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延安整风运动 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rebecca

◎心缘

中共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延安整风运动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继三十年代初中共肃反运动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彻底清除了党内可以与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直至1976年死去。他领导下的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绝不是什么福祉，恰恰是中共撒谎、血腥、残暴、邪恶的本性，决定了它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只能是黑暗专制的统治和无尽的灾难。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已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该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正了解了不同于中共党史学家所描述的整风内幕，以及更深刻的了解了中共血腥、残暴的历史。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毛泽东和徐特立

整风运动的源起和恐怖的审查

根据中共党史专家的描述，整风运动源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42年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共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1943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1943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1943年和1944年中共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其后，毛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整风运动就此结束。

从上述不多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的时间是中国抗日战争正进入关键的时刻，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用心可谓是一清二楚。而其清除异己，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威的目地也得以实现。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地，毛在这场运动中是极尽其所能，甚至采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海外自由作家凌峰结合《红太阳》提供的详实资料认为：中共的整风学习运动就是一场痞子运动，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一，毛公然篡改党史。为了证明毛是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1940年冬到1941年12月，在胡乔木、王首道帮助下精心出版了中共秘密文件的集子，作为学习资料，即著名的《六大以来》，文集搜集了519篇重要文献。毛在书中作了手脚：一种是删除有碍毛形象的文字，例如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被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大删对“蒋委员长”吹捧的文字；以后就振振有词的清算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林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称呼“蒋委员长”若干次而证明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另一种是修改日期，如《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的形成期是1931年11月被提前到3月，藉以说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一开始就反毛，来掩盖在11月以前其实他们同毛一起联手批判另外一个中央领导人项英。毛用这些手法，把舆论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些领导人有的恐惧“红色恐怖”，有的“顾全大局”，听任毛为所欲为，并在意识形态上一统全党。而这种篡改历史的做法一直延伸到今天。

二，完全不顾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为了打击政敌，在整风开始时，毛好话说尽，以便达到“引蛇出洞”的目地。顺着毛的这个思路，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王实味发表了《野百合花》后，他们遭到了厄运，王实味还因此还丢了脑袋。

三，毛泽东的流氓语言。毛泽东为了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的留苏派，在1942年所做的整风报告中不惜把他们骂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把书本知识贬得一文不值，用流氓语气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这些言论从延安出走的老革命都有披露。毛在讲这些话时，台下还爆发笑声，自然是那些“工农兵”在笑，毛泽东以此拉拢他们，其中不少就是属于同类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份子怎么笑得出口？但是这些痞子语言成了经典。因此同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篇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教条和裤子》社论中批判那些“红色教授”，要他们“脱裤子”，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粗细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这种粗俗、暴力、血腥的流氓腔文章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社论和评论文章！

在《红太阳》和其他披露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一窥整风的恐怖，残酷无情和充满了血腥。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份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物件，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同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的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地，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份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馀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馀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馀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馀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来往，‘谁也不敢理谁’，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寂静，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整风运动的结果─毛权威的确立和专制统治手段的积累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数位的无辜者。

而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建国后将参与整风运动的自己得力干将刘少奇、高岗等人都先后清洗。而逃亡苏联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样：毛通过这场整风运动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

高华根据对当时延安传媒，特别对喉舌《解放日报》的研究，认为该报总编辑陆定一和当时的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已经建构了毛泽东新闻学的框架，“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主要有几点：

1，“党性第一”的原则。胡乔木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也就是“党性”要充斥在传媒的每个细胞里。

2，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陆定一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考虑上面的第一个原则，“事实”和“立场”哪一个重要也显而易见。

3，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原则。他们说：“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一下不发表”，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

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在运动初期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新闻保密和分层次的原则。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就是那时开始发行的，这也是领导人的特殊权利之一。

现时一再发出的新闻改革呼声都冲不破这五个框框。

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

1，
以政治学习来洗脑。内容是听报告和学习文件：听报告是听领导人报告或传达报告，学习文件有二十二个“干部必读”的文件。中共建国后直到今天还在学习所有领导人的所谓著作。

2，
交代问题和相互揭发。交代问题即所谓“向党交心”；相互揭发则以“小广播”为题，包括党的机密，对国内外大事、本单位等有背离中央精神的私下议论，人们一下陷入“红色恐怖”之中。

3，
建立干部档案制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要他们写自传，详细填写履历表，存入档案，而且要反复写，看有没有漏洞和矛盾。还要写“反省”笔记，并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后发展为要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然后组织评定，存入档案。

4，
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王实味当时已经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大、中、小灶制度一九四○年就在全党推行。接着还有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领导干部的保卫制度等等。领导干部一旦犯政治错误，他们享有的特权也随着消失，因此助长他们倒向权势而昧于事实和自己的良心。

利用政治运动一统全党

三、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1，
引蛇出洞，摸底排队。“站队”正确与否，此时见分晓。一九四二年春寒料峭时，毛泽东发出整风动员报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结果他们都挨整，王实味最后还被杀。而后来五七年上当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上当的是跳出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八○年代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者也中箭落马。

2，
另起炉灶向原来的权力机关夺权。文革初期毛泽东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在延安整风初期，一九四一年九月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一九四二年六月乾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领导运动，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职能。

3，
采取激烈手段，达到目地后再道歉。中共的政治运动方式向来是热发动、冷处理。先用逼供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激烈手段获得“成果”，然后据说是避免处理时伤害太多人而冷处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缓和矛盾。延安整风后期的一九四四年，面对不满的干部，毛泽东被迫在一些场合脱帽道歉，但是拒绝承认“抢救运动”为错误运动，避免政敌“翻案”。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也说文革是“七三开”，邓小平也只认为反右是“扩大化”。

中共积累的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其后五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