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一、毛泽东──特务的制造者

党员必读 · 发表于 2007-9-1 12:38:30

(中国魂2000年3月提供网络版)    陈寒波著
   自由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六月 
   目录
   一、毛泽东──特务的制造者 
   二、共特总部──中共中央社会部 
   叁、海上地狱之一──福开森路六十七号 
   四、海上地狱之二──愚园路青白小学 
   五、华东情报枢纽──善钟路二百叁十七号 
   六、华东共特制造所──愚园路Ｘ弄叁十一号 
 　　　　　　序
   　　陈寒波先生，是民主自由阵营中一员反共抗俄的英勇斗士。不料竟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晚惨遭奸贼的毒手，而成为海外中华民族的反共民主自由文化人士第一个牺牲者。陈先生之死，不仅港澳人士，无论知与不知，为之痛悼，而他的死讯也震惊了整个自由世界。
 
   　　陈先生死後，他遗下了几部着作，被人们抢购一空；而且，港、澳、南洋、日本、美洲各地的书店和读者，正不断地在吊问并争读。陈先生死後，他遗下了一个贫苦不堪的家庭──老母、寡妻和孤幼儿女，同情而钦敬他的人们，由於环境关系，还不能热烈地给他的遗族以安慰和赙助；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的这个心愿一定能够达到的。
 
   　　陈先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独立而艰苦的斗士。他的着作，《今日北平》、《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反共宣传与文艺运动》；以及生前未及出版的《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和《地下火》，还有其他已未发表的文章，却充满了自由的鲜血，充满了反专政、反共特、反卖国的战斗力量。可是，陈先生不幸死矣！这使得无数的反共民主自由人士，为之伤心流泪，为之义愤填膺。他的着作，给予人们以伟大的鼓励和启示，叫我们实践「不自由毋宁死」的格言，他是这格言的实践者。他昭示後死者，要置个人生死於不顾，求民主中国之永生！朋友！你我不都是自命为反共反独裁的爱国斗士吗？眼看得大陆上几千万同胞已经被宰割或正在受迫害中，为了人道，为了祖国，不应当继续努力，加强奋斗吗？
 
   　　蛇蝎盘踞，山河破碎，北望中原，欲哭无泪！收拾大地的责任，有待於海内外志士；继续奋斗，摧毁极权，驱出俄寇，还我民主自由之中华民国。那时候，安葬自由之烈士於其故乡；庶几慰英灵於九泉之下。
   　　在展读陈先生的遗着之前，让我们为他祈祷：　　寒波之精神不死！民主自由之魂兮归来！
   　　　　　　　　　　　　　　　　　　　　　　谢澄平　一九五二年二月谨序於香港
 
 
编者的话
 
   　　当陈寒波先生本年一月十六日在黄大仙为野蛮凶残的暴力用卑劣无耻的手段杀害的消息传播以後，他在本社出版的《今日北平》，《反共宣传与文艺运动》和《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原用李华笔名），陡然狂销一时，不到几天，就供不应求，抢购一空；接着，许多向隅的读者和经销书店，都向本社提出再版的建议。
 
   　　这个狂烈的反应，固然是由於陈氏的被害，益证其揭发暴政罪行的真切，显然中了中共的要害，才引起铁幕以外人们的特别注意，大家都争相购阅，希望由这些书中去了解中共暴政的庐山真相；但最主要的，也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证明了今日人心未死，正义犹存，显示着中共的暴行，已激起了海外社会普遍的愤恨和反抗。换言之，陈氏反共着作的狂销，正所以反映人们反共情绪的激增；这对於共党以暴力遏止反共运动的企图，显然是一个有力的讽刺。因此，有人说，极权魔掌的这一暴行，不啻是自掘坟墓，自己向海外人们提供了一个残暴罪行的现实铁证，而为民主自由的反共运动作了一次有力的义务宣传。
 
   　　本社应本港及海外各读者和书店的要求，除将陈氏上述诸书再版，以补偿前此若干读者向隅的缺憾外，并将在陈氏生前所未及出版的另外两种遗着──《地下火》和《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也同时赶印出来，以公诸於一切爱好民主自由的读者之前。
 
   　　《地下火》，是陈氏以宣传反共为目的的一部五幕戏剧创作，剧情曲折，剪裁缜密，其结构之严谨自然，对白之通俗生动，都充分表现作者具有舞台实际经验的特徵，在今日贫乏的反共文坛中，诚为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
 
   　　在此，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一书，这本书是陈氏现身说法的写实杰作，他在遇害之前不久才送交本社的，也可能是他最後的创作。原来，陈氏是中共的老干部，中共占领上海之後，曾被派到中共华东特务头子杨帆所主持的特务组织里，参与过上海中共的特务核心工作，他在这本书中，完全是报道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对於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都已尽其所知，如数家珍地揭发无馀。同时，由於其文笔生动，描述细致，绘影绘声，益能引人入胜，使读者宛如亲历其境，毛骨为之悚然。不用说，这一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又必为人们所争相购阅，传诵一时，而对於中共的暴政，将更是一个挖心刺骨的到命打击。
 
   　　陈氏本是一个中共的老干部，曾有十多年的党龄，受过长时期的中共党的训练和薰陶，也担任过许多相当重要的工作，何以会突然转变，走到极端相反的另一方向，毅然决然地干起反共工作来？
 
