残酷的战争！

攻防战进行到第五天，敌人牺牲在我火海下的人命，虽然异常惨重，而我方连续遭受五个晚上的输番攻击，不但士兵的伤亡数字日有增加，所有的防御工事，也被炮火摧毁得破烂不堪。所幸制空权完全操在我方，敌人只能昼伏夜动，我们就得利用白天的时间修补工事。但是，由于日工夜战，官兵们已经五天五夜没有休息过了，因此人人疲累不堪。那时，我们最感需要的是睡眠。

以我自己来说，战事进行到第六日早上，我去参加总队召开的干部会议时，他人在报告晚上战况，敌我伤亡，我竟会把头靠在墙壁上，呼呼入睡了。一直轮到我发表对战局意见，才被旁边的同事，把我推醒，从睡乡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只是说：「伤亡太重，疲劳太甚，请求增援，或把我们调到第二线休息一晚。」

可是，我有伤亡；人家也有伤亡；我获不到休息，人家也获不到休息。因伤亡而造成的兵力不足，因日工夜战而造成的疲累不堪，几乎是全总队共有的现象。所不同的，只是轻重之分而已；但以我们防守陈岗的一、四大队最甚。

那时也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的五月初旬。在我的生活体验中，连续不断的不眠不休共有过两次；一次是抗战时的「常德会战」，一次是戡乱时的「中原会战」。前者是冬天，在责任感与好胜心的驱使下，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奔劳中，有十天左右未曾脱衣解鞋安枕过一晚；后者是夏天，在枪林弹雨的生命威胁下，也足有五天五夜未曾合过眼。但在比较上，由于天气与心情的关系，后一次的疲态，更胜过前一次；我自问在挥汗如雨的夏季战场上，任是金刚不坏身，也不可能支持一个星期不眠不休的。

我记得总队长张绩武在那次会议中，曾以痛苦的神情，沉痛的口语作了如下的总结：「根据昨晚上的战况，与从俘虏口中获得的情报，敌人的攻击重点，已很明显的指向陈岗村的正面了。现在黄兵团已自顾不暇，这位司令官的指挥道德，是不容我们稍有怀疑的；事实上现在商邱店兵团司令部的所在地，已经成了伤兵医院，非战斗人员，均露宿在街头，不但无兵力增援我们，现在存的炮弹也少得可怜，昨日就已不够一个基数了。如果今日再获不到空投接济的话，今晚上连炮火也不能作有效的支持。你们想调防休息，请求增援均无法实现。大家实在无法支持的话，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放弃陈岗撤守到商邱店去与黄兵团会合，和他们在一起死守待援；伞兵总队已经决定撤退到商邱店。第二、利用我们的轻装备突围。」

大家对突围一案颇感兴趣，由于在别动军时代突围当家常便饭，所以大家也颇有把握，于是，纷纷讨论突围的办法。有人主张出其不意；先向西南面冲出去，脱离敌人之后，再折转向东回商邱。张绩武对这一案下不定决心，他感到在道义上有对不起黄伯韬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走，黄兵团与伞兵总队一定要被共军「吃掉」。

最后，又轮到我发言，我反对他们的意见说：「对这两案我均不赞成。第一、黄兵团现在整个退守在商邱店，据说土围墙之内的人马密度，有如蜂巢；天上落一颗石子来，也可能打伤人，连杂兵夫都要拿枪任防守任务。我们去，也必定是担任土墙外围的防守，工事不如我们现在的好，地形地物又不熟习，说不定我们立脚未稳，部署未定，就要被敌人冲垮。与其垮在商邱店，则不如战死在陈冈，死了也可获得一个死不后退的名誉。第二、我反对以从前突围的经验，来估计这一次突围的后果；姑不论后果如何，起码，这几天专是我们四大队，负伤的数十名官兵，就要在突围的时候把他们抛弃在此地。他们是为保全我们的生命而负伤的，我们忍心把他们抛弃，任由敌人去宰割他们的生命吗?」他们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最后我悲愤的说：「如果没有人愿意与我调防，让我休息一天再打，我只有在现阵地上打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后来决定不撤退、不突围，阵地照旧，由总队部调出人力来为我们加强修补工事再打。

那次的阵前会议，就是这样结束的。我回到防地又召集自己的干部开会，将总队会报情形宣告后，他们一致支持我的决心，均不赞成因突围而舍弃负伤的弟兄不顾，大家生死与共，向我保证决与阵地共存亡；只要一息尚存，即不让敌人越雷池一步。

他们虽然表现得慷慨激昂，我还是为他们加油打气说：「从昨晚上敌人遗留在我们阵地前的众多尸体看来，他们的攻击，也可能到了强弩之末的困境，我相信再坚持一两晚，援军可以到达，我们的围也可以解了。」我将兵力调整伤亡，把预备队一起投入到第一线上去填补伤亡，把非战斗人员集中在指挥所，作为必要时的使用；要他们轮流作息，准备天黑后恶战。我带兵是只要求原则，不拘小节的，平时在生活方面，根本没有阶级的分别，我也从来不罗嗦他们。但在战时如果作战不力，或临阵退缩的话，我可毫不容情，开口是枪毙，闭口也是枪毙。他们燎解我的性格，我也了解他们的战力，在那几年长期处于作战状态中，平时亲如手足，战时确能互信，虽然我从未枪毙过人，那一次我还重申前令。结果，在那天拂晓时战况最危急的时候，一个名叫熊光辉的战斗组长，从第一线退下来，被我亲自扫了一排汤姆森枪弹，打得他肚破肠流。后来他伤愈归队，我才知道，他的擅离岗位后退，是有一段恩怨原因，也是一次现眼因果报应在内的，这事容后再详记。

