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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赣萍：硬战 -- 交警二总队与中原会战
在我身经的战役中，打得最惨烈、最残酷；在以一当十之下，胜得最奇异的一场硬碰硬的战争，则是交二总队配属黄伯韬将军指挥，参加“中原区会战”。那次是以“火海”对“人海”，打了刘伯承的“二野”，又打陈毅的“三野”，苦战一星期。最后一仗，打得我左腿右臂先后负伤，就在坚持“最后五分钟”的千钧一发全胜，黄伯韬与张绩武也因那一仗而同获“青天白日勋章”。我也曾获“宝鼎”勋章。
那是在四年勘乱史上，一场空前的大胜仗。不过，据我们亲历其境的人所了解，却胜得十分危险；假如陈毅的刘长胜纵队，在我负责的防守阵地，再发动一次冲锋的话，我固然早就“瓜得”，整个战局也要改观；又假如陈毅的“三野”，能在第六天再坚持下去的话；或者刘伯承的“二野”再加一点夹攻力气的话，黄伯韬整个兵团，连同被围的七十四军，都要像区寿年兵团一样“被吃掉”。
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被吃掉，反而打了一次大胜仗，这是什么原因? 这正如拿破仑所说：“我能坚持最后五分钟，但敌人不能”。也正如我国“战斗纲要”的总则所说：“我们感到最痛苦的时候，也正是敌人感到最痛苦的时候”，及“谁能支持最后五分钟，谁获胜”的道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在河南黄泛区的“中原会战”，就我当时所知及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敌我态势，大概是这样的：
共军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与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以南北夹击之势，“二野”围困郑州（当时守郑州的部队，是交警第七总队长彭自强，湖南长沙人，原任交二总队副总队长，也是一个能打的总队。）策应陈毅的“三野”进攻开封。我军区寿年兵团（区是广东人，该兵团系商邱绥靖区司令周岩的基本部队）及七十二军驰援开封，均被围困，结果开封失守；我军邱清泉兵团与黄伯韬兵团，又奉命驰援。我交警二总队，则任商邱与朱集车站之防务。当时，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我们在朱集车站加强防御工事时，见到黄兵团的主力二十五军及配属指挥之伞兵总队，源源西进，感到整个局势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因为商邱是否能保? 全看这一仗，而在徐州剿总所辖之“华东战区”，可以使用的兵力，差不多都投入到这一次的会战中来了。
我们担任城防的加强工事刚刚做好，忽奉周岩司令官命令，配属黄兵团西进，改任驰援区寿年兵团任务，防务由地方团队接替。说得明白一点，那一次是“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等于“沙蟹”，商邱也等于是摆“空城计”。周岩司令官这一大胆冒险的决定，当不外乎基于两点：第一，区寿年兵团，是他的基本部队，也即是他的“本钱”；如果“老本”不保，他就成了“光杆司令”。在有兵才有官，有力才有势的现实环境中，他就是拼了老命，也想把这点老本救到。其次，如果黄兵团这次不能达到任务，共军挥军东犯，进攻商邱的话，仅凭我们交二总队这点兵力，也很难守得住朱集与商邱。与其将兵力分散，则不如将兵力集中；与其让我们交二总队坐守在朱集与商邱等待敌人来犯，则不如将我们交二总队派出去，加强黄兵团战力，挡住敌人在商邱以西的地区打。于是，我们奉令即行，沿商邱经宁陵、睢县、杞县、陈留到开封的公路线，向西推进。当时的行军序列，黄兵团主力在中，伞兵总队在右，我交二总队在左。说实在话，黄兵团的一般官兵，对我交二总队是不太“敬重”的；对穿着光彩，外表漂亮的伞兵部队，则另眼相看。事实上，从外表看去，他们一切的一切都比我们好，商邱的老百姓就曾说过笑话，说伞兵总队是“少爷兵”，我们交二总队是“化子兵”；尤其在服装上，他们也真似“大少爷”，我们的确像是“叫化子”。但经过那一仗之后，事实证明：“好看的部队不能打，能打的部队不好看。”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跟随黄兵团，通过宁陵，进入睢县，到达杞县县境之后，即被共军挡住去路。共军采用“阻援打点”的战法，滞留我们援军行动，加紧对区寿年兵团的进攻。
黄伯韬这位既非“黄埔系”，也非“保定系”，是国军中行伍出身的“杂牌将军”，却是一位深识大体，能顾大局，具有指挥才能与道德的司令官（与我在中学、军校、参谋班三度同学尹叶兰，任黄部情报参谋多年。据告、黄伯韬原籍广东，生长河北，出身微末，是北洋军阀时代李纯的旧属，由传令兵而排、连长，甚获李纯欢心，将其干女儿嫁予黄为妻）。因为在以往国军中的一般将领，不是恃宠而骄，便是恃才而狂，个人英雄思想特别重。平时表现飞扬跋扈，不识大体；战时则保全势力，有我无人，不顾大局。这是我所见闻到若干将领所犯的通病，但黄伯韬没有这些缺点。就以那次在“中原会战”中的表现，他从始至终都是一派大将风度，所有的处置，不但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
我手边没有详细地图，当时敌我两军的位置，我已记不十分清楚，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我们抵达睢县与杞县之间的商邱店，黄兵团的前卫部队，已与共军打上了。从本队停止前进到黄伯韬下定决心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小时；他的决心是“攻击当面之敌”! 命令伞兵总队与我交二总队掩护他的左右（即南北）翼取守势，由他的二十五军担任攻击。
