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聂丽娟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传得沸沸扬扬的“引渤入疆”最终被众多科学家认定为“缺乏科学常识”的天方夜谭，所谓西藏开建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截流雅鲁藏布江的消息近日也被建设方所否认。

　　不过，这两场争论恰恰说明了中国西北地区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也恰恰暴露了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用水观念和制度性问题。

　　水是支撑地球生命系统的重要基础，是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

　　“水生态系统不仅提供了维持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基础产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还起到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生态过程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功能。”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本月发布的一份专题报告指出，“经济社会取耗水量快速增长，挤占生态和环境用水”，“特别是北方地区，甚至最基本的生态用水也得不到保障，从而造成水生态系统退化。”

　　与自然争水

　　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水，生态和环境的维持也需要水。在以往，有多少建设工程、多少发展规划会考虑到这一点呢？

　　“那达慕”，一个具有鲜明蒙古族特色的传统体育盛会，大多在草绿花红、羊肥马壮的春夏秋季节展开。本月中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程赴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参加了一场由牧民们自发组织的那达慕。

　　在去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召素套勒盖格嘎查的路上，记者曾想象着，这个那达慕应该在野草茂密的草原上进行，虽然已是初冬，草原难见绿色，但地面上至少也应该布满枯草。

　　但眼前的景象让记者颇为震惊。草原已经彻底变成了荒漠，汽车进入召素套勒盖格嘎查需翻越数座十几米高的沙丘，沙漠中不见一棵小草，唯一的植物是已经干枯的树林。

　　在阿拉善地区，草原迅速退化成沙漠的现象随处可见。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调查显示，阿拉善目前的草原生态系统生物种类贫乏，数量稀少，结构简单和营养极少，并随水量减少，植物种类、密度、覆盖度和质量不断锐减。草场每年以2.6万亩的速率递减。

　　阿拉善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沙尘源地。我国沙尘暴的北方路径和西北路径均通过阿拉善地区。

　　“年轻的时候，这里的草非常好，长得也高。”阿拉善查汉滩农民赵文志告诉记者，“记得当时要在草地上开一块地架起蒙古包，割下来的草就能装上一车。那时候，骆驼趴在地上，动一动脖子，周围的草就够吃上一天的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砍了很多树和灌木，盖房子、盖羊圈、砌井……以前羊圈都是用木头干柴盖的，井里面的一圈都是用木头砌的。人多了以后，羊也越来越多，草场上的树和草越来越少。”苏海图嘎查牧民乌兰扣的妻子说。

　　草原大面积退化，马和羊都很难放养了。召素套勒盖格嘎查二队48岁的陶红旗告诉记者，“家里的羊只有30只了，是留给自己吃的。另外养了60只骆驼用来卖钱。”陶红旗说。

　　“草场退化与水资源等不合理的利用有很大的关系。”阿拉善盟农牧局副局长杨生梁对记者说。

　　“这里主要是依靠大水漫灌的方式浇地。”阿拉善农区查汉滩农民柴军贤告诉记者，种一亩玉米，年用水量在1000立方米左右。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铁木日乌德嘎查王学义书记也向记者证实，几十年前，打一口井只要往下挖30多米就行了，如今要打到100多米才能见到清水。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主任贾举杰告诉记者，在我国水资源十分紧缺情况下，水的浪费特别是农业用水的浪费却极为严重，传统农业灌溉方式使农业成为用水大户，其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70%以上，而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仅为发达国家农业用水利用率的一半左右。

　　贾举杰等人正在与当地政府和农民合作，开展膜下滴灌技术的推广。

　　“在我国，由于灌溉技术落后浪费的水资源高达国民总用水量的50%至60%，传统的地面灌溉技术是造成我国水资源紧缺的罪魁祸首。”国家科技部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生态环境建设、水土资源开发与节水灌溉首席专家邱为铎说。

　　一方面是用水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是生态用水不断减少，地表植被迅速干枯、消亡。如今，阿拉善已经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生态退化的典型，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与自然争水的悲剧接连不断地在水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上演。

