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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会依旧升起
关于一个人,抑或一代人,一个世纪的命运
-----题记
1
我的故乡在蜀南腹地-----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连绵不绝的丘陵起伏着、纠缠着包围着这座千年古镇。沱江河日渐污浊的波涛挟着泥沙急速南下,于二三百里外注入中国第一长河,开始了它更为漫长的旅程。在沱江之滨,在馒头似的零星摆布的丘陵间,座落着这个古镇,它曾是闻名遐尔的水陆码头。古镇据说始建于宋代,那古朴的老街,经历朝历代风雨的浸蚀而今已显得苍老破旧,但依稀可见它昔日的繁华、热闹。
关于赵化古镇,我曾在我的许多作品中以不同的感情和视角叙说到它。但关于古镇上那位百年来一直被后人敬仰的君子,我却极少提及。我想我对这位先贤,始终保持着一种远距离的透视,我委实不愿以任何浅薄之作冒昧一位作古多年的先人。仅仅在一篇随笔中,我曾这样写道:
“……在风景如画的富顺西湖之畔,翠云山顶上修有先生之墓……有一个夜晚,我顶着朗朗的月光,来至先生墓前,月光下先生铜像的轮廓坚挺,他的目光似乎在眺望云遮云罩的远山,显得有些凝重。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喝了些酒,便在先生墓旁睡着了,醒来已是华灯初上的薄暮时分,墓园的灯光从浓密的古榕树叶间泻下,抖落在我和先生身上。我不禁想,与先生相比,我们这些现代书生,终日求田问舍,为稻梁而谋,真是令我辈何其汗颜。……”
先生何许人也?先生乃中国近代史上闻名中外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
公元1896年9月26日四时,秋风凄紧的北京城菜市口,直直地站立着六条被清政府以叛逆罪判处斩首的汉子。他们依次是: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尽管六人的地位、官职、性格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仿佛是上天在冥冥之中便已注定了的:他们都是读书人,都通过读书应试而进入仕途。他们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潮,产生了改变中国现状的志向,进而志同道合地走上了改革维新之路,也因此而被一双黑手扼住咽喉送上断头台。
时至今日,那场以大悲剧落幕的改革维新运动对于我们似乎已走远了;然而,考察作为近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一员,也作为变革时代的目击者和实践者的刘光第,其意义却有着广阔的伸延。
唯其如此,我想,只要太阳依旧上升,只要刘光第墓前肃穆的人群依旧来往。我就要写下它:写下一个人,抑或一代人,一个王朝与世纪的命运终结。
2
我老是疑惑:为什么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总有人要站出来说话?而这些历史和命运的代言人,又为何总是来自知识阶层?
1984年的秋天,当我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时候,我回到离别已久的故乡赵化古镇。当时刘光第陵园尚未修建,而我是抱着对这位先贤的敬仰,来寻找他的遗迹的。我在古镇外一里许的田野中寻到了刘光第之墓,班驳的墓碑,杂芜的荒草,沉沉的落日步履蹒跚。立于墓前,我不禁为一代英杰的落寞,陷入沉思之中。我拦着一个背着书包回家的孩子问:你知道刘光第吗?孩子摇摇头,反问我:他是几年级的?
在故乡我寻到了这位先贤的故居,也访问了尚在人世的他的族人,知晓了刘光第年少时一些闲闻逸事。心中对这位先生愈发地敬重起来。临行前,我特意置了一个花圈,再次来到刘光第墓前凭吊,花圈上书挽联:
江水滔滔,共一片斜阳,长写出壮士当年豪气;
赫石璐璐,添几椽庙貌,好留与后人终古膜拜。
后来,也就是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臼,我太奢望了!历史,原本不是要在众多的人之间传递的,它或许仅仅作为一种被溶解了的秘密潜行于极少数人的血脉里。
公元一八五九年,刘光第出生于富顺赵化西街的一户穷人家庭,取字裴村,名光第,大概希望其光其家族,耀其门第的意思。光第祖籍江西瑞金,后迁福建平武,再迁四川富顺。其父在光第幼年即已去世,家道早已中落。就象许多贫穷而不乏见识的中国旧式妇女一样,刘光策的母亲尽管食不果腹,仍勒紧裤带送他去私塾。我想,如果不是这原初文化的熏陶,刘光第至终也必将老死于贩夫走卒之中。
现在,让我的回头看一看刘光第成长时的世界吧,那是怎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岁月呢?
