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清华大学蔡曙山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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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新红

　　新时期清华大学文科复建，作为第一任文科处处长，蔡曙山在2000年至2005年6年的时间里，不但引导清华文科的建设，还设定了文科的3类评价标准，即成果的数量（量化指标）、成果的质量（代表作制度）、学者和学科的国际化水平（国际化标准）。

　　这些评价标准得到教育部相关部门的认可，至今仍在全国高校内广泛使用。

　　2005年以来，蔡曙山相继到欧美多所知名大学访问。回国后负责清华大学认知科学创新基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创新基地之一）和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的工作。

　　蔡曙山上山下乡时就在中国边远的贵州山村担任过民办小学教师。“从中国最基层的小学到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作为教师和学者，我一级没拉。”他非常自豪地说。记者请他谈谈中国的大学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蔡曙山说：“我想我是有资格谈这个话题的。”



　　蔡曙山：清华大学认知科学基地主任、心理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并任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协会学术助理，国际符号学研究会理事，国际符号交际学院院士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学、哲学以及认知科学等。

　　□采访：本报记者　温新红

　　□受访：蔡曙山　清华大学教授

　　私立大学是高等教育新的增长点

　　《大学周刊》：如果只谈一个问题，你认为国内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蔡曙山：毫无疑问，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基础是三分天下：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和外资各占三分之一。但高等教育基本上还是公有制一统天下。

　　这种不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教育经费的困难。有限的教育经费不得不在全国数百所高校中分配，难以解决高校办学经费困难的问题。由此产生高校乱收费、教育产业化、办大学如同办公司等背离大学办学目标的做法。尽管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但单一公有制的办学模式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看不到这个问题有缓解的可能，相反只会越来越糟。

　　二是中国大学千人一面，从学科划分、院系和课程设置，到人才培养，实行统一的模式。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些问题，如学科设置和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学科设置几十年不变，成为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大学统一考试和统一招生的问题，造成应试教育，特殊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派生的，根本的问题是大学的单一体制。例如，我们学校的一些专业已经没有市场需求，却还在大量招生；而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专业人才，却会因为没有学科地位而不能组织培养。这样不仅特殊人才难以成长，大学的最终产品毕业生也很难面对市场。

　　《大学周刊》：你认为解决高校办学形式单一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蔡曙山：从原则和事实上讲，都不应该存在任何障碍。道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事实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公、私、外的三分天下。从这两个前提出发，我们有理由希望当前中国的大学体制也是三分天下。但目前不是这样。

　　先说“外”。目前我国的大学有没有外资进入呢？我看基本没有。一所大学吸纳外国留学生所得到的经费可以算作外资在大学教育中所占的份额。不仅如此，一所大学吸纳外国留学生的人数和比率还是这所大学世界排名的重要指标。虽然这个比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力增强逐年在增加，但与世界著名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比率仍然还是很低的。

　　再说“私”。中国目前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私立学校，但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足以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我认为，私立大学不仅不应该受到歧视和限制，相反应该受到重视和支持。我相信，中国的私立大学将成为高等教育新的增长点，中国将会产生自己的哈佛大学。

　　《大学周刊》：那么，你认为中国的私立大学应该怎样办？

　　蔡曙山：既然原则和事实上都不存在障碍，剩下的就只有认识和操作的问题了。

　　最重要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对私立大学给予同样程度的信任。私立大学同样可以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

　　2004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50多所高校在江西新亚学院（现江西城市学院）举办第二届中国大学文科发展研讨会。这是一所民办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万人，已具相当规模。该学院院长黄玉林告诉我，他们的发展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如生源问题。目前的高考招生体制使民办高校很难招收一流的学生，事实上，目前民办高校只能招收二三流的学生。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不是处于平等竞争的位置。

　　中国的哈佛大学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要从体制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希望100年后中国有哈佛大学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就应该从现在做起，对它们给予更多的重视。

　　《大学周刊》：到国外一流大学访问有哪些切身的感受？

　　蔡曙山：最强烈的感受有几点。一是，像美国和德国这样以教育和科学立国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大学教育。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长。如哈佛大学已经有370多年的历史，先于美国140年。1986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庆祝哈佛350年校庆时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的学校是美国高等教育甚至是整个美国的一个重要力量。”不仅如此，哈佛人称哈佛为“世界的哈佛”，因为哈佛的影响是世界的。

