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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任总统的父亲、前总统、乔治·赫尔伯特·沃克·布什,1974年的时候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还是一只“菜鸟”,他当时的职务是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正在为身陷水门事件泥潭的尼克松总统左抵右挡。如果不是尼克松被迫辞职的话,老布什有可能当上副总统。尼克松的继任者为了安抚对共和党忠心耿耿的老布什,拿
出驻巴黎或者伦敦大使的美差让他挑选。令人意外的是,布什却选择了红色中国——刚刚与之建交的美国在北京开的“联络处”任职。1974年10月21日下午,时年50岁的老布什飞抵北京,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其实就是驻“神秘中国”的美国大使),任期13个月。
老布什有记日记的习惯——把他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倾诉在一台录音机上,然后再整理成日记。《乔治H.W.布什的中国日记》一书将于2008年5月出版,而美国《新闻周刊》12月24日提前刊出了其中部分章节,让外界得以解读当时的“红色中国”给美国前总统布什、以及他的家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前总统布什和现任总统布什思想深处的中国观。下面是布什日记的部分内容——
1974年10月21日:去中国,因为好奇与神秘
对前往中国的选择,我扪心自问:“我是为了逃避吗……是为了躲避新闻媒体和‘水门事件’吗?是为了躲避一切丑恶的事吗?是觉得前往中国是最简单的(解决麻烦的)办法吗?”我认为答案是“不”,(我去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好奇与神秘……
国务院里的人对我们的(新)对华政策吓得要死。国务卿基辛格因为把牌捂得太严,以至于再能干的(国务院)官员们也拿不出什么(中国政策)好创意。我当时希望能有机会结识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管可能会是谁。然而,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的政治本能告诉我,这份新工作值得一试,并且能干得不错。
1974年10月22日:猜猜看,毛主席在哪里?
毛主席与丹麦首相会了面,当时有各种各样毛主席身在何处的猜测。丹麦人不方便说,因为他们发誓保密。有些人猜毛主席已经离开北京到乡下了,为的是好看看留在北京的领导人将怎么表现;还有的人猜测说,毕竟毛主席的岁数大了,所以应该还在北京家中。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里,大家都在猜测,也在议论。这是有8亿人口的国家,但保密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至少我们的耳内里听不到什么。神奇,真是太神奇了!
1974年10月27日:登西山,我想起了纽约
周六,我和外交官约翰以及玛莎·霍德里奇一起登西山。西山的风景很美,但爬起来也挺累。西山门前立一牌子,上书“不许摘红叶”。然而,在我们登山途中,我看到许多士兵和孩子们手里都拿着红叶,是那种浅红深秋的颜色。
上山的路有点脏,有好多的尘土,还有冰棍纸和报纸做的包装袋。这让我想起了纽约的某些地方。整个公园里到处都是喇叭。刚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当它们开播时,走在我们前面,穿着灰大衣的4个孩子彼此看了一眼,然后用手捂住耳朵,好像不愿意听喇叭里播的内容。
1974年11月1日:见小平,拘谨得忘了问问题
我前去拜访(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个头很矮。当我们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先被人领到屋子中间与他合影。玛莎·霍德里奇(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我一左一右地站在邓的两边。然后被领到会客室,我们会面的时间很长,讨论感觉不错……我告诉他,我们的中国政策应该有长足的发展才是。邓小平显得很冷静,他准确地给出了农业人口数据。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但邓还是谈及对印度的关注。不过,由于我太拘谨了,所以来不及问中国(为印巴冲突)做了些啥。
1974年11月26日:基辛格让人怕得要死
简直不敢让人相信,手下的人对基辛格是怕得要死:“他要来吗?他真的要来吗?”
我参加了基辛格与邓小平的多次会面。基辛格在与邓的会面中表现得非常聪明,对历史和国际局势有很深的把握,他应该是最出色的。这与他对手下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周三早晨的会晤中,他大声地嚷嚷:“我要我的手下,我要他们所有的人马上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让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可他们现在在哪里?”我这才明白,他就是这样保持工作节奏的。
1975年5月29日:跟中国人深交不容易
我觉得挺惊讶的,跟中国人深交会是那么地难。那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我一直相信我会认识更多的人,比其他美国人与中国人有更好的私交。但当你与他们深交时,你会觉得你想拿起电话找到某个人,然后交谈东南亚或者俄罗斯局势这样的事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他们有事,他们想交流,他们会打电话找你,但在大事上,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景。
1975年7月30日:怀念北京的自行车铃声
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声音:清晨,公园里的歌唱声,许多公园都有非常动听的歌声;孩子们走队列时“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来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以及孩子们在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还有就是不论是在火车上、公园、大楼,以及其他地方随处可听到的大广播传出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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