就在刘光第出生的一八五九年,英法军舰炸断大沽口外拦河铁链,进而炮轰大沽炮台,直隶总督史荣椿等高级将领战死;也就在同年,一生懦弱多病的清帝咸丰抖着双手签署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拱手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送与沙皇;割九龙尖沙嘴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白银八百万两,增开天津为商埠。
一八六O年底,当开发不足百年的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四位,铁路总长居世界第一,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时,咸丰帝却从圆明园仓惶逃往热河,直到次年死于承德山庄。此后,光绪继位,慈嬉垂帘,朝庭愈加瘸败。吏治不清,官员们贪赃枉法;民怨沸腾,百姓苦不堪言……
够了,无须更多地引据旧籍了。刘光第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昔日的康乾盛世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作为诗人,刘光第已经没有一个值得以任何赞美和骄傲的祖国;作为人臣,刘光第亦无可以凭借的强大的政治依托。唯有当作为一个生于乱世的读书人时,刘光第尚可以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作一次艰难的选择。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刘光第参加乡试,中举人。次年,进士及第,出任刑部主事,开始了他十余年宦海生涯。
一介天子脚下的京官,刘光第理应比较多的接触到了豆剖瓜分的现状。
面对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面对虎视耽耽的欧美列强,面对残破的山河,斯时的刘光第,就象任何一代处于成长中的文化人一样,还没有看出理想与出路何在,没有看出明天的太阳究竟该从何处升起。从他所写的《香港舟次夜》一诗中可知他那时是何等彷徨与痛苦:
水碧山青画不如
楼台尽是岛人居
依稀三十年前月
曾照华民采夜鱼
作为京官,作为一个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员,刘光第有更多的条件去贪污、去腐败,就象千百年来的官吏一样:纳妾讨小,买田置产,封妻荫子……然而,刘光第却是勤政爱民,他自认有责任去考察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命运;去为那个他所热爱的,却不热爱他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刘光第和志向相同的谭嗣同、刘旭等人结为同志,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与其说是他们为官清廉与理性的良知,勿宁是文化的力量与人格的光芒。刘光第常想,唯有那种来自文化深层的力量,才能形成文化人血液里的人格精神。倘不信,可打开中国那一册厚重的尘封历史,我们便不难从中找出读书人中的先躯者。他们是望门投止的张俭,阻迎佛骨的韩退之,变法图强的王安石,饮血刑场的鉴湖女侠秋谨……
尽管时代、身份、事迹各异,但将这些人贯穿在一起是文化和思想,是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崇高精神的照耀。因而他们各自所演绎的一幕幕悲剧和正剧,其意义在于他们以其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为我们重塑了传统文化中不愿沉沦的一代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新概念-----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上应该闪烁理想的光芒,应该具有人类的良知!