　　另一点，美国有一种有效的制度，使得社会财富能够流向教育。哈佛大学的经费来源有两个，一是校友捐赠，二是股票上市，财源相当稳定。

　　我们离哈佛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只要看这样一个事实就不难得出结论。哈佛有100多个图书馆，藏书量居世界大学图书馆之首。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文理学院的图书馆，即怀德纳纪念图书馆（Memory
of Harry Elkins
Widener），仅此一馆便藏书800多万册。这个地上五层地下四层由白色花岗岩砌成的宏伟图书馆因其捐赠者哈利·怀德纳而得名。

　　当时，怀德纳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在校大学生，他的家庭富有，且嗜好藏书。1912年去英伦求购书籍后，搭上泰坦尼克号返回美国，途中不幸遇难。其母痛定之后，决意捐出儿子全部藏书和全部家产给哈佛建造图书馆，这样，怀德纳的姓名便永远镌刻在世界最辉煌的图书馆之上。人们踏进这座宏伟的图书馆，在大厅陈列室可以看到1912年4月15日美国当天报道泰坦尼克号海难的报纸，对这充满人文精神的图书馆不禁肃然起敬。我参观怀德纳图书馆陈列室时曾经想到，中国没有这样的制度来鼓励私人捐助大学教育，这是中国没有哈佛大学的另一个原因。

　　以上仅仅是我们与哈佛差异的两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办学的理念，我认为这个差异更大。这个理念是，现代大学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它的基础？哈佛与所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是，文理学科（Liberal
Arts）才是现代大学的基础。

　　现代大学的基础是文理学科

　　《大学周刊》：记得你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4部12门学科分类法”，这个分类法与这个理念相关吗？

　　蔡曙山：是的。

　　我在哈佛燕京学社时，他们每个学期都安排充分的时间来讨论文理学科与现代大学的关系。出国前，我提出“4部12门学科分类法”作为我国学科分类和设置的建议，并提出我国大学教育要充分重视基础教育，充分重视文理学科。我在哈佛大学的见闻更印证了我的看法。

　　《大学周刊》：请你详细谈谈。

　　蔡曙山：刚才说过，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它培养的是高级人才，是未来的社会中坚力量。那么，现代大学应该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知识呢？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成为完善的人，将来才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回答要讲一点历史。

　　古希腊的哲人（智者派）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完善的人，必需具备的知识是“三科四艺”。三科是文法、逻辑、修辞，四艺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欧美国家把完善人格的基本学科重新概括为Liberal
Arts，这个术语的直译是“自由技艺”，也有人翻译为“文理学科”。

　　我发现中国的大学理念、学科制度、高考制度、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这一系列的大事，竟然都与这样一个最根本的学科概念相关。因此，我感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为文理学科正名，重新明确它的外延和内涵。

　　2004年，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4部12门学科分类法”。众所周知，我国的学科分为11个门类，这个学科分类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缺少一个重要的学科艺术学，二是它们的关系是平面的，看不出学科的结构和各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针对这两个缺陷，我提出自己的学科分类法。这个分类法是我的创造，被一些人称为“蔡氏学科分类法”。首先，我主张将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这样我们就有12个学科门类；其次，我又主张将这12个学科门类分为4大部门。

　　《大学周刊》：这个分类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蔡曙山：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一，它体现了科学分类的合理结构。左边的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包括4个门类，理学是基础学科，工学、农学和医学是应用学科；右边的两个部门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包括8个门类，艺术人文是基础学科，社会科学是应用学科。其二，这个结构体现了自由技艺或称文理学科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基础地位。下面两个部门自然科学、艺术人文加在一起，正好就是Liberal
Arts，即自由技艺或称文理学科。文理学科是人类所有知识的基础，在这里是一目了然的。

　　其三，这个分类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例如，现代大学的基础是文理学科，这一点可以用来衡量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大学周刊》：国内的单科大学近些年实际上也在从专科性向综合性大学转型。

　　蔡曙山：不幸的是，它们又都只发展了某一些应用性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等，对基础性学科如文史哲和艺术却置若罔闻。这还是重应用而轻基础。我常常说，这就等于浇花只浇叶而不浇根，看似青枝绿叶，其实是虚假的繁荣。

　　《大学周刊》：可以看出，这个分类法与国际通行的学科分类法一致，这将会有利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吗？