那晚上的战况，一开始便是激烈的，黄昏时份，敌人的炮火炽烈密集，对中我们防守的商邱店与陈岗村，进行每次十发「并蒂梅花形」的轰击，而我们放列在商邱店的炮兵，起初可听到还击声，打到半夜便噤若寒蝉，原来炮弹消耗尽了，只有挨打的份儿。那次敌人还使用一种声音异常尖锐刺耳，好似是开花弹的机枪，居高临下向我们作密集扫射。那种枪声响得古怪，是我们前所未闻的；给予人的精神威胁很大，听起来，好像就在头顶开炸，其实它的弹道还是颇高。那种枪弹在头上飞过，像我们这些久经战阵的官兵，也会感到有抬不起头来之感。等到以后我们了解这是靠怪声吓人的玩意，他们也就黔驴技穷了。

那一天反常态之事特别多，晚上九、十时左右，他们即开始冲锋，使用「人海战」作波浪式的冲! 从各方面的枪声动静看来，敌人对其他方面，都是牵制性的佯攻，主要的人力火力，都集中在我大队正面；上半晚的攻击箭头，指向我阵地的正东面；下半晚的攻击重点，指向我阵地东北角的路口上。好在我们自动连发武器，藉工事掩护身体的交叉火网，对付共军那种原始的「人海战」攻势，只要沉着应战，是游刀有馀，可以火力而补人力之不足，以一当十，百以当干的。但是，凌晨前后正东面的阵地，还是被敌人突破五、六次，而每次冲进来的敌人，也都被我们消灭在阵地内。我们捉了两个活口俘虏，从其口供中，才知道那晚上攻击我阵地正面的敌人，是兼程调来的一个「攻坚纵队」。我感到这场攻防战的艰难了。

所谓「攻坚纵队」，又名「长胜纵队」，这是陈毅所属「三野」之中，最有名的一个战力强、装备好、能打能冲的一个纵队；「三野」的其他纵队，攻击我们交二总队阵地，虽然轮番攻击了五天五夜，只有伤亡，而无进展，故调来这个「攻坚纵队」，来一次「硬碰硬」的搏杀。

下半晚，他们把攻击重点，指向我阵地东北路口。这是最接近陈岗土墙围子，总队部驻在地的一个重要路口，在战术上说，这是我方「最感痛苦的地方」，也即是「攻其所必守」的重要部分。因为只要把这一线突破了，便可直取我们总队部。

「攻坚纵队」的攻坚法，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按著他们的「攻击三部曲」进行，先用火力攻击，以炮兵行制压舆破坏性的轰击；再以步兵重武器向我阵地作摧毁性的射击。在这一阶段中，他们所收到的效果，把我们的电话线炸断不少，上下级指挥所的通讯联络，时时会发生中断，但也很快便修复了；此外，便是把那些没有人住，用高粱杆盖复的民房，被他们打来的燃烧炮弹炸起了火，但我们的官兵，都已进入到有掩盖的地下工事裹，对人命杀伤力不大。

第三步便是「人海」战。那是惨绝人寰，将人命视为草芥的一种最野蛮而无人性的「战术」，也即是毛泽东在生被碎尸万段不足以惩其恶，死后挖坟鞭尸不足以赎其罪的一宗最大罪恶，是他所欠中国良善人民最重要的一笔血债。这种把人命贱过蚂蚁的「人海战」国共作战时惯常使用，在韩战场也还是使用。从去年十一月间，中共军事负责人林彪，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所提出来的那篇「继续定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所说「要把美帝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海洋裹」一文中，重点还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军队，使军队不怕死」；最后的结论，则是「以人海赢取胜利」。较早以前，更说过「中共不怕核子战，把中国人炸死一半，也还有二、三亿人活著的。」这是「气壮」吗? 这笔血债，让以后的史学家去清算，在此暂且不谈。我想在此提及的，是他们这十多年来，用以教练军队「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什么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塞枪眼；王杰身扑炸药包；罗光燮以身扫地雷……等等。不明其真像的人看了，或者会认为他们真个了不起，但以我们这些身经目击的人看来，除了嗤之以鼻外，惟一反应是愤!恨! 再加上一句「没有出息」! 搞来搞去，搞到今日，还是用这一套作为对军队的教材。如果遣也值得敬佩的话，「义和团」那班「大哥、二哥、麻子哥的冤死鬼灵牌，中共是应该搬进「红朝庙堂」去「奉若神明」才对。

以上所举出这班「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看以下我在「中原会战」时所目击的事实。

我不是「唯武器论」者，我承认打胜仗的因素很多，不完全决定于火力，但也不完全决定于人力；我坚决反对中共的「人海战」，我愿在此揭发中共使用「人海战」的真情实况于世人之前，我要向世人控诉中共「人海战」的罪恶!

在「中原会战」中，中共对我们防守阵地的攻击，把「人海战」发挥到了极限的一次，即是调来刘长胜的「攻坚纵队」，向我军发动猛攻的第六天晚上，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以排山倒海的人命，向我阵地作波浪式的冲扑，真是前仆后继，钻进到我们火网裹面来。外壕他们是跃不过的，起初，用人抬著绑接的木板楼梯，想倒放在外壕上面，作为冲锋的桥梁；但他们的人，尚未接近到外壕便倒下去了。以后他们改变办法，以人命来填壕沟，被我们射倒一批在外壕裹，又冲上第二批，第三批，……这样，一直把一条约有二十公尺乘二十尺阔度与深度，长达约一千公尺的外壕，填满了好几处尸体；尸体堆积高与壕齐，然后便以尸体做桥梁，再以「人海战」，扑近我们的阵地。照中共所表扬的「典型人物」与「英勇故事」。这些数以百计的「舍命填沟壕」的人，都应该算是「英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但这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三野」的战斗兵，而是连军服都没有穿，身无枪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是中共高唱要「解放做主人」的真正农民。他们是受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而甘为「人民解放战争」拚命的吗? 不是，决不是，因为事后我们见到的，是用一根绳索，串绑著十个八个人的左手，一起倒卧壕内或地面；我们还在现场检查出中共的「罪证」，有若干人的子弹伤痕，是从身体后面打进去的。这说明一点。中共除了胁迫他们这些善良的农民，作为「人海战」的前驱牺牲品之外，还在他们的后面架起机枪，迫使他们有进无退，有死无生。为著要达到以人命填满外壕的目的，把这班善良的农民，驱使到战场上来，「背腹受创」而后「前后夹击」，这是我目击的事实，也是中共草菅人命的最大罪恶! 中共对「解放军」的教材裹面所列举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堵枪眼」，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就以我亲眼遇到见到的，除董存瑞与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就以那次「中原会战」来说，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中共今日只表扬一个董存瑞与黄继光，这就未免太「厚此薄彼」，我要为那次舍身炸我们的碉堡，用胸膛堵塞我们的枪眼那一批「英雄人物」呼冤而不值了！他们炸我们第一线伏地碉堡与机关枪掩体的办法共有三种，第一是炸药捆在北方农民叉麦杆的树枝叉子上，企图爬近我们的工事，伸在枪眼口上发生爆炸；第二是把炸药绑在人身上，扑到我们的工事前面来；第三是想用手榴弹掷进我们的枪眼裹。可惜他们这三种办法都「弗灵」，人还没有接近我们的阵地。便被我们的自动武器，击毙在阵地前面；炸开了的，也是炸倒他们自己。