　　西南地区是公认的目前中国水电开发最密集的地区，记者曾拿到一份长达10页、多达百家的西南地区“部分”水电站资料。而事实上，眼下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得清楚在西南地区有多少水电站，包括已建成的、在建的和已经规划的。“甚至连当地的一个县长，也说不清在自己管辖的地块上，有哪些电站正在开山放炮，哪些正在拦截江河。”一位环保人士说。

　　“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干支流“齐头并进”，这位环保人士表示：“正在进行着的西南水电开发的‘大跃进’，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不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森林的毁灭性砍伐。”

　　记者在西南地区采访时发现，一些中小型水电站蓄水时，电站下游河道完全干枯，不仅动植物得不到水源供给，连当地人饮用水也无法保障。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在发挥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的同时，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河流拦截、水力学特征和生境改变等。”国合会上述专题报告说，“中国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服务功能衰退的问题日益突出。造成这种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然而对于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服务功能重视不够，以及相应公共政策和管理上的缺陷，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重新认识“水”

　　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社会经济服务功能与自然生态服务功能两个方面。但在以往，说到“水”，人们多半只知道其在供水、水产品生产、水力发电、内陆航运、休闲娱乐等方面的作用，对于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服务功能（调蓄洪水、生物多样性维护、净化环境、物质输移和气候调节等）认识不多。

　　国合会“提高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政策框架研究”项目组指出，河流、湖泊、沼泽、洪泛区等多种多样的生境，不仅为各类生物物种提供繁衍生息的场所，还为生物进化及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条件，为天然优良物种的种质保护及其经济性状的改良提供了基因库。水生态系统是野生动物栖息、繁衍、迁徙和越冬的基地，是珍稀濒危水禽的中转停歇站，养育了许多珍稀的两栖类和鱼类特有种类。

　　水还能提高区域环境的净化能力，水体中生物从周围环境吸收的化学物质，形成了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分散、富集过程，污染物的形态、化学组成和性质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最终达到净化作用。

　　水体通过水面蒸发和植物蒸腾作用可以增加区域空气湿度，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质的去除，使空气得到净化。例如，湿度增加能够大大缩短二氧化硫在空气中的存留时间，能够加速空气中颗粒物的沉降过程，促进空气中多种污染物的分解转化。

　　近年来，减碳、固碳逐渐被各界所关注。“事实上，水体的绿色植物和藻类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生成的有机物质贮存在自身组织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说，泥炭沼泽累积并贮存大量的碳作为土壤有机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固定并持有碳的作用，因此水生态系统对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具有巨大的缓冲作用。

　　此外，水生态系统对稳定区域气候、调节局部气候有显著作用，能够提高湿度、诱发降雨，对温度、降水和气流产生影响，可以缓冲极端气候对人类的不利影响。

　　“历史上，我国的水生态系统功能完善，调节缓冲弹性极大，在多次全球性灾难和群体性生物灭绝中，庇护了大批发源于远古时代的珍惜物种，包括大熊猫、水杉等。”王浩说，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我国自然水生态系统完整性遭到深度破坏，出现规模萎缩，结构单一，质量下降，整体功能下降的深度异化，生物多样性在一些人类活动密集区几近消失。

　　在分析中国水系统及其自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的原因时，王浩指出，除了自然水文波动、全球气候变化以外，主要的原因是人为的：

　　经济社会取耗水量快速增长，挤占生态和环境用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统计显示，解放初期全国供水量约为1000亿立方米，到 1980年增长至 4000亿立方米，其间主要是农业用水增长；到2008年全国的供水量已经超过5900亿立方米，其间主要是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增长。河道外取用水量的快速增长导致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量减少，特别是北方地区，甚至最基本的生态用水也得不到保障，从而造成水生态系统退化。