这个决心之明敏果决是值得人叫好的。第一，被围的区寿年兵团与七十二军命运，危在旦夕，他为了要驰救被围的友军，一抵达战场，即毫不犹疑的决心攻击；并且一开始便是猛攻，不计牺牲，前仆后继。与一般观望不前。畏头畏尾的将领自私作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二，他的攻击决心，是否定了幕僚人员“稳扎稳打”的建议，先在商邱店一带做好防御工事再攻，以求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他的判断，敌人那次“阻援”的兵力，是由原任包围区兵团与七四军兵力分出来的，阻力可能不强。他要在友军尚未被吃掉之前，也即是被围友军尚有馀力吸引住敌人主力之前，即将敌人的阻隔力量突破，以求与被围的友军会合。在他这个判断与友军被包围之下的攻击行动，当然越快越好，越猛越好。如果迟疑观望，等自己做好防御工事再攻，说不定被围友军已被敌人解决。到时敌军倾全力对付自己，那就会攻既无力，守亦为难，我们也要重踏复辙，走上被包围的险境。
所以，他的攻击决心一下，即将他的基本部队二十五军，全力投入战场，毫无保留的猛攻猛打。因此，一开始即出现炮火猛烈的激战场面。可惜他的明敏果决，却未能与邱清泉兵团的行动配合紧凑（其中原因只是据闻而非确知，不敢妄言），所以终因心馀力绌，不但没有把当面之敌攻垮，反而因敌人尽力将区寿年兵团解决了，调出主力向我们取包围态势，开始反扑。
黄伯韬的二十五军猛攻不下。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逾隔阵地，商邱店以西的几个村落，被炮火摧毁俱尽，双方伤亡惨重。等到被围的区寿年兵团不幸被解决，共军陈毅部，倾全力反扑黄兵团的时候，二十五军的战力，已被消耗得连招架之功也有困难了。
二十五军攻击的时候，我交二总队与伞兵总队分驻商邱店南北，担任侧翼掩护任务，是取守势的。我交二总队以陈岗村为中心，分据商邱店东南面四个村庄，起初两晚上（那时制空权全操在我军方面，共军的攻击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共军对我们的攻击并不猛烈；从第三天起，二十五军攻势顿挫，整个黄兵团改取守势待援，我交二总队由四个村庄，撤守为两个村庄；将正面缩小，战力加强。我大队调回与总队部及第一大队的所在地陈岗村，加强防御力量，以待敌人来攻。二十五军与兵团司令部，则以商邱店为中心，守住附近几个村落；伞兵总队则防守商邱店以北。这几个村庄，以商邱店最大。有土围墙、有外壕、有街市。陈岗则是北方那种中等地主的村庄，陈家自住在一个小小的土围墙内面，全部砖石建筑物，总队部即驻在土围内。屋宇座北朝南，土围之外的正南面，有一大坪：坪的东南西三面，则是一些零零落落的佃农或雇农住房，多是土墙用高粱杆复盖，建筑简陋。该村防务，由第一大队与我们四大队担任，一大队任西面防守；四大队任东面防守，西北面是后方，通往友军黄兵团司令的驻地商邱店，由总队部的直属队抽出兵力担任警戒。其中最重要的一线，是陈岗村的正东与东北面，一条东西大道与一条东北大道均通过于此。只有十几家土墙房屋，无大坪阻隔。如果这一线被敌人突破，则可直达总队部所在地的土围之内，我队即任该村东北面的防守。第二、三大队则任陈岗北面另一个村庄的防守。
那次战争。官兵都心裹有数，是一场性命交关的殊死战。因此，阵战划分之后，即不眠不休的构筑工事。那时高粱尚未收割，遍地都是“青纱帐”，这是在北方作战最感头痛的一种农作物；高粱有如甘蔗，高达十尺上下，是一种利于防空，利于兵力运动，掩护攻击者接近阵地的最佳屏障。我们防御部队第一步便是“扫清射界”，将阵地前五至八公尺的高粱树木砍倒；在阵地正面，挖了一条深宽约二十尺的外壕，作为阻绝工事，用竹签树枝插在壕底。所幸河南一带，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沙土地。地质松散，挖壕颇易。另用木板树干，作为各种子母堡及机枪巢的复盖，上用泥土掩埋；以指挥所为中心，向前后左右挖交通沟，准备将这一场料想中的激烈防御战，完全在地下进行。幸好共军是画伏夜攻，而在前晚的攻势又不十分凌厉，故此我们有很充裕的时间，加强工事。
等到我们的防御工事已构筑得差不多了，残酷的攻防战也开始了。
我们配属黄伯韬兵团参加“中原会战”，前后有半个月之久，而由攻击改为防御则为七天。起初两晚，共军对我们的攻击是试探性的；从第三晚上，共军主力由西向而东移动，将我们回商邱的退路截断了。以商邱店为中心，整个黄兵团，陷于四面包围中。所以从第三晚起，战况才较为激烈；而打得最艰苦惨烈的肉搏战，则是最后两晚。
从共军刘伯承与陈毅部所虏获的文件证明，共军对我们交警部队的战力与火力是“另眼相看”的，他们训令上张明较着指出：“攻击国军其他部队驻守的村庄阵地，只要能突破阵地或村庄的边沿，战争即有结束的希望；惟有攻击交通警察防守的阵地村庄，突破边沿，才是正式战争的开始。”他们的文件上又说：“攻击其他国军阵地的时候，可以利用火力间隙跃进；攻击交警部队的阵地时，惟有在密集火力下冲锋，因为他们很少会有火力间断的机会给我们利用。”
那一次，共军对我们的攻击，即是秉从以上两个要点，完全用“人海”来抵制我们的“火海”。除了行破坏性与制压性的火力战之外，他们在冲锋的时候，很少用枪，所用的是胁从而来的“民兵”，也可能根本是老百姓的性命，把炸药捆缚在人身上，空着手扑到我们阵地前来，使人身与炸药一起开花，炸破我们的伏地碉，机枪掩体；再驱使成_成阵的人，作波浪式的冲锋，死了一批又来一批，用尸体填满外壕，用肉体堵塞枪眼，而为他们的正式部队“铺路”。这，就是举世知名，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人海战”!