像这种「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人，则多是「三野」的真正战斗兵。事后我们从他们遗尸中发现，身上绑有炸药，或手中拿著炸药木叉的死者，只有两三个是穿农民衣服的。

说到「黄继光胸膛堵枪眼」的「英雄人物」，那就与用人命填外壕一样，事后我们检查堆积在工事枪眼前面的重叠尸体，发现最下面两三层尸体，都是穿农民衣服，并且手腕上串绑有绳索的，只有上面或倒毙在尸堆前后左右的尸体，才是穿着「三野」军服的士兵。因为那一次，他们遗弃在我们阵地前面的尸体与重伤者，专是我所守的阵地正面，便有三、四百多具；全战场的遗尸近三千具。战事进行到如何惨烈，也把中共号称「万应万灵」的「人海战」真面目揭露无遗；因为其中半数以上，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老百姓，虽然极大多数都是牺牲在我军火力之下；但也有少数因畏缩不前，被共军押阵驱迫的枪弹射死。但这笔血账，却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共负起清还的责任。

至于号称「攻坚纵队」的刘长胜纵队，他们的真正战力如何呢? 他们的战斗兵亲自上阵，是在上述火力战与「人海战」铺平了冲锋道路之后，这才正式上场表演他们的「攻坚术」。从他们遗在阵地前尸体上的文件，以及捉到他们的俘虏口供中得知，他们的攻击，是分成小组兵力，由「指战人员」分担率领与督战任务；冲锋前要开会，冲锋顿挫了也要开会，打胜了要开会，打败了也要开会。这叫做「打通思想，检讨得失，检查功过，大家抓主意」。

谁都知道，共产党是会议最多的，鸡毛蒜皮的事开会，拉屎撒尿不出也开会：开来开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张「万灵万应药方」。但是，他们军队在战前、战时、战地也忘不了开会，则是出身在湘、赣边区做土匪的贺龙发出的指示。他说：「实行火线上军队开各种大小会，发动士兵_众如何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困境，攻克敌阵，达成任务。在军队首长指导之下，商量商量，酝酿酝酿，征求征求意见；把不同的意见摆一摆，议一议；对有错误意见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一做说服工作。打过一次仗之后，又要检查检查，总结总结。」那次刘长胜纵队，从开封调来攻击我们，就曾开过这种会议才开始冲锋的。先用机关枪驱迫老百姓上阵，为他们填外壕，堵塞枪眼，身绑炸药，都是在会议中想出来的办法，藉以克服短射程火力不及我们密集的缺点。

他们正式战斗兵担任冲锋的时候，每人都把身子扎得结结实实；一律穿桐油浸过的布底鞋，用布条捆在脚踝脚背上；每人有手榴弹，工作器具，大小裹伤包。我眼见有几个家伙的跳高爬墙工夫练得不错，堪称高来低去；可惜他们的手刚刚能抓到墙头，身子已经中弹，又从高处掉了下来。后来我们让他们从墙外跳进墙内，墙内边早有人在「迎驾」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捉一双；那两个活口俘虏，就是这样捉到的。当时翘口不开，什么都不肯说，等到战事结束，到了商邱，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共产党罪恶说个没完。

在「中原会战」中，我总队遭受共军「三野」陈毅部数个纵队的轮番攻击，但以第六晚上刘长胜的「攻坚纵队」较为犀利，他们那种「人海战」，如果兵力分配没有纵深，火网构成不够密集，应战不能沉着的话，阵地是很容易被他们冲破的；就是我们交二总队这样不怕攻。能打真军的部队，也于那天晚上，在「敌有后继」而「我无援军」的情形下，几次被他们冲入阵地。打到最后，我亲自上阵负伤那一次，如果他们再加一点点「工本」，再来一次冲锋的话，我固然早已曝尸陈岗，整个黄伯韬兵团也要在那一次完蛋。

因为从下半晚起，共军发动四方八面的总攻，火力发挥到最大限，整个战场上都被笼罩在一片烟云弹雨中；我方的炮兵，因为没有炮弹，早就成了「哑吧」。共军即利用炮轰这一阶段，将步兵与「民兵」接近我们阵地。「攻坚纵队」发起冲锋的另一特点，是「杀声震天」，故意大喊大叫，「冲呀!杀呀！」之声不绝于耳，想在精神上为他们自己壮胆，给予我们一种恐怖的威胁。这种「夜行人吹口哨」的喊叫，对我们不但不起作用，反因目标暴露，回敬他们的是一种密集的交叉枪弹，打得他们哑口无言。

那晚上，大家都对后援绝望，所以根本不作请援的打算；人人抱定必死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所以，我在地下指挥所裹，只能从枪声与喊叫声去判断那一个方向，那一个据点的战况，第一线防守的人，不会因伤亡而向我报告求援的。我们在阻绝外壕的内岸边，将连日来消耗的空弹壳集中，又布置了一线「地雷阵」将手榴弹埋在地下，上面用空弹壳复盖著，只等敌人街过来，将引线一拉，便可像地雷一样爆炸。这种「地雷阵」，炸死人的威力虽然不足，因弹壳四射，炸伤人的力量是很够的，当我们听到「地雷阵」全面发出爆炸声后，知道阻绝外壕已不足恃，被敌人冲过来了；敌人一过外壕，便接近我们的主阵地，攻防战的高潮，也随之而掀起!