3
十余年的京官生涯,刘光第是如何度过的呢?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园和几间客舍作为寓所。宅中仅有一老仆把门,虽有客至,亦不过“沽白酒,煮芋麦”而已。除了上班例行公事外,他一律“健户读书”;“天下如此,我辈安得侈符瑞自狂哉!”他的一首京寓小园的小诗为此作了十分精妙的注脚:
短墙骑马客难遮,
栽竹嫌窥寂寞家。
戴笠呤身藏日下,
闭门生趣满天涯。
残蔬雨过还新绿,
老树春迟得久花。
剩有销沉古今意,
夕阳庭际数归鸦。
这种“闭门生趣满天涯”的生活,并非一味沉溺诗文与书斋,乃在于斯时的刘光第,尚无长策去兼济天下,那么,独善其身便是唯一途径了。在“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的悲凉心境中,在“为良臣不为忠臣,作肖子不作孝子”的慷慨陈词里,我分明感到他的视线正在穿越宣纸和书斋;他在等待一次机会,一次能够兼济天下的机会。
行文至此,我想我们有必要再度将目光投向那个鱼龙共生,泥沙俱下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上个世纪后半叶是个开放的时代。然这种开放并不是因为清王朝真正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是在内外交困中西方凭借船坚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王朝在列强建立近代化国家的趋势下,不得不为的消极开放。其结果是:鸦片与上帝俱来,侵略与启蒙同在。
公元一八六一年一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外交,通商,海关,训练新军等“新事物”。它的建立,标志着近代史上洋务派及其运动的产生。然而,尽管洋务派的先生们设立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新式工厂,但他们的本质却并不是要力图从体制上、灵魂上对清王朝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进行大动作,而是企图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善、加强其统冶。因此,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注定了与谭嗣同、刘光第等人要求“器既变,道安得不变”的维新派政治主张大相径庭。与潭刘同时,而作为在野学者之严复,其思想大抵可作变法的代表: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而以马为用者……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正在这种欲将中学与西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合二为一,推陈出新的思想驱使着刘光第们,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于今天的一代代知识份子为其寻找最佳契合点。虽然刘光第们面对是一个五千年来最黑暗的王朝,但他们仍然出击了!以他们的一腔热血,五尺微躯;以他们对新文明的渴望和憧憬……
也许,中国的知识份子最可敬和最可悲之处就在于此:在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精神!在这里,成功与否已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参与,是过程,是曾经有过的奋斗和抗争……
让我们记住:与其厮守着平庸而腐臭的死水作茧,不如倒在探索的路上成为后来者的路标。
4
古镇赵化,窄窄的青石板街道的尽头,有一座曾经颇有气势的两湖会馆,九重飞檐托起的天空,风铃犹在喑哑地摇动,仿佛在诉说无尽的沧桑和屈辱。早在四十年代,人们为了纪念刘光第,便以先生的字裴村为音,在会馆内设立了培村中学。文革中,学校更名为赵化中学,沿用至今。两年前,校方闻说刘光第有子孙在海外作学者,欲回乡扫墓,且将向学校捐款,遂向上申请重新启用培村中学原名。但到后来,光第的子孙虽也回到了故乡,但似乎并没有向学校捐美元,学校的名号便也未改过来。此事我闻之于赵化街头一老人,不知所言是否属实。但光第的孙辈确也曾回故乡,是陪香港一财团总裁来的,总裁与领导握手的照片登在报上,风光了好些日子。
也就在赵化古镇上,刘光第的嫡系孙辈仍健在,开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店铺做生意。对于他们而言,有无这样一个值得骄傲的祖先已不重要,重要的倒是明天如何赚到更多的钱。
但是,即使所有人都已遗忘,我却忘不了,忘不了一八九八年那个多风多雨的夏秋之际。
七月十九日,由于支持改革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光绪帝召见了刘光第。召见时,刘光第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次日,光绪授刘光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独善其身的困境过去了!兼济天下了的机会终于到来!虽然这一线曙光来得如同电光石火那样急速,但是,它毕竟给了刘光第实现抱负的契机、给了垂危的清王朝最后一次振兴的机会。
一八九八年,中国离中兴之道仅仅一步之遥:
七月三日,诏立京师大学堂;
七月十二日,颂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七月二十九日,命各省兴办中小学堂;
八月二日,在北京设立矿务铁路总局;
八月三十日,撤湖广、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等地的巡抚等一干冗员;
九月十一日,京师及各通商口岸设邮政分局;
九月,废八股制度;
……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常暗想,如果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措施,真能在那时得以施行;如果戊戌变法能提早五十年,那么复兴康乾盛世的天朝大国并非不可能。也许,那样将会有一个强大的君主立宪的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然而,这都只是虚拟的假设。残酷的现实是:当那场革命还在襁褓之中时,就已被那个远在颐和园的老女人的冷笑宣布了死刑。
……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已摧毁了当年的一切:无论光荣还是苦难,无论英雄还是懦夫。今天,隔着遥远的时空,我已很难揣测当初刘光第是如何面对那山雨欲来时的一切灾难了。就在当年七月二十六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罪名,上书请杀。光绪怕慈禧看见有不测之祸,将奏折交转谭嗣同批驳,谭写道:“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在旁见了,提笔再书:“臣亦先第请先坐罪。”
然而,尽管刘先第、谭嗣同尚在为康、梁的命运作担保,却不知灾难已将血腥的利爪伸到了自己头上。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号炮,为刘光第们的维新变法运动画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也为黄昏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
5
一部叫作《戊戌喋血记》的长篇历史小说,对六君子临刑前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刘光第)站在监斩台前,屹立不跪,并向台上的刚毅沉声问道:‘祖宗法典,临刑鸣冤,即盗贼命犯,亦当代陈堂上,请予复审,何况我等大臣?不讯而诛,如国体何?如祖宗法度何?尔等更将何以昭示全国臣民百姓?’”
“扬深秀也在一旁质问道;‘本朝气数已尽,奄奄一息,尚能诛谏官么?’”
“林旭望了望台上的刚毅又环视了一下刑场的景象,叹息了一声:‘吾辈死,正气尽也!’”
“康广仁戴着铁镣手铐,站在他的身旁,却应声哑然而笑:‘暾谷,你太悲观了,八股已废,人才必将辈出,我辈何患没有后继人?我等死,人心必将震奋,而中国的复兴复强也就有望了,何言正气尽也?’”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们早已将这次革命的前因后果总结得相当周全,我却更愿意从文化意识上去考察它;维新与守旧,与其看作两种政治力量的搏斗,不如看作两种文化体系的交锋。一种代表着科学与民主,一种象征着专制与愚昧。交锋的结果却是腐朽文化凭借政权战胜了新生文化。这,大概又是文化史上黑色幽默的一笔吧。一个被君臣父子,祖宗法度所囿的国家,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那走向历史深渊的车轮,岂是几个知识分子的臂力所能挽救的?对于一个苦难深重、道德泯灭、文化沦丧的时代,最好的挽救办法不是医治它,抚慰它;而是-----打倒它!摧毁它!这一点,一直要等到刘光第诸君子断头十数年后,才会被另一群知识份子理解,才有了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被推翻。
时光的风雨不断地冲刷岁月,人类不断地发展,又不断地遗忘。连五千里江山,四千年文明也只偶尔闪烁于你我黄皮肤的血缘了。那个连热爱它的臣子也要杀之而后快的屠夫朝代,那个操纵在一个昏庸麻木的老女人手里的萎糜朝代;它以它的政权机器将一群试图挽救它的知识份子送上了断头台,却没有想到仅仅十余年后,它自己也要被另一群知识份子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历史的无情,是否就是这种命运般的轮回呢?
除了时光,又有谁能解释人类的秘密?
先第先生之墓在荒野沉寂了九十年之后,被人们搬上了富顺西湖秀美的翠云山陵园内,他的铜像也如生前的先生那样,目光坚挺、沉稳,闪烁理性的光芒。陪伴他的是青松与白云,各种花卉在季风里如期开放。
数月前,我再次回归故里,又一次寻找刘光第的踪迹。
我漫步于刘光第出生的罗汉坝,我驻足于他读书的桂香池,我泛舟于刘光第儿时游水的沱江上……
一切都古老得象缥渺的传说,在君子注目过的这片土地上,我也重新注目这一切:青山、绿水,城市以及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我知道当所有记忆和往事都如烟消失,但太阳,太阳会依旧升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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