   　　这个问题，在陈氏诸着作的字里行间，显然已经充满了正确的答案，那便是因为他对於共产党了解得大多和太透澈，而自己却又还具有分别善恶的良知和辨识是非的智慧的缘故。具体些说，由於他在中共曾担任过相当主要的工作，参与过若干工作单位的核心组织，特别是他在上海参加特务工作的一段期间，他既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而又缺乏凶残狡狯的根性，显然发生了心灵上的矛盾。可能他就是从这些核心的工作关系上真切地认清了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和擢发难数的种种罪行，自己受到良心的裁判，羞与他们为伍，才愤而脱离中共，毫不含糊地展开了坚决的反共斗争。严格说来，只有这样从共党的内部认清了它真实的缺点和罪行，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才是特别疾恶如仇，意志坚定的最有力的反共分子；也只有这样的人反共，才能知己知彼，才能中其要害，才能容易收到实效。在共党看来，这种「叛徒」，是它最大的劲敌，必欲得之而後甘。因此，今日在海外这许多从事反共的文化界人士中，陈氏独成为第一个遭暴力暗害的殉道者，也绝非偶然。
 
   　　如今，陈氏虽死，他的反共着作，却流传在人间；陈氏的生命虽遭暴力的暗害，他的反共意志，却正借助於中共暴行的激励，作更广泛的传播；中共的魔掌虽杀害了一个反共的陈寒波，却杀尽不了海外许许多多受陈氏着作影响而反共的读者。相反地，中共的暴行愈多，反共的烈□也愈高，反共的力量也愈强。古人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历史的铁律，证以因陕氏殉道而激起的反共高潮，我们益信中共的极权暴政终将不能逃於这个铁律所指出的必然命运。
 
   　　兹当陈氏诸着作发行之际，我们站在编者立场，愿再藉其销售的畅滞以测民主与极权的消长。自然，我们愿见陈氏着作畅销，也更愿见民主势力的高长。
   　　　　　　　　　　　　　　　　　　　　　　　　　一九五二、二一、廿四、於香港。
  
　　　　一、毛泽东──特务的制造者
   　　「我怎样当了日本的间谍」──这是范士白在摆脱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控制後，向全世界发出的控诉，而范士白堕进日本特务机关的陷阱，开始还是自愿的，而「我怎样当了毛泽东的特务」？说来却是在半吓半骗下被迫成的。现在，我既然也摆脱了毛泽东特务机关的控制，难道我不应该向全世界来控诉毛泽东特务机关的滔天罪恶吗？
 
   　　我从小酷爱文艺，美术，尤其爱好诗歌和戏剧，我所以在少年时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因为爱好文艺，美术，因而，参加了左翼文运团体，跟隐蔽在团体内的共党「文特」，「艺特」结了不解缘，致在不知不觉中投进了共党的组织。那晓得参加组织後不久，便在组织命令下被迫放弃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而担任了勾心斗角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许多的冒险活动，精神上，十几年来都沉浸在矛盾痛苦中。而自一九四九年後，这种内在的矛盾底痛苦，更发展到了最高峰。
 
   　　「诗人的梦儿又破碎了」！
 
   　　当我在被迫环境下与组织断了关系一年多後，在一九四八年夏，我的爱人紫清先潜赴石家庄，运用她在抗大时与江青亲密相处的私谊，试探毛泽东能否使我们免於受组织底严重的追究和处分，能否帮助我俩恢复组织关系，後来，毛及有关部门，把我俩在上海的「监狱斗争」和「反管制斗争」的经过报告审核过，并级调查证实後，总算没有使我俩完全失望，总算答应了她，可以给我俩恢复组织关系而免予处分。但对於我尔後的工作方向问题，却说必须侍我亲回到组织报到後才能决定，一九四八年冬她方能潜回上海，所以我直到一九四九年春才回到党中央去──但这时已不是走向石家庄，而是走向北平了。
 
   　　我到了北平後，除了拜访党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安子文和负责文运工作的周扬外，毛泽东和江青也於一个晚上，约了我俩前去，照例唱套党八股来批评了我几句後，就半吓半骗的来给我决定了工作方向：「根据你最近这一阶段的经历，决定了你今後应参加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你必须放弃要求重过写作生活，像你这样曾担任过省委工作的干部，经过这短短的痛苦生活刺激便要求过清静的生活，便浮起你那已褪色的「诗人底梦」，是不应该的，在这革命虽然取得基本胜利，但更繁重的任务正等待我们去大力完成的今天，你这种观念是应该受批评的，你要到社会部去详细洽商工作问题，你要明白，政治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
 
   　　当我俩在夜色朦胧中去出了中南海的大门，想起到达北平这一两个星期来，和过去一批文运同志的往还，尤共是跟诗人艾青，柯仲平等谈起的创作计画，日夜自描自绘的今後在文艺园地中栽培出芬芳的花朵底幻图，蕴藏在心深处，渴望了多时的，重过许多年前的充满了兴趣和美感的文艺工作者生活的梦儿完全粉碎了。
 
   　　「我现在对组织工作和任何行政工作都不感兴趣了，毛主席要强迫我干特务工作怎能提得起劲来」！
 
   　　我俩回到西单的党内同志底招待所，我感到了异常的失望，跟紫清研商通宵，最後，我还是决定再找有关的同志们积极进行活动，请求他们给我协助，向老毛反映，表示我重反文运工作部门的适当，希望他给我变更决定，我接二连叁地找周扬，写信给在东北的丁玲，连党外的与我个人有点渊源的文艺界巨头沈雁冰，我也诚恳地拜托了，但结果，几天後我还是接到社会部约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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