　　蔡曙山：是的。这是它的另一个应用价值。此分类法与国际公认的科学期刊检索系统吻合得非常之好。I部自然科学对应的检索系统是SCI，它的发文量、影响因子、及时指数、引用半衰期等量化指标被当做大学评价、学科评价和学者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II部工程技术对应的检索系统是EI，它的量化指标是大学评价、学科评价和学者评价的另一个重要指标。III部艺术人文对应的检索系统是A&HCI，它的量化指标是文科的学科评价、学者评价的重要指标。IV部社会科学对应的检索系统是SSCI，它的量化指标是文科的学科评价、学者评价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近年来，由教育部资助和推动、南京大学编制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检索系统”（CSSCI）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成为文科科研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评价体系。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CSSCI与国际学科分类的体系是不一致的，它对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这两个部门不加区分，将两者合于一炉而冶。前面说过，这两个部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在我国目前重应用、轻基础的情况下，两者在期刊数、发文量、引用率、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上大相径庭，这对艺术人文各学科的评价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相关学科的生长。例如，艺术学科的很多好刊物，因其引用率和影响因子偏低，每每不能入选。又例如，逻辑学这个从古希腊以来就作为“三科”之一的基础的学科，国内连一份期刊也没有，按照CSSCI的评价，这个学科该如何成长？我曾经建议CSSCI的编制者将其一分为二，即分为C&AHCI和
CSSCI，遗憾的是这个建议迄今未被采纳。

　　应试教育和早期文理分科的严重弊端

　　《大学周刊》：你的观点很明确：文理学科是一个整体，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但文理分科又是国内教育的现实。

　　蔡曙山：的确如此。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所教授的语言学和逻辑学课程是面向全校的，即面向文、理、工科学生的。我发现，很多文科学生的数理化知识几乎等于零；同样，很多理工科学生的人文艺术学科知识也非常贫乏。

　　文理学科犹如人的两条臂膀，让自己的孩子在两者之中仅选其一的做法，犹如让他保留一条臂膀而去掉另一条臂膀，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认为为此应该大声呼吁“救救孩子！”

　　《大学周刊》：你当过乡村小学教师，最近又到家乡贵州省的一些中学作了调研，这次有什么感受？

　　蔡曙山：应该说很震撼。我发现，早期文理分科的罪魁祸首是应试教育。在贵州省独山县的一所中学，我认识了一位非常聪明可爱的女孩，高一学生，已经文理分科。我问她选择文科还是理科，她说选择的是理科。我又问，你都读过哪些文学名著？她说只读过少数几部外国文学名著，但没有读过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只是从电视上看过。

　　我建议她要多阅读这些文学名著，我告诉她阅读是学习的最重要的途径。她说自己也想多阅读，但没有时间。如果花很多时间去读文学书会影响理科考试成绩。还说现在每天经常过了深夜12点还在做作业，周末又要补课。如果不这样就考不上名牌大学。

　　我又问她每天下午是否有时间做体育锻炼？她说这些都没有。孩子们阅读的机会被剥夺了，孩子们的健康和快乐也被忽视了，学校关心的只是升学率，学生关心的只是能否考上名牌大学——他们成了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在独山县的一所镇中学，校长告诉我，由于升学率低，学生普遍存在厌学的倾向：反正考不上大学，不如现在就找一个工作，还可以赚钱。有的学生在外面打工，有的去做生意——他们是应试教育的另一种牺牲品。

　　《大学周刊》：你自己不也是通过大学高考成才的吗？现在为什么却抨击现行的高考体制？你认为纠正现行应试教育流弊最必要、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什么？

　　蔡曙山：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这就是辩证法。任何事情都会走向它的反面。任何事物都是在自我否定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30年前恢复高考，是对当时“工农兵上大学”推荐制度的一种否定。没有30年前的恢复高考，不会有我们这些人。

　　但30年来，这种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也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现在是重新认识和改变它的时候了。我不是要全盘否定这种制度，我只是想使之更完善。

　　我认为可行而且必需的解决之道是：第一，取消全国统一高考，改为各大学自行考试、自主招生。在当前的情况下，可以先增加高校的招生自主权。

　　第二，今后的高考，不论是全国统考还是高校自主招生，都要废止文理分科，改为通识考试，考试科目可以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3门，再加上外语1门，共4门就行了。

　　第三，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成绩带入高考。可以先试行中学成绩带入高考。学生的高考总成绩分为两个部分：中学成绩和高考成绩。中学成绩应该占高考总成绩的60%以上。中学各门成绩优秀的，可以经推荐，免试升入大学。这样可以避免一试定终身这种类似于科举考试的、扼杀人才的不合理高考制度的弊端。

　　《大学周刊》：你认为你的这些建议会被采纳吗？

　　蔡曙山：我不认为会被采纳，至少不会马上被采纳。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论是在我的学术活动中，还是在我的管理工作中，我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在当下总是不被人理解，甚至会受到某些人的批评。但后来终会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当我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的时候，特别是当我感到这些不合理的现实已经影响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时候，作为一名学者，我的良知要求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人们能记住有人曾经说过这些话。我相信我的这些意见最终会被高等教育管理部门认可和采纳。对此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