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强拆成寻衅滋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顺风

11月18日下午，因向“拆迁人员”投掷砖头“导致一人重伤”，童贻鸿被武汉警方通知做笔录。由于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于前晨搭乘飞机赴京向北京警方“自首”。昨天下午4点，武汉市洪山公安分局关山派出所的民警向跨省“自首”的童贻鸿家人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童贻鸿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新京报》11月22日）
进京自首的童贻鸿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让人想起了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对抗拆迁的那一刻起，注定就会有一顶罪名扣在童贻鸿的头上，童贻鸿注定会去他“该去的地方”，这是所有对抗暴力拆迁群体的宿命！
对抗强拆，“导致一人重伤”，这是让武汉村民童贻鸿很无奈的一件事。如果不反抗，自己的房子不仅将毁于一旦，而且还没有任何“说法”；抗拒强拆，却又被派出所请“做笔录”。谁都知道，到派出所“做笔录”意味着什么，所以，惶惶之中的童贻鸿想出了“进京自首”的对策，希望国家司法机关能为自己主持公道。当然，这种“进京自首”的做法，也许有“炒作”的充分在内，不排除童贻鸿有引起媒体关注，希望博取舆论支持的想法。但是，即使“进京自首”是一种炒作，也是公民在暴力面前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假如没有暴力强拆，童贻鸿会“导致一人重伤”吗？会不远千里自费“进京自首”吗？会被地方警方以寻衅滋事拘留吗？寻衅滋事的，到底是村民还是那些暴力强拆者？
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顺利完成拆迁，在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常常采取暴力手段迫使拆迁户就范，一旦对拆迁说个“不”字,就被观之以“钉子户”的蔑称，在政府和开发商的眼里，“钉子户”的另一种解读是“无赖户”。由于暴力强拆屡屡上演，导致一些拆迁户被迫采取“自卫”，有的拆迁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走上了上访之路，却被地方政府诬蔑为精神病而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有的被迫以自焚的方式来“威胁”政府；有的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誓与房子共存亡”；也有的与暴力强拆者进行公然地对抗，结果进了“该去的地方”，比如“寻衅滋事”的童贻鸿，进拘留所是“命中注定”的。
此前，童贻鸿所在的南望山居委会主任雷波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事发时，“部分人员在童家附近与童贻鸿发生纠纷”，“纠纷与房屋本身有关，与拆迁没什么关系。”雷主任首先撇清没有“暴力强拆”，而只是一场“纠纷”。现在，当地警方又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童贻鸿，让人感到大惑不解。自家的房子被人强拆，在自家门前被迫进行“自卫”，却变成了“寻衅滋事”，我们想问问当地警方的是：那些跑到别人家门口撒野的“部分人员”，是不是寻衅滋事？是不是更应该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起来？
在暴力强拆面前，施暴者的暴行让我们深感震惊，受害者的遭遇让我们深表同情。而暴力拆迁一再告诉我们，法律和公权力在保护保护公民财产方面，是那么软弱，那么苍白，那么无力。甚至有时候，公权力直接向拆迁户公然进行施暴。面对法律的“无能”，公权力的“无视”和无情，我们的公民还能指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他们能选择的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进京上访”，另一条则是“进京自首”。无论哪一条，都注定不会有好果子给他们吃。
对于武汉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童贻鸿，法律工作者沈彬认为：当地警方在追究童贻鸿“罪行”的同时，也应该追究拆迁方涉嫌的犯罪，这样才能昭示法律的公平和严肃，才能打捞起司法公信。话是这么说，理也是这个理，但是，警方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