总队部的全面观察，那晚上敌人攻击重点，很明显是指向我的正面。总队长张绩武，担心我的阵地，又无援兵可增，问我的伤亡情形? 我报告他：「已与下面约定，不报伤亡，打到一个不剩为止。」他在电话裹，搬出我们张家的前辈烈士来向我们打气，说了张煌言，又讲张家玉这两位明末时代的诗人烈士，我记得他还曾念了几首张煌言与张家玉的诗，要我纪录下来；迄今紧记未忘的，是张家玉所作的两句：「杀身取义吾曹事，志士何须问葬埋!」悲而且壮，视死如归，那时，我们都有这种气慨!

参谋主任殷兹福，江西南昌人，舆我私交甚笃，他调了两辆战车，放在我阵地东北路口上，作为活动碉堡。他告诉我，总队长已作不成功便成仁的打算。他在电话裹为我打气与加油，则是背诵文文山的「正气歌」。最后他与我同声叫出：「江西文天祥，打死不投降」的口号!

到凌晨三时左右，敌人的枪炮弹密如雨点，房舍起火，电话线被炸得七零八落；上、中、下的通讯连络，全部中断，我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到来了!那晚上我身边根本没有预备队，战斗兵一起填补了第一线连日来的伤亡，只有三十多名非战斗人员，所幸他们也都是久经战阵，知道使用武器。我要他们能够作战的，每人选择一支杀伤力最强的汤姆森机枪；缺乏作战经验的，则用轻便的卡宾枪，并将伤亡者遗留下来的弹夹，尽量装满子弹，随时准备出击。又将文件整理了一下，不必要的都烧了，必要的打成一包。当我作出种种「杀身成仁」的准备时，三十多名官兵，一个个都神情肃然，我要他们一同默念著张家玉的诗句：「杀身取义吾曹事，志士何须问葬埋」。

HangMing

拂晓前，东北路口阵地，响起一片密集枪声与喊杀声之后，静下来不闻一点声息，我正为这方面担心，想去巡视阵地，彭承弼队的一个传令兵，从交通壕跑下来，气急败坏向我报告：

「彭队长阵亡了，第一线阵地官兵伤亡已尽，敌人正抢占我阵地各据点。」其他的人听了，都持枪起立。

「马上出击!」这是在心理上早已准备了用生命去迎接的一个关头，所以大家并无惊慌失措之感，我说了这句话，即写了一封「绝笔书」给张绩武：

「总座! 东北路口阵地已被突破，第一线官兵伤亡俱尽，我率非战斗人员出击了。如有兵可增，请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即来东北路口；否则，请在第二线迎战，勿以我死为念。」

我将此信及早包好的文件，交给副队长文振斌。请他携去总队部。（文振斌湖南礼陵东宝乡人，黄埔第六期，与总队长张绩武同期，他却做我这个十七期小老弟的副军，长官部下均是六期老大哥，也是我的经历上一大异数。）他当时紧握我的手，热泪盈眶，一句话也没说，牙龈一咬便去了。我的眼睛没有泪水，却是两团火，一声「拚啦」! 提著汤姆森枪，首先冲出掩蔽部。沿著交通壕，向东北角的路口上冲过去。那时，只听到两辆战车上，发出来的机枪声。我快要接近东北角路口时，在烧著房屋的火光照耀下，见到一个人从阵地跑了下来；我不相信我的士兵会临阵后退，以为是敌人冲进来了，所以毫不考虑，当即举枪射击!枪声响处，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那人双手按在肚子上，身体旋转一下便倒下去了! 我走近去一看，竟然是彭承弼那个队的战斗组长，跟随我四、五年的一个四川籍老战士熊光辉。被我一排汤姆森枪，打得肚破肠流。但他是最忠实勇敢的，怎么会在紧急关头擅自离开岗位后退?

「我该死，请赶快上去吧，敌人就要冲进来了。」他在痛苦呻吟中，断断续续说了这几句话。

「真是该死的东西!」我内心虽然一阵愤怒，一阵怃然，但也不忍见他这样痛苦死去。在身边指派一名伙夫说：「你把他扶下去裹伤。」

这时，枪声四起。我跑步抢到东北路口的机枪掩体工事裹去，内外尸身纵横，我也无暇细看，但所有的枪眼，都被敌人的尸体堵塞住了，在工事内面，根本无法射击。于是，我又爬出工事，在附近一幢矮墙后面，靠著一棵半截树干作为凭藉依托，注视阵地前面的动静。目力所及之处，只见伤亡枕藉，敌人正利用尸体作掩护，蠕蠕而动的向我方爬著接近过来；在军事术语上，这叫做「匍匐前进」!我对正爬动的目标开枪了，其他随同我来的士兵，也在找寻目标扫射，敌人无所遁形，又想以先声夺人之势，喊杀喊冲，一个个从尸体后面站了起来，向我猛扑。这次是短兵相接，双方距离很近；黑压压的人潮，如波涛，似潮浪；冲过来一排，倒下去一排，三十多枝连发自动枪声齐发，敌人的「人海」，还是抵不住我们这种碎骨穿窿的「火海」。一个人在以性命相拼的时候，是疯狂底、兽性底；他们是疯狂的冲扑，我们是疯狂的扫射。经过一阵搏杀后，阵地前的尸堆更高了，地下陈尸的面积增大了；敌人攻势顿挫，活著的退了回去。我直到生命的威胁解除，注意力由前面而收回到自身附近，才感到我的右手臂灼热痛楚，一股似汗水的热流，已经流到我的手背；下意识抬起手来往鼻头一抹，闻到一股血腥味，原来我的右臂已经负伤。我将枪交给左手，伸张右手臂，握紧拳头伸缩了两下，虽然痛楚，但不严重，可见并未伤到筋骨，只不过是子弹的擦皮伤而已。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士兵，自己掏出手帕来，用左手与牙齿，将伤口处缠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战力，阵亡一人，负伤数人。我将剩下来的廿几个人，分成两线「纵深」配置在东北路口上，准备敌人再次冲锋。

