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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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中国走向衰落之机，邻国日本却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并走向了专制的统一和强大。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使其瞄准了积弱的中国，因为在经济上它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与广大市场，在地理上则是志在侵夺中国的广阔土地。而在其根本方针上，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中国真正的走向统一和强大。因此，日本在政治上公然反对中国的国民革命，频繁制造混乱。

清末，日本曾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相当部份的利益。袁世凯时期，日本又诱使袁接受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作为它支持袁氏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1917年后袁世凯、张勋亡而北洋军阀兴，它又支持皖系军阀的北京政权和奉系军阀的东北政权，企图制造中国军阀的持久混战。1918年，它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而扩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贷款支持段参战，从而获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为后来侵略中国垫定了军事基础。

1919年，它虽与中国同为欧战的战胜国，却强迫“巴黎和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它。1919年12月，它与美国私定“石井蓝辛协定”，使美国承认它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权益”。1926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它则派军舰护送奉军出关南下，公然炮轰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源起。1927和1928年春，当中国国民革命军两次渡江北伐进入山东时，它一则借口“护侨”而出兵，二借口“护侨”而公然炮轰北伐军，蛮横阻拦北伐，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因张作霖已成为其侵吞中国东北的障碍，它又公然在皇姑屯将张炸死。

北伐胜利后，东北易帜，中国基本统一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这使得日本加快了它的侵略步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从此到1937年“ 七七”
事变，日本发动过多次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也断续进行过正面抵抗。这一时期中抗日战事被称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阶段先后发生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和绥远抗战诸役。1937年7月7日，日本全线进攻中国，全面抗战爆发。

如果算上局部抗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一共进行了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共进行了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二十二次大会战，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战死，国民党军队几乎牵制了所有日军主力。国民党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国民党的抗战伟绩彪柄青史。

相反，一直号称“为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共，没有与日军打过一次像样的战役(一直引以为傲的百团大战的领导者彭德怀，在几十年后仍因违背了毛的命令而遭到迫害)，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战死。中共很好的利用了这一时机，借抗日之名，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从而为后来夺取国民党政权打下了基础。从彰显民族大义来看，中共较之国民党差之千里，但其说谎、残杀的本事却远在国民党之上。

关于日本入侵中国和失败的预言

隋朝步虚大师的预言诗第五节中预言道：“瀛洲虎，渡海狼，满天红日更昏黄，茫茫神州伤破碎，苍生处处哭爷娘，春雷乍响见晴阳。”“瀛洲虎，渡海狼，满天红日更昏黄”中的瀛洲虎，意指东瀛日本，如渡海的恶狼侵占中国。满天红日，指日本的太阳旗。中国到处被太阳旗的日军占领，一片昏黄阴暗的景像。

“茫茫神州伤破碎，苍生处处哭爷娘，春雷乍响见晴阳”
的意思是神州大地一片破碎，老百姓处处哀嚎遍野。春雷，指原子弹。原子弹炸时，才可见天日。

唐朝的《推背图》在第三十九象预言了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图中有一鸟于山上，隐指一“岛”字；连同图中太阳指日本岛，太阳亦隐日本国旗太阳旗之意。图中太阳的位置或升或降，隐含日本从军事嚣张到战败投降的过程。

谶文是：“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鸟无足，山有月”，鸟字去一足呈一月状，位于山字之上成一“岛”字。“旭初升，人都哭”
，意指日本岛帝国崛起，太阳旗所到之处，万人哭泣。

颂文是：“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十二月中气不和”，“十二月中”指十二月的中间一半，乃六月。此句意指在阴历六月发生的“七七事变”。“南山有雀北山罗”：“罗”指捉“雀”的网罗。此句意指“七七事变”后，日军自北南下，势如破竹，似网罗扑雀一样占领中国土地，屠杀中国军民。“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金鸡”指五行属金的酉鸡年。1945年是已酉年，正是“金鸡”之年。此句意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且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真实。

日本入侵中国和国民党局部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柳条湖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诬指为中国人所为，炮轰北大营的东北军，进攻沈阳。因为国民党正忙于围剿中共，蒋介石提出了“暂不抵抗”政策。一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目地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因此，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退驻关内。不久，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可以说，蒋张不抵抗的认识根源是，事变之初他们以为是日军挑衅行为，未能判断出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还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

日军占领东北后，正在对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只得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也离开江西前线，回到南京商讨对日对策。为尊重国际条约，南京政府马上诉诸国际联盟，国联乃命令日本撤兵，国际舆论也多斥责日本的侵略行动，但因为并未涉及到列强的根本利益，列强的态度不强硬。而日本对此则是置之不理。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形势是内有中共的武装叛乱，外有日本的入侵和列强的坐视不管。这时的中国是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一个“乱中国和忧中国”。中日在军事上的实力有着天壤之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的恶劣国际环境。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1年10月，蒋介石、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会议，并就外交政策达成协议：一、实行统一外交，对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负责，广州不办外交；二、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张对日宣战；四、不主张退出国联。这表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基于自身实力和面临的形势，采取了“和战并用”的政策。

蒋的“和战并用”的政策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既不放弃武力抵抗，也不放弃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诚如蒋介石所言：“我们是弱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忠实的估计。”因此，一方面应该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应该将“任何解决均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这就说明“和战并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战，而是和为手段，战为根本。

这个政策是蒋介石对日本和对中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联盟。

11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关于“攘外安内”政策的提出和评价下文再详细解读)
蒋介石希望先平息国内中共的叛乱，再全力以赴对付日本。

而在民间，日本的侵略行为引发了中国的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特别在上海的抵制行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上海的贸易，因为上海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和制造业中心。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运动，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端。布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等将领的率领下，首先奋起抵抗。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但却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

2月18日，蒋介石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宣传，均认为只有十九路军在抵抗，慰劳物品，亦只送给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仍在困境下艰苦作战。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因为列强在上海都拥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淞沪抗战爆发次日，英美等大国就开始在中日间调停。蒋介石本着“和战并用”的策略，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

列强强硬的态度以及担心国联发起对日本的制裁，使日本于3月3日发布停战命令。此后，中日双方经过谈判，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内容上说，这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因为中国军队丧失了在上海的驻兵权。此后，日本又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了“
第三个中国──满州国”，溥仪为傀儡皇帝，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但是，国民政府利用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策略，不仅赢得了同情和支持，而且为后来的抗战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冀东。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后撤退。

上述战斗，亦使日军付出了上百人死伤的代价。不久，热河失陷，冀东成为不设防地带。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出于“攘外安内”策略的考虑，该协定牺牲了华北的部份权益，比如非武装区的规定。但是同《淞沪停战协定》一样，该条约为国民党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赢得了时间，同时拖延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

此后，日本在华北进行自治运动，并在占领区成立伪组织，企图将华北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它引发了各地的抗日运动，其中包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山西冯玉祥的抗战，绥远抗战等，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许多壮丽的篇章。

而此时的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1931年11月7日，公开建立了“国中之国-第二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在中共编撰的党史教材中，无不指责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政策，并且强烈抨击蒋的“攘外安内”政策。但是此时的中共面对外侮，除了叛乱，建立国中之国，煽动不明真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舆论上抨击国民党，又做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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