我在此只记叙那次“中原会战”，最后两天晚上陈毅的“三野”，在我防守阵地前面所表现的“人海”战迹，也就不忍卒睹，够伤心惨目的了。
共军对我们的包围圈形成后，攻击重点，由西南面，转移到东北面，正北面的伞兵总队阵地，首先被突破，造成很惨重的伤亡。黄伯韬的主力二十五军，自攻击顿挫之后，已经大伤元气，不但再无攻击的力量，连防御的力量也没有，杂兵夫都被抽调出来担任警戒任务；所剩下来的，尽是伤兵与非战斗人员。兵团司令部的安全，全靠我们交警二总队与伞兵总队，拱护司令部所在地──商邱店的外围阵地。如果我们的阵地不守，商邱店根本无法抵抗来犯的敌人。
记不起那是改取防御的第三天也还是第四天，伞兵总队防守的一个村庄，被共军攻占了一大半，只剩下靠近商邱店的一角还在据守中。那时，我们交二总队虽然也被攻，但并不费力即将来犯共军打退了。黄伯韬接获伞兵总队阵地岌岌可危的求救报告，因无兵力可以增援，要我们交二总队派兵反攻，协助他们收复已失去的阵地。真没想到这个装备精良，光彩得有如“花花公子”的部队，打起仗来竟会如此“水皮”。
据原在我交二总队一大队任职，而今日也在香港的谭云龙兄说，他们大队那次奉黄伯韬命，反攻伞兵总队已经失守的阵地，只有半天的时间，便将那个己被共军占据三分之二的村庄收复回来了。将阵地交还给伞兵总队之后，又归还制建，回到了陈岗来防守我们自己的阵地。
在轻兵器方面，伞兵总队是全国首屈一指，装备最精良的一个部队。他们的待遇好到什么样子呢? 我们交二总队在分队长这一官阶的人，有手表的就不多；而他们伞兵总队的士兵，大多数都有手表。从这一件小事物去比较，这个部队待遇之悬殊，也就可以想见了。他们的待遇如此优厚，装备如此精良，怎么会一打即垮呢? 据谭云龙兄当年目击他们阵地失而复得的情形分析，那一次他们也打得惨苦，伤亡很重，可是就没有打出一点名堂来。其原因，防御工事构筑不得法，火网组成不够严密，应战时沉不住气，不当打的时候，拚命的打；到紧急关头要拚命打的时候，又没有力气打。把火力与人力都消耗在敌人尚未接近阵地之前，等到敌人以“人海”来冲锋的时候，不是因为伤亡过重，而使阵地的防守力削减，便是由于已经射击很久的武器，在千钧一发时发生故障，因此未能将精良装备的功效发挥，造成伤亡严重，战绩平庸的后果，予人以“虚有其表”或“好看不好吃”之讥。
说了人家再说自己，绝非“丑表功”，那次“中原会战”，得以将危如叠卵的局面保持平安，共军发动陈毅和刘伯承的两个野战军，一共十多个纵队围攻均未能得逞，先期得归功于二十五军的攻击精神，后期改取防守，则完全得力于我交警二总队的沉着应战，官兵应命，每人都能以一当十；以百当千。
那是一场最强硬的战争，也是一场最残酷的战争！
攻防战进行到第五天，敌人牺牲在我火海下的人命，虽然异常惨重，而我方连续遭受五个晚上的输番攻击，不但士兵的伤亡数字日有增加，所有的防御工事，也被炮火摧毁得破烂不堪。所幸制空权完全操在我方，敌人只能昼伏夜动，我们就得利用白天的时间修补工事。但是，由于日工夜战，官兵们已经五天五夜没有休息过了，因此人人疲累不堪。那时，我们最感需要的是睡眠。
以我自己来说，战事进行到第六日早上，我去参加总队召开的干部会议时，他人在报告晚上战况，敌我伤亡，我竟会把头靠在墙壁上，呼呼入睡了。一直轮到我发表对战局意见，才被旁边的同事，把我推醒，从睡乡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只是说：“伤亡太重，疲劳太甚，请求增援，或把我们调到第二线休息一晚。”
可是，我有伤亡；人家也有伤亡；我获不到休息，人家也获不到休息。因伤亡而造成的兵力不足，因日工夜战而造成的疲累不堪，几乎是全总队共有的现象。所不同的，只是轻重之分而已；但以我们防守陈岗的一、四大队最甚。
那时也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的五月初旬。在我的生活体验中，连续不断的不眠不休共有过两次；一次是抗战时的“常德会战”，一次是戡乱时的“中原会战”。前者是冬天，在责任感与好胜心的驱使下，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奔劳中，有十天左右未曾脱衣解鞋安枕过一晚；后者是夏天，在枪林弹雨的生命威胁下，也足有五天五夜未曾合过眼。但在比较上，由于天气与心情的关系，后一次的疲态，更胜过前一次；我自问在挥汗如雨的夏季战场上，任是金刚不坏身，也不可能支持一个星期不眠不休的。
我记得总队长张绩武在那次会议中，曾以痛苦的神情，沉痛的口语作了如下的总结：“根据昨晚上的战况，与从俘虏口中获得的情报，敌人的攻击重点，已很明显的指向陈岗村的正面了。现在黄兵团已自顾不暇，这位司令官的指挥道德，是不容我们稍有怀疑的；事实上现在商邱店兵团司令部的所在地，已经成了伤兵医院，非战斗人员，均露宿在街头，不但无兵力增援我们，现在存的炮弹也少得可怜，昨日就已不够一个基数了。如果今日再获不到空投接济的话，今晚上连炮火也不能作有效的支持。你们想调防休息，请求增援均无法实现。大家实在无法支持的话，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放弃陈岗撤守到商邱店去与黄兵团会合，和他们在一起死守待援；伞兵总队已经决定撤退到商邱店。第二、利用我们的轻装备突围。”