　　土地利用的变化，也导致了自然水生态系统空间萎缩。围垦造田、围湖造地后，一些天然湖泊、湿地和沼泽被农田、建设用地取代，造成水生态系统空间压缩或是形态破碎化，造成水系统及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据调查，中国所发生萎缩的湖泊中，由于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等原因减少的湖泊面积约占萎缩总面积的 2/3。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的入河排污量已经超出了水环境容量。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的监测，2008年中国工业和城镇生活废污水排放量达到 758亿吨，许多地区入河排污量严重超过其水体自净能力，造成水体环境污染，水生态环境服务功能退化。比如太湖流域多年平均产水量177亿立方米，而 2005年取用水量却高达355亿立方米，居民生活和二、三产业废污水排放量超过60亿立方米，污染物排放量超出了水环境承载能力，导致水质在循环过程中不断劣变。

　　王浩还特别指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也带来了不利的生态环境影响。据项目组统计，目前我国建有水库8.6万多座，总库容近7000亿立方米，建成各类水闸4.4万座，水电装机容量超过1.7亿千瓦。

　　竭泽而渔不可取

　　急功近利，过度索取，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淡水项目主任李利峰以江河中的鱼为例指出，中国过河口咸淡水洄游鱼类多分布在各江河水系下游河口水域，也有上溯到江河中上游水域的，多数是名贵珍稀鱼类，有溯河产卵洄游鱼类和降河产卵洄游鱼类两大类，也有海洋与内陆河流之间的近陆洄游和远陆洄游。

　　“大坝与水库建设对洄游性鱼类最直接的影响是阻隔了其洄游通道，而这种影响是毁灭性和不可逆的。”李利峰说。

　　“例如，千百万条中华鲟溯河产卵曾经撞死在葛洲坝上；青海湖入湖河流上一座拦河坝使成千上万条溯河产卵的湟鱼憋死在坝下。”国合会的上述专题报告称，筑坝还阻断了大坝上下鱼类基因的交流，不利于多种鱼类繁殖。大坝下泄水流对下游河床和河岸的强烈冲刷，也对下游堤防和岸边建筑物产生不利影响。

　　据记者了解，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针对水生态系统不合理开发和保护不力所造成的河流断流、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湿地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一系列水生态问题，中国开展了科学研究、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程实施和制度实施等多项提高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行动。

　　1998年大水后，国家在洞庭湖、鄱阳湖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和移民建镇”，恢复长江流域水面2900平方公里，增加蓄洪容积130亿立方米，实现了千百年来从围湖造田、与湖争地到大规模退田还湖的历史性转变。

　　从1999年开始，通过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使黄河连续10年不断流。从2001年到2009年，通过小浪底水库的合理调度运用，黄河共进行了9次调水调沙，使下游的主河槽得到了全线冲刷，将5.75亿吨泥沙送入大海，其中冲刷掉下游主河槽的总沙量达3.56亿吨，显著提高了河槽过流能力。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划定取水总量、入河排污总量和用水效率“三条红线”，即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明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甚至在黄河、黑河实行全流域的水量分配和水量调度制度。

　　“但有些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国合会上述专题报告说。

　　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副总工程师井涌长期关注渭河流域的水资源状况。他发现，由于用水量连年大幅增加，生态用水无法保证，陕西境内河流水生态环境普遍呈干旱劣变的趋向。

　　“渭河流域内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72%的灌溉农业和80%的GDP，同时也成为关中唯一的废污水承纳和排泄通道。”井涌称，陕西省 80%以上、年均8亿立方米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渭河排泄。2004年9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曾认定，“渭河已经丧失了生态功能，成为黄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用水需求的配置不可偏废一方。”井涌说。

　　针对当前中国存在的水生态系统问题，国合会2010年建议，建立健全水法律法规，制定《长江法》和《黄河法》。王浩解释说，长江、黄河、海河、淮河、松花江、辽河、珠江等七大江河是中国最重要的水生态系统，尤其是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流域性水资源保护法规，现行涉水法规缺乏可操作性、针对性和系统性，难以实现对长江、黄河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 王浩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借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河流立法管理经验和针对长江、黄河的实际，制定《长江法》、《黄河法》，实施对长江、黄河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促进人与河流的和谐发展。

　　国合会同时建议国家建立绿色水电认证制度，鼓励水电站的业主采取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大坝建设与管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