刘长胜的「攻坚纵队」，这次是碰上了真对头，「打铁趁热」，他们又发起冲锋了，这次短火力与人命并进，先用轻机枪对正我们扫射，但很快就被我们战车上的机枪制压下去了。紧接而来的，是排山倒海式的人潮，雨点式的手榴弹；手榴弹抛出来，他们卧倒；手榴弹炸开，他们站起身来又掷又扑过来。我们不管他手榴弹的爆炸，只将枪口对正他们扑过来的人潮扫射；由一个负伤的士兵，帮我传递已装子弹的弹夹，打完一夹子弹，敌人们倒下一排；后面的敌人又扑前。我第二夹子弹又扫出去了。枪声、手榴弹声、冲杀声、呻吟哼叫声混和一片！天昏地惨，鬼哭神号，双方都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期了。

「轰隆」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自我站立的土墙内边，我在左腿好似被人斩断了一样，膝盖以下知觉全无。身体失去平衡，一屁股跌坐在地下，这才感到膝盖部位颤痛难当，血在顺著小腿涔涔而下。我双手抱压著大腿，抚摸著小腿，断定伤在膝盖骨，情不自禁的说了一声「糟啦」! 我就地一撑，把身子靠坐在墙边。

经过一阵激战之后，战场上又由激转趋于平静，敌人冲锋再次顿挫，双方水静河飞；都在静静地注意对方的动态，均无枪炮喊叫声发出。但我左膝盖的伤，却刺痛难耐，整条腿子痛得抖索颤动不已；右手臂的伤，反而不觉得有什么痛楚。

靠近我左右的官兵，爬近我身边来轻轻的问：「是不是挂了彩?」

在生死系于一发的严重情况下，我只有咬紧牙龈，忍住痛苦，以免动摇军心。以坚定的口吻说：「没关系，你们注意前面，把弹夹装好。」我向他们要了一双裹腿带（可怜得很，我们连裹伤包也没有一个），先将最痛苦的膝盖部位绑著；再在大腿上也紧绑了一度，以制止血往下流。我就地坐在土矮墙的内边，无论如何也支撑不起来。这时敌人又掷来无数手榴弹，鬼喊鬼叫的发起冲锋了!

可是，我方还击的枪声，比上一次稀疏得多，这说明我带上阵地来的官佐杂兵夫，已有不少伤亡。我内心一懔! 在拼命保命的垂死挣扎之下，我连续不断的怒吼，以壮在生者的胆量；将汤姆森搁在土墙上，对中冲过来的敌人扫射，又将敌人的攻势阻遏了。

正在间不容发的时候，后面的增援部队跑步赶到，大声问我在什么地方? 我也顾不得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与目标，叫他们来到我的位置，然后向左右伸展。增援部队是总队部担任内线警卫的特务中队，总队长张续武在无援可增之困境中，连卫兵也赶来前线，这表示是全部本钱「沙蟹」了。

他们是零零落落的来，我只留一组人在我身边，指挥其他士兵抢占两边阵地。

这是，已经拂晓时分，天色由漆黑而转为混沱；混沌中微露曙光，皱紧眉头，集中视线焦点，已经可以分辨出约五十公尺距离以内的事物。看过去，遍地是人，就不知伏仆在地下的究竟是死人也还是活人? 这是攻防战最吃紧的重要关头，在时间上设身处地为敌人着想，他们只有「不进则退」两条路可走。刘长胜的「攻坚纵队」，攻击精神的确是旺盛的话，就会利用这天色将明未明的半小时，破釜沉舟再发动一次猛攻；如果这个「攻坚纵队」是徒有虚名的「水皮」货色，那就要利用这段时间后退，而将这一晚「不远百里而来」的冲杀，功亏一篑。

我一想至此，马上作出一个决定，向左右发出命令，不管敌人动态，不问有无目标，对正敌方来一次全面性的盲目扫射──使敌人从枪声突然转于辽阔密集中，知道我方已经有了援军，就是想再发起冲锋，也是枉然的事，只有白白跑来送死而已。

这一轮放爆仗也似的密集枪声响过之后，只隐隐约约听到阵前的呻吟哼叫声，竟听不到敌人一枪一炮的还击，我感到当面敌情有了不寻常的变化。

敌人竟会由动而静。静到如一池死水似的无声无响，我判断他们在「不进则退」的抉择中，已经决定退却了。

这时晨光曦微，面对东方的天际，已泛起一抹鱼肚色的白茫茫光亮，一百公尺内外的事物，已经可以看到；并且第二次整批的增援部队已经到来。我内心顿感兴奋，连左腿的伤痛也忘记了，右手扶著土墙，左手扶支著枪身，站起身子马上发出逆袭命令，由已经占领阵地的第一批增援部队，掩护第二批刚到来的增援部队出击。

「冲呀!杀呀!」我们冲出主阵地，冲过外壕，踏在遍地尸体，已经扫射界地带；一个个像出闸猛虎，似入海蛟龙，带著挨了一个星期打的满腹怨气，与替自己同志报仇泄恨的满腔悲愤，冲进了高粱地带的「青纱帐裹」。

千钧一发的危险战局，就在这已经不堪一击而最感痛苦的五分钟内，转败为胜了，左右友军阵地，见到我们已经击败当面之敌发动逆袭，他们阵地前的敌人也旗鼓偃息，大家「照办煮碗」，一同下令出击! 一时冲锋号声与喊声，响震云霄。总队部下达全面出击命令! 大家把枪枝夹在腰间，对中高粱地扫射，然后冲了进去，抢占已经失陷的前哨阵地。

当我听到枪声渐稀，而远处高空传来的飞机声渐近；我又见到派出逆袭部队回报的士兵，是挺胸直腰，大摇大摆的向我走来，我断定六天六夜的围困已解，敌人已经无力再攻了。我好像卸下一副千斤重担，吐出一声大气! 整个身躯似太阳照耀下的雪人，右膝一软，跌坐在土墙边再也直立不起来了。上半身成了尘埃满布的泥人，下半身成了惨不忍睹的血人，满头泥沙，满脸汗水混和著灰尘，真是「面目全非」!