大家对突围一案颇感兴趣，由于在别动军时代突围当家常便饭，所以大家也颇有把握，于是，纷纷讨论突围的办法。有人主张出其不意；先向西南面冲出去，脱离敌人之后，再折转向东回商邱。张绩武对这一案下不定决心，他感到在道义上有对不起黄伯韬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走，黄兵团与伞兵总队一定要被共军“吃掉”。
最后，又轮到我发言，我反对他们的意见说：“对这两案我均不赞成。第一、黄兵团现在整个退守在商邱店，据说土围墙之内的人马密度，有如蜂巢；天上落一颗石子来，也可能打伤人，连杂兵夫都要拿枪任防守任务。我们去，也必定是担任土墙外围的防守，工事不如我们现在的好，地形地物又不熟习，说不定我们立脚未稳，部署未定，就要被敌人冲垮。与其垮在商邱店，则不如战死在陈冈，死了也可获得一个死不后退的名誉。第二、我反对以从前突围的经验，来估计这一次突围的后果；姑不论后果如何，起码，这几天专是我们四大队，负伤的数十名官兵，就要在突围的时候把他们抛弃在此地。他们是为保全我们的生命而负伤的，我们忍心把他们抛弃，任由敌人去宰割他们的生命吗?”他们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最后我悲愤的说：“如果没有人愿意与我调防，让我休息一天再打，我只有在现阵地上打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后来决定不撤退、不突围，阵地照旧，由总队部调出人力来为我们加强修补工事再打。
那次的阵前会议，就是这样结束的。我回到防地又召集自己的干部开会，将总队会报情形宣告后，他们一致支持我的决心，均不赞成因突围而舍弃负伤的弟兄不顾，大家生死与共，向我保证决与阵地共存亡；只要一息尚存，即不让敌人越雷池一步。
他们虽然表现得慷慨激昂，我还是为他们加油打气说：“从昨晚上敌人遗留在我们阵地前的众多尸体看来，他们的攻击，也可能到了强弩之末的困境，我相信再坚持一两晚，援军可以到达，我们的围也可以解了。”我将兵力调整伤亡，把预备队一起投入到第一线上去填补伤亡，把非战斗人员集中在指挥所，作为必要时的使用；要他们轮流作息，准备天黑后恶战。我带兵是只要求原则，不拘小节的，平时在生活方面，根本没有阶级的分别，我也从来不罗嗦他们。但在战时如果作战不力，或临阵退缩的话，我可毫不容情，开口是枪毙，闭口也是枪毙。他们燎解我的性格，我也了解他们的战力，在那几年长期处于作战状态中，平时亲如手足，战时确能互信，虽然我从未枪毙过人，那一次我还重申前令。结果，在那天拂晓时战况最危急的时候，一个名叫熊光辉的战斗组长，从第一线退下来，被我亲自扫了一排汤姆森枪弹，打得他肚破肠流。后来他伤愈归队，我才知道，他的擅离岗位后退，是有一段恩怨原因，也是一次现眼因果报应在内的，这事容后再详记。
那晚上的战况，一开始便是激烈的，黄昏时份，敌人的炮火炽烈密集，对中我们防守的商邱店与陈岗村，进行每次十发“并蒂梅花形”的轰击，而我们放列在商邱店的炮兵，起初可听到还击声，打到半夜便噤若寒蝉，原来炮弹消耗尽了，只有挨打的份儿。那次敌人还使用一种声音异常尖锐刺耳，好似是开花弹的机枪，居高临下向我们作密集扫射。那种枪声响得古怪，是我们前所未闻的；给予人的精神威胁很大，听起来，好像就在头顶开炸，其实它的弹道还是颇高。那种枪弹在头上飞过，像我们这些久经战阵的官兵，也会感到有抬不起头来之感。等到以后我们了解这是靠怪声吓人的玩意，他们也就黔驴技穷了。
那一天反常态之事特别多，晚上九、十时左右，他们即开始冲锋，使用“人海战”作波浪式的冲! 从各方面的枪声动静看来，敌人对其他方面，都是牵制性的佯攻，主要的人力火力，都集中在我大队正面；上半晚的攻击箭头，指向我阵地的正东面；下半晚的攻击重点，指向我阵地东北角的路口上。好在我们自动连发武器，藉工事掩护身体的交叉火网，对付共军那种原始的“人海战”攻势，只要沉着应战，是游刀有馀，可以火力而补人力之不足，以一当十，百以当干的。但是，凌晨前后正东面的阵地，还是被敌人突破五、六次，而每次冲进来的敌人，也都被我们消灭在阵地内。我们捉了两个活口俘虏，从其口供中，才知道那晚上攻击我阵地正面的敌人，是兼程调来的一个“攻坚纵队”。我感到这场攻防战的艰难了。
所谓“攻坚纵队”，又名“长胜纵队”，这是陈毅所属“三野”之中，最有名的一个战力强、装备好、能打能冲的一个纵队；“三野”的其他纵队，攻击我们交二总队阵地，虽然轮番攻击了五天五夜，只有伤亡，而无进展，故调来这个“攻坚纵队”，来一次“硬碰硬”的搏杀。
下半晚，他们把攻击重点，指向我阵地东北路口。这是最接近陈岗土墙围子，总队部驻在地的一个重要路口，在战术上说，这是我方“最感痛苦的地方”，也即是“攻其所必守”的重要部分。因为只要把这一线突破了，便可直取我们总队部。
“攻坚纵队”的攻坚法，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按着他们的“攻击三部曲”进行，先用火力攻击，以炮兵行制压舆破坏性的轰击；再以步兵重武器向我阵地作摧毁性的射击。在这一阶段中，他们所收到的效果，把我们的电话线炸断不少，上下级指挥所的通讯联络，时时会发生中断，但也很快便修复了；此外，便是把那些没有人住，用高粱杆盖复的民房，被他们打来的燃烧炮弹炸起了火，但我们的官兵，都已进入到有掩盖的地下工事裹，对人命杀伤力不大。
第三步便是“人海”战。那是惨绝人寰，将人命视为草芥的一种最野蛮而无人性的“战术”，也即是毛泽东在生被碎尸万段不足以惩其恶，死后挖坟鞭尸不足以赎其罪的一宗最大罪恶，是他所欠中国良善人民最重要的一笔血债。这种把人命贱过蚂蚁的“人海战”国共作战时惯常使用，在韩战场也还是使用。从去年十一月间，中共军事负责人林彪，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所提出来的那篇“继续定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所说“要把美帝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海洋裹”一文中，重点还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军队，使军队不怕死”；最后的结论，则是“以人海赢取胜利”。较早以前，更说过“中共不怕核子战，把中国人炸死一半，也还有二、三亿人活着的。”这是“气壮”吗? 这笔血债，让以后的史学家去清算，在此暂且不谈。我想在此提及的，是他们这十多年来，用以教练军队“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什么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塞枪眼；王杰身扑炸药包；罗光燮以身扫雷…
…等等。不明其真像的人看了，或者会认为他们真个了不起，但以我们这些身经目击的人看来，除了嗤之以鼻外，惟一反应是愤!恨! 再加上一句“没有出息”! 搞来搞去，搞到今日，还是用这一套作为对军队的教材。如果遣也值得敬佩的话，“义和团”那班“大哥、二哥、麻子哥的冤死鬼灵牌，中共是应该搬进“红朝庙堂”去“奉若神明”才对。
以上所举出这班“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看以下我在“中原会战”时所目击的事实。
我不是“唯武器论”者，我承认打胜仗的因素很多，不完全决定于火力，但也不完全决定于人力；我坚决反对中共的“人海战”，我愿在此揭发中共使用“人海战”的真情实况于世人之前，我要向世人控诉中共“人海战”的罪恶!
在“中原会战”中，中共对我们防守阵地的攻击，把“人海战”发挥到了极限的一次，即是调来刘长胜的“攻坚纵队”，向我军发动猛攻的第六天晚上，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以排山倒海的人命，向我阵地作波浪式的冲扑，真是前仆后继，钻进到我们火网裹面来。外壕他们是跃不过的，起初，用人抬着绑接的木板楼梯，想倒放在外壕上面，作为冲锋的桥梁；但他们的人，尚未接近到外壕便倒下去了。以后他们改变办法，以人命来填壕沟，被我们射倒一批在外壕裹，又冲上第二批，第三批，……这样，一直把一条约有二十公尺乘二十尺阔度与深度，长达约一千公尺的外壕，填满了好几处尸体；尸体堆积高与壕齐，然后便以尸体做桥梁，再以“人海战”，扑近我们的阵地。照中共所表扬的“典型人物”与“英勇故事”。这些数以百计的“舍命填沟壕”的人，都应该算是“英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但这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三野”的战斗兵，而是连军服都没有穿，身无枪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是中共高唱要“解放做主人”的真正农民。他们是受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而甘为“人民解放战争”拚命的吗? 不是，决不是，因为事后我们见到的，是用一根绳索，串绑着十个八个人的左手，一起倒卧壕内或地面；我们还在现场检查出中共的“罪证”，有若干人的子弹伤痕，是从身体后面打进去的。这说明一点。中共除了胁迫他们这些善良的农民，作为“人海战”的前驱牺牲品之外，还在他们的后面架起机枪，迫使他们有进无退，有死无生。为着要达到以人命填满外壕的目的，把这班善良的农民，驱使到战场上来，“背腹受创”而后“前后夹击”，这是我目击的事实，也是中共草菅人命的最大罪恶! 中共对“解放军”的教材裹面所列举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堵枪眼”，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就以我亲眼遇到见到的，除董存瑞与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就以那次“中原会战”来说，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中共今日只表扬一个董存瑞与黄继光，这就未免太“厚此薄彼”，我要为那次舍身炸我们的碉堡，用胸膛堵塞我们的枪眼那一批“英雄人物”呼冤而不值了！他们炸我们第一线伏地碉堡与机关枪掩体的办法共有三种，第一是炸药捆在北方农民叉麦杆的树枝叉子上，企图爬近我们的工事，伸在枪眼口上发生爆炸；第二是把炸药绑在人身上，扑到我们的工事前面来；第三是想用手榴弹掷进我们的枪眼裹。可惜他们这三种办法都“弗灵”，人还没有接近我们的阵地。便被我们的自动武器，击毙在阵地前面；炸开了的，也是炸倒他们自己。