不久，总队长张绩武带著幕僚人员来到了。见到我这个样子，紧紧的握著我的手，热泪盈眶，半天说不出话来。很久，才说：「老弟!难为了你──」他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我只报以一丝苦笑。

不久，司令官黄伯韬也带著幕僚人员来巡视战场，他问了我的伤势，叫副官从图囊裹拿出一盒「盘尼西林」，要我即去裹伤注射。并说：「这次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打得很好。」

敌人只求赶快脱离战场，撤退得颇为快速，利用「青纱帐」，主力于当天后撤；掩护部队也于那晚上退得一个不剩。可是，我们连追击的力量都没有。战场上遍地都是伤亡，重伤者在死尸堆裹转动，或发出哀鸣叫号，只求我们的官兵「补枪」；伤心惨目之状，不忍卒睹，不忍卒听! 但我们把敌人的重伤者，一起抬送野战医院。

可是，与我从江西、湖南、湖北来到河南，同甘共苦了多年的官兵，在「中原会战」中牺牲将近一半，另一半的一半也负伤了；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好人，到野战医院来探看我们，大家都有恍如隔世之感。我见到生者，问起死者，我哭了!并且哭声甚哀。

事后得知，当我们吃紧的时候，徐州总部的重要文件均已装箱，准备后退；只要我们的败讯一到，徐州即准备弃守，因已无兵可增可守。这真是一场「惨胜」的战争! 那次黄伯韬与张绩武同往南京接受「青天白日勋章」，我躺在医院裹授「宝鼎」勋章，但我很少佩戴。因为这次战役给予我内心的感受不是荣耀，而是痛苦。我也因此常会想起「一将成名万骨枯」；及「江山代有英雄出，涂炭生灵数十年」的话!

我生平见过的死伤场面甚多，但场面最大，人数最众，情形最惨的则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日本飞机于民国二十八年滥炸衡阳；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二年常德会战；第三次则是三十七年「中原会战」。我身经目击这三次死伤枕藉，尸横遍野，肢离破碎，形同焦炭或水肿腐烂的死亡者，在感情上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之惨无人道，滥炸平民，引起我满腔悲愤，故投笔从戎。第二次见到先期各军师友军，为攻守常德的重大牺牲；被他们壮烈成仁的英勇精神，感动得热血澎湃。惟有这一次在「中原会战」之后，使我至今仍耿耿于怀，戚戚不已的，不是我军的伤亡；也不是共军的伤亡；两军对敌，本来就是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的；各为其主，各为其责，死伤都是份内事。可是，这一次竟会被中共强迫驱使那么多手无寸铁，连军衣都没有穿着过的老百姓，用绳索绑束在手腕上，后面架著机枪，填充外壕，堵塞枪眼的牺牲品。这种惨无人道，也是惨绝人寰的做法，就是由「毛泽东思想」所产生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他们自认是最得意之作的「人海战」!

这种战法，除了灭绝人性的共产党人做得出来之外，据我所知，连以残酷暴虐著称于世的日本军阀，也从未使用过：他们虽然残杀了我国很多同胞，却从未把中国人拿来做他们的替死鬼；他们打得了打，打不了切腹自杀。

而我们那一次抵抗共军「三野」陈毅部「攻坚纵队」一夜猛攻，打死这么多手无寸铁老百姓，却是在无法分辨的黑夜，在共军的想像中，以这种将无辜人命视如蝼蚁的「人海战」，攻击我们已经苦守了五昼夜的残破阵地，必定可以一鼓而下；只待把我们解决了，到他们自己清理战场时大可从容不迫，将这些替他们填沟铺路塞枪眼的民命，集体加以掩埋，消灭罪证。然后再大吹大擂，这是刘长胜「攻坚纵队」执行「毛泽东思想」的功劳；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成效。没想到如意算盘打落了空，「攻坚纵队」碰到我们这个「防坚总队」的硬块上，一败涂地，狼狈而逃，连想毁灭罪证，抛在战场上的重伤者都来不及拖走便溃退了。

这只是我亲自目击，敢于向历史作证的一次实证。但由此类推，中共的所谓「人海战争」与「人海战术」，其罪恶之深重，被胁迫牺牲无辜民命之众多，也是旷古未有的。这笔血债，也只有找共产党人去偿还了。这是我终身不会忘怀有机会就要向世人提出控诉的一次血淋淋的罪证。

共军进攻固然急速，退却也很快疾，说退就退，整个战场上，周围数十里，派出去的侦察搜索小部队回报（因为无力追击）已经见不到敌踪。但遗尸遍野，我们阵地前的高粱地裹，共军筑有纵横的交通壕与攻击工事中，也血迹斑斑。

「中原会战」，就是在这样危急万分，艰苦万分中获得胜利的；这也是我从军十年，打得最惨烈残酷，守得最长久痛苦的一场硬战。我们所负的任务，是驰援被围困的区寿年兵团舆七十四军。结果，区兵团被共军吃掉了；七十二军馀锦源部也像我们一样，将防守面缩小，死守待援，苦战苦守，后与我们会师于商邱店，也牺牲重大，黄伯韬、馀锦源、张绩武、马师恭四位将领聚晤于商邱店时，均有大难不死，恍如隔世之感! 因为黄伯韬那次即已决心自杀成仁，所有重武器与通讯器材及马栏附近，均已安置炸药，只待敌人突破阵地，最后电讯发出，即下令破坏。我们为清扫战场，掩埋尸体，等待补充（因弹尽粮绝，连民家的棉花种也磨成粉拌在其他杂粮裹蒸煮著吃）。大夥儿集中在商邱店内外，「安营扎寨」了数天，中枢派员前来慰问，才回防商邱。