像这种“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人，则多是“三野”的真正战斗兵。事后我们从他们遗尸中发现，身上绑有炸药，或手中拿着炸药木叉的死者，只有两三个是穿农民衣服的。
说到“黄继光胸膛堵枪眼”的“英雄人物”，那就与用人命填外壕一样，事后我们检查堆积在工事枪眼前面的重叠尸体，发现最下面两三层尸体，都是穿农民衣服，并且手腕上串绑有绳索的，只有上面或倒毙在尸堆前后左右的尸体，才是穿着“三野”军服的士兵。因为那一次，他们遗弃在我们阵地前面的尸体与重伤者，专是我所守的阵地正面，便有三、四百多具；全战场的遗尸近三千具。战事进行到如何惨烈，也把中共号称“万应万灵”的“人海战”真面目揭露无遗；因为其中半数以上，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老百姓，虽然极大多数都是牺牲在我军火力之下；但也有少数因畏缩不前，被共军押阵驱迫的枪弹射死。但这笔血账，却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共负起清还的责任。
至于号称“攻坚纵队”的刘长胜纵队，他们的真正战力如何呢? 他们的战斗兵亲自上阵，是在上述火力战与“人海战”铺平了冲锋道路之后，这才正式上场表演他们的“攻坚术”。从他们遗在阵地前尸体上的文件，以及捉到他们的俘虏口供中得知，他们的攻击，是分成小组兵力，由“指战人员”分担率领与督战任务；冲锋前要开会，冲锋顿挫了也要开会，打胜了要开会，打败了也要开会。这叫做“打通思想，检讨得失，检查功过，大家抓主意”。
谁都知道，共产党是会议最多的，鸡毛蒜皮的事开会，拉屎撒尿不出也开会：开来开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张“万灵万应药方”。但是，他们军队在战前、战时、战地也忘不了开会，则是出身在湘、赣边区做土匪的贺龙发出的指示。他说：“实行火线上军队开各种大小会，发动士兵_众如何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困境，攻克敌阵，达成任务。在军队首长指导之下，商量商量，酝酿酝酿，征求征求意见；把不同的意见摆一摆，议一议；对有错误意见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一做说服工作。打过一次仗之后，又要检查检查，总结总结。”那次刘长胜纵队，从开封调来攻击我们，就曾开过这种会议才开始冲锋的。先用机关枪驱迫老百姓上阵，为他们填外壕，堵塞枪眼，身绑炸药，都是在会议中想出来的办法，藉以克服短射程火力不及我们密集的缺点。
他们正式战斗兵担任冲锋的时候，每人都把身子扎得结结实实；一律穿桐油浸过的布底鞋，用布条捆在脚踝脚背上；每人有手榴弹，工作器具，大小裹伤包。我眼见有几个家伙的跳高爬墙工夫练得不错，堪称高来低去；可惜他们的手刚刚能抓到墙头，身子已经中弹，又从高处掉了下来。后来我们让他们从墙外跳进墙内，墙内边早有人在“迎驾”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捉一双；那两个活口俘虏，就是这样捉到的。当时翘口不开，什么都不肯说，等到战事结束，到了商邱，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共产党罪恶说个没完。
在“中原会战”中，我总队遭受共军“三野”陈毅部数个纵队的轮番攻击，但以第六晚上刘长胜的“攻坚纵队”较为犀利，他们那种“人海战”，如果兵力分配没有纵深，火网构成不够密集，应战不能沉着的话，阵地是很容易被他们冲破的；就是我们交二总队这样不怕攻。能打真军的部队，也于那天晚上，在“敌有后继”而“我无援军”的情形下，几次被他们冲入阵地。打到最后，我亲自上阵负伤那一次，如果他们再加一点点“工本”，再来一次冲锋的话，我固然早已曝尸陈岗，整个黄伯韬兵团也要在那一次完蛋。
因为从下半晚起，共军发动四方八面的总攻，火力发挥到最大限，整个战场上都被笼罩在一片烟云弹雨中；我方的炮兵，因为没有炮弹，早就成了“哑吧”。共军即利用炮轰这一阶段，将步兵与“民兵”接近我们阵地。“攻坚纵队”发起冲锋的另一特点，是“杀声震天”，故意大喊大叫，“冲呀!杀呀！”之声不绝于耳，想在精神上为他们自己壮胆，给予我们一种恐怖的威胁。这种“夜行人吹口哨”的喊叫，对我们不但不起作用，反因目标暴露，回敬他们的是一种密集的交叉枪弹，打得他们哑口无言。
那晚上，大家都对后援绝望，所以根本不作请援的打算；人人抱定必死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所以，我在地下指挥所裹，只能从枪声与喊叫声去判断那一个方向，那一个据点的战况，第一线防守的人，不会因伤亡而向我报告求援的。我们在阻绝外壕的内岸边，将连日来消耗的空弹壳集中，又布置了一线“地雷阵”将手榴弹埋在地下，上面用空弹壳复盖着，只等敌人街过来，将引线一拉，便可像地雷一样爆炸。这种“地雷阵”，炸死人的威力虽然不足，因弹壳四射，炸伤人的力量是很够的，当我们听到“地雷阵”全面发出爆炸声后，知道阻绝外壕已不足恃，被敌人冲过来了；敌人一过外壕，便接近我们的主阵地，攻防战的高潮，也随之而掀起!
总队部的全面观察，那晚上敌人攻击重点，很明显是指向我的正面。总队长张绩武，担心我的阵地，又无援兵可增，问我的伤亡情形? 我报告他：“已与下面约定，不报伤亡，打到一个不剩为止。”他在电话裹，搬出我们张家的前辈烈士来向我们打气，说了张煌言，又讲张家玉这两位明末时代的诗人烈士，我记得他还曾念了几首张煌言与张家玉的诗，要我纪录下来；迄今紧记未忘的，是张家玉所作的两句：“杀身取义吾曹事，志士何须问葬埋!”悲而且壮，视死如归，那时，我们都有这种气慨!
参谋主任殷兹福，江西南昌人，舆我私交甚笃，他调了两辆战车，放在我阵地东北路口上，作为活动碉堡。他告诉我，总队长已作不成功便成仁的打算。他在电话裹为我打气与加油，则是背诵文文山的“正气歌”。最后他与我同声叫出：“江西文天祥，打死不投降”的口号!
到凌晨三时左右，敌人的枪炮弹密如雨点，房舍起火，电话线被炸得七零八落；上、中、下的通讯连络，全部中断，我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到来了!那晚上我身边根本没有预备队，战斗兵一起填补了第一线连日来的伤亡，只有三十多名非战斗人员，所幸他们也都是久经战阵，知道使用武器。我要他们能够作战的，每人选择一支杀伤力最强的汤姆森机枪；缺乏作战经验的，则用轻便的卡宾枪，并将伤亡战斗兵遗留下来的弹夹，尽量装满子弹，随时准备出击。又将文件整理了一下，不必要的都烧了，必要的打成一包。当我作出种种“杀身成仁”的准备时，三十多名官兵，一个个都神情肃然，我要他们一同默念着张家玉的诗句：“杀身取义吾曹事，志士何须问葬埋”。
拂晓前，东北路口阵地，响起一片密集枪声与喊杀声之后，静下来不闻一点声息，我正为这方面担心，想去巡视阵地，彭承弼队的一个传令兵，从交通壕跑下来，气急败坏向我报告：
“彭队长阵亡了，第一线阵地官兵伤亡已尽，敌人正抢占我阵地各据点。”其他的人听了，都持枪起立。
“马上出击!”这是在心理上早已准备了用生命去迎接的一个关头，所以大家并无惊慌失措之感，我说了这句话，即写了一封“绝笔书”给张绩武：
“总座! 东北路口阵地已被突破，第一线官兵伤亡俱尽，我率非战斗人员出击了。如有兵可增，请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即来东北路口；否则，请在第二线迎战，勿以我死为念。”
我将此信及早包好的文件，交给副队长文振斌。请他携去总队部。（文振斌湖南礼陵东宝乡人，黄埔第六期，与总队长张绩武同期，他却做我这个十七期小老弟的副军，长官部下均是六期老大哥，也是我的经历上一大异数。）他当时紧握我的手，热泪盈眶，一句话也没说，牙龈一咬便去了。我的眼睛没有泪水，却是两团火，一声“拚啦”! 提着汤姆森枪，首先冲出掩蔽部。沿着交通壕，向东北角的路口上冲过去。那时，只听到两辆战车上，发出来的机枪声。我快要接近东北角路口时，在烧着房屋的火光照耀下，见到一个人从阵地跑了下来；我不相信我的士兵会临阵后退，以为是敌人冲进来了，所以毫不考虑，当即举枪射击!枪声响处，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那人双手按在肚子上，身体旋转一下便倒下去了! 我走近去一看，竟然是彭承弼那个队的战斗组长，跟随我四、五年的一个四川籍老战士熊光辉。被我一排汤姆森枪，打得肚破肠流。但他是最忠实勇敢的，怎么会在紧急关头擅自离开岗位后退?