我们在商邱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与慰劳。其他轻重伤官兵，均送到后方疗养，我原来准备入铁路医院，后来张续武将我留医在商邱东门外的天主教圣保罗医院。

我在医院中，除了受到各方面热情的慰劳之外，张绩武、黄伯韬、周岩均写有题词或亲笔慰问信犒赏金送来医院，至今我还记得起来的，是张绩武先生所写两幅条屏上的词句：

其一云「匪势披猖河两岸，人心浮动话中原。问谁可作中流柱? 独挽狂潮欲倒澜」!

其二云「陈岗火海欲吞人，杀声震天动鬼神。一夜冲锋身似铁，诘朝刀剑血痕新」。

那次他是灵感一来便写，写好了便派副官送来医院给我；先后写给我的诗词联及信函，共二十多张，其他的都记不起来了。因为他将那场胜仗，无论对上对外对内，都把功劳算在我头上。据他的检讨，造成敌人最后攻势挫败的原因，第一是我负伤不退；第二是我于援军初到，下令扫射，以示生力军到达阵地，使敌人不敢再攻；第三是能捕捉那一刹那间的战机。当敌人犹豫不定时，下令逆袭，压迫敌人的全面溃退。这三者缺一，均不可能造成胜利的后果。

但据我的检讨，这场战争得获最后胜利的功劳，则完全是张绩武处置适当，增兵迅速。因为他知道，我东北角阵地失守，总队部要受到直接攻击，与其待敌人来攻无险可守的第二线，不如将可以作战的仅有特务队兵力，一齐增援第一绫。他这个决心下得明快，随之便是处置明快；他不待特务队集合齐全之后增援，而是从他房门口到大门口，像赶鸡赶鸭一样，将站岗值勤的卫兵，见一个叫一个，马上跑来我第一线增援，然后才把所有的特务队兵力集合作第二次增援。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心明快，处置明快的话，在那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要等他下令特务队，再由特务队长集合全队兵力增援上来，恐怕我也「顶唔顺」，说不定援兵未到，我已经命赴阴曹。

军人的才能有许多种。有的长于将领，有的长于将兵；有的长于计划，有的长于组训。将将之才，可任方面重任；将兵之才，则只宜任师、团长职；长于计划的，是参谋人才；长于组训的，适宜办教育。还有一种人，在平时一无是处，但只要一上战场，其表现往往优异于同侪，这种人，我相信每个部队都有。在我所识的人之中，即有这样一位战场「怪人」，他平时简直不成玩意。在战场上则是龙精虎猛的战斗英雄。

新五军邱清泉部，有一个军校十 期同学，他凭战功连升，在民国卅六年已任上校团长。我与他在商邱县城有一面之缘，其人貌不惊人，言不出众；同赌「沙蟹」，输钱最多。而且输得莫名其妙的也是他。其姓名我记不起来了。说他是邱清泉的「爱将」，新五军的「英雄」，我真有点不相信；而他以十 期学生「后来居上」，任上校团长则是事实。后据同期好友，在该军任作战课长的陈兆年告我，这位仁兄的长处，就是擅于在战场上捕捉战机，而能当机立断；每次升级，都有一个动人的作战故事，至今我还记得起来的，是他由营长升团长那一次所立的战功。

据说他任营长时，在山东境内，与共军陈毅部两军对峙，各据村庄。午夜，第一线搜索兵向他报告，对面村庄共军有口笛声与马匹嘶叫声。他获报后，即下令所部准备出击，并亲自潜行至最前线侦查，果然发现共军有集结征候。他一方面飞报团部，另派出部分兵力绕过其村庄，向其侧背兜击。他的判断，敌人午夜集合，当不外两种企图；一是攻击，一是退却。如果敌人攻击，派出兵力可扰其后方，俟其攻击行动尚未施实之前，以先发制人手段，前后夹击；如果敌人退却，则俟其退出村庄时，一追一截，两面夹攻，自可获胜。故此，他将迂回敌侧后之部队派出后，即下令出击！

那次共军是想于午夜全面后撤。既然决心退却，当然想赶快脱离战场；在「攻、防、追、退、遭」五种战术中，最难指挥的就是「退」。因为决心退却，不是力不如人，便是势不如人，所以奉到退却命令的部队，无论官兵，其心理都是惶恐慌乱的，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那次共军刚好退出村庄，即被这位仁兄指挥他的部队将其村庄占据并追击；共军退出村庄不远，又被这位仁兄派出的迂回部队侧击。于是进退失据，背腹受刽。新五军其他有关部队，亦乘机全面出击，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获全胜。事后论功行赏，这位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的十 期学生，虽然刚升营长不久，邱清泉破格擢升其为上校团长。

平情而论，这种善于捕捉战机的机智，与当机立断的处置，的确值得赞佩!因为战场上可以致胜之机，往往是稍纵即逝的，难就难在时间上的把握，与决心行动的配合能恰到好处，这可不是书本上学得来的。

在「中原会战」中，还有两件事情，也值得一记，而又必须一记的，一是政府后勤官员的颟顸，克扣与贪污；二是空运空投物资人员的敷衍塞责，胆小怕死，说出来都是令人愤慨的事。但也可由这些地方，找出从窑洞里钻出来的共产党人，能在四年之内打垮国军，席卷大陆的另外一些因素。

我在上文说过，我们出发作战，是没有裹伤包的：我从军十年，转战大江南北十数省，身历大小战役数十次，我所干过的部队，就从来没有领发过裹伤包；我与我的部属，也从未使用过裹伤包；我相信还有干了一辈子军人的老行伍，连裹伤包是个什么样子，也可能会不知道。