“我该死，请赶快上去吧，敌人就要冲进来了。”他在痛苦呻吟中，断断续续说了这几句话。
“真是该死的东西!”我内心虽然一阵愤怒，一阵怃然，但也不忍见他这样痛苦死去。在身边指派一名伙夫说：“你把他扶下去裹伤。”
这时，枪声四起。我跑步抢到东北路口的机枪掩体工事裹去，内外尸身纵横，我也无暇细看，但所有的枪眼，都被敌人的尸体堵塞住了，在工事内面，根本无法射击。于是，我又爬出工事，在附近一幢矮墙后面，靠着一棵半截树干作为凭藉依托，注视阵地前面的动静。目力所及之处，只见伤亡枕藉，敌人正利用尸体作掩护，蠕蠕而动的向我方爬着接近过来；在军事术语上，这叫做“匍匐前进”!我对正爬动的目标开枪了，其他随同我来的士兵，也在找寻目标扫射，敌人无所遁形，又想以先声夺人之势，喊杀喊冲，一个个从尸体后面站了起来，向我猛扑。这次是短兵相接，双方距离很近；黑压压的人潮，如波涛，似潮浪；冲过来一排，倒下去一排，三十多枝连发自动枪声齐发，敌人的“人海”，还是抵不住我们这种碎骨穿窿的“火海”。一个人在以性命相拼的时候，是疯狂底、兽性底；他们是疯狂的冲扑，我们是疯狂的扫射。经过一阵搏杀后，阵地前的尸堆更高了，地下陈尸的面积增大了；敌人攻势顿挫，活着的退了回去。我直到生命的威胁解除，注意力由前面而收回到自身附近，才感到我的右手臂灼热痛楚，一股似汗水的热流，已经流到我的手背；下意识抬起手来往鼻头一抹，闻到一股血腥味，原来我的右臂已经负伤。我将枪交给左手，伸张右手臂，握紧拳头伸缩了两下，虽然痛楚，但不严重，可见并未伤到筋骨，只不过是子弹的擦皮伤而已。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士兵，自己掏出手帕来，用左手与牙齿，将伤口处缠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战力，阵亡一人，负伤数人。我将剩下来的廿几个人，分成两线“纵深”配置在东北路口上，准备敌人再次冲锋。
刘长胜的“攻坚纵队”，这次是碰上了真对头，“打铁趁热”，他们又发起冲锋了，这次短火力与人命并进，先用轻机枪对正我们扫射，但很快就被我们战车上的机枪制压下去了。紧接而来的，是排山倒海式的人潮，雨点式的手榴弹；手榴弹抛出来，他们卧倒；手榴弹炸开，他们站起身来又掷又扑过来。我们不管他手榴弹的爆炸，只将枪口对正他们扑过来的人潮扫射；由一个负伤的士兵，帮我传递已装子弹的弹夹，打完一夹子弹，敌人们倒下一排；后面的敌人又扑前。我第二夹子弹又扫出去了。枪声、手榴弹声、冲杀声、呻吟哼叫声混和一片！天昏地惨，鬼哭神号，双方都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期了。
“轰隆”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自我站立的土墙内边，我在左腿好似被人斩断了一样，膝盖以下知觉全无。身体失去平衡，一屁股跌坐在地下，这才感到膝盖部位颤痛难当，血在顺着小腿涔涔而下。我双手抱压着大腿，抚摸着小腿，断定伤在膝盖骨，情不自禁的说了一声“糟啦”! 我就地一撑，把身子靠坐在墙边。
经过一阵激战之后，战场上又由激转趋于平静，敌人冲锋再次顿挫，双方水静河飞；都在静静地注意对方的动态，均无枪炮喊叫声发出。但我左膝盖的伤，却刺痛难耐，整条腿子痛得抖索颤动不已；右手臂的伤，反而不觉得有什么痛楚。
靠近我左右的官兵，爬近我身边来轻轻的问：“是不是挂了彩?”
在生死系于一发的严重情况下，我只有咬紧牙龈，忍住痛苦，以免动摇军心。以坚定的口吻说：“没关系，你们注意前面，把弹夹装好。”我向他们要了一双裹腿带（可怜得很，我们连裹伤包也没有一个），先将最痛苦的膝盖部位绑着；再在大腿上也紧绑了一度，以制止血往下流。我就地坐在土矮墙的内边，无论如何也支撑不起来。这时敌人又掷来无数手榴弹，鬼喊鬼叫的发起冲锋了!
可是，我方还击的枪声，比上一次稀疏得多，这说明我带上阵地来的官佐杂兵夫，已有不少伤亡。我内心一懔! 在拼命保命的垂死挣扎之下，我连续不断的怒吼，以壮在生者的胆量；将汤姆森搁在土墙上，对中冲过来的敌人扫射，又将敌人的攻势阻遏了。
正在间不容发的时候，后面的增援部队跑步赶到，大声问我在什么地方? 我也顾不得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与目标，叫他们来到我的位置，然后向左右伸展。增援部队是总队部担任内线警卫的特务中队，总队长张续武在无援可增之困境中，连卫兵也赶来前线，这表示是全部本钱“沙蟹”了。
他们是零零落落的来，我只留一组人在我身边，指挥其他士兵抢占两边阵地。
这是，已经拂晓时分，天色由漆黑而转为混沱；混沌中微露曙光，皱紧眉头，集中视线焦点，已经可以分辨出约五十公尺距离以内的事物。看过去，遍地是人，就不知伏仆在地下的究竟是死人也还是活人? 这是攻防战最吃紧的重要关头，在时间上设身处地为敌人着想，他们只有“不进则退”两条路可走。刘长胜的“攻坚纵队”，攻击精神的确是旺盛的话，就会利用这天色将明未明的半小时，破釜沉舟再发动一次猛攻；如果这个“攻坚纵队”是徒有虚名的“水皮”货色，那就要利用这段时间后退，而将这一晚“不远百里而来”的冲杀，功亏一篑。
我一想至此，马上作出一个决定，向左右发出命令，不管敌人动态，不问有无目标，对正敌方来一次全面性的盲目扫射──使敌人从枪声突然转于辽阔密集中，知道我方已经有了援军，就是想再发起冲锋，也是枉然的事，只有白白跑来送死而已。
这一轮放爆仗也似的密集枪声响过之后，只隐隐约约听到阵前的呻吟哼叫声，竟听不到敌人一枪一炮的还击，我感到当面敌情有了不寻常的变化。
敌人竟会由动而静。静到如一池死水似的无声无响，我判断他们在“不进则退”的抉择中，已经决定退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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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5 2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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