其次，我们交二总队于抗战胜利之后，奉命驻陇海铁路中段──徐州至开封之间，一共四年；也一直在这条线上，及附近五省边区打了四年。在这四年之中，我一直是任带兵职务，我们的部队，无论担任攻击或防御任务，都很注重工事的构筑；可是，我们使用的工作器具，四年之中从未补充过新的，并且用来用去，也只有那几把圆锹或十宇镐，又都是笨重破旧的。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在总队会报，提出要求补充我们新的工作器具，并加发可以用来砍伐树木的刀、斧、锯子；及破坏与架设有刺铁丝网的钳子、剪刀。总队部每次于会议之后，都把我们这些请求，分呈各有关上级司令部。但是，四年来我们交二总队就没有获得过一次新工作器具的补充或添发。因此，遇上紧急情况，重大敌情，我们的士兵构筑工事，除了向附近老百姓借用锄头，刀、斧、锯之外，像那次「中原会战」，老百姓逃跑一空，我们只有用圆锹的侧锋当斧头使用；将刺刀当砍伐树枝的刀剪，用以在阵地前架设柴枝竹尖的阻绝工事，用手指手掌来补挖泥锄土器具之不足。

原先，我们还以为是政府太穷，后勤补给军机用品的仓库中没有现成存品，所以也不以为意。只好以「共体时艰」之心，来自勉勉人，自譬自解。

但经过「攻坚纵队」那一晚上牺牲重力，遗尸遍野之后，我们才发现，后勤补给机关，存在开封里仓库面的裹伤包与工作器具，竟是满坑满谷，连封条都没有开过。因为，我们从共军的遗尸与俘虏身上，检获有最新式的裹伤包，与最轻便犀利的工作器具。他们的正式官兵（胁迫冲锋的「民兵」例外），每人身上都有两个裹伤包，一大一小；小的裹轻伤，大的裹重伤。每个裹伤包里，还有「止痛丸」与「红汞药棉」。每人身上都带都有乌亮发光，崭新的新式工作器具：一把工作器具，作数种用途，有如现在的「万能螺丝批」一样，刀、斧、锹、锯、剪、钻，都可以按实际需要，在一个木把柄上装卸自如。像这种来自美国，用作森林战的新式工作器具，我们的士兵固然从未使用过；连我们这些出身「科班」的军官，也从未见过；当我们知道它的来源后，连从来不说「粗口」的张绩武，也破口大骂：「他妈的！这班后勤补给机关的人真混蛋，简直可杀可剐!」

因为我们从俘虏口中得知，他们是攻下开封之后，从我们后勤补给机关的仓库里，获得这么多裹伤包与工作器具的。

请想想看：我们在开封东南面打了四年，请求发给裹伤包与补充工作器具，先后不下十次，我们的后勤官，与那些「王八蛋司令」竟置之不理，宁可放在仓库里等到共军来「接收」，再用来打击我们。这种事，又何能怪我们骂他妈的祖宗十八代！

我不是「一竹篙打死一船人」，说政府在大陆时，所有后勤补给机关的负责人，个个都是贪污或颟顸的混蛋，就我所知道与见到的后勤官，也是「茶瓜送饭，好人有限」。最会刮「粗龙」的大贪官，是出自后勤补给机构的；逃得最快，溜得最早的，也是后勤补给机构的。他们在前方贻误戎机，在大陆祸国殃军，有一个家伙，连逃来海外做寓公，做「白华」，还要在一九五○年秋冬之交，害死累死骗死交警总队长王力忠的两位重要干部于湖南长沙，被中共用五花大绑，游行枪决；这两位重要干部一位是袁庆光，一位是王庭桂。因为这两位死者，都是我的朋友，我也亲眼见到过，他俩被绑赴刑场的照片，刊登在「湖南人民日报」上。

这班贪官污吏，祸国害军，他们刮了「粗龙」来到海外做寓公，又是不是有好下场呢? 据我所知，也是很多人所知，那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如若未报，日子未到」而已。有一个大贪官，撞飞机死了：有一个大贪官，被他的儿子媳妇逐出家门；更有一个贪污了三、五百万的「中等贪官」，他又会被另一个大贪官贪了一笔，为时不到数年竟会死了之后，连棺材也没有。像这种活生生的报应，是警世劝善的最好例证。

其次要说到在「中原会战」时空投人员的怕死不负责。我们与黄伯韬兵团被围困的第四天，因弹尽粮绝，即有飞机来投粮弹。由于四面都是敌人，我们被围在陈岗与商邱店那一小片地区，而共军又无高射炮，照理空运空投人员，是应该低飞，看清陆空连络布版摆放的位置才投下粮弹来的。可是这班「高高在上」的家伙，竟会被共军的轻重机枪威胁著不敢低飞，敷衍塞责，像「羊拉屎」一样，东一包，西一包的乱投；把飞机上装来的东西投完了，又「扬长而去」。投下来的东西，有的投到共军那边，有的投在人马密集的村庄里，所以商邱店曾发生被空投弹粮打死压伤人的惨事。

抗战八年，戡乱四载，这两场内忧外患所造成的战事，我都在作战部队工作，也都是担任基层的中坚任务，从未吃过「太平粮」，做过「卧薪」之士，这是我的幸与不幸；既跟日本人与共军在场上打了那么多年，不能说毫无心得，我自问又是一个肯用脑筋去观察研究有关事物的人，因此，我在以往的战地日记上，于每一次战役之后，都曾作过很客观虚心的检讨纪录。这些，时至今日，虽然岁月相隔长远，所作日记也早已付之一炬，化尘南飞，但静坐回思，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想将一得之见，写下来作为自己的纪念也好，作为后人的参考资料也好，想必不是多馀的。

以上《硬战──交警二总队与中原会战》，原题《硬战》，是以张赣萍著《弹雨馀生述》（台北：龙文）同名一节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文本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